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十三届五次全会强调广东要“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深化改革开放的大机遇、大文章抓紧做实”，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把握战略重点和优先方向，全力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任务落地落实，这彰显了以重大战略、重大平台牵引广东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蕴和要求。全面深化改革旨在通过制度创新助力实施重大战略，重大战略则内在地包含了探索体制机制的功能，是区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载体，两者可谓是紧密相连、相互促进。广东重大战略交汇叠加，重大改革平台、改革试点密集布局，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要深刻认识重大战略引领广东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逻辑、现实基础，发挥好重大战略和改革试点的示范突破带动作用，找准找实广东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路径。

从历史逻辑看，坚持以国家重大战略为引领，自觉立足重大平台谋划市场化改革是广东40多年发展不断赢得优势的重要经验

区域重大战略是指国家在特定的时间统筹运用多种手段、综合聚集要素资源，以推进国家经济社会长远发展为目标，在一定的区域空间实施的战略部署，是探索经济发展模式的先行者。从方法论看，实施重大战略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彰显了决策者的战略思维、系统思维、辩证思维；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来看，实施重大战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和区域经济思想，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有利于发挥重大改革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以重大战略聚合要素资源，超前探索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体制机制，不断释放改革的乘数效应，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不仅推动自身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而且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深化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次重大转型和改革实践的不断创新，均离不开对国家战略的坚定落实与灵活运用。20世纪80年代，广东抢抓中央设立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重大战略，重点围绕生产资料、生产要素、房地产、劳动力、科学技术、信息等方面不断摸索，创造了劳动管理上的劳动合同制、浮动工资制，建筑工程上的招标制、投标制、承包责任制，企业管理上的承包、租赁经验、股份制试验、组建投资管理公司，土地管理上的有偿使用等有益经验，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打下了坚实基础，为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提供了前期基础。新世纪之后，随着市场体系的初步确立，经济特区继续从建立市场规则、完善中介组织、确立现代市场经济主体、完善分配和保障制度、改善宏观调控手段等方面进行改革，创造了一大批改革创新经验。1982年后，广东抓住国家推进农村改革的重大机遇，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农村市场化改革推动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推动农村股份制改革，加快工业化进程，实现了农业大省到工业大省的转型。随着1984年国务院把广州、湛江定为开放城市，1985年设立珠三角经济开放区，1988年被赋予全国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以及众多国家级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批复设立，广东主动作为，抢抓改革开放平台叠加涌现特别是综合改革试验权的战略机遇，积极稳妥地进行全方位的改革试验，深化金融、外经外贸、价格改革等方面的改革，制定了简政放权、提高办事效率、改善投资环境、放手发展“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业务，鼓励外资进入能源、交通、通信、高科技等方面的措施，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为广东进一步对外开放扫除了制度障碍，对全国改革开放战略的延伸起到了推动作用。1992年至2012年，“三个春天”把舵定向，广东遵循“追龙”“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加快发展、率先发展，更好地发挥排头兵作用”的战略嘱托，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企改革，推行产权管理责任制，顺德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靓女先嫁”，发展混合型经济，成为全国性集体企业产权改革的“探路者”。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广东以实施系列重大战略为契机，大胆探索市场化改革，率先进行综合性改革，不断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创造先发优势，在改革中涌现了“深圳速度”“蛇口效益”“三茂模式”“珠江模式”等享誉全国的标志性改革经验，成为全国改革的试验田和示范窗口。

从现实基础看，重大战略重大平台在推动广东全面深化改革上成效显著，有效发挥了国家战略承载地试验田作用

新时代以来，党中央赋予广东多重国家战略。2015年8月，广东被确定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再次承担为全国的改革发展提供经验和示范的重大功能。2015年以来，中央、国务院先后发文在广东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区、实施深圳综合改革试点和建设横琴、前海、南沙、河套四大合作平台。除了这八份文件外，国务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还先后批复设立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广清接合片区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等战略部署。重大战略、重大改革平台落地赋能，推动广东形成了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主轴，广东自贸区、四大合作平台以及深圳综合改革试点、众多国家改革试点等为载体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体系，给广东带来了历史性机遇。纵向看，这种机遇在广东历史上不可多得；横向看，国内其他地区很少具备。

广东充分利用国家战略密集叠加的战略机遇，深化制度创新，牵动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自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以来，大湾区成为改革创新的重要策源地。5年来，广东积极推进与港澳的“硬联通”“软对接”，推动“港车北上”“澳车北上”政策顺利落地实施，高水平建设“1+12+N”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以“湾区认证”推动三地质量认证规则衔接，以“湾事通”助力“三地同城、无感跨境”等，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已基本覆盖医疗、教育、就业、政务等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方面，有力提升了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在“一点两地”战略定位下，四大合作平台成为大湾区发展的“试验田”“先行地”，不断释放出改革红利，推动“制度之别”变“制度之利”。横琴合作区实施“分线管理”，初步建立琴澳一体化发展格局；出台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双“15%”优惠政策，打通海外人才“居住在澳门、工作在横琴”“科研在澳门、转化在横琴”引才路径。2021年以来，前海合作区致力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最浓缩最精华的核心引擎”，推出制度创新成果241项、累计835项，新增在全国复制推广36项、累计94项，一批原创性、引领性、系统性改革举措走向全国。南沙合作区坚持打造面向世界的国际化营商环境先行区，累计推出55项政务服务改革措施。河套合作区深围绕深港科技创新开放合作先导区、国际先进科技创新规则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中试转化集聚区三大定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尝试揭榜挂帅，向世界级科研枢纽迈进。九年来，广东自贸区聚焦投资贸易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粤港澳合作等领域改革，实施自贸区提升战略，设立13个联动发展区，累计形成制度创新成果696项，在全国复制推广43项，占全国集中复制推广的25.75%；发布制度创新案例301个，列入全国最佳实践案例8个；2020年以来，深圳充分释放建设先行示范区、实施综合改革试点的战略机遇，围绕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打造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完善科技创新制度、健全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推进生态环境和城市空间治理改革等破冰突围、探路先行，首批40条授权事项全面落地实施，三年来累计向全国复制推广改革创新举措87条，率先出台个人破产条例、数据条例、绿色金融条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等法规，竭力打造全面深化改革的城市样本。

新时代广东在以重大战略牵引全面深化改革上不仅成效显著，并形成了一系列有益的方法和经验。“以重大战略牵引全面深化改革”彰显了“以坚定方向谋改革”的政治站位、“系统集成谋改革”的全局考量、“人民至上谋改革”的价值取向和“科学方法谋改革”的高超智慧。比如，坚持问题导向，抓住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围绕重大战略的使命责任确定改革目标和任务，使每个重大战略所担负的改革任务各有侧重；坚持守正创新、注重系统集成，前海合作区牵头发起成立全国自贸片区创新联盟，有效提升了改革创新辐射引领作用；坚持法治思维，以立法护航重大战略的实施，推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促进条例》《深圳经济特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投资者保护条例》《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条例》；把牢价值取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改革，推动“双15%”税收优惠政策落地；坚持把握政治属性、推动融合发展，构建粤港澳一体化发展机制，在进一步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基础上，为港澳提供新空间、创造新机遇，等等。以重大战略牵引广东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探索及积累的经验，为进一步用国家战略激发改革红利奠定了发展胜势、打下了坚实基础。

从未来实践看，重大战略是牵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功能平台，必须厘清多重国家战略的改革切入点、健全改革落实机制

重大战略是实现改革创新向纵深发展的领路先锋、加速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必将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扮演重要角色。多重国家战略涵盖面广、带动性强，与中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紧密联系，既是全面改革的切入点，也是广东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广东要从省域实际出发，发扬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以重大战略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厘清改革方向，细化完善改革举措，健全改革落实机制，以制度创新形成政策叠加效应，牵引广东改革发展向纵深发展，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最优发展环境。

一要厘清多重国家战略牵引广东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切入点和主要方向。多重国家战略在南粤大地相互交织交融，蕴含着改革红利，是制度创新的撬动器。为了释放利用国家战略的红利，发挥其政策效应，广东必须将多重国家战略进行战略解码，使之转化为现实优势。围绕粤港澳大湾区“一点两地”全新定位，发挥四大平台各自的功能，强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健全大湾区产业科技创新合作机制；以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探索珠江口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打造深度融合的发展共同体，通过以点带面不断完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体制机制。充分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一带一路”桥头堡所造就的地缘优势，依托广东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政策优势和特色优势，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完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高水平推进广东自贸区集成改革，支持重大改革举措优先在自贸区试点，探索制度型开放。抓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创中心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的重大机遇，发挥广州、鹏城国家实验室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主力军作用，一体推进教育体制、科技体制、人才体制改革，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要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支点，深化建设大湾区统一大市场公平竞争先行区；抓住广州、深圳建设国家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契机，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制度，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抢抓首批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试点的机遇，打造全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先行区，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紧紧把握广东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契机，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推动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助推建立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深刻把握国家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大机遇，发挥好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广清接合片区建设和佛山市广东省城乡协调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建设的示范效应，以优化完善“百千万工程”集成式改革为牵引，从体制机制上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释放区域协调发展活力，助力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持续释放深圳实施综合改革试点的效应，推出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新鲜经验，及时将改革创新成果以立法形式确立下来。探索争取中央在广东实施新的重大战略，设立“国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试验区”，并依法给予综合改革授权，推动承接国家级改革综合试点，形成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改革开放新格局。

二是不断完善重大战略平台建设机制和以重大战略牵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工作落实机制。广东虽然多重国家战略叠加优势，但这一比较优势还未完全转化为竞争优势、跨越优势，其在聚集稀缺性战略资源、拓展经济地理空间，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优化广东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以及探索制度创新，牵引广东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上的功能作用并未充分释放。对比浙江、江苏、上海等先进地区，广东缺少在全国叫得响、立得住的改革品牌，与国家战略实施相匹配的改革顶层设计的系统性还需强化，以重大战略牵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工作落实机制还不健全，改革仍在“碎片化”问题和“空转”现象。在新征程上，广东要进一步完善重大战略平台建设机制，实现省内重大战略功能平台联动发展，在省级层面建立建立由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领导，省委改革办、省委横琴工委、省大湾区办、省自贸区办、省南沙工委以及广州、深圳等地党委政府部门组建的工作协调机制，推进各重大战略错位发展、健康竞争，落实交流分享机制、激励机制；加强以重大战略牵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切实树立抓改革统筹、促改革落实的鲜明导向，做到改革推进到哪里、督察就跟进到哪里，全面打通改革推进的“最后一公里”，及时问责改革执行不到位情况，切实提高改革的执行力。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处处长、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约研究员）

（文章来源：《珠海特区报》2024年12月3日第A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