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早期共产党组织与无政府主义有一定的历史因缘，又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实际上是在陈独秀的亲临指导和亲自参加之下创建起来的。以上两点，在已有的中共党史著述中似乎尚未说透，语焉未详，仍有梳理史实予以阐述的必要。

 一、关于“社会主义者同盟”

安那其主义（Anarchism)即无政府主义是先于马克思主义而传入中国的一种思潮。陈独秀、李大钊分别在沪、在京进行的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在开始的时候是有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介入和参与的。师复的追随者、广东无政府主义“元生代“人物梁冰弦，以“海隅孤客”的署 名，于1951年11月至1952年1月在《香港自由人报》连载《解放别录》，详述20世纪20年代初安那其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与俄人交往的一些情况，文中说：晦鸣学社被迫迁移到上海后两年，刘师复积劳病逝，长眠杭州烟霞润，《民声》周刊亦或作或辍，惟国内外同志通信讨论种种，邮简往返络绎。1920年春间，接到一封 用世界语写的信，署名是布鲁威，信则发自天津。布氏自我介绍，说他是布尔什维克党人而久居华北。他又说由阅读《民声》世界语版，知道自1911紧跟辛亥革命后即有自由社会主义者一群，在华南恣力宣传，结果现代最健全的思想体系，深入人心，实为五四学生运动的原动力。数年来中国的社会运动，没有其他派别的人领导着。他相信中国的自由社会主义者对苏联的革命领导者布尔什维克党人不会生疏，或许会乐于携手，这是他发这封来信的缘故。

那时留守学社的郑佩刚，把布氏的信寄千北大黄超海，让他就近接洽。黄氏约同陈独秀、李大钊与布氏在天津叙话几回，结果产生一个“社会主义者同盟”是年5月，莫斯科派出另一党员到上海。那人名字叫斯脱洛米斯基，并一华人杨明斋。其时陈独秀刚离开北大，南下上海，住在法界渔阳里2号。一个晚上，陈寓召集会议，让斯脱洛米斯基与同盟分子会面，并商谈一些展开工作的计划。除陈和斯氏外，那晚与会的为沈定一（不久之后在萧山被暗杀）、李汉俊（不久之后在汉口与詹大悲同遭枪毙）、尉克水、袁震瀛、俞秀松、郑佩刚，还有朝鲜独立党魁后遭暗杀的金九气。

梁冰弦以上的叙述，可以与另一位无政府主义者郑佩刚1964年2月至5月对广东党史工作者的四次谈话记录稿对照起来读。郑佩刚说：当年他曾随师复辗转于广东、上海各地，是“晦鸣学舍”留守上海的人物，在沪与吴玉章、陈延年（陈独秀的长子）等人结识，出版《进化》杂志，由陈延年任主编，由郑负责社务、校对、印刷和发行。1919年5月，郑在上海被捕，入狱6个月，《进化》的事务由陈延年负责。出狱之后，郑氏于1920年2月返广州。郑接着说：1920年3月间，我接到 黄凌霜来信，说他到天津与俄国朋友Broway接洽，并约同 陈独秀、李大钊等开会，成立了“社会主义者同盟”，推举陈独秀为领导。并说陈独秀将到沪活动，要我返沪相助。1920年3月底，我又由广州赴沪，认识了沈仲九、沈玄庐（当年创办《星期评论》）、汪哉泉、施存统、魏金枝、李汉俊等。1920年5月间，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以陈独秀为领导人，袁振英、尉克水（山西人）和我等不少无政府主义者参加。

1920年7、8月间，共产国际派来 两位同志经海参欺到上海（一是俄人Stromisky,一是华人杨明斋任翻译），推动东方民族解放运动。某日夜晚，在陈独秀家里（渔阳里1号）召开“社会主义者同盟”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精神，讨论积极开展社会革命工作问题。出席会议者有：Stromisky、杨明斋、陈独秀、李汉俊、尉克水、袁振英、俞秀松、金某（朝鲜人，金九）、一个印度人和我气梁冰弦的文章陆续发表于1951年至1952年。梁文中的布鲁威，与郑佩刚说的Broway是同一个人；梁文中的黄超海，就是郑说到的黄凌霜。郑佩刚说到在上海陈独秀的家中参加“社会主义者同盟”会议的 ，是“俄人Stro sky" 。郑佩刚的这篇谈话记录稿在几经转录的过程中走了样：被收进《“一大“前后广东的党组织》（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广东省档案馆编，1985年印）一书时，被写成“俄人Slvosky"，在《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中被写成“俄人Stumisky"，而收进《“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一书时，则被直接改写成“俄人维经斯基”。经过与陈登才整理、郑佩刚审阅过的《访问郑佩刚先生的记录》(1964年油印本）核对，原本的写 法是“俄人Stromisky"。而梁冰弦文中的斯脱洛米斯基，恰是Stromisky的中文音译。故梁、郑二人所述的情况，是大致吻合的。

梁冰弦、郑佩刚共同说到的黄凌霜，也留下了相关的史料。《同志凌霜的一封来信》谓：当露国革命之初，忧国人对于露潮之误会，为译一九一九旅俄六周见闻记（北京晨报出版），足下曾为余读稿，想尚忆之，其后与李君大钊会露人于天津，余复携露人某君南至广州设立通讯社，遂开露党在中国活动之局。黄凌霜此信发 表于《工余》第十六号(1923年4月）。＂露国”即俄国，文中”与李君大钊会露人于天津”一语，证明梁、郑所述并 非出于虚构；而“余复携露人某君南至广州设立通讯社”，则是俄人米诺尔在黄的陪同之下赴粤的由来（见下文）。目前，关于“社会主义者同盟”和斯脱洛米斯基的情况已经很少人被人提起，有关的史料，亦未显现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解密档案，但“同盟” 的存在及斯氏来华的史实，则是不应轻易否定的。“社会主义者同盟”是一个在俄国人的推动下成立的、以陈独秀为领导人的松散联盟。郑佩刚回忆：“同盟”的活动中心，在北方是北京，主要人物有李大钊、黄凌霜、华林、Broway等，出版《劳动音》；在华东是上海，有陈独秀、李汉俊、郑佩刚等，出版《劳动界》；在华南是广州，有梁冰弦、刘石心、W君等，出版《劳动者》。郑氏并指出，《劳 动音》、《劳动界》和《劳动者》都是周刊，是无 政府 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共同参与编辑的推动劳工运动的姐妹刊物。上海“社会主义者同盟”并指定、委托郑佩刚负责借用“晦鸣学社”的印刷器材，办了个“又新印刷所”。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陈独秀所主编的《新青年》、《共产党》及无政府主义者梅景九所主编的《自由》，都是在这家印刷所印刷的。

我们现在所要关注的，主要是华南区“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情况。梁冰弦在《解放别录》中提到广州“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主待者，有梁冰弦、区声白、李少陵、黎昌仁等。当时，有“社会主义将军”之称的陈炯明正率兵驻扎福建漳州悉心整顿部队，拆城修路， 筑堤治河，禁烟禁赌，有意将闽南”护法区”搞成社会主义的“试验区”。陈炯明为开辟闽南工作新局面，引进大批新派人物，不但将 朱执信等人作为他的重要助手而置诸身边，而且要将他在“晦鸣学社”时的“旧人“梁冰弦及有关人员，招至漳州工作。陈炯明曾追 随师复，并且是师复暗杀团的成员之一，他与梁冰弦的“旧人“关系即根源于此。梁冰弦写道：“其时梁氏在穗垣方与军政府的司法 部长徐谦，参谋本部次长戴立夫，四川督军熊克武代表吴玉章及好些宜鲁豫滇桂籍之非常国会议员，积极谋｀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发 展。经向同人协议，无妨将华南中心移于漳州，梁遂于秋后携同一 批印刷器材，一批文字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排印技工，热烘烘地向那小王国去。＂梁冰弦等人在漳州创办《闽星报》和《闽星》半周刊，陈炯明亲为《闽星》撰发刊词。梁并参与接待由黄凌霜陪同到 漳州考察的俄国人V氏（即波达波夫，化名路博）。稍后，梁向陈炯明建议增设闽南护法区教育局，陈据以实施，请梁担任局长，而梁冰弦却转荐“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发起者陈独秀出任局长。虽然陈独秀此时未即应邀入闽，但是就是这一提议，却为陈独秀后来 来粤任职作了铺垫。

1920 年秋，陈炯明率粤军由闽返粤，于10月29日攻克广州。漳州的“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成员，先后返回了广州。《民声》在广州复刊。

二、“广东共产党"（"共产党广州部")

1920年夏，陈独秀在上海函约各地成立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 年团的组织，谭平山（陈独秀在北京大学的学生）等在广州起而响 应，于当年8月间发起成立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气《广东群报》和《广州晨报》刊登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章，》以“研究社会主义，并实行社会改造”为宗旨，方法是：一 、帮助劳工组织和教育，二、调查劳动状况，三、文字宜传，四、演讲。

当驻闽粤军回穗之前，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派米诺尔和别斯林到广州组织“革命局”。魏金斯基在上海致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民族处的信说：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现在的任务是在中国各工业城市建立与上海革命局相类似的局，目前还只建立了一个北京局，该局与米诺尔和柏烈伟合作。信中特意说：“现在我把米诺尔同志从天津派往广州，他要在那里组建一个革命局“气米诺尔原名KA斯托扬诺维奇，别斯林又称佩尔林、波尔西或波林，两人均为俄共（布）党员。他们在北京大学粤籍学生黄 凌霜的引荐、陪同之下抵达了广州，在广州东山恤孤院路15号建立俄罗斯通讯社（罗斯塔）。黄凌霜这时是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  织的成员，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被梁冰弦誉称为“始终笃信自由 社会主义”的“佼佼者"，在此之前，曾经陪同俄人路博访问过福  建漳州。在广州，黄凌霜将米诺尔、别斯林引荐给梁冰弦（梁于粤军回粤之前巳经返回广州，任职于广三铁路局）、区声白、黄尊生、刘石心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两位俄人）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 的局面。经过一段接触之后，他们共同成立了“广东共产党”，由 米诺尔、别斯林和7 名无政府主义者”担任党的执行委员”气” 广东共产党“租用广州永汉北路光光眼镜店二楼，作为活动地点。

此时，“广东共产党”与华南区“社会主义者同盟”应当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组织。被认为是华南区“同盟”刊物的《劳动者》，由米诺尔、别斯林出资，主要的撰稿人有黄凌霜、梁冰弦、黄尊生、刘石心、薛剑耘、傅无闷梁一余等。梁冰弦的文章还写道：敏诺（米诺尔）于华南区“同盟”工作大感兴趣，尤其是粤中的劳动运动。在他的眼中，机器工会为领袖工会，其规模在欧洲也不多见。波尔西兴奋地搜求这一工 人组织的由来变革，著为纪 录报告材料。敏诺顺带有 一宗使命：那时苏俄特设塔斯通讯社，向世界传播新苏维埃国家政情。可是自唱 自听，就在中国自北向南便设有一家报纸采用他无条件赠与的电讯。敏诺再三请求华南同人设法。 当时 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三人皆由北大毕业归，企图竟选省参议员，办一《群报》来自 我介绍。公博愿以《群报》作为 华南区同盟准机关报，条件为由冰弦向竟存取得每月津贴二千元，同时《群报》选登塔斯电讯，喜得敏诺每周将报纸，汇寄莫斯科来充实他的工作报告。

1920年10月10日，《劳动者》第二号以《共产党的粤人治粤主张》为题刊登了一篇《广东共产党警告粤人》的传单，传单的标题是《苦的是平民！怎样才是快乐呢？》，文中说：“根本的解决办法，只有平民振起，由农夫劳动者的组合，把一切政治 机关推翻，把一切金钱组织推倒，实行共产 主 义 去！”“根本的改革不是做争回粤人政治支配权而止，是 要 做到老百姓争回生活支配权而止。我们从速组合农夫劳动者的团体呵！争回衣的、食的、住的、用的支配权，生活自由、使用自由，这才是我们的根本办法呵！”“你想登 天国吗？想过极乐世界的快活生涯吗？想免除一切生活的痛苦吗？你快准备着你快准备共产革命的运 动！”“广东共产党”的名称，在这里首次出现，其“治粤主张“由此公诸于世，可见这个“党”的历史存在，在广州的报刊中，乃是有文可证的。

1920年12月24日，《广州晨报》以《共产党广州部的传单》为题，登出了一篇在“本城各马路”散发的印刷品，全文如下：却说过去不甚久的时候，在欧洲出了几位学者，如巴枯宁，如浦鲁东，和现在还在的克鲁泡特金，世人都认为“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元祖。除了这一派最纯全、最圆满、最正大的之外，还有奥文（欧文）的乌托邦派、有符利亚（傅立叶）的协社 主义派，有马格斯（马克思）的集产主义派。各派的学说固然其繁重，就单讲第一派，也千万句话不能尽。用至单简的话说，举其大要是：（一）个人在社会里的平等，男女智愚都一样；（二）个人的身心，都要完全的自由；（三）贫富贵贱的阶级消灭尽净；（四）年幼少年的，没一人不要受过教育，壮年的没一个不要工作，老年的没一个不受社会的公养；（五）那时候世界上只有许多自由组合的团体，处理生产分配的事，再没有政府，没有军队，没有不工作白吃饭的富人，没有各样的头目，也没有国家，没有家族。综合这 些主张，就叫做“无政府共产主义”。这主义确立以来，赞同的人一天一天多，于是由理想进到实行，首先把政府与资本家扑灭，这种行为，就叫做“社会革命”。自从“无政府共产主义”输入中国以来，早巳有许多人大表欢迎了，再加西洋人社会革命运动的消息和胜利的佳音，不绝的传来，于是中国里不少的同志 者，也奋起来一致的进行了。所以我说世界不久有大变动，诸君准备着。且把我们的社会革命进行的方法，也略说说。第一，我们的敌人是一政府、官吏、军人、资本家、一切和我们反对的顽固者；第二，我们要破坏的是一政治制度、资本制度、家族制度、一切旧社会的恶劣制度；第三，我们要求多数平民的同情，先要求他们觉悟，所以传播的法子是－演讲、传单、书籍、教育；第四、我们破敌的方法有两种：（一）单独进行的是暗杀，各方面的运动；（二）共同进行的是罢工、抗税、齐起革命。我们经过十多年的运动，时机今到了，赞同的、协进的人多了，各行省、各都会乃至各村镇都播满种子了。诸君的迷网见解如果破除了，受现社会的痛苦受够了，想望幸福想得切极了，请研究社会革命的理论，请加入社会革命党。共产党广州部印《广州晨报》是广州无政府主义派的新闻堡垒，这张传单所宣示的，显然仍然是“无政府共产主义”及其“社会革命”的主张，可 见“共产党广州部”的人员，也应当是一批无政府主义者。

迄今为止，关于华南区“社会主义者同盟”、“广东共产党”以及“共产党广州部“能见到的史料并不多，有关情况尚不明晰，但从迹象上看，这几个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出现在同一座城市的团体，其名称虽然不同，但当事者可能都是同一拨人，是步师复后尘的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是他们的同情者。

笔者谨按：＂广东共产党"("共产党广州部")是继（刘）师复使用“无政府共产党"(1914年）的名称以后，于1920年秋左右在广州成立的、以“共产党”命名的组织。值得注意的是参加这个“党”的广州士人虽然多是些无政府主义者，这个“党”虽然已经被 批评为”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但是这个“党”是由共产党国际代表魏金斯基派 来的使者（米诺尔和别斯林）在穗发起组织的，米诺尔、别斯林亲自参加了这个“党”，并且担任了“党的执行委员”，因此，这个“党” 与后来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联系，是不应当切割开来的。

三、“安”、“马”分流

1920年12月，在上海从事共产党创建活动的陈独秀，应广东省长陈炯明的邀请来粤，出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同时，来穗指导和参加建立广州共产党的组织。陈独秀一到广州，就碰上如何处理与无政府主义者，即与“广东共产党”的关系这一难题。

有的中共党史学者认为，斯脱洛米斯基即魏金斯基，如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的《“一大“前后（二）》一书，在郑佩刚的访问记录上，将郑氏所说的“俄人S tromisky"直接改写作“俄人魏金斯基"这是值得商榷的。据梁冰弦说，斯脱洛米斯基早于魏金斯基来华， 梁氏明确写道：“代表第三国际留在上海的斯脱洛米斯基奉召回去，莫斯科改派倭挺斯基（魏金斯基）来沪。”魏金斯基提出无政府主义者必须放弃他们的主张，然后才能与之合作，他并且决定要解散“社会主义者同盟”，迳行组织共产党。魏金斯基到达上海后，华北、华中各地的“社会主义者同盟”随被解散。

然而在广州，解散“社会主义者同盟”和直接组党，却遇到了困难和阻力，主要是因为广州无政府主义者人数比较多，影响比较大。“独秀以力量在华南，华南分子向不同意，有待于说服。”然而，魏金斯基却急于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梁冰弦这样写道：倭挺斯基也更 恼了，非御驾亲征不可。 于是一口气由上海奔来，费了一周的工夫，在他的“行辕”里听取报告，检讨一切，然后发下一度命令给他的“属员”，着通知同人某日举行会议。到那一天，华南区同盟半公开的办事处作为会议厅，负有任务的各人都齐集，惟陈独秀预日托故离开广州作短程旅行，避不出席。敏诺和波尔西陪同倭挺斯基到会。入座后，倭打开公文包 ，捡出一怢14张纸用英文打 字的讲稿，抑扬 顿挫地宣读，读了15分钟，住了声，坐下听候大家辩论。倭的讲词，前半是马克斯哲学，列宁的革命方法。照他说是放之六合而皆准的。 后半谴贵中国自由社会主义者，既与苏 俄革命工作者表面合作，骨子里却百分之百安那其，故思想、言论和行动无往而不相抵触。结论提出两点：自由社会主义者放弃成见，绝对从同马列主义者，不然解散组织，各行其是。（无政府主义者表示）就此分手吧，再会。

魏金斯基在广州曾与陈独秀”一起拜访了陈炯明将军”，次年1月12日才返回上 海。魏氏 当时来过广州，那是确切无疑的。梁冰弦以上所写的魏金斯基在广州主持的、有米诺尔、别斯林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会议，有的党史学者称之“安”（安那其主义）、“马”（马克思主义）从合作到分流的会议。在这一段文 章中，梁冰弦写了一条很值得重视的史料：＂惟陈独秀预日托故离开广州作短程旅行，避不出席。”按梁冰弦的说法，“安”、“马”分流是俄人魏金斯基自个儿拿定主意，亲自来到广州，亲手操盘、督办的结果。而陈独秀对此，至少是不够主动，也不够积极的。

陈独秀来广州后曾希图与无政府主义者继续合作，曾与梁冰弦、刘石心（师复弟）等人联系过，并将他草拟的共产党“党纲“交 给他们讨论。梁冰弦、刘石心等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同他们的基本理论相悖，因而反对在“党纲”中写上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 条文。理论观点的分歧，加速了分道扬镶的进程。据刘石心回忆：有一次，陈独秀对梁冰弦说，全国的“社会主义者同盟”解散了，叫梁冰弦向我们转达，叫我们加入共产党。我当时少年气盛，觉得这种奉命加入是一种压力，不服气。而且，当时《民声》杂志就不同意“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提法，主张个人绝对自由，所以后来陈独秀组织广东共产党，仍主张“无产阶级  专政＂，我们不同意这个观点，因此，我们没有加入共产党，各走各的路。

1921年1月15日，陈独秀在广东省公立法政学校作《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对各种“社会主义”作了剖析，着重批评了无政府主义，指出“无政府主义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是行不通的路。”

22日，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发表反 驳陈独秀的文章，一场论战遂在《广东群报》展开。陈独秀的演讲及三次笔答区声白所阐述的问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大半是远的将来社会组织问题和终极的法律存废问题”，即纯学术问题。陈独秀当时“避不出席“决定与无政府主义者分流的会议，他对无政府主义所作的学术批评，看来也是有一定分寸的。虽然是这样，但是“安”、“马”分流已经成 为定局，双方短暂的合作，已经成为历史。

梁冰弦所写的陈独秀、魏金斯基在对无政府主义问题上的分歧，当然有待于更多史料的证明，然而这是耐人寻味的。读各种中共党史著述，可知过去许多人都对“安”、“马”分流都作过肯定的评述，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决裂，对共产党的建立和健康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揆诸史乘，我们却发现这种“分流”也对中共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师复一代安那其主义者对引进自由社会主义所作的努力，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以及他们的品行操守，都有值得肯定之处师复死后的无政府主义者当中，虽然也有陈独秀在《下品的无政府党》中所贬斥的那一类人，但并非全属“下品”，其中不乏有志于社会改造、多年来热心于劳动运动（工人运动）的入士。陈独秀也说，此时的区声白”算得上是个纯洁的青年”。对于他们从事劳动运动的情况，梁冰弦有过如下的夫子自道：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苏俄十月革命前数年，只七、八个觉悟的机器工匠和机器厂员司，赁一幢小屋，设一小小俱乐部，每晚工余集合，由梁冰弦、刘右心、区声白、黄尊生等，轮流出席，讲解克鲁泡特金所著《面包略取》、《工厂与田庄》、《告 少年》诸书，又系统地讲授社会主义史，欧美劳动运动史，各国采行劳动立法、劳动保险等社会政策概况，孙先生的民生主义真谛等。这七八个人，渐渐号召群工，领导进行组织工会。始而数十人，瞬而数百人。经过一年后，达数万人，支、分会遍东、西江以至南洋群岛，为一有灵魂、有生命的组织体。

梁冰弦这里说的，或许有些夸大之词，但是他们在工人中从事的宣传、组织工作及“广东机器工会”的活动和影响，并非全出于虚构。由俄人魏金斯基一手策划，并由他亲自操盘、督办的广州“安”、“马”分流，显然将一批虽然思想信仰不同但却是热心于工 人运动的人“分”了出去，更主要的，是受他们影响的那批机器工人，跟着也分离了出去，成立的时间较长、组织较健全的“广东机器工会”，从此脱离了共产党的影响，并且越走越远，最后走到共产党 的对立面去了。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刚刚成立，即未能掌握那批现代产业工人（机器工人），这种损失是不言而喻的，这对后来广州的工人运动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四、“广州共产党”和“共产党广东支部”

陈独秀到广州之后，约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商谈组建广州共产党组织的问题。谭、陈三人均为北京大学学生，在北京受过新文化运动熏陶。谭平山此前在《政衡》曾发表过《中国政党问题及今后组织政党的方针》，认为政党是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组织政党应以一定的主义为中心，党内应注重政治问题的研究，应针对我国情势提出明确的政纲等 。可见他对组建政党的问题，曾作过一定的思考研究。北大毕业返粤后，谭平山、陈公博任教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谭植棠任教于广东法政学校。他们于1920年8月间应陈独秀之函约，发起成立“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10月间创办了《广东群报》。由千上文所述“安”、“ 马”分 流巳成定局，无政府主义者退出，陈独秀遂主要以《广东群报》的编辑人员为主要对象，着手组建广州共产党。

《广东群报》创刊于1920年10月。创刊之日，正是粤军回粤，越过惠州之时（《群报》创刊号未具出版日期，据推算是1月19日），由陈公博任总编，谭平山编新闻，谭植棠编副刊。《群报》初创时，热衷于宣传“群性”之说，认为“群性”即互助互济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主张“发展群的本能，划除群的障碍，巩固群的壁垒 ，增进群的乐利”。《群报》的命名即来源千此。该报不但连载克鲁泡特金所著《互助论》（区声白译），还刊登了不少无政府主义者的文章，可见这张报纸与无政府主义也有一定的因缘。陈独秀来粤之后，该报的版面发生重大的变化：1921年的“元旦增刊”在最重要位置登出了列宁的照片，随后大量转载上海《共产党》月刊的文章。查《共产党》第一期出版千1920年11月7日，第二期出版于12月7日，而《群报》直至12月末才开始转载其第一期的文章，这说明与陈独秀的到来说是有关系的。

1921年春，在陈独秀的主持下，在广州“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党组织的名称最初称“广州共产党”，陈公博在《我与共产党》中写道：”由我们三人成立广州共产党。”最早成员中的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是《广东群报》的编辑。曾与无政府主义者组成“广东共产党”的米诺尔和别斯林，转而成为“广州共产党”的成 员。此时，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沈玄庐、袁振英、李季正随   陈独秀到穗工作，武汉早期党组织书记包惠僧来穗见陈独秀，这几 个人也参加了“广州共产党”的活动。在五四运动中脱颖而出的广州学生周其鉴、阮啸仙、冯菊坡等人此后陆续加入了共产党。“广州共产党“先由陈独秀、后由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

广州是中国工人阶级诞生最早、人数较集中的城市，1920年前后有工人、手工业者、店员约20万人。1920年5月1日，广州工人在东园召 开第一次“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参加游行人数达5万余人。1920年冬至翌年春全市先后成立了30多个工会。五四运动之前，广州曾成立“共和工党”，总部设广州市永汉南路，由郑苍生任“党长”，党员约百人。据参加过“工党”的梁复然回忆：郑苍生曾参加辛亥革命，后留学日本，其组党宗旨是“模仿苏俄,开展革命。广州媒体如《广东中华新报》对“工党”的活动曾作过报道气”工党“党员陈俊生，是陈公博幼时的同学，此时在《广东群报》任校对。陈俊生曾引陈公博见郑苍生，郑氏乃将“工党”成员梁复然刘觉非、陈卓生梁铁志郭植生、王寒炵及陈俊生推荐给陈公博。陈公博、谭平山于是将这些人组成“小组”，指示他们到工人中开展活动。上述数人中的梁复然、郭植生、王寒炵，不久就加入了共产党。

192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中国共产党即将宣告诞生的时候，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政 治改造与政党改造》，文中写道：我以为共产党底基础建筑在无产阶级上面，在理论上，自然要好过基础建筑在有产阶级上面用金力造成的政党。但是天下事“无证不信，不信民弗从＂，旧政党底腐败诚然是信而有证，新的共产党究竟如何，全靠自己做出证据来才能够使人相信呵!

7月1日，后来被规定为中国共产党的诞 生纪念日。陈独秀当时在广州写下的这篇短文，言简意深，对“新的共产党”寄予了殷切的期望。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广州向世人发出的一篇简短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广州共产党”参加党的“一大”的代表是陈公博和包惠僧。陈公博向大会报告广州党组织成立经过及主要工作，提出今后以发展党员、成立工会、举办工人学校、加强对农民的宣传、争取军队官兵为党的工作重点。陈公博回广州后，由谭平山主持召开广州党员会议，听取“一大“精神的传达，宣布吸收一批新党员。综合有关资料，广州早期党组织的成员约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阮 啸仙、冯菊坡、周其鉴、梁复然、林祖涵、杨章甫、杨抱安、谭夭度、张善铭、郭植生、陈适曦、王寒炵、罗绮园、刘尔嵩、黄裕谦、郭瘦真、施卜、黄学增、杨殷、潘兆銮、赖玉润、张瑞成、沈厚培等气广东党组织的名称，党的“一大 ”后 称“共产党广东支部",1922年2月9日广州市面公开散发的支持香港海员罢工的传单《敬告罢工海员》，具名就是“共产党广东支部”。至1922年6月，广州党员共有 32 人，此时成立了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

陈独秀1921年9月离开广州，返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局工作。当中国共产党筹备、创建时，作为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在广州居留的时间共达10个月之久，亲自主持、参加广东党组织的创建，并担任广州早期党组织的第一任书记，这种情况是别的地方所没有的。这是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一个重要特点。

                                 （作者：曾庆榴）

           来源：《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2 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