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毛泽东倡议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回顾1961年春毛泽东在广东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的调查研究，对于我们当前开展主题教育、推进调查研究工作具有重要启示。

1.在广州多次强调调查研究

面对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毛泽东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月14日至1 8日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都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出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2月24日毛泽东到达广州后，更是多次强调调查研究。

在3月10-13日广州召开的“三南”(中南、华东、西南)会议上讲话时，要求各级党委第一书记亲自做调查研究工作，指出过去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就是因为情况不明。在3月15日至23日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一些干部：“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强调“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

2.带头组织和指导调查研究工作

1961年1月25日晚，毛泽东带着急于了解农村情况的紧迫心情，乘火车离开北京，经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于2月24日到达广州。在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一路考察，分别与当地省、市委负责人谈话，着重了解农村存在的主要问题，督促省、市各级干部要到基层调查，做了一路的调查研究工作及动员工作。 

3月13日，毛泽东在“三南”会议上向与会同志印发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写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并写了一个说明：“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再次强调“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强调各级书记要亲自做调查研究。3月23日，他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关于调查工作》一文作了长篇阐释。他指出：要作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都要亲自动手。不做好调查研究，一切工作都无法做好。《关于调查工作》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讲述了做好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技巧，成为1961年大调研的重要指导性文件。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经毛泽东提议并亲自修改补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指出：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3.派调查组到广东调研，解剖“麻雀”

毛泽东曾指出，党的总书记，党的领导机关包括全国性的、省的和县的负责同志，都要亲自调查一两个农村，解剖一两个“麻雀”。为此，1961年1月，毛泽东亲自组织了由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分别担任组长的三个调查组，用10天到15天的时间，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蹲点调查。三个调查组最后会集广州，向毛泽东报告调查情况。

中央赴广东调查组选取新兴县里洞人民公社作为典型调查点之一。新兴县里洞人民公社于1958年成立后，刮起了 “共产风”、“浮夸风”，出现粮食紧张的局面。19日，毛泽东接到赴广东调查组的《调查纪要》。《纪要》是经过到新兴县里洞公社和南海县大沥公社调查后写出来的。其中列举了新兴县里洞公社蒙坑大队，是由两个经济水平相差很大的合作社合并而成，合并后实行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等情况。《纪要》提供的情况和所作的分析，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为了系统地解决包括平均主义在内的农村人民公社的各种问题，他从2月下旬开始组织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并决定起草工作班子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挂帅。　　

3月10日至13日，毛主席在广州召开“三南会议”，讨论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他在会上指出：“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十年也还得散伙。”

在会议期间，中央和省委调查组又请新兴县里洞公社的梁纪南和苏品芳到广州来，于3月14日、15日就有关人民公社的几个重要问题召开座谈会，与他们交换意见。这次座谈会的记录，于3月15日报送毛泽东。次日，毛泽东批示：“一个重要文件，印发各同志讨论”。这时，“三南会议”刚刚结束，毛泽东紧接着又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讨论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毛泽东要求与会同志讨论梁纪南等基层干部的意见。3月15日，陶铸也向毛泽东报送广东省南海县大沥公社沥西大队试行生产队包干上调任务的情况调查。3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这一调查材料印发给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同志，并要求“请各组讨论，这个办法是否可以在各地推广”。同时，毛泽东在广州还审阅了其他各地的调查材料，并与前来参加“三南”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进行认真的探讨，为解决农村问题打下了坚实基础。　　

4.调研成果转化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

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随后，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主要成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分别带着“六十条”草案，集中一个主题，深入基层，征求意见。在有的地方，甚至是一条一条地念给农民听，请农民提意见。在进一步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作了重大修改，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解散了公共食堂和取消供给制。不久，“农业六十条”所起的积极作用很快显现出来。1961年起，我国农业生产开始摆脱1959年以来连续下降的被动局面，出现了恢复性的增长。

毛泽东在广东的调研活动和“农业六十条”的出台，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调查研究、民主决策的过程，是在吸收了包括广东基层干部在内的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后结出的硕果。毛泽东的号召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带头作用，使广大干部的思想和作风重新回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轨道上来，并根据各地的实际，作出科学决策。这一领导方法和领导经验，启示意义深刻。当前，我们正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使深入一线进行调查研究具有了无可比拟的重要性，这就更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所倡导的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正如毛泽东所说：“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处三级调研员）

（文章来源：《广东党建》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