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彰显着一个政党的价值取向，更关乎人心向背与事业成败。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国庆十大工程”，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一段鲜活的历史注脚。
1958年8月，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展现国家建设成就，回应社会各界把首都建设得更好的呼声，党中央决定在北京兴建一批大型公共建筑作为国庆献礼。1959年9月，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在同一建筑内，今为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北京火车站、北京工人体育场、全国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和华侨大厦（1988年原址重建）全部建成，史称“国庆十大工程”。自中央作出建设决定，到次年全部工程竣工，建设者们仅用一年时间就建成总建筑面积达67.3万平方米的10座大型公共建筑，工期之紧张、工程之庞大、技术之复杂，在当时的条件下难以想象。更为珍贵的是，十大工程虽然兴建于“大跃进”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却与“左”倾冒进和浮夸风有着本质区别。它不追求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不建设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而是尊重客观规律、重视科学决策，将有限的资源精准投入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中，不仅创造了建筑史上的奇迹，也为后人理解何为正确政绩观提供了生动样本。重温这段历史，对于今天我们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全心全意为人民创造业绩
政绩为谁而树，是政绩观的本源问题。真正的政绩，必然是为人民而树，这是共产党人不可动摇的政治立场。回望十大工程的建设历程，从最初的中央决策到最终的圆满竣工，“人民”二字始终贯穿其中，成为这一建筑奇迹最鲜明的底色。
回应人民关切和呼声，是“国庆十大工程”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随着“一五”计划超额完成，中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人民渴望向世界展现新中国良好的形象。不仅如此，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人们盼望能直接听到党中央的声音，期待能在家门口欣赏高水平展览，渴望中国能承办大型体育赛事，还希望能拥有便捷的交通与优质的公共文化空间。为了回应这些期盼，“国庆十大工程”应运而生。在工程启动之初，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彭真明确提出，建筑应体现“以人为主”“物为人用”“为人民服务”。这一理念在工程规划和建设中得到充分体现：人民大会堂满足了人民群众共商国是的愿望，北京火车站解决了旅客拥挤、换乘不便的难题，工人体育场让普通群众有了自己的专业体育场馆，民族文化宫服务于各民族文化交流互促，中国革命博物馆与中国历史博物馆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工程的“为民”属性，不仅体现在功能设计上，更镌刻在它的名字里。1959年9月9日，毛泽东来到大会堂工地视察。在场人员提出，这座建筑至今尚未命名，毛泽东说：“那就叫人民大会堂吧！因为这座建筑是属于人民的。”以“人民”而非某个地名、人名或政治口号命名，昭示了大会堂服务于人民的性质，也为所有工程定下了“人民至上”的基调。
“国庆十大工程”是新中国依靠人民力量创造世界建筑史奇迹的典范。工程上马时正值中苏关系破裂，大批苏联专家撤走，要在一年时间内建成如此宏大的公共建筑，困难可想而知。1958年9月8日，万里在动员大会上立下军令状：“不是有人不相信我们能自己建设现代化国家吗？老认为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吗？我们一定要争这口气，用行动和事实做出回答。”这股底气和力量，正来自人民。中央的建设决定一出，全国各地的建筑单位、设计专家、技术工人踊跃响应。动员大会仅过去两天，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广东、辽宁等地的30多位建筑专家便齐聚北京，连夜投入设计工作；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选派了数千名技术工人驰援一线；23个省份参与运送建筑材料，各地工厂承接了加工任务。工程全面铺开后，仅人民大会堂一处工地，最高峰时每天作业人数达到3.5万人，累计30万人参与了工程建设。
树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政绩
政绩观的导向与标准，归根结底体现在树什么样的政绩上。真正的政绩，应当是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国庆十大工程”所树立的，正是这样一种政绩标杆：科学处理显绩与潜绩、速度与质量、实用与美观的关系，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
统筹显绩与潜绩的关系。十大工程仅用一年多时间便全部建成，这无疑是立竿见影的“显绩”——不仅向世界展示了新中国的实力，而且极大地凝聚了人心，激发了民族自豪感。然而，其更为深远的价值在于“潜绩”。这些建筑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持续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和人民文化生活，成为共和国不可或缺的象征，其长期价值历久弥新。
最难能可贵的是，决策者在追求“潜绩”上始终保持清醒与定力。工程规划之初，有关部门提出兴建国务院办公大楼的计划，甚至已选好地址。周恩来在审阅方案时当场否决，并严肃指出：“只要我当总理，你们就要把大兴土木的念头取消，国务院不能带这个头。”
同样体现“潜绩”意识的，还有对工程的主动压缩和调整。中央原计划的献礼工程中，还包含国家剧院、科技馆、艺术展览馆等。考虑到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人民的生活尚不宽裕，1959年2月28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召开会议，他强调，不能像旧社会那样，只顾追求表面上的繁华，而不顾人民的实际困难。最终，会议决定缓建科技馆、美术馆、国家剧院，革命博物馆与历史博物馆合并为一馆。节省下来的建筑材料和劳动力用于改善人民的居住条件，力争把当年北京原计划新建30万平方米住宅的目标提高到50万平方米，让更多困难群众在国庆十周年之际搬入新居。
这些事实表明，正确政绩观，既要有“显绩”的追求，更要有“潜绩”的定力。“国庆十大工程”在这两方面都交出了出色答卷。
统筹速度与质量的关系。十大工程的建设速度固然令人惊叹，但绝非盲目求快，而是建立在科学方法和技术创新的坚实基础上。当时，工程普遍采用“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的“三边”工作法，极大压缩了建设周期。民族饭店是十大建筑中开工最晚的一座，因其采用预制装配式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仅用10个月便全部完工，成为十大建筑中建设速度最快的一座。
更为关键的是，对速度的追求并未以牺牲质量为代价。万里在动员大会上明确提出“三敢、三严、三高”的建筑原则，并将“高质量”列为“三高”之首。在设计论证环节，人民大会堂从初稿到定稿历经七轮严格筛选，在84个平面方案和189个立面方案中反复比较、优中选优。1959年2月，全国70位建筑、结构及美术专家受邀对大会堂结构方案进行详细审查，共提出585条意见；经反复研究，最终提炼出22条结论性意见，切实保障了工程设计的科学严谨。在施工过程中，周恩来多次亲临工地视察，反复强调安全与质量的重要性，并对专家和施工负责人明确要求：“大会堂的安全问题十分重要，它的寿命要比故宫和中山堂长，起码不少于350年。”在建筑技术方面，北京火车站、全国农业展览馆等工程采用了当时先进的薄壳与悬索结构，既节省了建筑材料，又大幅提升了建筑的坚固性与耐久性。可以说，“国庆十大工程”真正实现了速度与质量的齐头并进。
统筹美观与实用的关系。建筑既是实用的载体，也是审美的表达，二者如何权衡取舍，深刻考验着决策者的政绩观与发展观。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方案之争，便是一个经典案例。
当周恩来选出北京规划局提出的欧洲古典立柱造型方案后，工程进入评议阶段。中国建筑学会及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多位建筑专家从艺术风格角度提出异议。为化解分歧，1959年1月20日，周恩来亲自召集专家座谈。他客观指出，当前任务是要建造一座集万人开会、五千人就餐及人大常委会办公于一体的综合性建筑，且须在八个月内完工，必须立即定案并投入施工。因此，当务之急是解决经济、实用与工期问题，在此基础上再兼顾美观。他还坦言：“如果有人认为这个建筑不好，将来可以搞更好的，事物的发展总是后来居上。”这番话不仅明确了“好用”优先于“好看”的原则，也为未来的发展预留了空间。
当然，将“实用”置于首位，并不意味着放弃对“美观”的追求。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前提下，十大工程广泛汲取古今中外建筑精华，实现了实用与美学的有机融合。人民大会堂总体造型借鉴西方古典建筑风格，装饰细节上大量运用中国传统元素；北京火车站在满足客流集散功能的基础上，于立柱窗棂间融入格桑花造型，象征民族团结，二层巨幅挂毯上的万里长城更显气势磅礴；民族文化宫则将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语言与少数民族特色巧妙结合，极具辨识度。
正是由于兼顾了实用和美观，“国庆十大工程”既满足了时代所需，又成就了经得起历史审视的建筑精品。
靠科学实干铸就时代丰碑
靠什么树政绩，是政绩观的方法和路径问题。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国庆十大工程”的奇迹，凝聚了从上到下无数人的智慧与汗水。
领导干部的靠前指挥，是工程顺利推进的关键所在。建设初期，周恩来确立了“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的设计原则，迅速统一思想，并亲自担任工程总指挥。从宏观决策到微观细节，他始终倾注心血：不仅多次组织专家对人民大会堂方案进行评审、主持会议修改设计方案，还两次亲临1:10模型现场审查，逐一过问大礼堂的灯光、音响、安全等问题；两次赴北京火车站工地审查图纸、指导建设，提出在主楼两侧各增加一座角楼的修改意见；亲自审定了全国农业展览馆的位置、规模与风格。在工程建设的关键节点，党中央其他领导人也多次亲临现场。1959年5月，朱德视察人民大会堂工地。9月初，刘少奇前往主体工程刚刚完工的人民大会堂，仔细询问施工进展。9月15日凌晨，毛泽东来到即将开通的北京火车站视察，在售票窗口接过售票员递出的“第一张”火车票。不久后，他为北京站题写了站名。
万千建设者的苦干实干，是蓝图变为现实的重要保证。设计团队作为先头部队，面对庞大规模与紧迫工期，将设计室搬到工地，日夜攻克技术难点。往往是图纸刚完成，施工单位便连夜投入施工。参与设计的专家李国胜回忆：“当时的设计人员除了要完成图纸，还要配合施工，晚上都要加班，整晚都在画设计图纸也不奇怪了。常常连续两个晚上加班。”凭着这股拼劲，到1959年3月初，仅人民大会堂钢结构部分的图纸就有3600余张，为快速施工奠定基础。相比设计，施工一线的战斗更为艰苦。成千上万技术工人昼夜奋战，涌现出一批闻名全国的青年突击队。在人民大会堂工地上，张百发钢筋工青年突击队与李瑞环木工青年突击队成为标杆：张百发日均工作16小时，带领300余人奋战9个昼夜，完成了过去一个半月才能完成的680吨钢筋绑扎任务；李瑞环则研发出新式“推车式”地板刨，将宴会厅拼花地板铺设工期从45天压缩至8天半。两位劳模“比武争先”的背后，是数以万计默默无闻的建设者，他们共同铸就了苦干实干的时代丰碑。
勇于创新的实践智慧，是“国庆十大工程”突破技术难关、创造建筑奇迹的不竭动力。设计人民大会堂时，面对礼堂净空高达33米（一般礼堂高度的两三倍）所带来的压抑感，设计师们一度陷入困境。周恩来在听取汇报后，巧妙借用“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意象，提出将天花板与墙面以弧形曲面连成一体，以鸭蛋青为主色调，中心镶嵌红星，周围环绕层层荡漾的波纹灯光，形成“水天一色”的效果。这一构思不仅化解了空间比例失衡的难题，而且赋予了建筑独特的亲和力与庄严感。设计北京火车站时，为承接超大客流，陈登鳌团队打破常规，采用以中央大厅为中心、左右分设内庭院的对称布局，并根据旅客流动频繁的特点，采取了主体交叉的流线组织形式，使各方旅客互不干扰，这在当时属于开创性设计。规划全国农业展览馆时，严星华团队没有照搬当时流行的苏联展览馆模式，而是在综合馆之外，增设南北作物馆、水产馆、畜牧馆、气象馆等专业展馆，各馆造型各异、特色鲜明，共同构成如园林般开阔舒展的总体布局，成为十大工程中别具一格的存在。正是这些立足实际、勇于创新的实践，赋予了十大工程超越时代的生命力。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国庆十大工程”留给后人的，远不止十座至今仍在使用的宏伟建筑，其建设历程更深刻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根本问题：植根人民、造福人民，才能赢得民心；脚踏实地、着眼长远，才能经住检验；尊重科学、实干苦干，才能创造奇迹。时代变迁，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内核从未改变。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应从这段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作者系省委党史研究室科研处〔文献编研处〕副处长）
（来源：《世纪风采》2026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