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秩山河固，浩气千秋存。在长达14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四万万同胞共赴国难，以磅礴之势凝聚全民族力量，支撑国人赢得这场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首次完全胜利。前赴后继的国人以血肉之躯和“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果敢决绝铸就了伟大抗战精神。作为中国全民族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的组成部分，粤港军民在孤悬敌后、强敌环伺的绝境中，以非凡的勇气与智慧，谱写气壮山河的历史篇章，成为伟大抗战精神的生动诠释。

粤港抗战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抗日战争的伟大，首先在于它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的战争。在民族危亡之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焕发出巨大感召力。华南地区特别是粤港地区，凭借其毗邻海外的独特地理位置和近代以来累积的深厚革命传统，在极短时间内，形成了同仇敌忾的集体意志，汇聚起救亡图存的精神伟力。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消息传到广东，全省学生和各界群众热血沸腾，纷纷行动起来，响应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瞬间席卷粤港社会各阶层。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以后，国共两党在民族大义面前展现出高度政治智慧。国难面前，中共广东地方党组织与主张抗日的国民党军队张发奎、余汉谋等部和地方实力派莫雄、张炎等部摒弃前嫌，共御外侮。在张发奎、余汉谋部，由中共支持建立的“战地服务队”，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配合国民党的正面作战，成为文化抗战的一把尖刀。粤港抗战的壮阔画卷中，港澳同胞、海外华侨无疑是其中最动人的篇章之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港澳同胞、海外华侨捐钱捐物，竭尽所能，支援祖国抗战。仅1939年初，海外华侨通过宋庆龄转交给曾生抗日游击队的款项，一次就有20万元，这里面还不包括源源不断的被服、胶鞋、药品、重要器械等物资。港澳同胞、海外华侨虽然身居境外，但是心系桑梓，以炽热如火的爱国情怀凝聚起一条跨越重洋的“抗战生命线”。不仅如此，大批华侨青年更是毅然放弃海外安逸生活，不远万里回国参战，甚至血洒疆场。从港澳回乡服务团到华侨回乡服务团，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和推动下，华侨青年们纷纷回国参战。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期间，回国参加抗战的仅粤籍华侨就有4万多人，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华民族”这个休戚与共、荣辱相连的命运共同体。正因为中共广东地方党组织对国民党抗日将领、地方实力派以及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开展广泛深入抗日统战工作取得的卓越成效，广东一度被称为“统一战线的模范省”。

粤港抗战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民族气节，是一个民族在文化根脉滋养下形成的道德操守和精神脊梁，是面对外敌压迫时维护尊严、宁折不弯的崇高品格。在山河沦陷、文明蒙尘的至暗时刻，广大粤港军民的身上，民族气节受到了最严峻的考验并得到了最有力的彰显，中华文脉得以在南天一隅赓续绵延。

在1932年初淞沪抗战中，粤系第十九路军将士以宁死不屈、拒绝妥协的凛然气节，赢得举国赞誉。在1937年的淞沪会战中，粤军“八百壮士”坚守上海四行仓库，战至最后一刻。团长谢晋元以“余一枪一弹，决与倭寇周旋到底”的铮铮誓言诠释了民族大义的至高境界。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投笔从戎，由中山大学学生成长为令日寇胆寒的“书生将军”，以其“没有国哪有家”的舍生精神带动了一大批献身抗战事业的青年学子。普通民众更是孕育民族气节最深厚的土壤。在日寇刺刀下，粤港民众展现出惊人的坚韧与勇气。他们自发组织起多支游击队，深入敌后，袭击敌人、炸毁仓库、破坏交通线，令日伪惶惶不可终日，构筑起侵略者无法征服的民心长城。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初，粤港汇聚了茅盾、夏衍、邹韬奋、范长江等文化巨匠，在中共支持下，他们复办、创办《救亡日报》《华商报》等抗战报刊，由粤港至全国，掀起了“保卫华南”“保卫中国”的救亡浪潮。香港沦陷前，粤港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文化重要汇集地。1941年香港沦陷后，中共广东地方党组织和东江纵队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之下，组织实施“秘密大营救”，把深陷险境的数百名文化精英及其他各界人士解救出来。这一解救行动历时半年，实现“零被捕、零牺牲”，以极少的代价，从日寇的眼皮底下保存了中华民族的文脉，创造出了奇迹，被茅盾先生誉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粤港抗战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斗争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基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抗日纵队在极端劣势下所展示出来的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正是对这一精神最淋漓尽致的显现。

在全民族抗战的烽火岁月中，粤港军民抵抗侵略者的军事斗争从未停息，以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韩江纵队、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等为代表的华南人民抗日武装，在日伪顽的疯狂围攻和严密封锁之下，依托山林河海，依靠人民群众，开展了旷日持久的游击战，涌现出了千千万万、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黄友，年仅17岁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独立第三中队“小鬼班”班长。与日军藤本大队数百人狭路相逢时，担任阻击任务，率队和敌人展开恶战。搏斗近一小时，仅剩一人，即使身负重伤，大腿被打断，仍顽强坚守阵地，最后在血火中壮烈牺牲。其事迹被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中共中央追认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战斗英雄”“中国共产党模范”。李淑桓，一名普通香港女教师。在抗日救亡大潮中，先后将7个子女送入抗日队伍，其中3个儿子牺牲。不仅如此，她还亲自来到东莞大岭山抗日根据地，以教书为掩护，做秘密情报工作。后来不幸被捕，坚贞不屈，惨遭杀害，被誉为“东江游击队之母”。冯芝，一名年过六旬的香港老太太，女儿是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市区中队中队长。在女儿影响下，她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每天风雨无阻为游击队传递宣传品和情报资料。被捕以后，日寇用皮鞭抽她，放狼狗咬她，但至死也没有从她口中获取任何有关游击队的信息。

粤港抗战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在极端困境下对必胜信念的坚守，是伟大抗战精神的内核，也是支撑持久抗战并最终取得胜利的精神支柱。尤其是敌后战场，要同时面对军事“围剿”、经济封锁、物资匮乏等方方面面挑战，如果对民族解放事业没有必胜的信念，是无法坚持下来的。这种信念，源自对战争性质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最为困难的时期，面对日伪顽疯狂的围追堵截，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游击区）面临空前的生存危机。即便如此，华南抗日纵队也没有丧失必胜信念。他们充分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力更生，通过不断开展根据地建设赢取民心，渡过难关。东江纵队在根据地开荒种粮、种菜养殖，建立小型兵工厂修理枪械、制造地雷和手榴弹。琼崖纵队则在根据地开垦生产基地，纺纱织布，生产生活必需品。这些举措，体现出华南抗日武装坚决贯彻中共中央提出来的坚持持久战的方针，树立起了通过长期战斗夺取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心。相比正面战场和华北、华中的敌后战场，华南敌后战场所开展的战斗规模虽不大，歼敌虽不多，但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战斗形式，使之在整个战局中起到了重要战略作用。东江纵队组织的百花洞战斗，被华南日军头目哀叹为“这是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太平洋战争爆发特别是香港沦陷后，东江纵队及其下属港九大队积极开展城市游击战，以“小战斗”实现“大牵制”，切断广九铁路，积极营救盟军飞行员和国际友人，为盟军获取扭转太平洋战局的关键情报。据不完全统计，人民抗日武装广泛活动于东江、韩江、南路、珠江三角洲及海南岛等地，对日伪作战3000多次，毙伤日伪军近万人，俘虏和受降5000多人，牵制兵力达15万人。朱德在《论解放区战场》中将华南抗日纵队与八路军、新四军一起，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从琼崖孤岛到港九危城，从湾区蕉林到南岭深山，华南抗日纵队在暗夜中坚守信念，不断打开局面，充分印证了“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的历史定论。

当下，粤港抗战的历史硝烟早已消散，但伟大抗战精神的火炬却永不熄灭。新时代新征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依然要高举伟大抗战精神的旗帜，铭记粤港军民用献血和生命书写的壮丽史诗，从中汲取无尽的精神滋养，凝聚起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不断前进的奋进力量。

（作者系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一级调研员，广东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来源：《南方》杂志2025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