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不管形势和任务如何变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惊涛骇浪，我们党都始终把握历史主动、锚定奋斗目标，沿着正确方向坚定前行”。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的伟大实践，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长征期间，党中央恪守革命定力，放弃固守苏区的被动策略，独立自主解决革命领导权与军事路线问题，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极端困境中主动创造战机，传播革命火种，展现出无与伦比的战略主动、政治主动、思想主动、实践主动、价值主动，领导红军胜利完成战略转移的伟大使命。

审度势，牢牢把握战略主动

 及时研判形势变化，科学分析敌我态势，是掌握战略主动的重要前提。1933年，国民党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在“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挥下，红军放弃擅长的游击战与运动战，推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阵地战、堡垒战，导致部队伤亡惨重、节节败退，丧失战略主动权。1934年广昌失守，中央苏区大幅收缩，物资耗尽，各根据地遭到敌军分割“围剿”，相互难以支援，红军整体实力持续衰减。党中央全面研判敌我态势、准确把握斗争走向，清醒认识到，继续固守根据地，红军将陷入全军覆没的绝境。为挽救中国革命，党中央审时度势，毅然作出主力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伟大决策，以机动转移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奋力在绝境中开辟革命新局。

科学作出战略决策，是掌握战略主动的重要环节。长征期间，党中央常常依据战场形势变化及时调整进军方向。长征开启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制定了北上和西进两条路线，意在调动和牵制敌人。然而，北上的红十军团因兵力过少且孤军深入敌后而陷入艰苦境地，西进部队在湘江战役中亦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更危险的是，国民党当局已判断出中央红军欲与湘西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在湘西南布下重兵、构筑碉堡线，企图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危急关头，党中央通过三次重要会议及时调整原有的战略决策。在通道会议上，党中央采纳毛泽东的建议，果断调整行军路线，转兵西进贵州，避免红军陷入全军覆没的险境。随后召开黎平会议，党中央正式作出向黔西北进军的正确主张，从组织层面确认转兵贵州的重大调整。紧接着的猴场会议，再次重申黎平会议决议，进一步强调整个军事指挥必须立足于实际敌情，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先决条件。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一脉相承，是党中央尊重战争客观规律、审时度势作出战略抉择的生动实践。

举旗定向，坚定把握政治主动

政治主动是政治主体基于对历史大势、时代发展的深刻洞察，在重大转折关头自觉超前地调整路线、重塑格局、引领方向的战略能力。长征是一场对内重塑核心领导权、对外抢占民族抗战话语权的双重政治行动，展现出强大的政治主动。

长征是党从艰难探索走向政治成熟的熔炉。对内，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上实现正本清源，使党和红军有了坚强的“主心骨”。对外，中国共产党敏锐洞察到中日民族矛盾正在上升为主要矛盾，毅然举起抗日救国的旗帜。长征前夕，中央为由红七军团组建的“北上抗日先遣队”赶印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口号》等宣传资料，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发出北上抗日布告。长征途中，党中央和红军发布《抗日救国宣言》等，将长征的军事行动与民族救亡紧密结合，以抢占道义与舆论制高点。通过对内重塑核心领导权、对外抢占抗日救亡话语权，党中央和红军不仅挽救了自身，挽救了中国革命，更为实现国共合作和全民族抗战的伟大开局铺平了道路。这是长征留给后世最宝贵的政治智慧之一。

矢志不渝，始终把稳思想主动

牢牢掌握思想主动是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的先导和赢得革命胜利的根本密码。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胜利，是革命理想信念的胜利，更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胜利。红军之所以能够顽强坚持、奋勇突围，既离不开革命理想信念的有力支撑，也得益于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长征途中，党中央既开展革命理想信念、艰苦奋斗、团结友爱、革命纪律、政策策略等教育，又坚决与“左”倾错误路线、张国焘分裂主义等作思想斗争。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长征胜利构筑起坚不可摧的精神长城。长征期间，党中央和各级政治机关对红军将士开展了一系列“革命理想高于天”“铁心跟党走”和“正义事业必胜”为主要内容的理想信念教育。当红军抵达湘江、准备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要求政治工作人员“应与指挥员一起征服为完成战斗任务上的一切客观困难，并最高限度地提高全体红色军人的战斗精神、顽强抗战及其坚定性”。同时，针对博古和李德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思想、张国焘分裂主义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引导红军将士自觉抵制教条主义、坚决反对分裂主义，不断强化对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思想共识，维护红军队伍的团结统一。此外，还根据党的中心工作的变化不断调整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当红军准备通过少数民族地区时，总政治部及时向全体战士解释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开展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教育等，以保证党和红军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当红军即将会师时，大力开展团结友爱教育，维护全军步调一致。思想政治教育是实现思想主动的重要载体，是红军长征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

攻坚克难，持续激发实践主动

历史主动的实践形态，就是创造性地解决时代问题、攻克难题、办成大事。长征不是简单的被动突围，而是高度自觉的实践主动。长征途中，红军指战员以无畏的胆魄攻坚克难，在血与火中淬炼出制胜的斗争本领；以敏锐的判断主动创造战机，将偶然化为必然；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备足先手之策，将被动转化为主动，彰显了非凡胆魄、斗争精神和求变意识。

历史主动不是等来的，而是干出来的。长征途中，红军将士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先后同敌人进行了600多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湘江战役中，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34师和红三军团第6师第18团被阻止在湘江东岸，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红34师师长陈树湘重伤被俘，他愤然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用力绞断，壮烈牺牲，“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遵义会议后，红军指战员主动应变、主动设局，创造性地将退却与进攻融为一体。在‌四渡赤水中，‌用“走”来创造“打”的机会，不断调动和消耗敌人，最终变被动为主动。在‌乌蒙山回旋战‌中，红二、红六军团同样在敌阵中穿插回旋，忽东忽西、边走边打，通过伏击战打乱敌人部署，为自己赢得休整和补充时间。

长征途中，党中央居安思危、见叶知秋，积极应对重大危机。比如，从组织上逐步解除共产国际指派代表的领导指挥权，改组党中央领导机构，改善军委领导方式，破解中国革命和长征中最深层的领导危机；加强各路红军的战略协同与策应，通过佯攻贵阳与巧渡金沙江等经典战例，扭转了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战胜长征最紧迫的军事危机；坚持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促使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消除内部的分裂危机等。

依靠群众，充分展现价值主动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动力来自人民。长征不仅是军事战略上的绝地突围，更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境中实现价值主动的伟大升华。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的历史。

在紧紧依靠群众中筑牢生存根基。红军过境粤北的长江镇、城口镇、红山镇等地时，有1000多人为红军做向导，帮忙磨谷、舂米、买菜、铺草。红军过雪山前，当地群众自发组织起来，为红军筹集辣椒、皮袄；过草地时，藏族同胞送来青稞、牦牛，教红军识别野菜、辨别方向。没有群众的倾力支援，红军恐难完成长征这一壮举。

在恪守群众纪律中彰显政治本色。广大红军每到一地，都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留下了许多秋毫无犯的佳话。红军途经四川叙永营盘山时，面对漫山遍野红黄熟透、伸手可摘的橘子，红军战士没有一人采摘，有战士难耐饥饿，顺手捡起掉在路边的橘子，经提醒须遵守群众纪律后，立马将橘子放回地上，继续随队前行。1935年除夕，毛泽东在四川叙永县石厢子村民肖有恩家借宿，部队启程时，他坚持留下3枚铜板作为食宿费用。

在充分发动群众中播撒革命火种。红军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为充分发动群众，党和红军每到一地就带领老百姓开展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打击地方反动势力，取消苛捐杂税，并在革命氛围较为浓厚、条件较为成熟的地区，建立革命政权、群团组织与武装部队，帮助群众保卫革命果实。为了消除一些贫困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群众对红军的误解，党和红军在长征途中制定了多层次、有指向的宣传动员策略，探索出一套发动群众的独特工作方法。中央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与彝族果基部落首领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为盟，彝海结盟使得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地区，成为红军用尊重唤醒民众的生动写照。

在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中国共产党通过研判形势、统一思想、对内重塑核心领导权、对外抢占抗日救亡话语权、主动创造战机、坚持人民至上，成功开辟了一条从绝境求生到开创新局的胜利道路。长征的胜利用铁一般的事实昭示：唯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把握政治主动、把稳思想主动、激发实践主动、坚守价值主动，方能在时代浪潮中永立主动之地。

（作者：陈雷刚，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处处长、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广东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邓凯帆，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处一级主任科员）

（来源：《羊城晚报》2026年10月15日 A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