1927年12月的广州起义是中共早期革命的三大起义之一，被中共六大称之为大革命失败后“退兵时的一战"。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广州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多偏重于政治意义的总结，从军事角度探讨广州起义得失的成果相对较少 。笔者认为，中共早期军事工作在广州起义前后有一个重要的策略转变，即从强调发展武装工农到提出创建正式军队。正如毛泽东所指出：“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参与过广州起义的共产国际代表谢苗诺夫于1928年2月在莫斯科作报告时，也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在广州暴动后意识到，在直接革命形势下，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是建立军事组织。"那么，这一军事策略转变是如何实现的？广州起义在其中产生过怎样的影响？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对于广州起义相关研究的深化不无裨益。
一、从“注意军事”到“军事投机”：广州起义前中共对军事工作的认识歧误
大革命失败前，中共对军事工作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革命应采取“由宣传而组织训练而军事行动”的步骤，即先发动民众运动，等民众“觉悟”后再开展军事行动；在直接革命阶段， 先建立群众武装，待起义成功后再从中创建正式红军。因此，中共早期革命工作的重心在于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等各种民众运动，军事工作则进展缓慢。经历了五卅运动，中共认为中国的民众”不但了解他们的痛苦和痛苦的来源，了解革命的必要，并且还相当了解革命的方略" 由此“国民革命从五卅开始了" , 军事工作也成为党的工作的一部分。但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共在大革命时期总体”看轻了军事方面的工作" 导致军事工作成绩并不明显。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上曾坦言道：当时曾“把在其他工作中不好使用的较差同志派到军队中去"导致当国民党进行武力反共时，中共几无招架之力，表面轰轰烈烈的民众运动最终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的恐怖政策，中共所能做的也只有通过武力来反击，＂注意军事”和“建立武装”成为此时中共革命工作的重心。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在汉口召开，大会系统检讨了以往对武装问题与军队之关系的认识，认为过去”中央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在会上，毛泽东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并提出“以后要非常 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重要论断。在八七会议之后关于湖南秋收起义的讨论中，毛泽东又再次提出：“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毛泽东所指出的“注意军事”，主要是针对国民革命时期过于强调民众运动而忽略军事运动提出来的，希望中央能够以更多的精力放在军事上。在毛泽东看来，“注意军事”不仅要武装工农、发展群众武装，同时还需要用更多精力去建立军队。但由于中共中央的工作重点仍在先建立群众武装，再从中生成正式红军，毛泽东所主张的“注意军事”，随后竟被指责为犯了“偏重军事”“军事冒险”的“军事投机”错误。在中共党内，“军事投机”这一术语最早出自于陈独秀。早在1923年12月，陈独秀在《前锋》杂志就发文指出：“单靠军事行动取得政权， 这是墨西哥式葡萄牙式的军事投机。"而将“军事投机”视为党内机会主义错误专门提出的，是1927年8月29日中央临时政治 局常委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其中规定：“土地革命必须依靠真正的农民的群众力量，军队与土匪不过是农民革命的一种副力，坐待军队与土匪的行动，或许纯全依靠 军队的行动而忽略农民之本身之组织力量与行动，这也是机会主义的一种形式的表现。这样 领导暴动，暴动无疑义的要归于失败。这不是暴动，这是一种军事的冒险，或者军事投机。" 无论是陈独秀还是后来的临时中央，提出防止 “军事投机”错误的初衷，是为了避免地方党组织不注意去做艰苦地发动群众的工作，只是单纯沿袭辛亥革命式的军事运动，即只注意动 员军队的军事长官或会匪，忽视了群众的力量， 从而形成群众包括党依附于军队的局面。但对于实施起义的主角——地方党组织来说，要取 得成功，必须具备基本的武装条件。如毛泽东 所言：“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 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暴动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于是，1927年9月广东省委向临时中央提出：“工农军与有训练和有组织的军队作战，要想取得胜利是很难能的"'"现在城市的工人大多数没有枪支"'"城市要实行暴动，必须要有得力农军的帮助”。这本是正常向上级反映起义中的困难，却引起了临时中央的激烈批评。临时中央认为广东省委“实在太书生了。假设在乡村中农民暴动很激烈，城市已经很恐慌，而工人群众的革命情绪又很高涨的时候，我们无论有多少枪支，都应立即举行暴动，不能等待得力农军的帮助，换言之，便是不要等待直接的军事力量，否则便是军事投机"无独有偶，9月13日鄂北特委在报送中央的暴动计划中因强调“鄂北农民运动当以枣阳为中心，枣阳农协只百余支枪，如果军事动作农民可以起而帮忙，若想以农运而影响军运亦不可能，秋收暴动有些地方可以干，但希望是很少的"'也被中央指责“过于相信军事不相信群众"'是“根本抛弃中央秋暴计谋而去干军事投机的把戏”。
在这种背景下，各地党组织为了避免被扣上“军事投机”的帽子，即使已经意识到不具 备起义的条件，仍然勉强进行，自然起义也大 多以失败告终。在总结失败的原因时，地方党 组织责怪中央或省委没有提供武器和军队，中央则指责“当地指导机关中存在着很深的机会主义的余毒，不曾去发动群众，大半变成军事投机而致于失败"并把“军事投机“解释为“过早的明知无希望的发动"。根据这种解释，只要起义失败，都可以认为是“无希望 的发动”。这就让“军事投机”这个概念变得 越来越含糊不清。
二、“军事准备不足”：中共中央对广州起义失败原因的总结与反思
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起义军一度占领了广州城，并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权，这是当时在大城市宣布成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 但仅持续了三天就失败了，广东省委书记、起义总指挥张太雷等数千人牺牲。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派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立三到香港任广东省委书记，负责总结起义的经验教训。在大体了解起义的经过后，李立三于1927年12月28日致信中共中央，初步判断”这次还是单以军队做中心，还不是真正群众的暴动"并表示广东省委将召开会议专门进行讨论，届时再给中央以详细的报告。从 1928年1月1日起，广东省委连续讨论五天，形成了《广州暴动决议案》。该决议案充分肯定了广州起义的政治意义，认为“此次广州暴动，便 是代表全国工农群众革命的情绪，推翻统治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最重要的一幕”。但在分析起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时，决议案把失败原因归于指导机关的主观因素，认为指导机关在暴动前后偏重于军事工作，“没有坚决执行省委 原定以群众为中心的策略”，因而“把此次暴动变成军事投机”。得到的教训是：“我们应绝对打破这种‘偏重武器’和‘偏重军事’的观念，极力去注意群众的基本组织工作和政治的宣传煽动。"
在广东省委进行总结期间，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也于1928年1月3日通过了《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决议案。该决议案也充分肯 定了广州起义的政治意义，认为“这是全中国 以及全亚洲第一次的伟大尝试；用被剥削者的政权代替剥削者的政权"。但与广东省委决议案不同的是，中共中央更多地将失败原因归结为反动军队的数量过多等客观因素，至于指导机关的缺点和错误，主要是军事指导与策略运用方面的问题。
从已经接触到的材料来看，中共中央发现广州起义并非“偏重军事”，反而是“军事准 备不足”的间题。例如，工人赤卫队”在军事上没有经验。许多工人苦力都是暴动之后才第一次开始练习放枪的。因为没有训练好的专门家，所以只有一部分机关枪能够使用。因为没有相当数量的炮兵，所以夺来的二十五尊炮，只能使用四五尊。再则，工人没有知道巷战时架筑障碍物的必要“，在撤退时，也“没有充分的规划。工人武装队却只有极小一部分能够参加这种有计划的退却”。时任广东省委军委负责人的聂荣臻在起义失败后不久也 提出过军事准备不足的问题：“暴动没有一个健全的指导机关，叶挺虽为红军总指挥，而 事实上能指挥者仅过来的各部分军队，而赤卫队方面就难执行其命令了，以致军事的指挥不统一。（有些赤卫队员）来领枪是非常踊跃，都是争先恐后的，但是有的能放枪，有的不能 放枪，甚至有携长枪而带短枪子弹的，有携短 枪而带长枪子弹的，有的携了枪便回家去的，有派去担任某一种任务而不执行的，种种情形都有。军事技术人材的缺乏，缴了敌人几十尊炮、十几枝机关枪，仅有三、四个韩 国同志能用，多数利器都不能利用。" 聂荣臻在总结中还提到军事技术人才缺乏、不注意侦察、无计划的退却、不懂战术等许多问题。
鉴于此，中共中央于 1928年1月18日致信广东省委，明确指出广东省委的《广东暴动决议案》“没有认识广州暴动的全部意义和其给予全世界、全中国工农兵的伟大创造＂，而“轻轻地以｀军事投机＇四个字一律否认了一律取消了",并重点对“军事投机”作了重新解释：＂甚么是军事投机？宽泛地说，也须是不发动群众不组织群众或竟阻止群众斗争，至少也是不理群众而一意靠一些外来的武力去发动斗争暴动。严格地说，必须是专门勾结军 队靠之作一切工作以代替群众自动地斗争才能 认为军事投机。"
为突出军事问题在起义中的重要作用，引起全党对军事武装的重视，中共中央还对“发动群众”与“重视军事”的关系作了新的解读， 强调：“如其在暴动开始时以为群众重视武器，指导机关重视军事行动，便也是军事投机，则更是笑话。这简直不知道武装群众的军事行动在暴动开始时的重要价值。"不仅如此，中共中央还进一步指出：“广州暴动一开始时的教导团士兵群众和赤卫队的工人群众的军事行动便无疑地是代表工农群众对于苏维埃政权的热烈要求和在努力实现。"换言之，在中央看来，起义前进行军事的准备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参加起义的教导团和赤卫队武装本身就是 发动群众的结果，这种解释显然有助于消除地方党组织对于军事工作的误解，以积极准备军事工作。
此后，中共中央通告或决议中基本不再用“军事投机”这一术语批评下级党组织包括此前中央批评犯了“军事投机”错误的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在中共六大决议中都已不再归咎于“军事投机"。与此同时，中共不仅更加强调“武装工农”的重要性，同时也对建立红军的时机开始有了新的考虑。
三、从武装工农到创建红军：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共早期军事策略的转变
有学者研究认为，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有两点突出表现，其中之一就是“轻视革命军队的作用，强调主要靠工衣自己起来暴动，不要偏重军事力量，否则就是军事投机”并把这一错误产生的原因归之为“对国民党屠 杀的愤怒和复仇的渴望”，以及“以为只要凭 着满腔热情，不难很快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这种分析基本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除了“复仇”和“乐观”等情绪因素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当时中共中央对于武装起义的依靠力量和武 装力量的创建模式相关。
当时，在中共中央看来，起义的主角应该是武装起来的“民众”，而非正规军队。早在中共中央关于《工农作战方法》中，就明确说到：“要以农民为主，军力副之。"大革命失败后，一些掌握和争取过来的国民革命军参加了中共领导的起义，甚至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中共中央对这种力量始终是持谨慎态度的，如南 昌起义中的主力——“叶贺军队”，被认为是“不过是全国民众暴动中的一个强大的副力"。而在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央就将原因归为：叶贺军队“未发动工农群众，甚至反而阻滞民众革命斗争而失败的"。至于其中的原因，中共中央在南昌暴动失败后发布的通告中作了解释：“既名为民众武装暴动，那就必须是民众的。工衣群众奋起抢夺敌人的武装，兵士土匪群众举起武器来干，一打倒一切｀上等人＇的权力。如此之军事行动，才是民众的武装暴动。"
中共当时对暴动中的主力与副力之分，又与其对正规军队的产生模式相关。1927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复函湖南省委：“在指定暴动的区域，未发难之先即应正式成立若干农军，暴动成功之后，须无限制的扩充数量，施以真 正的军事政治训练，所有工农自卫军可改为工衣革命军。"8月29日，中共中央在两湖暴动计划中进一步明确：“工农军的数量在暴动成功之后，须无限制的扩充成为正式的革命军队，同时仍保存地方军队性质的工军与农军。"随后在1927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再次强调：“凡是暴动胜利而有可能组织正式的革命军队的地方，本党应当组织完全与雇佣军队不同的工农革命军。"
中共中央一系列指示明确了武装力量建立的路径：先建立地方性质的群众武装，待暴动成功后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再从群众武装中组建正式军队。中共这一革命武装建立的策略方式，与中共早期发动民众运动，再组织、武装民众进行直接革命的“革命步骤论”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方式的影响与启发。在十月革命前，俄共（布）没有建立正规军队，只掌握了2万多名工人赤卫队员。十月革命成功后的1918年1月，俄共（布）才建立起第一支工农红军。由此观之，苏俄革命的路径，是俄共（布）在中心城市发动工人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然后再依靠苏维埃政权在起义部队和改造旧军队的基础上，建立起正规的红军，作为保卫胜利果实和捍卫政权的工具。
中共中央关于红军成立时机的指示精神在广州起义过程中也得到体现。早在广州起义爆 发前夕，中共广东省委即向中共中央提出，起义成功后要”组织红军（预备教导团补充成一师，赤卫军一师，海陆丰一师，共三师）"的设想。在12月11日广州起义当天发布的《广州苏维埃宣言》中，就明确指出，“最近几天至少应该组织五万红军”，组建三军，第一军由赤卫队扩大组织而成，第二军是以海陆丰的农民赤卫军为基础，第三军是以教导团为基础，并强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苏维埃“政权。月12日广州起义第二天，在宣布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同时，决定“武装工农，成立红军"。然而，这一计划还未来得及实施，起义就遭到失败了。显然，十月革命一举 成功夺取国家政权的经验是不可复制的，因为 俄共（布）当时除了掌握赤卫队员外，还通过军事运动成功策反了约21万沙俄旧军队。
相比而言，中共建立的工农武装不仅数量较少，通过策反掌握的国民党军队也极其有限，如在广州起义中，直接参加起义的工人赤卫军不过2000余人，起义主力一教导团也只有1300余人，而粤桂军阀在起义后纠集起来进行反扑的军队达5万余人。
由于军事准备不足，一系列城市暴动最终归于失败。广州起义后，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共中央都对失败原因进行了总结，特别是对起义是否犯了“军事投机” 错误进行了深刻检讨，进而对军队在暴动中的作用有了更加符合实际的认识。1928年1月，共产国际代表米特凯维奇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中，总结了广州起义的教训：“对于中国革命的进程和 结局来说，军事力量的因素仍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警告”在没有得到农民和军队广泛支持以前，不要过早在城市里发动，不要举行任何暴动”，并提出“要发展和加强农民红军”的建议。1928年2月15日，参与广州起义的共产国际代表谢苗诺夫在莫斯 科作广州暴动的报告时指出，“我们的军事组 织软弱无力"。1928年5月初，共产国际明确要求中共设立军事部，并要求“农民游击队采取正式军队组织原则的形式"。
在总结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时，中共中央也发现，具有良好军事素养的教导团在广州起义中的表现明显好于缺乏训练与组织的工人赤卫队，指出：“赤卫队之不能象教导团全部安 全退出，根本的原因由于它还不是一个坚强灵便的军事组织；编制既临时改变，指挥又不集中，巷战的情形无人周知，军事的技术极不完全，总指挥部又一度失去。"在起义过程中建立“一支坚强灵便的军事组织”一正规军队，成为中共中央关注的军事问题。在起义队伍退出广州后，中共中央明确指示把这些队伍改编为工农革命军，其中以起义的主力——教导团和警卫团的一部分为基础在广东花县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师，另有部分队伍随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和辗转到广西参与组建红七军。
正是在对广州起义失败教训的不断思考和总结中，中共中央对军队在暴动中的作用和建立时机有了新的认识。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第51号通告——《军事工作大纲》（以下简称《大纲》），这是自大革命失败之后，以中共中央名义颁布的第一份专门关于党的军事工作整体部署的文件。《大纲》除了继续强 调到旧军队开展军事运动、加强工衣赤卫军等 群众武装建设外，还特别对红军的地位作用与 建立时机方式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筹划，提出“为保障暴动的胜利与扩大暴动，建立红军已为目前的要务，不一定要等到一省或一国暴动成功，只要能建立一割据区域，便应当开始建立红军的工作”，并要求”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把军队”正式定名为红军。从这段表述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不再将红军视为起义成功后保卫政权的工具，而是把正式红军作为起义成功的保障，既然如此，起义成功自然也就不再是红军创建的前提条件。此外，《大纲》对红军的编制、兵源结构及流动方式等问题也作了具体规定。这份《大纲》的颁布，表明中共中央已初步改变了此前要求起义成功后再从群众武装中建立正式红军的革命策略，开始强调并着手创建正式的红军。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军事策略的转变，既是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广州起义等一系列城市起义失败经验教训的总结，也与当时各地起义失败后的武装纷纷转入农村开始割据斗争的艰难探索密切相关。特别是与城市暴动频繁失利相比，毛泽东、朱德率领起义余部以及海陆丰红军、鄂豫皖红军等纷纷在农村边界地区，建立割据区域。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余部来到宁冈古城。此时，湘赣边界的地 方革命运动正处于低潮。为了打开局面，毛泽 东分兵游击，先后建立茶陵、遂川、万安、宁冈、永新、莲花等县的苏维埃政权，并帮助各 地发展群众武装，由红军分发枪支，成立各县赤卫大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实际上开启了由军队帮助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发展群众武装的模式。1928年秋，中共中央专门致信红四军前委，提出：“红军的创立，在游 击战争发动的区域是有可能而且必要。这一任务的完成，可以成为湖南革命高潮到来的一个动力一一这一动力是决定革命高潮的主要条件 之一。"这表明中共中央不仅不再坚持把起义成功作为红军成立的前提条件，还进一步将红军在革命中的作用从“副力”提升到“动力”的层面。
随着苏区军事斗争实践的深人发展，中共中央在继续坚持“从群众中建立起党、政权、红军”的武装力量创建模式的基础上，也进一步重视和认可了以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为代表的由“军队宣传、组织和武装群众”的发展模式，并逐步认识到“红军与工农的武装力量是相乘的而不是相消的”，即正式红军与群众武装要同时发展、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构成“红军、游击队、赤卫队”三结合武装力量结构的基础。
(作者：龙心刚 刘涛)
来源：《党的文献》201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