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党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广东党组织以及领导的华南人民抗日武装根据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艰险复杂的斗争环境，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抗战方针、政策和指示，战胜了无数的困难和挫折，顽强地支撑着华南抗战的局面，开辟了一条适合华南抗战发展的具有广东特色的敌后抗战之路，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发动抗日救亡运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党组织“应实际上成为各地救亡运动与救亡组织之发起人，宣传者组织者”。根据这一指示，广东党组织利用“广东统治阶级不统一，派别分歧，中央与地方矛盾又大，各(人)派都以进步口号团结群众，特别是余汉谋企图联合我们拒绝中央(国民党中央)势力的增长”的特点，决定以公开合法形式参加国民党当局领导的团体，并在其中担任重要的领导工作，广泛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短短时间之内，广东各地以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为骨干先后成立了青年读书会、农民抗敌同志会、妇女抗敌会等60多个各界群众抗日团体，人数达8万多人。其中，1938年元旦成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很快发展到一万二千人以上，成为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会并列的全国著名的抗日团体。在潮汕、兴梅、南路等地的青年抗敌同志会也发展到两三万人。这些团体在党的领导和发动下，组织歌咏队、戏剧队、演讲队、 宣传队、美术队等进行救亡宣传，慰劳军队。开展的 “八一三”抗日救亡献金活动，得到“无产阶级领导富人献金报国”的好评。文化宣传是唤醒民众的有力武器，各地党组织还通过发行和创办报刊，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如发行抗日救亡报刊《群众》、《救亡日报》等，创办进步刊物《抗战大学》、《新华南》、《救亡呼声》、《先锋队报》、《新军》、《新建设》、《抗日青年》、《持久战》等。这些报刊刊登了大批揭露日军暴行、宣传和号召抗战的作品，对于动员和组织民众，激发军民的抗日救国热情起到了积极作用。
广东党组织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争取国民党抗日将领、地方实力派、进步人士支持和参与抗日战争。中共党员张文彬等与张发奎、余汉谋等国民党上层人物接触，建立合作抗日关系。通过协商谈判，促使国民党当局同意我党成立八路军驻香港、广州办事处，释放了被国民党关押的政治犯300多人。针对广州沦陷后国民党当局抗战消沉的情绪，广东党组织积极建议驻广东的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整顿军队、加强政治工作和民众运动、培养青年干部等，并先后选派了800多名进步青年(其中共产党员200多人)到其部队开展政治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步抗日。积极推动国民党当局创办了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第四军救护干部训练班、劳工干部训练班等。抗战后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加强了与李济深、蔡廷锴、张炎等国民党将领的联系与合作，多次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支持李济深的敌后抗日民主活动，张炎在南路特委的推动和帮助下，成立高雷人民抗日军。此外，广东党组织还与李章达、李伯球等爱国民主人士建立统战关系，与莫雄、吴观琪等地方势力代表建立合作抗日关系，使他们在华南抗战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广东出现的国共合作抗日大好局面，当时被誉为“统一战线模范省区”。
广东是著名侨乡、毗邻港澳。在抗战时期，大部分海外华侨华人是广东籍侨胞。中共中央指示广东党组织建立海外统一战线，负起对华侨工作的责任。1940年1月，又指示中共广东省委:“你们要把琼岛创造为争取九百万南洋华侨的中心根据地。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广东党组织以及领导的人民游击队积极派人到东南亚各国，或通过在香港创办的《华商报》，动员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支持抗战。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也十分关心和支持祖国抗战，积极投身到救国之中，发动建立各种爱国团体，以各种形式募捐大量财物。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惠阳、广州的消息传到海外，粤属华侨和港澳同胞纷纷解囊，捐款捐物，甚至毁家纾难，全力支持家乡的抗战和赈济活动。数年累计，南洋惠侨救乡会就募捐1000万元，仅1939年春，海外华侨捐款通过宋庆龄转交东江游击队的一次就达20万元。至1939年底，琼侨总会交廖承志转交给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国币四五万元和一批医药物资。从1939年初至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琼崖抗日独立总队每月都得到琼侨6000元国币的捐助。除了踊跃捐助之外，大量热血华侨青年回乡参加战地服务，先后组织十几个服务团，如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香港学赈会青年回国服务团、澳门四界救灾回国服务团等。旅居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华侨还派遣自己的子弟，远渡重洋回国参加抗日游击队，仅归国参战的粤籍华人华侨就多达4万余人，先后参加东江纵队的华侨和港澳同胞就有1500多人。回到广东抗战的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服务团规模之大，参加抗日游击队的华侨子弟、港澳同胞青年人数之多，这在其他省份和抗日部队中是少见的。
二、创建华南抗日纵队，开辟敌后战场，有力打击侵粤日军
广东人民抗日武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多是在敌、伪、顽军的夹缝中苦斗而逐步建立成长壮大起来的。广东党组织遵照党中央关于开展华南游击战争战略方针的指示精神，在日军入侵华南之前，即部署准备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决定各地党组织将建立民众抗日武装作为一项中心任务，还请求党中央派来多批干部指导武装斗争。日军入侵华南后，决定在每个战区与敌后方都建立游击基干队。按照这一部署，各地党组织充分利用各种可能的条件，创建了多支不同形式的人民抗日武装。在东江，1938年12月，曾生等人在惠阳县坪山建立了惠(阳)宝(安)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次年1月，王作尧建立了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这两支抗日武装后来分别取得了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指挥所的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和第四游击纵队直辖第二大队的番号，在海南岛，冯白驹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谈判成功，改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在珠江三角洲，共产党派林锵云等将吴勤建立的游击队，改造成为人民抗日武装。在中山，党也建立了抗日游击队;在南路，高州等县组织了人民抗日武装;在潮汕，潮汕中心县委以党领导的岭东青年抗敌同志会为骨干，组建了潮汕青年抗日武装大队。这些人民抗日武装是通过与广东国民党军政当局反复谈判，借用国民党部队的番号与名义建立起来的。这些游击队散处各地，不相同属，经历不尽相同，有起有伏，有分有合，名称番号几经更换，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由分散作战、争取立足转为配合作战，向外发展，形成了共同对敌的战斗队伍。1940年中央将这些部队统称为“华南游击队”，1943年后陆续以纵队建制出现，至抗战胜利时，广东党组织先后创建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潮汕)纵队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梅埔)纵队等抗日游击队，中共中央统称为华南抗日纵队，总兵力2.8万余人，活动范围遍及70余个县。
发展壮大起来的华南抗日纵队从日军手中夺回了大片国土，在东江、海南岛、珠江三角洲、粤中、南路和潮汕等地建立了9.7万平方公里，1000 余万人口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开辟了华南敌后战场。在东江地区，从1939到1941年，建立了惠阳、宝安、大岭山、阳台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后发展为东江抗日根据地; 在琼崖地区，从1939年到1940年底，建立了琼文、美合山、六连岭等6小块抗日根据地，后发展为琼崖抗日根据地;在珠江三角洲，中山、顺德、南海、三水等八个县的部分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在南路钦廉地区，建立了遂 (溪)廉(江)化(县)抗日游击根据地;在粤东地区，建立了大南山抗日根据地和潮澄饶边、潮揭丰边、大北山抗日游击区;在梅埔地区，开辟了近200个据点。在根据地内，建立了一大批适应根据地分割和跨地区特点的和多种建政形式的抗日民主政权，如东江抗日根据地成立了东宝行政督导处、路东行政委员会、惠东行政督导处、博罗县人民政府、海丰县民主政府以及北江东岸抗日动员委员会等6个县级民主政权，琼崖抗日根据地成立了白沙县抗日民主政权。抗日民主政权在党的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同时人民武装坚决保卫人民利益，铲除汉奸，废除国民党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减轻人民负担，从而使人民群众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华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不仅开辟了新的敌后战场，扩大了抗日游击队的回旋余地，而且也成为华南抗日纵队坚持抗战的坚强后盾。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广东党组织领导的华南抗日游击队从实际出发，利用山壑纵横、河网密布的有利地形，灵活运用袭击战、伏击战、麻雀战、夜战、近战等多种战术，机智勇敢地打击日伪军。东江纵队发展的山地伏击、道路破袭、海上和城市游击战，珠江纵队发展的山地、村庄、水网、基塘游击战，琼崖纵队坚守孤岛发展的山地游击战和反“蚕食” 作战，都给凶残的日军以沉重打击。华南抗日游击队先后抗击、牵制日伪军15万人，使侵粤日军被限制、孤立在广州、海口、汕头、广州湾少数几个中心城市和主要的交通干线周围。据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于1944年6月22日在延安与中外记者参观团的谈话介绍:“1944年3月以前，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游击队抗击了华南日军22% ;在广九铁路沿线，则抗击70% ;海南岛全部日军均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抗击。”此后，广东人民抗日武装越战越强，抗击了华南地区60%以上的日军。抗战期间，华南抗日游击队浴血奋战，作战2000多次，共毙伤俘日伪军1.4万人。其中，东江纵队共毙伤日伪军6100多人，俘虏、投诚者3500多人，缴获各种枪支6500多件，火炮25门;琼崖纵队毙伤日伪军5848人。华南抗日游击队有效地牵制了日本侵略者的兵力，不仅配合了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的抗战，而且支援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对日作战，使华南敌后战场 “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
三、成功营救大批文化名人，保护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
抗战开始后，尤其是“皖南事变”后，因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对抗日进步人士的迫害，许多文化精英和爱国民主人士(有著名学者、作家、戏剧家、美术家和音乐家)无法在内地立足，先后辗转到香港，使香港成为群英荟萃、人才济济的著名抗日文化中心。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后，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的文化名人行踪逐渐被日军察觉，处境万分危急。无论是英国方面还是国民党方面都无力营救。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对此极为关注，12月8日，中央急电周恩来、廖承志，要求多方设法保护并帮助旅港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撤离港九，将他们转移到东江抗日游击区。12月9日，在日军进攻九龙的当天，南方局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东江抗日游击队负责人，要求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不惜任何代价，不怕牺牲，积极营救滞留在港九地区的各界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立即召集广东党组织和东江抗日游击队领导人开会，部署营救工作，以最快速度(抢在日军实施逮捕之前)研究制定了周密的营救实施方案。一是确定营救对象，并尽快与他们取得联系;二是确定分陆路(东线)和水路(西线)撤退;三是撤退路线分段、分区，从港岛地区到九龙、宝安、惠州、老隆、韶关，沿途均设立秘密接待站。沿途党组织和游击队作了详细分工，指定专人负责，确保万无一失:港九地区的转移工作，由南方局派到香港工作的刘少文负责; 从九龙到惠阳、宝安、东莞，再到惠州的护送工作，由东江抗日游击队负责;从惠州到老隆的转送工作，由前东特委和惠阳县委负责;从老隆到韶关，由后东特委负责;到达韶关之后，由南委和粤北省委负责。还决定由尹林平布置从九龙到宝安、惠阳的交通线;廖承志、连贯分别前往韶关和老隆，布置国民党统治区的掩蔽地点和秘密护送工作。营救工作先从寻找营救对象开始，因日军多次搜捕，许多在港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到处躲藏、几易住址，港九游击队员和交通员克服各种困难，找到营救对象。党组织首先安排影响较大的营救对象从水路撤退:如金山、廖梦醒、千家驹、夏衍、胡风等，由游击队联系好船只，从香港乘船到澳门，然后由在澳门任镜湖医院院长的中共党员柯麟安排，经中山、江门转移到广西桂林等地，从西线脱险的共有数十人之多;何香凝、柳亚子等由专人护送，从香港乘民船撤退至海丰;梅兰芳乘船直接返回上海。大部分营救对象则从陆路撤退，他们先由游击队护送从港岛到九龙的秘密交通站，然后撤往东江游击队根据地，如茅盾、邹韬奋、胡绳、黎澍、张友渔、萨空了、乔冠华、廖沫沙、梁漱溟等。几经周折，历尽艰险，冲破日、伪、顽的严密封锁和搜查，1942年2月，刘少文致电党中央:“全体同志及朋友，在战争中均已撤离战区，安全撤退。现在疏散工作已经大体结束。”前后经过6个多月的紧张战斗，相继从香港沦陷区营救出300多名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连同其他各方面人士达800多人。被营救脱险的，还有国民党海军少将陈策，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等10余人。帮助近百名英国官兵、各国侨民安全撤离香港。广东党组织和东江抗日游击队，胜利完成营救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任务受到了党中央的表扬，也赢得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赞誉。邹韬奋题写“保卫祖国、为民先锋”来赞誉东江纵队。文学大师”茅盾认为这次抢救工作，是“难以想象的仔细周密”，是“抗战以来 (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营救行动体现了我党对进步人士的关怀和患难与共的精神，极大地提高了我党的威望。
四、积极配合英美盟军对日作战，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
华南地区是英美盟军参与对华作战的主要地区，位置重要，这一区域的人民武装若能与英美盟军进行军事合作，对直接配合盟军对日作战具有重要意义。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以及一系列指示。指出“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同时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还提出“在广东、海南、越南及南洋各地，我们可与英美合作组织游击战争”，广东党组织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积极与英美盟军合作。
华南人民抗日武装，构成了日军南侵太平洋地区的障碍。日军侵占华南的目的，除了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掠夺以外，还企图把华南变成其侵略东南亚各国的跳板和供给线。人民抗日武装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四处打击日军，使敌人的后方受到严重威胁，日军不得不派遣大批兵力来对付敌后抗日游击队，有力地支持了东南亚人民的抗战，为英美盟军赢得了整军备战的时间。
华南人民抗日武装，积极与英美盟军协同对日作战。日军进攻香港时，广东党组织派出游击队精干武装进入港九新界地区，配合英军开展香港保卫战。日军占领香港后，盟军从空中轰炸日军，游击队则在陆上和海上打击日军，袭击日军占领的香港启德机场，炸毁九龙铁路桥和日军军火库，切断广九铁路交通运输大动脉，使日军无安宁之日。1944年6月，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向中外记者透露东江纵队在港九抗战的情况:“该部已迫近九龙，并在香港进行秘密活动，敌人很感头痛。”年冬，盟军在太平洋地区举行对日反攻作战，并出动军舰和飞机袭击海南岛沿海日军基地，中共琼崖特委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积极配合盟军展开对日作战行动。
在极其艰险的条件下，广东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营救了一批国际友人。1942年7月，经英国国防部批准，在广西桂林的英军服务团在惠州设立英军服务团前方办事处。东江游击队港九大队派出熟悉英语的国际工作小组人员配合“英团” 前方办事处官兵，潜入香港地区，设立情报站，布置秘密交通线，开展军事救援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广东人民抗日总队共营救英国人42名，印度人54名，丹麦人3名，挪威人2名，菲律宾人1人。对此，英军服务团负责人深表敬意，致函东江纵队说，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是不会做出什么来的。1944年初至1945年初，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先后营救了近40名作战时飞机失事而遇险的英美盟军飞行人员。如，1944年2月，港九大队在九龙与日军激战4昼夜，粉碎日军陆海军一千余人的搜捕和围攻，把作战失事的美国飞行员克尔中尉营救脱险。同年5月，美第十四航空队的一架轰炸机在大亚湾海面轰炸日本运输舰时被击中，5名飞行员跳伞降落到大亚湾海面，当即被东江纵队护航大队营救。1945年1月，东江纵队又救护了美第十四航空队飞行员依根中尉和美第三舰队飞行员克利汉少尉。在游击队的帮助下，他们被安全护送到中国的大后方。获救飞行员的致谢函说:“我们美国人也曾从历史记载中读到了并研究过那些坚强的军队，但是在全部历史中和在全部我们的学问中，却从来不曾知道过有像你们游击队这样英勇的军队”。华南人民抗日武装得到了国际友好人士的高度赞誉。
华南人民抗日武装的救援活动，引起了美军的注意。1944年经中共中央批准，美军第十四航空队派遣一情报组到东江纵队建立情报合作关系，双方共建了联络处，东江纵队相应建立了拥有200多人的有网、有线、有点的特别情报网予以配合。这些情报站点遍布于南自香港，北至广州，东到海陆丰，西至珠江东岸的区域内，收集了有关日军在香港启德机场、深圳西乡南头机场的情报;日军在香港和广州的船坞、货仓、工厂的情报;日军华南舰队的密码;日军陆军番号、广九铁路沿线工事图解;日军在香港、广州防卫力量及意图的详细报告。收集的各种军事情报，提供给美军第十四航空队，使盟军根据情报轰炸日军的重要军事设施和战略据点。这些情报受到了美军在华司令部和美国政府的高度赞誉，称赞这些情报“对美国战略部队在中国的组织的成功有着决定性的贡献”。1945 年初，东江纵队派人配合美军到大亚湾进行测量海岸地形地貌和海水深度等工作，为盟军舰船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做准备。延安《解放日报》赞扬东江纵队是一支对同盟国反对日本法西斯战争事业卓著功勋的队伍。
广东党组织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在孤悬敌后，远离党中央、八路军和新四军，斗争环境极为恶劣复杂的形势下，高举抗战大旗，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团结各界人士，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顽强抗击凶残而强大的日军，夺回被国民党丧失而由日军占领的大片国土，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始终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军事上引领着华南抗战的历史进程，大大鼓舞了华南人民和海外华侨、港澳同胞抗战胜利的信心，有力地推动了华南抗日武装斗争的发展。朱德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军事报告中，将华南抗日纵队与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是负起独特的作战责任的。抗战期间，遍及南粤大地的各级党组织在抗战烽火中也得到了发展，党员人数从1937年12月的1500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21390多人，经受住了严峻的抗战考验，为华南的抗战胜利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在华南抗战中，广东民众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付出了巨大牺牲，全省先后有超过100万热血青年奔赴前线，人口伤亡总数约167万人。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游击队员为抗战的胜利献出了宝贵生命，其中琼崖纵队牺牲5600多人，东江纵队牺牲2500多人。正如1944年中央军委给予东江、琼崖人民抗日武装的贺电:“你们全体指战员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了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至今天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这是党中央给予广东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华南抗日纵队抗战功绩的最好赞誉。70年后的今天，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华南抗日游击队350名英模组成的参阅方阵，接受了党和全国人民的庄严检阅，这是对华南人民长期艰苦抗战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的最高礼遇。回望那段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伟大历史，广东党组织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在抗战中所表现的不畏强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敢于斗争、敢于担当、敢于胜利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我们将永远铭记!
(作者：杨汉卿)
来源：《岭南学刊》201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