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百多年的广东党史既是一部不懈奋斗史，也是党的作风建设史的生动缩影。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广东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原则，以密切联系群众为核心，以牢固树立党员理想信念为目标，以发扬党内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保障，以慎独慎初慎微慎欲为底线，在党的思想、学习、工作、领导以及党员干部生活等方面不断锤炼品格和风范，留下了作风建设的深刻印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系统梳理百多年党在广东的作风建设实践并从中汲取经验智慧，对于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经验启示之一：必须重视理论学习，加强党性教育，不断淬炼坚定理想信念、保持锐意进取的思想作风
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坚定理想信念是根本，锤炼党性是基石。回顾百多年党史，党在广东十分注重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引导，注重以马列主义加强对党政军人员的党性教育，注重从思想上建党。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广东党组织十分重视以共同理想信念教育激励党员、凝聚队伍，采取党内培训班、政治报告会、开办党校、编印党内刊物及宣传大纲等形式，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针对党内存在“不尊重中央决议，独断独行，二面态度，不请示中央，自由行动……互相包庇、亲密勾搭”等党风问题及时进行教育和纠正，克服了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为广东红旗不倒夯实了思想基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广东党组织按照全党部署，先后开展了以党员审查、组织整顿、阶级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整党，以马克思主义教育、民主集中制教育、群众路线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以查成绩、查立场、查生活和整非群众观点、整自由主义、整小圈子作风为主要内容的“三查三整”运动，培育了优良的党风政风学风，提高了党组织的战斗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广东党组织系统开展了整风整干、整党建党、“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教育等运动，揪出了一批党内害群之马，通过整顿党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思想作风，督促党员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和中共党史等，使全省党员受到了深刻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有效纠正了党内各种不良之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广东省委先后组织开展党风党纪教育、“三讲”教育、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等系列党性教育活动，全省党员干部思想进一步解放，开拓创新干劲不断增强。新时代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省委先后开展了8次党内集中教育，常态化组织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持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认识，全省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理论水平得以明显提升。
实践证明，深刻的思想洗礼是作风建设的基础，而持续的学习教育则是加强作风建设的关键。只有时刻保持“学而不厌”的精神，把锤炼党性、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坚持从党的创新理论汲取滋养，才能从思想深处提高认识、转变作风。
经验启示之二：必须注重调查研究，保障群众利益，大力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
党的工作作风体现党的性质宗旨，展现党员干部的责任担当底色，要求党员干部在工作实践做到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东党组织始终切实保障群众利益，注重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山不藏人，人藏人”正是琼崖党组织赢得民心的真实写照。琼崖特委会议曾指出：“我们必须以群众利益出发，善于创造群众利益，帮助群众生产改善其生活，做好群众工作。”这体现了鲜明的人民立场。百多年来，广东党组织领导人铭记党的宗旨，坚持践行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农民运动大王”彭湃为了拉近和农民群众的距离，毅然脱掉自己身上的长袍马褂，穿上和农民群众一样的土布衣服，打着赤脚走向田间地头，用方言和农民群众促膝谈心，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海丰农民运动》一书。该书运用大量的数据证明了农民参加革命的众多优势，是党内最早的一部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农民运动方法的重要著作，得到了瞿秋白的高度评价。叶剑英主政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时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要求践行群众路线，他在部署墟镇工作时指出，只有主动地结合群众，通过调查研究获得墟镇真实情况，才能使墟镇成为城市领导农村的工作据点，发挥它应有作用。习仲勋是践行党的工作作风的标杆，他主政广东时特别强调：“长期待在机关里，不下去，就无法了解实际情况……各级党委书记要多深入实际，作调查研究，才能实现正确的领导。”广东各级党组织领导人坚持求真务实，把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谋发展与改进工作作风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彰显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实践证明，求真务实是保持优良作风的内功心法，人民立场是保持优良作风的根本前提。只有始终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牢牢抓住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作风建设才能获得最深厚的力量源泉，我们党才能真正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经验启示之三：必须突出“关键少数”，发挥示范表率，持续践行发扬党内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领导作风
党的领导作风好不好，关键看党的领导干部能不能以身作则、以上率下，能不能发扬党内民主、落实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能不能秉公用权、公正办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东党组织十分重视发扬党内民主。广东区委坚持集体领导制度，集体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规定常委每月至少开会两次，要求“一切工作归整个委员会管理”。琼崖党组织要求“同志实行民主化，使党员讨论党的政策”，让每一位党员参与党的建设；要求“发扬党内民主精神，干部之间的错误必须互相批评”，各领导机关领导人“应展开自己检讨，以身作则，领导执行改造作风改造工作”，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促进党内的团结和改进党风政风。在开展“三查三整”运动中，香港工委要求各单位首长亲自领导，发扬民主，破除情面，通过支部会议或小组长联席会议，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达到发现问题、改造思想的目的。广东党史上留下了党组织领导人发扬党内民主、开展自我批评的动人故事。省港大罢工爆发后，广东区委组织部有个叫蒲成德的干事，携带党费3000多元潜逃，陈延年知道后，一面组织追查，一面进行内部整顿，对组织部部长穆青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穆青随后在区委会议上作了深刻检讨。陶铸勇于承认错误，对自己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过的错误、全省农村大饥荒的现象，先后在1959年的汕头会议和潮安县群众大会上公开检讨，并将检讨内容写成《总路线与工作方法》一文在《南方日报》公开发表。他这种勇于面对现实、敢于担当的精神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在1962年广州会议上，他还公开站出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显示出无产阶级革命家修正错误、坚持真理的巨大勇气。惠阳地区检察分院的干部麦子灿曾写信批评习仲勋的一些做法。但习仲勋毫不在意，在省革委会会议上作自我批评，并宣读麦的来信，要求在全省各级党委进行讨论，借此改变工作作风。党的领导作风还表现在秉公用权、公正办事上。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杨匏安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亲戚朋友来求官，他一概不办；别人送来的礼物，他一律拒收。周恩来称赞他“一丝不苟，堪称楷模”。
实践证明，党的领导作风事关党的形象和威信，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一个重要环节；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对全党全社会具有风向标作用。只有充分发挥领导干部在作风建设中的示范表率作用，让优良作风成为领导干部的鲜明标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才能不断增强，我们党才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经验启示之四：必须强化清正廉洁，严格制度约束，坚持培育艰苦朴素、遵规守矩的生活作风
党的生活作风是党员干部党性修养、思想品德、文化素质和精神境界等在日常生活中的直观反映，直接影响党风、政风、行业风气和社会风气。回溯百多年党的历史，我们党历来倡导勤劳节俭、艰苦奋斗，反对生活奢靡、贪图享乐，在倡导优良生活作风上留下了深刻的广东印记。陈延年严于律己，处处以身作则，为了不浪费一分一秒，他给自己规定“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作私交”；由于常常工作到深夜，很长一段时间在区委机关打散铺住宿；在饮食上更不讲究，平时和其他同事吃饭都在一起，从不搞任何特殊化，被誉为革命的“苦行僧”。苏兆征兼任省港大罢工财政委员会委员长时，每日经手资金数万至数十万元，但始终公私分明、两袖清风，不贪一分钱财。1953年底，林伯渠到广东视察，省里一些负责同志前往车站迎接，他诚恳地对当地领导说，政务院有规定，党政军群负责人员视察、参观、休养、旅行时，地方负责人不许接送、宴会和送礼，以后我们大家按规定办事。后来他离开广州时，广东的负责人就按照规定没有送行。周恩来在新会调研时向广东省委提出要轻车简从，只带了时任省委农村部副部长李子元、省公安厅副厅长苏汉华、佛山地委第二书记杜瑞芝等几个人。陶铸每到一地调研都“约法三章”，并让随行人员监督检查。有一次，他在梅县调研，发现跟在他车后面的车子带有肉类和汽水，由此对县委书记进行了严肃批评。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老一辈革命家不仅为自己定规矩，也特别守规矩。新时代以来，广东省委持续围绕“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进行专项治理，重点严查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违规吃喝等问题以及人情来往背后的利益勾兑、请托办事等问题，严查违规兴建楼堂馆所、违规租用公务车辆、以培训为名变相公款旅游等问题，全省党员干部的生活作风实现大转变、大提升。
实践证明，生活作风不是小事，生活纪律不可小视。只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修养，教育引导其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涵养健康文明的生活情趣，坚持把生活纪律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我们党才能真正取信于民，真正在全党形成遵规守纪的习惯和风气。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处处长、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来源：《南方》杂志2025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