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向中央“要权”，中央期望广东“杀出一条血路”。广东要求“放权”的“地方话语”由此上升为中央决策。在广东“要权”和中央“放权”的互动过程中，中央赋予广东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中发〔1979〕50号文诞生。50号文赋予广东先走一步，探索经济体制改革，为全国提供经验的使命。但因为中央50号文是完全的新事务，规定了原则性的框架，贯彻落实碰到了新情况、新问题。围绕贯彻落实中央50号文，中央和地方展开了“放权”和“要权”的多次互动与碰撞，中央1980年41号文、1981年27号文相继诞生。三年内围绕给予广东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中共中央相继出台三份文件，这是非同一般重视和期望。
一、中央和地方共同起草中发〔1979年〕50号文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向中央“要权”，中央期望广东“杀出一条血路”。还在北京时，习仲勋获悉中央明确意见后，嘱咐到北京参会的省委副秘书长张汉青打电话给省委、省革委会，把中共中央批准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的消息传回来，以便作好必要的准备。电话记录显示：会议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讨论得很热烈。对外贸、出口加工，中央希望广东放手去搞。会上提出的关于今后发展外贸的意见稿中，有如下几点：一是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有利条件。这两省临近港澳，华侨和港澳同胞很多，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让探秘在外贸、增加外汇收入、加速发展地方经济方面，有更广阔的活动余地，为国家四化，作出更大贡献。试办出口。为了调动华侨和港澳同胞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积极性，要划出一定地区，作为投资场所，如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上海的崇明岛。其余有条件地区，成立华侨投资公司，吸收资金。可以直接投资办厂；外国厂商可以投资设厂；地方可以与之办合营企业。这些工厂企业可按国际市场需要进行生产。方案还提到增加口岸和调整口岸分工问题。中央领导通知说，如果给广东更多积极性，几年后肯定可以上去。二是谷牧同志将带一工作组于五一后到广东，研究如何贯彻落实，仲勋同志和全国同志研究后，认为省委要迅速做好向谷牧同志汇报准备工作，建议由田夫同志抓总，曾定石同志协助，组织有关部门迅速着手准备。可用引进办王奇同志原来的材料作基础，再加充实整理，眉目要写清楚一些。汇报具体内容，全国同志提了四个方面，供省委参考：1.广东国民经济的基本情况，对外贸易、加工装配、补偿贸易、合作经营、侨汇、旅游等发展情况。2.到八五年的设想。3.当前遇到的问题。4.建议和要求：(1)对外贸体制改革的意见；(2)加工装配、对外贸易、合作经营、补偿贸易的审批权限问题；(3)对外汇分成的意见；(4)对我省电力建设、粮食调入、财政体制方面的要求；(5)国内配套的资金、材料、劳动力来源；(6)允许中国银行广东分行开展对外信贷业务问题的；(7)对加工区的设想。另外，请八办转告工委准备关于港澳经济情况，如何利用港澳开展对外贸易、发展旅游事业以及对外贸体制改革的意见。
习仲勋回到广东后，于5月3日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研究如何召开省委扩大会议问题。习仲勋在传达会议精神后说：“搞什么式的现代化？不能离开中国实情，只能搞中国式的现代化，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来，小平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会议期间，我和全国同志多次讲了广东问题，登了简报。政治局汇报时，我说了突出问题：农业发展中的问题，海南岛问题，搞外贸出口基地，以外贸养农业。如何利用广东有利条件为国家多赚外汇，我在中南海发言明确讲，希望中央给点权。华主席说，要放给权，明确提出来。我说：按现在的体制没办法搞上去。华主席说：小平提的问题今后谷牧到广东研究一下如何解决。珠海、宝安要研究搞加工区。要进行体制改革，广东可以搞一个新的体制，试验进行大的改革。”最后，习仲勋明确地指出：“中央对体制问题，特别是广东的体制改革非常关心。谷牧来，我们要作好汇报。到底咋搞，要好好准备，把大的盘子定下来。这也是从全局出发，20多个省、市也总要有先有后的上。我们挑的担子很重，但很光荣。要好好搞。”
5月初，为迎接以谷牧为首的中央工作组的到来，习仲勋带领省委、省革委会领导班子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并且专门组织了一个起草文件小组，起草《汇报提纲》和《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5月5日第一稿打印出来以后，分别送给省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修改。10日，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进行集体讨论。至13日，专门班子根据大家意见三易其稿，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王全国、范希贤、曾定石等人多次亲自修改。
5月11日至6月 5日，谷牧带领包括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外贸部、财政部、物资部10多位负责干部在内的中央工作组赴粤、闽两省进行考察，指导起草相关文件。谷牧“来广东前，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都专门找他谈了话，叶剑英对这件大事也很关心”。5月14日，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等向工作组作了详细汇报。王全国和曾定石等有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习仲勋等人汇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内容：
第一，广东的基本情况，包括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华侨港澳同胞、工农业生产、外贸出口和财政收入等方面的情况。
第二，广东国民经济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农业发展缓慢；燃料动力不足，交通运输紧张；市场供应长期紧张，压力越来越大；现行管理体制统得过多、过死，不利于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发展；装配加工、补偿贸易等国内配套的资金、材料、劳动力安排，无法落实和保证供应，一些必要的改建、扩建生产设施跟不上，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
第三，建议和要求。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多创外汇：一是多生产、多出口换汇率高，收汇多的农副产品、鲜活商品(包括水产)，发展轻工业和轻型加工工业，向高级精密产品的方向发展。这是发展出口商品的重点。二是地方建筑材料(砖、瓦、沙、石、水泥等)的出口，某些有色金属及其加工制品的出口。三是大搞加工装配、补偿贸易、合作经营；建立出口特区，允许华侨、外商投资建厂。与此同时，进一步落实华侨政策，改善侨汇物资供应，积极争取外汇，积极发展旅游事业。
第四，初步设想：一是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扩大地方权限。二是扩大外汇收入的地方分成比例。三是试办出口特区，进行单独管理，利用外商资金、技术和设备，发展我国出口产品。四是补偿贸易、来料加工等需由国内配套的少量基建投资和三大材料，建议由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发放贷款。今年先拨给基建专款贷款1亿元，外汇贷款1亿美元。五是帮助和支持广东克服国民经济中薄弱环节，改变农业的落后面貌，扭转电力、燃料和交通运输的紧张状况。
谷牧在认真听取习仲勋等人的汇报后，就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必要性、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若干问题、立法工作和当前要给广东解决的具体问题作指示，使广东更进一步明确了起草文件的指导思想。谷牧说：“全国的体制要改革，广东更要改革快一些。广东发展快一些，意义重大。广东要一条条写体制要解决的问题。广东要杀出一条血路，创造经验。广东要比中央最近的那些决定更开放一些。”“要改革体制，就要研究如何搞计划经济和按经济规律办事，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哪些东西实行计划经济，纳入计划之内；哪些东西可以根据国内、国际和港澳市场的需要进行安排（甘子玉同志插话：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你们和港澳打交道，基本上按照他们的办法去做。我们搞特区，还是在中央、省委的领导下，变不了资本主义。特区工资可以高一些，但也不能高得太多”按照谷牧的这些指示，省委、省革委会委托王全国、曾定石与中央工作组甘子玉、李灏一道研究起草文件。
5月16日，谷牧一行前往珠海市考察。晚上，听取刘田夫和珠海市委书记吴健民的汇报。谷牧感慨地说，和港澳“对比之下，我们落后了。”“多年来我们不能再‘睡觉’了，要‘醒’过来，来一个大转变。”“看了你们这里的形势，更加觉得中央下决心解决广东的体制问题十分必要。”接着，谷牧对广东及深圳、珠海体制改革，深圳、珠海的城市规划和边防向后撤等问题作了明确指示。他希望广东充分利用沿海有利条件，发展成为“东方大工业区”。谷牧强调：“现在中央下决心解决广东的体制问题，比各省市更开放一点，使广东发展更快一点，广东面临港澳，划深圳、珠海为特区，在国家统一的大政方针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搞联邦，不能搞资本主义。但可以考虑你们特殊的一些做法，基本的做法可以比其他省更活一些”“现在要求广东搞快一点，也是为全国体制摸索经验。我们不能再‘睡觉’了，再不能没有觉悟了。我们应有信心改变落后状态，努力赶上港澳。什么‘风景那边独好’，将来是我这边风景独好。”17日，谷牧考察新会，在听取新会县委、江门市委汇报后，表示：“你们离港澳很近，多搞出口，到国际市场上去闯，出口仅仅靠农产品不行，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包括交通运输，都要闯出去。你们要求要有自己的口岸，原来设想一个省搞一个口岸，你们一个县也要求有一个口岸，听起来也有道理。广东有几个县可以特殊一点，”
中央和广东都认识到改革开放是新生事物，是一场革命，冲破旧的习惯势力难度很大，改革开放的程度与人民的想象也会有差距，矛盾、困难不可低估。在这些方面，大家意见一致。但是，在中央的“放权”和广东“要权”之间的互动中，中央和广东的看法是不尽一致的，某些方面甚至是相冲突的。比如，对于经济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经济发展造成影响的评价，中央有关部门同广东地方就有不少分歧，有时不免挣得脸红脖子粗。地方的同志埋怨中央部门揽的权太多，不信任地方政府，不体谅地方，甚至出口一点鸡毛蒜皮的东西，修个厕所的钱都要审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听不进地方意见；刚进机关门不久的大学生，一个人掌握着几个省计划项目和财政收支的生杀之权，说砍就砍；婆婆多，而且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一个婆婆摇头事就得吹；有的事地方不得不争一争，争得多了，激烈一些，就是“地方主义”。中央部门的同志不免要作解释，有的强调国家资源、财力优先，为了集中力量办一些关系全局利益的大事，必要的集中统一是需要的。
中央有关部门和广东都同意实行大包干。在财政、外汇包干的数字上，“放权”与“要权”的争论却很激烈，有明显的分歧。地方的同志当然希望对地方宽松一些，包干的基数定低一些；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强调国家的承受能力，尽可能紧一点。具体争论的焦点在于：财政包干，广东地方希望按前三年的平均数确定基数，而中央部门强调以1978年或者1979年的实际收支作基数。财政实行国家统收统支，但在改革中缴利税的企业隶属关系的变化，便有计算范围的争论。计算外汇的基数更麻烦一些。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主张“要在去年（1978年）基数的基础上，以后增长部分，给国家提供一点，省留70%，给中央30%。”王全国则主张“如果贸易外汇和非贸易外汇都算外贸基数的话，这样分法，对广东不利，你原来在北京都同意非贸易外汇超额部分全部给广东”在谈到进出口自负盈亏时，贾石讲到广东是不是进出口自负盈亏。王全国说这不行，我们的出口外汇，有一部分是交给中央的，全国要我们负担亏损，我们负担不了。谷牧插话说：交给中央外汇部分亏损，仍由中央补偿。计划、外贸、企业管理权下放到什么程度，物资、商业体制如何改，都有激烈争论。比如，广州石油化工厂生产的化肥，刘田夫希望“上交中央30%，省里留70%。”段云说“中央的化肥分配计划缺口很大，广州石油化工厂还是要上交中央50%，另外给广东增加分配十万吨”。
在中央各部委和广东充分发表意见后，谷牧发表讲话，提出：第一，中央决定广东先走一步，搞快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港澳离我们这么近，绝大多数的居民是广东人，他们那里已没有发展余地，广东从香港引进技术，搞来料加工，利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很有前途。我们应当很有信心来利用港澳的条件，加快我们的建设步伐。第一个目标是争取超额完成5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第二是三五年内把被日本、台湾夺去的香港市场夺回来。第三是要赶超港澳。上海已经提出到1982年要达到港澳现在的出口水平；北京则提出到1985年要达到这个水平。你们是特区，又是开放城市，又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办法，应该提出一个目标。第二，中央对广东实行财政大包干的办法。包干的基数，可按去年或今年的实绩，五年不变，到1985年要做出贡献。外贸出口增长部分的外汇，中央和省三七分成。除了铁路、邮电、港口、军工、海关等以外，干干净净大包干。为办好这件事，要加强港澳工作，派机构驻港澳等。派驻港澳机构，其他省不能派，你们则要加强，但不能违反统一对外的原则。第三，加快发展步伐。除了政策、体制以外，还要很快赶上国内外的先进工业水平，要到港澳市场、国际市场上去闯，根据商品经济的规律安排生产，以很快适应港澳市场的需要。计划体制，主要确定哪些指标必须保证；其他根据市场经济的规律由广东自己安排，港澳市场需要什么，你要要很快改吧，很快适应。第四，你们要有信心有决心执行中央这个决定。但做起来也不简单。因此要做好准备，稳步前进。包括技术队伍、技术资料以及意识形态上做好准备。还有走私问题要警惕，要坚决打击。总之路子是对的，将来出点乱子也难免。要加强领导，思想阻力不会少，干部思想不易统一。根据谷牧和大家的意见，起草文件小组拿出文件初稿。习仲勋等人一再修改，并经省委常委会讨论，5月25日，最后定稿。谷牧、中央工作组和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王全国、曾定石等人都为这一文件的起草，倾注了智慧和心血。
6月6日，广东省委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报告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1)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优越条件；(2)初步规划设想；(3)实行新的经济管理体制；(4)试办出口特区；(5)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在报告中，还希望中央帮助广东解决化肥、电力、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存在的突出困难。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和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即中发〔1979〕50号文件。中央指出：“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于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中央赋予广东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主要包括：一是财政体制实行大包干。划分收支，定额上缴，五年不变（1980-1984年，以后又延长五年）；二是扩大外贸权限。在国家统一对外贸易方针指导下，由两省分别自行安排和经营本省对外贸易，成为省外贸公司，承办口岸进出口业务。外贸出口收汇，以1978年实绩为基础，增收部分上交中央三成，余额留地方使用。三是计划体制以地方为主，经济发展计划以省为主制定，原中央直属企事业单位，除铁路、邮电、民航、银行、军工生产和国防科研外全部下放给省管理。四是搞活金融体制。广东可设立投资公司吸收侨商和外商投资，自借、自用、自还。五是物资、商业体制运用市场机制，以1978年为基数，保证国家的调出和调入，其余由省灵活地统筹安排。六是在劳动工资物价管理方面，都扩大省级权限，如两省可以自定省内自销产品的价格，劳动力安排不受国家劳动指标的限制等。七是关于举办出口特区。特区允许华侨、港澳商人和外国厂商投资办厂，实行优惠税率，可以从加工装配、轻型加工工业和旅游业入手，积累资金。逐步兴办技术水平高项目，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特区管理原则是，“既要维护我国的主权，执行中国的法律、法令，遵守我国的外汇管理和海关制度；又要在经济上实行开放政策”。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广东、福建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并创办四个经济特区这项战略决策，是对中国长期落后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对外开放理论正确理解的结果，是中国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实验和制度安排。中央这项重大决策，备受广东人民热烈欢迎，在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中，也引起强烈反响。
二、成立经济管理机构，进一步明确广东先走一步的指导思想和重要意义
1.省委成立三人小组和对外经济工作委员会
中央决定广东在对外开放中先走一步之后，习仲勋和省委为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成立了由刘田夫、王全国、吴南生组成的三人小组，并成立省经济工作办公会议，成员除上述三人外还有薛光军、范希贤、黄静波、曾定石等。8月27日下午，刘田夫主持召开了经济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会议确定了当前任务，决定：一是协调各经济口各战线的工作关系，及时解决各战线之间不能协调解决的问题；二是研究和制定贯彻中央50号文件的措施，如经济体制的改革、各项经济政策、扩大出口贸易和旅游事业的规划，拟订对外经济活动的方案、法律、条例等。据刘田夫回忆：经济工作办公会议确定，刘田夫和全国、南生管全面，全国以对内为主，参与对外经济活动，侧重抓计划、工交、基建工作。南生负责对外经济活动，侧重抓章程条例的制定、经济体制改革和旅游工作，光军侧重抓农业工作，希贤侧重抓财贸工作，定石侧重抓计划工作，静波除负责政权建设的日常工作外，协助刘田夫处理经济工作。
根据谷牧副总理指示：成立省对外经济工作委员会，要很快搞起来，对上就这一个机构，对省的对外经济工作实行一元化领导。9月29日，省委发出通知决定成立对外经济工作委员会，统一规划、管理全省对外经济工作，并对外经济工作委员会的任务、机构和工作要求作出说明。对外经济工作委员会任务是：根据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指示精神，拟定我省开展进出口贸易，吸收利用外资，试办出口特区，发展旅游事业等项工作的实施条例、章程、法令、办法、组织、督促有关地区和部门贯彻执行；拟定我省对外经济活动的长远规划、年度计划以及研究确定利用外资有关的生产布局，抓好出口商品基地、出口特区和旅游区的建设。组织各部门、各地区同港澳和外国厂商开展加工装配、补偿贸易、合资经营以及接受外资、引进技术等业务，并代表省革委会审批有关项目的合同和协议及督促、检查合同和协议的执行；协助处理各部门、各地区工作中的涉外事宜，解决涉外的工贸关系、内外贸关系的矛盾，指导对外洽谈，交流工作经验，提供咨询服务，促进各项经济事业的协调发展；组织开展对港澳、东南亚和各国经济发展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广泛收集、整理、分析海外经济情报资料，介绍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企业管理方法，为我省经济机构、企业和国内有关部门服务；掌管港澳、国外厂商来省和本省有关对外经济工作人员出国考察、接洽业务的进出口手续。为了协调各个涉外机构，省委决定省对外经济技术联络办公室（改称为广东省经济技术引进办公室）、省外贸局、海关、中国银行广州分行、省贸促会、省信托投资公司、省旅游事业管理局和省革委会驻港澳办事处等单位，归口省对外经济工作委员会管理。
从经济工作领导小组的成立到省对外经济工作委员会的组建，广东从组织上构建了管理对外经济工作的领导和机构，理顺了多头对外管理的格局，实现了“一元化”管理，为顺利贯彻执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打下了坚实的组织机构基础。
2.进一步明确广东先走一步的指导思想和重要意义。1979年9月20日，谷牧陪同丹麦女王玛格丽特访问广州。当天，习仲勋向谷牧汇报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先走一步情况并研究广东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等问题。谷牧指出：中央要广东先行一步，要广东大搞，小脚女人小步起不了这个作用。中央关于两个省的文件发出后，京、津、沪非常羡慕，他们要求有广东、福建一半权力，后来开了一次三个市的会议。三个市问题解决后，沿海几个省沉不住气了。江苏、浙江、山东、辽宁都提出要搞，说不能等，全国地外经济活动很可能再出现第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广东、福建两省的，第二种是三市的，第三种就是沿海几个省的。很可能还有第四种、第五种形式。因此，广非要快马加鞭不可，要抢时间走在全国的前面。……搞来料加工、合资办厂，独资办厂，许多办法可以参考港澳的办法，你们要大显身手。我同意你们成立的三人小组，田夫同志他们三个人要形成拳头，深圳、珠海两个特区请示的问题，三天就要解决，最多不能超过五天。你们说成立省对外经济工作委员会，要很快搞起来，对上就这一个机构，对省的对外经济工作实行一元化领导。对外经委，解决不了的问题，要提交省委。你们的两个特区，全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要有点孙悟空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要改。我在北京讲，孙悟空翻筋斗翻不到哪里去，我们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如来佛，孙悟空翻不出如来佛这个手掌。修电、修高速公路的问题，都可以考虑用外资搞。你们明年财政上交十二亿也好，上交八九也好。要敢于用港澳的钱建电站、修公路，可以向香港卖电收钱，收养路费。要利用外资搞，包括修公路和水电站。建核电站工程太大了，省委要再研究。”
翌日，习仲勋在地委书记会议上作总结发言，专门讲贯彻中发1979年50号文件问题。他说：中央决定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这一方面是省委向中央‘要权’要来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中央从搞好四个现代化建设出发，对体制改革所作出的一个具体的、又是重要的决策。我国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基本上是苏联的那一套模式，用行政办法搞经济，集中过多，统得过死，实践证明不改革不行，不改革十分不利于搞四化，所以是势在必行的事情。中央为什么同意广东在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中先走一步，是因为我们有毗邻港澳、华侨众多这个有利条件。所以我们一要求，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很快就表态同意。这件事情的实质，就是中国如何搞好体制改革，以适应四化的需要。如果我们广东不提，中央也会提出来。广东要从全国的大局出发，把这件事搞好。现在不是搞不搞的问题，也不是小搞、中搞。而是要大搞，快搞，不能小脚女人走路。全国除广东、福建这种形式的试点外，还有其他形式的试验，目的都是为了摸索改革经济体制的规律。形势逼人，我们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在如何把对外经济活动搞活和办好特区等方面闯出一条路子来，作为全国的参考。
关于广东如何对待改革开放先走一步问题，习仲勋表示：在态度上我看要有‘三要’和‘三不要’：第一，要有决心有信心，不要打退堂鼓；第二，要有胆识，勇挑重担，不要怕犯错误，怕担风险；第三，要有务实精神，谦虚谨慎，不要冒失，不要出风头，不要怕否定自己。特别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拼老命也要把广东这个体制改革的试点搞好。要下这样一个决心，即使是可能犯错误，也要干。我们是干革命的，现在搞四化就是革命，要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那股拼命精神。同志们要团结起来，振作起来，工作要抓紧抓细。一方面，要有闯劲，要当孙悟空，解放思想，敢于创新，敢于改革，只要不背离四项基本原则，就可以大胆试验，不要等。……另一方面，要有科学的态度和扎扎实实的作风，要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多商量，多动脑筋，不要毛毛草草。当我们开步走的时候，困难会很多，阻力会很大，甚至还可能挨一点骂，要有这个精神准备。现在重要的问题是要迅速行动起来，要抢时间，时间就是速度。但目前上层建筑很不适应，官僚主义严重，非下决心改变不可。我相信，在中央的领导下，只要我们认真对待，努力工作，50号文件一定能贯彻执行好，我们一定会在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试验中，走出一条路子来。
谷牧的这次谈话和习仲勋的讲话，使广东进一步明确了先走一步的重要意义和指导思想。11月，为了加快深圳、珠海的经济建设，省委、省革委会决定将深圳市、珠海市由省和惠阳、佛山地区双重领导体制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直属省领导。深圳、珠海两市的工业、农业、交通、基建、财贸、文教、卫生、劳动、物资等计划，从1980年1月1日起同惠阳、佛山两地区分开，由省直接下达。
（作者：王莹）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