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底，陈云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他强调党风问题的核心是恢复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等，这“是我们全党最大的事情”。随着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全面实行改革开放，党风问题也有了新的动向和变化，其工作重点随之从“历史”转到“现实”。

一、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1979年4月，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中央建议，希望批准广东发挥毗邻港澳的人缘、地缘优势，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先走一步”；并在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兴办出口加工区，后得到党中央的肯定和支持。7月15日，党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广东成为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先行地区和重点地区。但是，创办经济特区，一开始就充满了巨大的质疑和争论。1979年，在争论中前进的广东，出现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现象，比如汕头地区海面，开始出现台湾走私渔船，后来逐渐蔓延到东部沿海一带，走私贩私一时成风。

在当时的广东，有些党员干部出现了“向钱看”的错误思想。有人主张“要发财,靠乱来”“不能操正步”；有些单位的负责人打着“为公”的招牌，明知是违法乱纪的事情，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甚至扬言：即使坐牢也是光荣的。有些地方领导人把走私看作发展地方经济第一桶金的想法，以“为了集体，没装腰包”为由，为一些地方组织参与走私做辩护。有些人认为“打击走私，是‘左’的行动”，担心“影响对外开放政策”等。参与走私活动的，有工人、干部、农民、现役军人，其中还有些是党团员、高干子弟。他们组成集团，有收购、转运的，有窝赃、销售的。走私与投机倒把相勾结，沿海与内地相勾结，连成一线，遍及各省。

针对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经济领域的犯罪开始形成气候等新情况，中纪委工作重点由此发生变化。1980年1月，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指出：一年来（1979年）主要处理了一些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腾出应有的时间，组织应有的力量，认真地去讨论、研究、检查、处理当前现实生活中的要案与大案。而这些要案与大案，是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十分关心的，也是经常议论较多的问题。今后纪律检查工作将进一步围绕四化建设搞好党风、严肃党纪，同当前实际工作和现实生活中的不正之风进行斗争。要把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重点，由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和重建党规党法，进一步转移到保证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保证实现“四化”建设上来。

纠正加强党风与“四化”建设对立的错误认识。在一些地区和部门中，有些党员干部对搞好党风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以为这个工作可有可无，甚至把抓党风与安定团结、“四化”建设对立起来，对不正之风放任不管甚至纵容包庇。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并根据历史经验和党的现状，1980年11月，在中纪委座谈会上，陈云严肃地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必须实事求是，查清事实，核实材料，再处理问题，并和本人见面。”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个论断一经提出，“对党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进一步明确了做好纪律检查工作的指导思想，加重了各级纪委维护党纪、搞好党风的责任”。由此，各级纪委把纠正经济领域中的不正之风，列为一项重要任务，特别是抓紧查处经济领域中的违法乱纪案件。

经济领域违法乱纪的典型就是沿海地区走私形成规模，日益猖獗。1981年2月，国务院在福州召开了东南沿海三省第一次打击走私会议。广东建立起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强调一定要在两个方面划清界限：一是严格区分经济要搞活、农村要抓富与投机倒把、走私活动的界限；正当的商业经营与非法商业活动的界限。二是必须严格区分走私与非走私的界限，绝不可简单从事。此时广东省打击走私仅仅立足于政策界限的掌握，对走私贩私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估计较少。5个月后，国务院召开了东南沿海三省第二次打击走私会议，指出广东省打击走私要抓两个重点，一是抓内部问题；二是抓职业走私犯，同时纠正部分打击走私政策：“过去从宽”应以今年福州会议为时间界限。四月一日以前的从宽，以后的从严。对私货只能没收，不能再搞收购。没收的私货，交由商业部门统一处理。由财政部门与商业部门算账，钱归财政。9月5日，由广东省工商、银行、海关、水产、农委、纪委、政法等单位组成3个工作组，分别到走私问题严重的重点地区汕头海丰、潮阳县，惠阳地区的惠东县协助开展打击走私活动。

尽管打击走私一直被广泛关注，但广东沿海部分地区的走私却愈演愈烈，这与当地政府的默许有关。如海丰县大部分地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走私贩私活动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长，人数之多，影响之坏，是这个县解放以来所未有的。汕头地区政法委副主任、海丰县原县委书记王仲公开宣扬：“海丰的走私，不必大惊小怪”，“香港不要的东西，我们拿来有什么不好”等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981年到1982年，海丰县到香港直接走私的有330多船次、5400多人。这个县的遮浪公社有88%的机船、52%的党员直接参与了走私。群众参与走私也很常见，惠阳县澳头公社有的渔业大队，多数户发走私财的金额都在三四万元以上。海关、工商、公安等部门的缉私力量也没有拧成一股绳，以致打击不力。走私严重地区出现了“渔民不打鱼，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的混乱局面。因此，在更高层次、更高领域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打击经济活动中的违法犯罪，十分必要。

二、从重从快处理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

在面临诸多挑战和争议的情况下， 广东“先走一步”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不力，并在1981年底和1982年初被邓小平和陈云先后作出批示。1981年12月14日，邓小平把中央书记处的文件《广东、福建一些单位和干部继续从事走私、贩私活动》批示给胡耀邦：“这类事为什么总处理不下去，值得深思！我建议由中纪委派一专门小组进行彻底追究，越是大人物、大机关，处理越要严，要重。”在邓小平批示后不久，1982年1月5日，中纪委反映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信访简报》被送到陈云手上。简报说：1981年以来反映广东省经济领域问题的来信成倍增长，其中深圳、汕头、湛江、惠阳、广州等地走私活动猖獗，不正之风严重。少数领导干部带头走私，一些部门和企业走私贩私、私分缉私物品，公安、海关等检查部门也存在着违法乱纪行为。陈云情绪十分激动地对秘书说：“告诉王鹤寿，要重办，要杀掉几个。杀几个，可以挽救一大批。解放初期，贪污几千元就杀。”他停下想了想又说：“干脆，我来批一下。”于是，他批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并把简报批给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等。在陈云的批示旁，邓小平又加了8个字：“雷厉风行，抓住不放。”1月11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贯彻邓小平、陈云等领导的批示，并传达陈云关于反走私问题的补充意见。第一，批的是广东的事，但不一定要先办广东的，要先办罪大恶极的；第二，有的要判刑；第三，有的要给党纪处分。同日，会议发出《紧急通知》，指出立即分别召开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以及军队系统负责人会议，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常委的指示。派习仲勋、余秋里、彭冲、王鹤寿立即去广东、福建、浙江、云南等走私贩私最为严重的省，指导督促当地采取紧急措施。如果哪个省市自治区或部门的党委优柔寡断，熟视无睹，姑息养奸，中央将追究责任。

广东召开一系列会议贯彻落实中央《紧急通知》。1月14日，时任中纪委副书记王鹤寿带领王从吾、毛铎到广东参加省委常委会议，督促广东贯彻《紧急通知》。随后广东开始把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成立了由李坚真、寇庆延、王宁等6人组成的领导小组专门负责落实《紧急通知》，同时成立专门的办案班子。在此之前，各级政府是打击走私贩私的牵头机关，至此，各级纪律检查机关成了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牵头机关。15日，省委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传达《紧急通知》。28日，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和省直局以上领导干部会议，时任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明确表态：“坚决贯彻中央的紧急通知，对于我省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于使党风在今年内有个决定性的好转，都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他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对这个严重问题要有清醒的认识，这个问题“确是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2月11日，陈云再次在《关于传达学习《紧急通知》中的若干思想反映》的简报上批示（简称“再次批示”）：“现在抓，时间虽晚了些，但必须抓到底。中纪委必须全力以赴。”这份简报反映，有的同志认为，中央抓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很必要，但抓晚了，问题已相当严重，积重难返了。

创办经济特区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与对外开放等政策问题需要研究，如果混淆了界限就会搞乱。与陈云“再次批示”同一天，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讨论如何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紧急通知》，端正对外经济活动指导思想，进一步发展两省经济。广东省委、省政府党政领导人共19位，几乎全部被召集到北京开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会上，有些领导认为：走私贩私、贪污受贿发展下去就是两条道路的问题。有些领导认为：广东风气不正，由来已久；还有些领导认为广东“活”过了头。会议明确工作的重点是抓大案，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的大案要案。为此，胡耀邦指出：“中央《紧急通知》中只讲高中层领导干部，没有讲到群众中的问题，先把领导层、高中层干部的问题搞清。一定要严格按中央《紧急通知》精神办事。”任仲夷郑重、诚恳提出，希望中央不要轻易收回给予广东的特殊政策，中央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的决策是正确的，如果坚持下去，再有几年，广东的面貌就会有显著的变化。从总基调来看，中央领导对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后所取得的实践成就是予以肯定的，明确提出对两省政策只有总结经验，继续前进，不会改变。但是对于各种各样的质疑批评之声，任仲夷向胡耀邦请示回去如何传达贯彻中央精神。对此，胡耀邦干脆地回答：哪些可以传达，哪些不可以传达，由你自己定。几天之后，中央通知任仲夷，要他再去北京，对于座谈会上的表述，做进一步解释说明。个别与会领导心存疑虑，认为广东对开展打击走私贩私斗争还缺乏认识，检查不深刻。于是，任仲夷和刘田夫再次赴京，对相关问题作出解释说明。广东决定充实省纪委力量，狠抓大案要案，由省纪委、省委研究室与经济部门共同研究制定经济纪律守则。当时的广东尤其是深圳经济特区受到方方面面的压力，把特区说成是给外国资本家搞的“飞地”，经济特区成了走私通道，特区不是社会主义等等传言满天飞，一时间“秋风萧瑟”。

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已经上升到全国人大、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领导机关的决策部署。1982年3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对《刑法》的部分条款进行了补充和修改，对经济犯罪的量刑从重，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判处无期徒刑和死刑。对国家工作人员从严，违法必究，而且把参与犯罪活动的国家工作人员同普通犯罪人员区别开来，规定从重处罚。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根据陈云“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要登报”的指示，一些重量级的官方报纸开始连续报道经济领域的大案要案。《人民日报》报道的涉及广东的案件尤其多，1982年2月5日，刊登了《广州市依法逮捕原电信局局长王维经》，并配发评论员文章《发人深思的教训》；2月13日，刊登《司法机关逮捕海南文昌县城一霸陈川美》，并配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端正认识 大刹邪风》；2月20日，详细刊登了《海丰县四艘缉私艇执法犯法》；3月11日，刊登《中国电子技术进出口公司深圳分公部走私逃税牟取暴利，周志荣徐志良停职检查》，并且配发社论《决不容许走私、逃税损害国家利益》。这些案件被广泛报道和关注，起到了宣传震慑的作用。    

此后，由于措施得力，广东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取得初步成效。截至6月底，全省查处的案件及重要线索已达2493宗（走私贩私220宗、投机诈骗721宗、贪污受贿1175宗，其他377宗），其中符合中纪委所提三个标准之一的（即犯罪活动钱款总额在30万元以上的，或涉及县委书记和相当这一职务以上领导干部的，或个人非法牟利和贪污受贿万元以上的）大案要案282宗。广东认识到在经济领域对“放、宽、活”强调得多，对“统、严、管”强调得不够，有时虽然强调了，但具体措施少，对“先走一步”方面考虑得多，对全国一盘棋考虑得少。特别是进口消费品向外省销售和在省外抬价收购商品出口等问题，直接冲击了国内工业和国内市场。

三、拒绝“和稀泥、做老好人”

在中纪委重拳打击经济领域党员干部违法犯罪半年之后，各种“做老好人”的现象开始出现。1982年6月24日，在审阅十二大报告讨论稿时，陈云通过秘书向胡乔木转告以下意见：目前在我们的党风中，以至在整个社会风气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是非不分。有些同志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有，但现在比那时要严重得多。过去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过分强调斗争哲学，不该斗的也斗，动不动就上纲到路线是非。现在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即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对这个问题，只从维护党纪提出来还不够，应当把它提到全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高度。要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只有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

7月1日，陈云听取王鹤寿关于广东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的情况汇报。7月5日，陈云将新华社反映香港报纸上《反贪污斗争停滞不前》的内部材料批转黄克诚、王鹤寿，指出：对于经济犯罪案件必须严办。阻力再大也必须办。7月8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全国电话会议，部署进一步开展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7月中旬，中纪委派出一百多名司局级以上干部分赴各地，充实、加强办案力量，直接参与大案要案的处理工作。

陈云更是高度关注涉及党员领导干部的案子。从1月至7月，广东的办案情况向中央作了8次专题报告，尤其是大案要案，如王仲、叶妈坎和李胜良等案件，都作过多次汇报。半年以来，广东全省在省、地（市）、县三级查处的案件中，开除了98名党员，依法拘留了110人，逮捕了345人，判刑79人；收缴赃款赃物约900万元。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查处王仲大量侵吞缉私物资的案件。王仲把大量缉私物资，如手表、电视机、收录机、电风扇等据为己有，他的家被戏称为“广播站的器材仓库”。在王仲的纵容和影响下，海丰县的干部私分缉私物资成风。陈云多次听取案情汇报，又派王鹤寿亲赴海丰督查。有人主张王仲是老同志，为党作过一些贡献，应该从轻处理。但是，陈云认为，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一个地区出现如此严重的情况，王仲起了非常坏的作用, 如果不依照党纪国法进行惩处，对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的斗争，对改革开放都很不利。1983年1月17日，王仲被判处死刑，当时全国震动，都说这是动真格了。同年9月18日，叶妈坎也因犯巨额走私罪被判处死刑。两个党员领导干部被判死刑，显示了党中央严厉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整顿党的作风的坚定决心和雷霆措施。

因此，1982年广东走私活动明显减少，查获案件51471宗，比上年下降55.7%，罚没总金额9500余万元，下降33.5%，抓获走私船706艘，下降33.6%。处理了案犯595人，其中逮捕220人，判刑135人。1983年1至10月，从重从快地处理了案犯1035人，比上年同期增加1.2倍，其中逮捕411人，判刑199人，死刑2人。取缔了18个私货市场，坚决制止收购私货。由此，广东大规模的走私活动已基本堵住；公开贩卖私货的市场基本取缔；国营和集体单位购销私货的行为已经停止；广大干部、群众的觉悟提高了；一些走私比较严重的地区，生产秩序稳定，社会治安明显好转。

虽然中央一再强调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不变，但有些干部思想上还是存有各种疑虑和猜测。特别是中央有些部委印发的具体政策规定，同中央过去印发的文件精神有矛盾冲突，地方干部感到困难很多，无法执行。佛山地区一些干部认为，说是不变，事实上还是变了。现行政策的任何摇摆，都会对工作产生严重的影响。这些认识问题尚待继续解决。

四、指示经济特区总结经验

在中央《紧急通知》印发14天后，陈云再次说起特区第一位的问题是总结经验。他同国家计委负责人座谈时指出：“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家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特区第一位的问题是总结经验。”早在1981年12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陈云指出：“广东、福建两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在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广东不是全省特区，福建也不是全省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对许多省不顾实际情况盲目提出搞经济特区的要求，他毫不犹豫地加以阻止：像江苏这样的省不能搞特区。既要看到特区的有利方面，也要估计到特区带来的副作用。在这次座谈会上，他明确要求：特区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认真总结经验。

1982年4月，谷牧到经济特区检查工作。他着重谈了陈云要求“总结经验”，澄清了对“总结经验”的片面理解，指出：“现在说总结经验，没有说改变政策。总结经验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以利再战，继续前进，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只有那些不了解我们党的政策和实际情况的人，才会妄加猜测。不要听那些不是来自中央的各种各样的说法，总结经验也要敢于正视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要回避我们的缺点，要敢于正视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这是对陈云“总结经验”的恰当解释。

根据陈云“特区需要总结经验”的指示，深圳市委要求“全市各个单位都要拿出一定的时间，对上半年的工作进行一次全面的总结”，一方面，经验总结要突出重点，“切忌那种面面俱到和蜻蜓点水的议论问题”；另一方面，要与中央和广东省委关于办好经济特区的系列指示结合起来，并要求各单位的总结材料应在7月中旬报送市委。9月25日，深圳以此为基础形成了《深圳经济特区试办情况的总结报告》，报告了试办特区以来的主要情况、取得的初步成效、几点体会和有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召集了特区建设理论研讨会，讨论了特区的性质、功能、作用，撰写全省3个经济特区的总结报告。10月22日，广东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初步总结》。报告说：“为了总结试办特区的经验，省委常委多次进行了讨论。现在这份总结报告，仍然是初步的，对许多问题的认识还不深，今后需要进一步实践和总结。”10月30日，陈云在报告上批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同日，陈云看到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刊登的报道《广东沿海走私活动重新抬头，省政府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打击》，文中说：“现有的案件要进行排队，该追究刑事责任的要追究，不能‘以罚代刑’。”陈云当即将内参批给中央其他领导，并批示：“看了广东10月22日试办特区初步总结，很好。要不断总结，因走私分子会用各种方法。此件上说的不能‘以罚代刑’，很好。必须既有罚又用刑。”过了几天，陈云再次指出不断总结经验的含义：“我讲过的‘特区要办、但必须不断总结经验’的意见主要是指，各种经济犯罪分子会针对我们工作的不断改善而不断变换手法，因此不能满足于总结一两次经验，必须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拿出新办法。”

五、陈云抓党风建设的历史价值和现实启示   

自担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后，陈云围绕党风建设提出一系列观点、论断。随着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他对党风建设的重点迅速转变到解决改革开放之初党风败坏、党纪涣散等新问题上，重点关注加强党员党风党性、惩治违法犯罪的有效途径。1982年初，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陈云极端重视，并以此为契机，迅速在全国开展了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的斗争，以此整顿党风党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的同志把抓党风党纪与改革开放对立起来。针对这种思想，陈云在1984年中纪委一份报告上明确批示：“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进入新时代，执政党面临的时代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不管时代如何发展，条件如何变化，党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整顿党的作风，严肃党的纪律，对于当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启示。

一是必须充分认识党风建设的艰巨性。1980年，陈云提出过一个著名论断，即“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他深刻认识到党风建设的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针对有些领导干部错误认为，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不发达，物质不丰富，只要把经济搞上去，这个问题就会自然而解。陈云精准判断，党风问题不能拖到今后解决，更不可能迎刃而解，必须从一开始就下大力气来抓。1982年党的十二大刚结束，他就提醒：“要在十年内乱后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特别是要在我们党执政的情况下长久保持好的党风，任务还非常重。”新时期的党风建设问题，陈云最为关注，讲得最多的是党员领导干部中存在各种形式的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反腐败斗争必须坚定不移，任何犹豫动摇、松懈手软或半途而废，都将犯颠覆性错误。要始终保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保持战略定力和高压态势，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作出了‘两个仍然’的重大判断，深化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清除系统性腐败风险隐患，丰富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有效办法，不断提升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治理效能。 

二是必须有强烈的问题导向。随着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的步伐加快，尤其是广东等地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党的建设面临的问题更加突出和复杂。陈云坚持问题导向，他强调要关注新出现的情况和问题，关注党风新的变化、新的趋势。他找准突破口，在经济领域严厉打击严重犯罪活动，严惩违纪违法的党员干部，并且在权威官方媒体刊登典型案件，震慑党员干部，强力推进改革开放“第一次”党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1986年1月，陈云在一份反映部分领导干部违反规定、为自己更换豪华小汽车的材料上批示：“在北京的党、政、军机关，要在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中做表率。我建议，做表率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各位同志做起。”当前，党风党纪问题的重点是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要紧盯损害群众的切身利益，群众反映最强烈的倾向性、反复出现的问题集中整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从强力整治“校园餐”管理问题，依法查处贪占学生餐费、插手招标采购、收受回扣等问题，到紧盯农村集体“三资”领域腐败问题，严肃惩治一批“蝇贪蚁腐”，再到深入整顿医药领域乱象，严查靠医吃医、套取医保资金等腐败问题，坚持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

三是必须雷厉风行、常抓不懈。“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侵蚀着党的风气和社会风气；党员干部以权谋私、违法乱纪、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屡禁不止。陈云反复强调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改革成败，关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因此必须对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施以重典、对党风党纪常抓不懈。同时，陈云多次强调，对那些犯罪情节严重的干部，尤其是占据重要领导职位的干部，不论属于哪个单位，不论职务高低，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他指出，纪委不能当“老太婆”纪委，要做“铁纪委”。1985年9月，在十二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会上，他强调，要动员和组织全党全社会的力量，以除恶务尽的精神，同党内的腐败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对于危害社会主义建设，败坏党风、社会风气的歪风邪气熟视无睹，听之任之，除了追究那些为非作歹的个人外，还要追究那个单位、那个地区的党委的责任，包括纪委的责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徙木立信之举，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作风建设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坚定，深刻认识不正之风的严重危害，高度警惕风腐交织的现实风险，毫不松懈抓好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始终坚持零容忍，把中央八项规定作为铁规矩、硬杠杠，严肃查处顶风违纪、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督促党员、干部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树牢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处副处长（主持工作）、三级调研员）

（来源：《上海党史与党建》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