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末，由于国际反华势力的封锁禁运，加之“左”倾思想的束缚，中国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孤立状态，这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鲜为人知的是，毗邻香港、澳门的宝安县和珠海县，为了走出困境，于60年代初期，在中共广东省委的大力支持下，大胆提出了充分利用毗邻香港、澳门的地缘优势，采取灵活措施，积极推行与香港、澳门发展小额贸易，促使了广东边境地区的经济形势得到较快恢复，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改善。与此同时，作为与边境小额贸易同步进行的深圳游览区的成功建设和深圳戏院一系列的文化演出，又在配合对海外侨胞争取外汇、物质的工作以及对外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从而推进了深圳这一对外开放“窗口”的形成。这一时期，广东边境地区出现了一片经济、文化对外开放的欣欣向荣的景象，成为我国“闭关”时代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一、广东边境地区对外开放的实践

（一）积极有效地开展粤港澳边境小额贸易活动

20世纪50年代末，在举国上下逐渐冷静下来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的背景下，为了走出困境，地处港澳边境的宝安县和珠海县地方领导人，充分利用毗邻香港、澳门的地缘优势，提出了加强粤港澳经济合作、发展边境地区小额贸易的设想。

1.边境封锁，群众生活困难，外逃港澳成风。1958年“大跃进”时期，毗邻香港、澳门的宝安县、珠海县的社会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严重的挫伤，以至于物质缺乏、市场紧张，人民生活极为困难。在这种现状下，一些群众开始铤而走险，他们把解决温饱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毗邻的香港、澳门。

历史上，宝安、珠海与香港、澳门之间就是城乡关系。宝安、珠海两县在边境共有52个生产队，群众交往频繁。宝安县与香港新界毗邻，双方耕地在对方都有“插花地”。据1954年统计，宝安县边境农村有4065亩耕地在香港新界辖区，边境群众历来有过境耕作的习惯；同时，宝安县有280多公里的海岸线，全县22个公社中，有14个公社的群众历来有下海捕鱼的生产习惯。两地的农民和渔民经常在同一片耕地或水域生产劳动。然而，1956年实行边境封锁后，边境群众下海捕鱼不但受到了限制，甚至连自己劳动生产的产品也不能拿到港澳市场上去出售，或对换生产和生活必需品，这给边境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为了生计，边境大批劳动力外逃港、澳。例如，宝安县附城公社下沙大队有500多个劳动力，他们历来有下海生产的习惯，在农业合作化时代，全大队一年下海捕鱼（搞副业）收入达14万多元。可是，1960年收入仅1.4万元。因为收入减少了，全大队劳动力外逃到香港的就有250多人。又如大鹏公社鹿咀生产队队长蔡兴，以往他一面下海生产，一面组织领导群众保卫边防，工作搞得很出色，1959年春被评为宝安县反特斗争积极分子，被群众称为“神枪手”。但是，1960年2月，他却组织本生产队70多人集体逃港，其原因是党在政策上没有尊重他们的生产权利和传统习惯。1957年的统计资料表明，宝安县逃港的农民达到了18800多人；而在1958年至1960年三年中，宝安县外逃人员逐年呈上升趋势，分别为604人、1368人和1634人。在珠海县，“1957年2月至9月30日，全县外逃澳门的人员142宗416人，比1955年137人增加2倍，比1956年104人增加3倍。” 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致使边境地区的生产力量大为削弱。在港澳边境地区，不少村庄一度成了“女儿村”、“老幼村”。

2.采取措施，制定灵活政策，推行有效的小额贸易。面对大量外逃事件的不断发生并日趋严重的局面，边境各地基层党组织进行了反思，决定探求新的路子，采取具体的措施以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

时任中共宝安县委第一书记的李富林，是一位具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且对农民群众现状有着深刻体验的地方领导干部。在他亲自带领下，宝安县委领导班子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在调查过程中，群众都直言：我们挑上三担稻草到香港就可以换上100斤化肥；我们到梧桐山上摘几束吊钟花，拿到香港就可以卖上几十元钱；1斤刚收获的湿花生拿到香港市场上卖的价钱要比干花生高出十几倍。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共宝安县委认为，要管理好280多公里长的边境线，光靠放哨控制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必须把党的政策和边境地区的特殊性结合起来，切实地和具体地解决群众的正当要求，边境管理工作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相反，违背了群众的利益，要想保持边境的稳定是不可能的。

思路决定出路。中共宝安县委决定大胆探索与港澳来往，尝试开放边境贸易。

1959年5月1日，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来到宝安考察工作，李富林直接向陶铸汇报了宝安边境的情况。他说，由于经济困难导致许多人饿死，水肿病、妇女子宫下垂以及边境偷渡等现象十分严重。李富林还向陶铸反映：一些边境群众到香港“度荒”时带回了一些糖、油等生活必需品，对于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起了很大的作用。李富林向陶铸建议，能否放松边境管理，让群众过境带一些油、糖等副食品回来渡过难关。陶铸听了情况汇报后，认为：宝安就是香港的郊区，是城郊关系。现在边境群众这样困难……这总比饿肚子好啊！9月，陶铸再次来到宝安。李富林又向他汇报：边境群众去香港光花亲人的钱也不好，我们能否出口一些小商品去换取外汇。我们的稻草回田，而拿到香港去就能赚钱。野花、草蜢、河冲什鱼、稻草等都可以出口，这既可以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又可以解决收益问题，一举两得，不影响国家大宗贸易。李富林的大胆构想，得到了陶铸的赞同和支持。

从1961年6月开始，宝安县开始大规模出口稻草到香港，并从香港换取化肥；在出口稻草时，又顺便出口一些香港紧缺的农副产品。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点后，中共广东省委认为上述政策切实可行，决定进一步开放“边防口子”，批准宝安、珠海两县“适当开放小额贸易”，即允许两县边境农民群众赴港澳出售农渔产品，允许两县边境农民群众从港澳购买少量的生产、生活资料等。之后，边境群众从港澳自带物品过境“度荒”逐渐多了起来。

为了切实解决边境地区人民群众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以提高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充分发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宝安县委决定从实际出发，进一步推动小额贸易，积极开放边境，谋求更大的发展。1961年8月13日，宝安县召开边防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全国上下开始纠正“左”的错误的历史大环境下召开的。会上，与会成员作了自我检讨。大家一致认为，近几年来，边防主管部门严重缺乏生产观点，把社会群众与国家干部混为一谈，剥夺了群众下海过境生产的权利，给社会群众扣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说什么走私、违法乱纪等，把边防越管越死，越统越乱，因此，生产下降，群众生活越来越困难，造成农村大批劳动力逃亡。会议分析了边境农村的基本形势，提出要适当放宽边防管理政策，切实解决边防地区人民群众在恢复和发展中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在此基础上，大会制订了《关于适当放宽进出口管理政策意见（草案）》。《意见（草案）》采取如下措施：恢复下海过境生产权利。坚决恢复边沿地区生产队下海过境生产的权利，按照地区生产需要，除“五类分子”、严重不满分子、危险分子三种人外，一般社员和生产大、小队干部经过公社管委会批准，公安特派员或派出所可发给贴有相片的下海证件，可以下海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贸易交换关系。恢复和发展边沿地区民间非贸易性关系和物质交换关系，切实解决边沿地区人民群众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进一步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适当放宽进出口人员的限制。从有利生产和方便群众出发，适当放宽进出口人员的限制，切实地解决边沿地区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把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进一步调动群众参加边防管理的积极性，以巩固边防。会议提出了全县逐步对外大开放，扩大与香港发展小额贸易的具体部署：第一步，先开放沿海一线的大鹏、葵涌、横岗、沙头角、布吉、深圳、附城、沙头、南头、蛇口、西乡、福永、沙井、松岗等14个公社和沙河农场；第二步，开放坪山、坪地、龙岗、平湖、观澜、龙华、石岩、公明等8个公社；同时还决定开放南澳、沙鱼涌、盐田、沙头角、长岭、罗芳、文锦渡、罗湖、赤尾、沙嘴、大涌、蛇口、大铲等13处口岸，作为小额贸易和非贸易进出口特定地点。会议还规定了10多种可作为小额贸易进出口的商品。其中，出口方面主要包括：社员个人出口的物品，以及自己劳动生产的产品和完成国家任务后的超额部分产品，如瓜菜、生果、鲜鱼、山禽、山兽、青蛙、柴草、鲜花、土药、芋头、自养的“三鸟”（鸡、鹅，鸭）、蛋品等；进口方面主要包括：为保证社员生活基本需要和缓和市场供应紧张的铁锅、锑煲、煤油、火柴、灯罩、线辘、胶鞋、雨衣、旧衣服、毛中、内衣、种子、副食品（主要是油、糖、肉）、家庭成药等必需品。

8月28日，中共宝安县委发出通知，同意8月13日边防工作会议上九龙海关和宝安县外贸局提出的《宝安县边防地区对外小额贸易和非贸易活动管理意见（草案）》。29日，中共宝安县委又批转了县公安局、县武装部、边检站、民警支队的《关于适当放宽进出口人员管理和过境耕作、下海作业生产的意见（草案）》。通知同时指出：“这两个草案，一面上报省委、地委，一面下达贯彻执行。”同日，中共宝安县委向中共广东省委上报了《关于适当放宽边防管理政策，切实解决边防地区人民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必须解决的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边防地区人民群众在历史上与港九存在着买卖关系和货物交换关系，农民以优换劣，以少换多地将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换取工业产品或其他产品”，但这几年却“剥夺了群众的生产权利，生产下降，造成大批劳动力逃亡，甚至使部分地区群众与坏分子扭在一起来反对我们，如为偷渡分子当向导……，使党严重地脱离群众，问题十分突出，如不设法改变这种状况，后果难以设想”。报告强调要“坚决恢复边沿地区生产队下海过境生产的权利”，“恢复和发展边沿地区民间非贸易性关系和物质交换关系，切实解决边沿地区人民群众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进一步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从有利生产和方便群众出发，适当放宽进出口人员，切实地解决边沿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把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孤立敌人，进一步调动群众对敌斗争和参加边防管理的积极性，以巩固边防”。9月25日，中共广东省委批复：原则上同意适当放宽边防地区农业渔业进出口人员的管理，保障边防地区劳动人民下海过境生产的正当权利，以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党和群众的关系。批复同意适当放宽边防地区农业、渔业进出口人员在罗湖、文锦渡、大铲、沙鱼涌、沙头角、沙头、蛇口和三门关等出入，由海关、边防检查站和外贸部门设立机构负责监督和检查；对申请出港人员的审查批准和发放出港探亲证件，由县公安局负责掌握；准许生产大队出口的物资，限于自产和完成国家任务和合同数量后的多余部分；进口亦以自用品为限，不能与外地协作交换等。

根据中共广东省委的有关边境开放政策，1961年8月4日，中共珠海县委颁布了《关于边防管理办法》，规定珠海县前山区的兰埔、北岭、白石、前山、关闸、夏湾，湾仔区的湾仔、银坑、南山、南保、小将军等11个农业生产大队、小队为边境小额贸易区。10月4日，珠海县委又批转了珠海县边防委员会《关于边防管理补充办法》，规定凡珠海县居民持有“珠海县来往澳门证明书”者，均可经过湾仔口岸来往澳门。《补充办法》中明确规定：每人出口可携带5公斤的药材、鱼虾等农副产品，因病急需到澳门购买药品的，可带1〜2只“三鸟”；进口每人可免税带进5公斤以下的油、糖、肉等副食品和适当数量的衣着、种子、肥料、小农具等物资。

3.边境小额贸易的具体表现。放宽边境政策后，广东边境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的热情高涨，一股对港澳小额贸易的热潮在边境地区发展起来了。

放人赴港，发动捐献。为了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边境基层政府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动员群众前往港澳发动华侨同胞回乡捐献、投资支援家乡的生产建设。1961年4—5月，宝安县统战、侨办等部门专门召开会议布置，发动群众前往港澳发动华侨和港澳同胞回乡捐献投资，支援家乡的生产建设。当时动员过境的人员，主要是华侨和港澳同胞亲友，利用他们前往香港和澳门，向其亲友借钱或发动捐献，给生产队购买化肥或其他生产、生活资料，然后在国内折还人民币，并给予实物优待。有的公社和生产队还派出专人长驻港澳，他们把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捐献给大陆亲人的汇款，就地截留给社、队购买进口物资，然后在国内折还人民币，并给予实物优待。据资料统计，1961年9月至1962年10月间，宝安县出港的人数共达32209人，比以前大大增加了。

积极发展对外贸易。边境贸易政策颁布后，边境小额贸易重新开放，最引人注目的是边境地区生产队集体积极参与对港澳贸易活动，其中又以1961年6月至1962年10月的一年多时间里发展特别快。以宝安县为例，1961年6月至8月，宝安即开始大规模出口稻草换化肥，至9月1日全面放宽边防管理之前，宝安主要是利用出口稻草、蔬菜等机会，从中运出一些价值较高的农副产品，再运进一些生活用品或生产资料。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其贸易手法也有了新的变化。例如，一些边境地区的社、队开始把进口的化肥拿去外地对换物资出口，取得资金后再购买化肥，或进口其他生产资料，从中运进贵重物品再转往外地出售。到了1962年（特别是1962年5月间人口大外流前后），还发展了大量进出口物资的活动。根据1964年10月宝安县的数据统计：在此之前全县出口的物资有.当归2663斤，水草60.53万斤，生猪431头，“三鸟”1.3万多只，鱼苗254.3万多尾，水产品24万多斤，水果12万多斤及其他物资一大批，合计价值人民币235万多元。进口的物资主要有：化肥41126担，汽车56辆，摩托车22部，机船27艘，自行车95部，牛车35部，半导体收音机319架，手表942个，还有胶丝、糖精和火石等物资一大批。这些物资的进出口，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时国内物资供应的严重不足，大大促进和改善了边境地区的生产和生活。

创取了大量外汇。小额贸易活动直接拉动了边境地区的外汇增长。据统计材料显示，从1961年至1964年6月，仅宝安县直接套取的外汇就有港币52956元。其中：1961年为22070港元；1962年为29469港元；1963年为832港元；1964年在“五反”运动后套取585港元。从1962年开始，珠海相继实行了“小商品出口外汇留成”制度，即外汇三成上交国家，七成归地方使用，以及“海水产品出口三七提成”的管理办法，即外汇七成上交国家，三成归地方使用。这些办法的出台，不仅促使了珠海县进出口贸易较大的发展，也使得珠海县创汇很快取得了实效。据统计，仅1964年，珠海县进口总额就达到了127万港元。放松了边防管理后，由于群众经常来往于港澳，边境地区也曾经一度公开流通港币的现象，甚至在一些自由市场上群众在买卖农副产品时使用港币，举办婚丧喜事送礼也用港币。这一时期，与全国其他地区所面临的经济困难相比，广东边境呈现出一派“风景这边独好”的景象。

然而，在极左思潮的泛滥和禁锢下，当时中央上层更关心的是生产关系方面，而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这一重大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加以认识。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1961年11月3日，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魏今非写信给宝安县委，指出边境地区生产队自行运出的产品品种过多，要求收缩小额贸易政策。信中指示：“实行该政策的地区范围只限于港九交界的边境线起，深20华里以内地区的居民；每人每次出入境携带的物品，以不超过5市斤和价值人民币5元为限，过境耕作的农民每人每月进出携带物品的次数最多不得超过5次，来往探亲访友的每户每月最多不超过5人次；今后准许运出的只限于禾草、烧柴、山草、木炭、糠头、牙灰、海沙、草绳等8种商品；其他土特产品在完成交售任务后，应一律交国家收购，所得外汇应以换购生产资料为主，生活资料应限于20%的幅度以内；进出地点除文锦渡、大铲和三门岛以外，同意增加沙鱼涌、沙头角、蛇口、皇岗四处。” 1962年3月，中共广东省委正式作出规定，对过境耕作农民携带入境的物品，实行“三个五”的规定，即每月限5次，每次重量不超过5公斤，物品估值人民币5元以内的，免税放行。

1962年10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央加强了边防管理。1963年初，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广东全面布置开展打击投机倒把运动。此后，广东边境大规模的贸易活动在“左”的思想重重压力下基本上被叫停了下来。

（二）建设深圳游览区、积极开展对港澳文化交流

广东边境地区在推行对港澳小额贸易政策的同时，在内部建设等方面也跟上对外开放的步伐，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建设深圳游览区和利用深圳地理优势积极开展对港澳文化交流活动。

1.建设深圳游览区。随着对边境贸易政策的进一步落实，陶铸还看到了深圳是一个主要的国际通道，又是一个对外贸易的出口基地。他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前来深圳的港澳同胞和外国友人将会越来越多，而作为宝安县县城的深圳镇，其地位就显得日益重要。正是基于上述考虑，陶铸向中共宝安县委第一书记李富林提出了把深圳好好地建设一番的要求。“至于建设经费，他主张把在深圳的所有单位包括海关、边检、外贸等年底的财政节余截留下来用于建设。” 在中共广东省委和陶铸的直接关怀下，1959年底，深圳新安酒家、新园招待所正式投人使用。次年3月，深圳戏院正式营业。

1961年5月1日，陶铸到宝安视察工作，正式作出“利用香港，建设宝安，努力把深圳建设成游览区”的批示。6月，他又一次来到宝安视察，指出：“香港和宝安是城乡关系，香港是宝安的城市，宝安是香港的郊区。在深圳要建立游览区，让香港人到深圳游览。”为加强对深圳建设工作的领导，1960年3月2日，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成立建设深圳游览区工作小组，专门协助省委研究、督促和处理有关深圳建设的问题。

正是由于中共广东省委的大力支持，深圳游览区的建设进展很快。根据1962年1月27日中共宝安县委向中共广东省委呈报的《1962年建设深圳游览区基建计划报告》所反映：经过两年来的努力，深圳游览区建设已取得了很大成绩，迅速地改变了深圳面貌，获得前来参观游览和看戏的华侨及港澳同胞的好评，取得的政治效果也是显著的。

为了有计划地进一步建设好深圳游览区，1962年10月，在中共宝安县第二次党代会上，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在深圳要建立游览区”的指示精神，对建设深圳游览区的相关工作做了专门部署，指出“深圳是一个主要的国际通道，又是一个对外贸易的出口基地”，要“在二、三年内把深圳建设成为一个劳动人民、华侨和港澳同胞的参观游览地区”。计划建设一批主要项目包括：自来水厂、服务大楼、图书馆、出口商品陈列馆、工人俱乐部、火车站旁人工湖、深圳游泳池、水库餐厅；还准备新建一个码头和一条连接广深铁路的支线以及做好深圳地区的造林绿化工作。至“文化大革命”前夕，深圳总共建成了深圳水库公园、深圳戏院，扩建了罗湖海关和罗湖火车站，建起了新安酒家、新园招待所、新华书店、工人文化宫公园、和平路华侨新村别墅、人工湖，扩建了华侨大厦、车站贵宾室等，建设深圳水库，铺设输水管道向香港供水，建起了水库公园的亭台楼阁等参观景点。

2.积极开展对港澳文化交流。如果说，深圳游览区的建设大大改观了深圳面貌的话，那么，深圳戏院的一系列持续多年的对外文化演出则大大推进了深圳这一对外文化窗口的形成。在中共广东省委的关怀下，深圳的对外文化演出得到了国家和省级文化部门的大力支持。据资料统计，从1960年3月5日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来深演出的文艺团体有42个，演出共192场，观众162720人次，外汇总收入378904港元”。国家和省一级的著名文艺团体，如中央歌剧舞剧院、中国京剧院、东方歌舞团、中央乐团、空军政治部文工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总政歌舞团、北京京剧团、上海青年交响乐团、上海京昆剧团、上海越剧院、广东话剧团、新疆歌舞团、四川歌舞团、贵州歌舞团、战士杂技团等先后在此演出；著名表演艺术家、指挥家、舞蹈家、音乐家如马师曾、红线女、李德伦、严良堃、张君秋、吴雁泽、胡松华、才旦卓玛、黎国筌、赵青、孙玳璋、林阿梅、马思聪、常香玉、徐玉兰、王文娟、袁雪芬、范瑞娟、黄婉秋、袁世海、刘长瑜、王玉珍、金彩凤、关肃霜等均在深圳剧院登台表演过；港澳知名人士、艺人如马万祺、陈丕士、王宽诚、廖一原、谢贤、张瑛、白燕、江汉、白茵、毛妹、王小燕、李蔷、卢敦、傅奇、石慧、草田等以及旅港边境乡亲，甚至还有美国华侨前来观看。上演的剧目有：芭蕾舞《天鹅湖》、《红色娘子军》等；歌剧《茶花女》、《柯山红日》、《江姐》、《洪湖赤卫队》、《刘三姐》等；话剧《文成公主》、《雷雨》等；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红楼梦》、《武则天》等；粤剧《搜书院》、《关汉卿》等；现代京剧《红灯记》、《黛诺》等；此外，还有常香玉的豫剧、马思聪的小提琴独奏等。深圳戏院成为我国名副其实的对外文化宣传的重要窗口，对于广泛开展港澳同胞的爱国统一战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广东边境对外开放实践的启示

20世纪60年代初期广东边境地区对外开放实践是中共广东基层党组织坚持实事求是，立足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实践对外开放的初步尝试。尽管这段实践持续的时间不长，但是，它对广东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十分久远而深刻的影响；同时，它也给中国后来的全面改革开放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第一，边境小额贸易政策的提出和实施，促使了广东边境地区的经济形势很快好转，使广大人民群众在极其困难的关键时刻渡过了生活困难。恢复和发展边境地区民间非贸易性关系和物资交换关系，切实解决了边境地区人民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些政策的提出和实施，边境地区的农村形势才有了很大的改善，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结果是，群众生活改善了，人心开始舒畅了，生产关系得到稳定，逃亡也减少了，甚至有相当部分逃亡的群众自觉地逐步回归。一个典型的例子：宝安县西乡公社翻身大队渔业队原来有25户174人，1958年后全部逃到香港去，到了1961年，回来的有21户103人，另有外湾渔民13户81人到翻身大队居住。由于边防政策放宽了，边境地区的党群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解，边防工作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第二，深圳游览区的成功建设和深圳戏院一系列对外文化演出，不但完善了深圳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且还大大提升了深圳的形象地位与文化影响力，深圳镇成为广东省乃至全国对外文化生活宣传以及广泛开展对港澳同胞统一战线的一个窗口。

当时，我国还处在国际反华势力的封锁状态，深圳作为广东省乃至全国对外文化宣传的一个重要窗口，对于扩大对外宣传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广泛开展对港澳同胞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也为后来深圳经济特区文化事业的建设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当时，全国一流的艺术家在深圳演出时，都在港澳发售门票，曾一时轰动港澳。港澳的媒体在每场演出前后都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报道，还发表了大量的观后感，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这些演出宣传了祖国悠久的文化历史和祖国人民建设美好家园的强烈愿望，这给港澳同胞留下了美好的艺术享受和深刻的记忆。同时，这些演出还团结了广大侨胞，鼓舞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促进了内地与港澳文化艺术的交流。

深圳游览区的成功建设，不但吸引了许许多多华侨、港澳同胞回来观光游览、投资，而且还吸引了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前来考察。20世纪60年代初，先后前来深圳考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陈毅、叶剑英、朱德、许光达、贺龙、周扬、郭沫若、薄一波、董必武等。此外，前来深圳参观的还有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原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等。这一时期，边境深圳在国内外的名气大增。

第三，广东边境的开放实践也使广东广大干部群众开始认识到——只有开放才有出路。毋庸置疑，这为后来中国探索改革开放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1961年前后实行的对外开放、灵活变通的边境经济政策，促使了粤港澳边境地区经济形势很快好转，农业生产发展较快，这给广东边境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广东边境基层干部多次向广东省委、中央反映边境群众要求恢复过境耕作和小额贸易的强烈愿望。群众的实践和渴望改革开放的强烈呼声引起了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高度重视，中央、广东省委不断派工作组前来调研考察。1979年2月，中共广东省委正式批复同意边境地区社队自产的农副产品和海、淡水产品，在完成国家任务后可作为小额贸易出口，所得外汇40%留给社队，用于进口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一些非边境地区的农村社队的同类产品，也可按上述办法交由县外贸公司代办出口，所得外汇40%留给社队。这个批复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地域上都要比“文化大革命”前的边境开放政策有更大的突破和扩展。在此基础上，“广东还决定要让宝安、珠海的改革开放在全省先走一步的构想”，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领导的肯定和支持。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可见，广东边境开放的实践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央作出改革开放和建立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从这一点来看，20世纪60年代初期广东边境干部群众在实践中闯出来的这场“小开放”，无疑对后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做出了探索路径的历史贡献。

（作者：梁向阳、詹延钦）

来源：《广东经济发展探索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