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这一论断揭示了当前国际格局与中国发展的复杂互动。近年来，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激荡交锋，正是形成上述局面的深层原因，也使得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成为民族复兴之路上的一道“必答题”。立足这一现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好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必须从历史中获得启迪”。广东地处“两个前沿”，易得风气之先，在风险袭来时也易首当其冲。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从冲破经济封锁到抵御金融危机，从直面贸易摩擦到突破技术遏制，可以说始终处于外部风险考验的最前沿。新征程上，总结广东经验，能够为科学制定“十五五”规划、筑牢发展安全防线提供历史镜鉴。

        广东应对风险挑战的历史实践与演进逻辑

（一）破局突围：应对封锁禁运，打好维护政治安全和生存安全的“保卫战”

新中国成立之初，便遭遇西方国家的外交孤立、经济封锁和货物禁运。“一五”计划实施后，仅依靠与社会主义国家开展贸易已无法支撑工业化建设，扩大外贸渠道、获取工业设备和稀缺生产生活资料成为紧迫任务。广东利用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在成功举办华南物资交流大会的基础上，主动提出“在广州举办一次全国性的出口商品展览交流会”。这一提议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推动下，迅速成为现实。1957年4月，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开幕，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1223位采购商，成交额达1754万美元。当年两季广交会成交额占据全国出口总额的20%，1972年、1973年更是超过50%。广交会不仅完成了冲破封锁、换取外汇的历史使命，更让新中国以正面、文明、和平的姿态融入世界，被誉为“中国第一展”。

（二）适应调整：抵御金融危机，打好化解经济风险的“主动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在迎来快速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外部挑战。中国共产党在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重大考验中，深刻认识到外部风险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此进程中，广东作为经济外向度最高的省份之一，坚决落实党中央部署，发挥了“压力测试池”与“风险缓冲带”的双重作用。

1997年7月以来，东南亚发生金融动荡并波及世界。地处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在对外经贸和金融领域承受了最为直接的冲击。广东敏锐感知、快速响应，以整顿金融市场秩序为突破口，实施“一揽子”解决地方金融支付风险方案。按照国际惯例和我国法律，妥善处理了“广东国投破产案”和“粤海重组案”，对全省上千家金融机构实施停业整顿，解决了超过1000亿元的地方金融内外债支付风险，成功遏制住金融风险蔓延的势头。与此同时，实施外向带动战略，采取推动外贸体制改革、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退税率等措施，努力做到“千方百计扩大出口，适当增加进口”。

2008年9月以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迅速向实体经济传导，广东经济再次面临严峻挑战。按照“三促进一保持”的思路，广东打出一套政策“组合拳”：以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为抓手，聚焦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施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战略，引导珠三角地区腾笼换鸟、提质增效，带动粤东西北地区承接转移、加快发展；推进“十大创新工程”，强化自主创新能力，为经济发展注入源动力。这些举措有效应对了外部冲击，实现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目标。

（三）前瞻布局：直面贸易摩擦，下好综合防御的“先手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更加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主动识变应变求变”成为防范化解外部风险的必然选择。这一点，在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2018年，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挑起贸易摩擦并逐步扩展至科技、供应链等领域。近年来，其推行“小院高墙”“脱钩断链”等策略，更使得贸易摩擦向系统性、深层次持续演进。广东作为对国外市场依存度较高的省份，在汽车、电子、机械设备等行业受到了较大冲击。面对挑战，广东坚持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牵引，统筹推动产业升级、供应链重组、核心领域技术攻关、市场多元化和制度型开放，持续提升经济发展的韧性。在筑牢经济底盘的同时，广东尤其注重以科技创新破解“卡脖子”难题，通过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系列前瞻性布局取得了显著成效。2025年前十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总值达7.8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全国总额的20.9%，展现出强大的市场韧性与结构调整能力。同时，广东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居全国首位，“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在该年度跃居全球创新指数榜首，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实现由“领先”到“引领”的历史性跨越。

从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历史中汲取成功经验

广东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历程，不仅体现出从被动抵御到积极化解、再到前瞻防范的能力跃升，实现了从“压力回应者”到“机遇创造者”的根本转变，更证明了“危机并存、危中育机”的发展哲理。回顾不同历史时期的典型事件，可以系统总结经验，为“十五五”时期更好地应对外部“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提供有益借鉴。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根本政治保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使党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广东的实践无疑是这一重要论断的鲜活例证。在应对封锁禁运的过程中，从批准创办、亲定名称，到明确战略定位，再到协调解决货源、场地，周恩来总理先后8次亲临广交会、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按照他“重合同，守信用”“重质先于重量”的要求，第五届广交会合同签订率达98.28%，第七届广交会首次设立品质规格研究小组。这不仅推动外贸交易走上规范化轨道，更为新中国树立起诚信的国际形象。在应对两次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党中央均作出扩大国内需求的决策。特别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广东坚决落实党中央部署，率先将扩大内需上升到战略高度，于2010年初以省委一号文件形式出台《关于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决定》，以此积极开拓省内外市场、提升“广货”市场占有率。面对美国首先挑起的贸易摩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关税战、贸易战没有赢家”，强调要“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广东聚焦粤港澳大湾区“一点两地”战略定位，主动发挥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优势，着力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完善赋能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机制，系统提升了抗风险能力和竞争新优势。面对科技封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强调要“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广东通过实施基础研究十年“卓粤”计划，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同时大力推进“广东强芯”“璀璨行动”等重点工程，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战略目标，为高质量发展构筑起坚实可靠的创新基石。

广东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实践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一历史经验，在新征程中仍然具有决定性作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置于“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原则的首位，这既是对历史实践深刻总结的必然结果，也是确保“十五五”发展目标顺利实现的根本保证。

（二）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最大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这一重要法宝在广东应对外部风险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运用和生动印证，具体体现为统一资源配置、高效协调联动和实施合力攻坚。面对西方封锁禁运和国内物资紧缺的困境，党中央统筹全国资源，全力保障广交会的顺利举办。首届广交会汇集了来自全国的1.09万种商品，展现出强大的动员和资源调集能力。1972年秋交会再度出现货源紧张时，国务院迅速部署，加强农副土特产的收购调运和出口商品生产工作，有效缓解了供应压力，确保广交会持续发挥对外贸易“窗口”作用。面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广东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将资金集中投放于最急需、最具带动效应的领域，推出总投资2.37万亿元、涵盖222个项目的“新十项工程”，覆盖交通运输、能源保障、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和水利等关键领域。通过大项目带动大转型的实践，广东顺利扭转了经济下行态势。面对科技封锁，广东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链，将政府前瞻布局、市场资源配置、企业创新活力以及社会创新潜能高效组织起来，引导优质资源向战略性、关键性领域集聚，推动科技创新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广东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实践证明，“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化危为机提供了重要支撑。展望未来，要延续这一优势，就必须有效汇聚全社会力量。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将“充分调动全社会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作为压轴条目，正是要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独特优势转化为迈向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三）坚持创新是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有效路径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唯有依靠创新才能将挑战转化为机遇。广东以理念创新、机制创新、科技创新和平台创新应对各类风险，牢牢掌握了发展主动权。在西方全面封锁的艰难时期，举办全国性的出口商品交易会本身就是一项创举。此后，广交会始终紧扣时代脉搏，不断创新办展理念和方式，持续优化参展企业和商品，创造了中国外贸史上的多个“第一”。亚洲金融危机中，广东在处理“国投破产案”时，创设“一拖三”破产模式，创新债务追收、财产变现方法等，实现司法领域的多个“首创”，被美国《华尔街日报》盛赞“标志着中国法治从此进入新纪元”。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后，广东通过畅通“科技—产业—金融”循环，增强了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同时，鼓励企业积极开拓中东、南美等新兴市场，推动商业模式由“卖产品”向“卖品牌”再向“卖解决方案”不断升级，以更崭新的姿态应对挑战。科技封锁发生后，以华为公司为代表的广东高科技企业展现出强大的战略定力和创新活力。华为公司以超万亿元的研发投入和全球逾15万项技术专利构筑起坚实的技术基础，尤其在鸿蒙操作系统、麒麟芯片等关键领域实现自主突破，使得外部限制转化为倒逼企业创新、加速技术迭代的战略助推器。

广东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实践证明，创新是破局突围的关键。这一经验同样是谋划未来发展的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产业、科技、对外开放、国家安全等领域作出前瞻性布局、提出“创新”要求，正是要将这一历史智慧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应变局、开新局提供更为持久的动力支撑。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在应对外部风险挑战中历经了多次大考，所积累的斗争策略和宝贵经验至今依然值得借鉴。当前，我们正处在科学编制全省“十五五”规划的关键时期，必须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将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制度优势、推动全面创新等历史智慧融入规划编制的战略构想和任务部署中。唯有如此，广东才能不断增强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的底气和能力，自觉肩负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为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科研处（文献编研处）副处长)

 （来源：摘自《广东经济》2026年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