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生平

叶挺（1896—1946），字希夷，广东省归善县（今惠州市惠阳区）人，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人民军队创建人之一。1911年入惠州府立蚕业学校。因剪掉辫子反对清朝统治、支持广州黄花岗起义而被捕，获释后转入惠州府立中学。同年10月在武昌起义的鼓舞下，立志走军事救国的道路，先后就读于广东陆军小学、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1914年12月，叶挺到湖北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攻读军事知识。1916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1919年参加援闽粤军，同年加入国民党。1920年后历任粤军第一师工兵营少校营副、大本营警卫团第二营营长。1924年赴苏联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处长，第四军第三十四团团长、独立团团长。1926年率独立团北伐，战绩辉煌，被称为“北伐名将”。后相继任第四军第二十副师长、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兼武长。1927年7月26日，率部前往南昌参加起义，任前敌总指挥。同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任军事总指挥，广州苏维埃政府工农红军总司令。起义后，因遭受不公平对待漂泊海外十年。1937年任国民革军新编第四军军长，领导抗敌，勋劳卓著。1940年兼任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部总指挥。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被扣。在狱中写下心照明月、气贯长虹的“囚歌”以明心志。1946年3月4日获释，次日致电中共中央请示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即复电批准。4月8日，由重庆赴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1989年11月，经中央军委确定，被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的称号。2009年9月，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接受进步思想，追求革命真理

1896年9月10日，叶挺生于广东省归善县（今惠阳区）秋溪乡周田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7岁时，进入本村腾云小学读书。受思想进步陈敬如老师影响，发奋读书，1911年考进惠州府立中等蚕业学校读书。他到惠州入学时，正值辛亥革命前夜，革命党人在惠州一带展开宣传活动，号召人们剪辫子。叶挺和不少青年人响应号召，当场把辫子剪掉。

叶挺的“叛逆”行为，曾招致乡里的非议和他父亲的责骂。父亲开始对他严加管束，并逼他立即完婚。叶挺不满父亲的这种做法，离开家庭，考入广东陆军小学招生。1914年又考入了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即武汉南湖陆军中学）。在校学习期间，叶挺经常阅读有关进步书刊，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认识，探求革命真理。1916年叶挺以优等生资格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学习。1917年投书《新青年》，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的思想和探求真理的志向。1918年，由于家里没有能力再支持，叶挺被迫中断学业。同年，叶挺前往漳州参加孙中山创建的粤军，在第一支队担任参谋职务，深得参谋长邓仲元的赏识。叶挺平素十分敬仰孙中山，衷心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并于1919年加入了国民党。

1920年8月，粤军奉孙中山命令从福建回师广东。叶挺奉命率领一支精干的队伍担任前锋。9月初，部队进至惠阳县淡水圩附近的黄皮径。敌军在该地设下伏兵企图歼灭叶部，阻挡粤军前进。叶挺在家乡人民的支持下，很快摸清了敌情，很快就击溃了敌人。这是叶挺从军后取得的首次胜仗，得到了邓仲元参谋长的表彰。10月29日，粤军收复了广州。

11月下旬，孙中山回到广州，重组军政府。不久，就任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下令整编粤军，将粤军扩编为两个军。将叶挺提升为第一师工兵营副营长。1921年下半年，邓仲元将第一师的机枪营和工兵营等部合编为大本营警卫团，任命原师参谋长陈可钰为团长，叶挺为第二营营长。

陈炯明叛乱之时，驻扎在总统府执行守卫任务的部队是警卫团叶挺第二营等部。事前，叶挺接到了叶举部的一名士兵密报，知悉陈炯明即将叛乱，便及时将情况“去团本部向陈可钰团长转报”。孙中山在知悉陈炯明叛变的消息后，于15日深夜在警卫部队护卫下匆忙离开总统府，辗转登上永丰舰。宋庆龄为了保护孙中山的安全，坚持留下来以吸引敌人。

6月16日凌晨，叛军炮火猛烈轰击总统府和孙中山在观音山的住处粤秀楼。叶挺在战斗中身先士卒，不顾个人安危，带领战士们沉着应战，打击敌人。从凌晨至中午，先后击退叛军多次进攻。战斗打响时，宋庆龄仍留在粤秀楼，处境危急。叶挺命令李洁之“带领全排冲过天桥，协助卫队护送孙夫人安全下来”。至下午四时左右，叛军由总统府后门冲进来时，“叶挺带领机枪连护送孙夫人突围”脱险。宋庆龄几经险阻曲折，于第二天晚上才登上永丰舰。不久，叶挺亦赶到永丰舰，继续执行护卫孙中山的任务。

1923年1月，粤军一师与滇、桂军配合，收复广州。孙中山由上海返回广州，设立大元帅府。大元帅府设宪兵司令部，任命叶挺为参谋长兼一营营长，继续在孙中山边担任护卫。

国共合作形成后，1924年叶挺辞去军队的职务，抵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他与聂荣臻、熊雄、颜昌颐等人被抽调到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到苏联各地参观考察，受到很大教育和鼓舞，眼界更为开阔，思想觉悟更加提高。1924年12月，由王若飞、王一飞介绍，叶挺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编在中共旅莫支部。

叶挺从少年开始，就不懈地努力探求革命真理，经过不断摸索与实践，终于找到了一个正确的答案：跟随共产党干革命，才是自己真正应走的革命道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奋斗。从此，叶挺在党的直接领导和培养下，更加自觉地为共产主义事业进行了毕生的奋斗。

奉命筹建军队，支持农民运动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国内迫切需要大批的革命干部。1925年8月初，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的聂荣臻、叶挺、熊雄等二十多人离开莫斯科，于9月上旬返回上海。根据党中央决定，叶挺与聂荣臻、熊雄等12人随即乘船从上海抵达广州工作。

中共广东区委周恩来、陈延年等领导人在领导革命群众运动的实践中，日益感到建立一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并由我党直接掌握的革命军队作为国民革命军的核心力量和保障工农群众革命利益的重要意义，因而决定在广东肇庆筹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独立团，并把这一建军任务交给了叶挺。

叶挺抵肇庆后，立即投入紧张的筹建部队的工作。在部队筹建过程中，经中共广东区委决定，以铁甲车队全部和黄埔军校抽调一部分人员为骨干，再从广东、广西及湖南等地招募一批士兵组成。全团共约二千人，由叶挺担任团长（兼任第四军参谋处长)，吴济民任参谋长(不久由周士第接任)，周士第任一营营长(后任为曹渊)，贺声洋任二营营长(后为许继慎)，杨宁任三营营长(后为张伯黄)。部队成立一个共产党支部，作为全团的领导核心，直属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党支部干事会(支委会)成员为叶挺、周士第、董朗等人。经过叶挺等的紧张筹备，1925年11月21日，部队正式成立。部队的番号初时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部设在肇庆市阅江楼。 

部队成立不久，叶挺率三十四团随军南征，担任前锋，讨伐邓本殷反动势力。部队后来返回肇庆后，正式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

根据中共广东区委指示，独立团成立后，叶挺首先对部队大力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干部训练和新兵训练计划，对部队实行严格的“四操”“三讲”制度。针对团内少数下级军官中存在着的任意打骂士兵、贪污克扣士兵粮晌等现象，叶挺在全团开展了一次反打骂、反贪污的活动。后来，叶挺还在全团开展了一次反报假姓名、假籍贯的活动。经过上述活动，户、官兵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士兵们的革命积极性也更加高涨。另外，独立团党支部及时在一部队中吸收一些表现积极的干部、战士加入党的队伍，并在叶挺领导下带领全团官兵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就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奠定了具有坚强战斗力的革命军队的初步基础，为日后参加北伐战争夯实了根基。

在叶挺带领下，独立团十分重视做好群众工作，经常向附近群众宣传国民革命的意义，积极参加当地各项社会活动，支持工农革命团体，协助维持社会治安。

期间，叶挺把古应芬在肇庆开办的西江宣传养成所作为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培养群众运动骨干的一个阵地。他派出出团部参谋、共产党员董朗到养成所担任军事政治教官，对学员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宣传国民革命的主张。他自己也亲自到养成所讲课，向学员灌输革命道理。独立团还在养成所学员中挑选了一批积极分子，成立了一个西江政治研究会，进一步加以培养，作为他日返回各地开展工农运动时的骨干。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工农运动的高涨，当地一些反动分子和国民党右派分子勾结起来，成立高要县阖邑联团等反动组织，进行破坏工农群众运动的活动。在叶挺带领下，独立团旗帜鲜明地支持工农革命力量，打击破坏工农运动的反对势力。当高要各革命团体联合举行代表大会时，叶挺特地派出一部分官兵前往参加开幕仪式。

叶挺还派出部分官兵，组成治安巡逻队，维持社会秩序，打击破坏分子，有时叶挺亦亲自参加巡逻。在独立团驻肇庆期间，肇庆社会治安良好，群众生活安定，当地人民十分拥戴独立团，尤为敬仰叶挺团长。

独立团成立后，中共广东区委指示叶挺，要大力支持西江地区的农民运动。叶挺坚决执行党的指示。他命令团部拨出一部分枪支送给西江各地农民自卫军使用，还经常派出干部到附近农村帮助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开展农民运动。

1926年1月初，发生了高要、德庆、广宁三县反动地主豪绅纠合民团、土匪、神打团共约千人袭击高要领村一带农民的严重事件，以致领村、波河、料河三村被焚烧，农会会员及农民自卫军队员等一百多人被打死打伤，数百头牲畜被抢，很多农民无家可归，跑到树林里躲避。事件发生后，一些逃出来的农民跑到肇庆向独立团求援。叶挺闻讯，当即派出第一营，由周士第率领，赶往领村救援。

此时，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广州召开。大会就高要反动地主迫害农民的严重事件通过决议，决定由广州国民政府派出叶挺独立团进驻领村，声援农民的斗争。1926年1月23日，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决定成立高要绥缉委员会，全权处理“领村事件”。叶挺担任绥缉委员会主任，随即率领绥缉委员会成员和独立团第二营进驻距离领村不远的伍村。

反动地主宋煜初一伙自持人多势众，要与独立团血战一场，甚至给叶挺发信威胁。3月5日，反动地主又纠集民团、神打团等五千人，将绥缉委员会和独立团的驻地伍村包围。面对敌人的进攻，叶挺十分沉着镇静。他观察敌情后，当即率第二营战士在伍村附近占领有利地形，迎击敌人。叶挺下令战士朝天开枪，以示警告。直到敌人逼近时，才瞄准击毙了一批反动民团分子，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反动地主不甘心失败，继续纠集大批民团、土匪，准备再次围攻伍村。叶挺下令第三营官兵从肇庆赶来，与二营协同作战。3月8日，在叶挺指挥下，独立团战士与农民自卫军互相配合，向反动地主和民团的大本营罗建村发动猛攻。经过一整天的激烈战斗，终于攻下了罗建村。反动地主见大势已去，只好低头认罪，交出反动武装，向农民赔偿损失。叶挺将收缴的武器全部送给农民自卫军，以壮大农民的革命力量。

在此期间，叶挺还派出一部分队伍支援江门、新会地区的农民运动，打击反动地主势力，攻下了匪徒们经营多年的巢穴，活捉了匪首。群众称赞说：“敌人的机关枪也怕叶团长”。

叶挺创建和领导的独立团，取得了一连串的战果，受到了中共广东区委的赞扬。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和当时正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十分重视叶挺的建军经验，主张“在国民革命军各军中都建立同独立团一样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部队，作为各军的核心力量”。

 北伐骁勇善战，铁军扬名天下

1926年，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建议和推动下，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并命令叶挺独立团提前出发，作为北伐的先锋。

1926年5月1日，独立团由肇庆、新会出发北伐。部队抵达广州时，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召开独立团连以上党员干部会议，要求“在战斗中，要起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要坚决地完成战斗任务，要注意发动群众”。周恩来最后以“饮马长江”这句话勉励大家，并充满信心地对大家说:“武汉见面”。    

5月31日，叶挺独立团抵达湖南永兴。6月5日占领攸县。7月12日日占领浏阳，完全切断了敌人在湘赣之间的交通。独立团在浏阳驻防期间，叶挺对部队进行了整顿和扩充，新组建了一个特别大队和一个补充营，进一步加强了战斗力。8月19日，独立团参加了攻打平江的战役。敌人以重兵一万多人防守平江，在平江、汩罗江南岸一带高地构筑坚固工事，配备强大的火力，并在阵地前面设置地雷，鹿砦等障碍物，由吴佩孚的心腹陆沄在平江设指挥部统一指挥。独立团接受张发奎命令后，迅速渡过汩罗江到达北岸，绕到敌人后侧，协同兄弟部队攻破平江城后，又迅速渡回汩罗江南岸，从侧后向据守在天岳山等阵地的敌人攻击，使敌全线崩溃，敌将陆沄自杀。苏联军事顾问捷斯连科叙述这次战斗的经过时说:“该城和敌人全部防线的命运，是由叶挺独立团解决的”。

 平江战斗后，北伐部队迅速向湖北境内进发。8月26日，攻打汀泗桥战斗开始。汀泗桥是鄂南要地，通向武汉的第一道门户，素有天险之称。汀泗桥东面为崇山峻岭，南、北、西三面环水，只有一座铁桥可通，北伐军从正面进攻遇到很大困难，激战一天，毫无进展。8月27日凌晨2时，叶挺率部迅速绕到古塘角附近，突然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第七军和三十六团等部亦从其他方面同时向敌开火。四面八方都是枪声，敌人大为恐慌，纷纷溃退，天险汀泗桥遂为北伐军攻占。 

打下汀泗桥后，独立团向咸宁方向疾进。途中，叶挺曾接到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的命令，要独立团对敌追击不得超过15里。但叶挺认为敌人正处于慌乱状态，机不可失，毅然决定继续向咸宁追击。当时洪水暴涨，周围一片汪洋，只有一座铁桥可通咸宁城，而部分路基亦被水淹没，情况相当险恶。叶挺抓住敌人刚从汀泗桥溃退而陷于异常混乱的时机，指挥部队向敌人猛烈进攻，终于将守桥之敌打垮，乘势攻过桥去，于27日当天赶在吴佩孚援兵的前面占领了咸宁城。

此时，吴佩孚的援兵己赶到贺胜桥。贺胜桥是鄂南通向武汉的最后一道重要门户，地势同样十分险要。同时，敌人已投入2万多兵力、60多门大炮、100多挺机枪加强防守。吴佩孚还亲临指挥，妄图阻止北伐军北进。8月29日，北伐军开始向贺胜桥进攻。独立团担任正面沿铁路攻击的任务。战斗打响后，独立团的战士在叶挺指挥下，以迅猛的动作突破了敌人的前沿阵地，向纵深展开，击溃了敌人的多次反击，突破了敌人10余里纵深的防御阵地，后来再加上其他几路人马协同作战，终于占领了贺胜桥，吴佩孚带残部仓惶乘车向武汉逃去。

8月底，北伐军直指武汉。9月3日，第四军等部攻打武昌城，因敌人设防坚固，且已有准备，北伐军缺乏重型火器及攻城工具，攻城没有成功。5日凌晨，第四军等部再次攻打武昌。叶挺接受了攻城任务后，命第一营为奋勇队（敢死队），第二营为拥进队，第三营与特别大队为预备队。出发前，他向全团作了简短的动员。第一营在营长曹渊带领下，向宾阳门与通湘门之间发动攻击。由于其他部队的攻城奋勇队配合不上，敌人得以集中火力向第一营正在攀登城墙的战士还击，使他们全部壮烈牺牲。逼近城墙附近的第一营主力也在敌人猛烈射击下遭到重大伤亡，攻城战斗失败。

进攻武昌不下，北伐军改用围困封锁之策。期间，叶挺仔细观察了通湘门一带的地形，提出了一个新的攻城方案。10月10日凌晨1时，北伐军对武昌城发起总攻。拂晓前，战士们奋不顾身地在通湘门附近架起梯子越过城墙，再向蛇山方向进攻。敌人利用蛇山上的工事负隅顽抗。独立团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英勇地从四周冲上了蛇山，终于歼灭了敌人。其他兄弟部队亦从各方面相继攻进武昌。武昌全城敌人停止抵抗，放下了武器。武昌至此为北伐军攻占。

在叶挺领导下，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所向无敌，威震天下，在各次战斗中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起到了先锋作用和骨干作用，对北伐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因此，人民群众称誉独立团所在的第四军为“铁军”，称誉叶挺团长为“北伐名将”。

参与武装起义，创建人民武装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7月中旬，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由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及张国焘等人组成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当即作出了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起义的决定。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还获悉九江方面张发奎控制的部队也日趋反动，因此又决定叶挺、贺龙的部队于九江，南昌一带举行武装起义。

8月1日，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暴发。叶挺指挥的二十四师负责解决敌军两个团。他与周恩来一起在敌人驻守顽抗的松柏巷天主堂附近的一间女子学校里，指挥部队与敌人激烈战斗，终于迫使敌人缴械投降。其余各部也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从8月3日起，起义部队在周恩来、叶挺等领导人的率领下，相继离开南昌南下广东。部队沿临川，广昌南下，8月下旬抵达瑞金。起义部队打破钱大钧、黄绍竑等部的阻挡后，周恩来、叶挺等主张主力经寻邬出梅县、兴宁、五华，直取惠州，控制东江地区。但另一部分同志则主张攻取潮汕，占领出海口，等待国际援助。由于后一种意见占上风，于是决定除留下朱德率领二十五师扼守三河坝外，主力南下潮汕。

由于形势日益险恶，叶挺“提议放弃潮汕，集中我们的兵力，并将多余空枪悉运至海陆丰一带交给农军，但此提议因负责同志不赞成”而未被采纳。起义部队又进行了第二次分兵：由周逸群率领二十军第三师留守潮汕，两个军的主力在贺龙、叶挺率领下向揭阳进发。此时，敌人已在揭阳的汤坑一带高山有利地形处集结了大量兵力。叶挺、贺龙奉命率部向敌人进攻，由于敌众我寡，激战一天，仍无法攻占敌人阵地，部队大部分牺牲。30日，我军退至揭阳，途中获悉潮汕失守，便于10月2日渡过榕江撤至贵屿。3日，由贵屿到普宁流沙，与从潮汕撤退出来的部队会合。

当天，前委在流沙召开会议，对今后的斗争作出决策。叶挺参加了这次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报告，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总结了这次起义的经验教训，指示部队退往海陆丰，准备作长期的革命斗争。他还表示自己要亲自到海陆丰树起苏维埃的红旗。

会后，周恩来和叶挺、聂荣臻在杨石魂陪同下，转移到陆丰县南塘区黄厝寮村黄秀文家。这时周恩来正患病，发高烧。他们在黄秀文家住了半个月，后在当地党组织的安排下，乘船到了香港。

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党中央又决定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广东省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积极进行武装起义的筹备工作。起义原定于12月12日举行，由于形势变化，起义指挥部临时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于12月11日凌晨举行。

事前，广东省委已预定由叶挺担任起义军的军事总指挥，但由于他是国民党反动派所要搜捕的重要人物，为了保护他的安全，所以要他仍暂留香港，不让返回广州具体参加起义前的准备工作。10日傍晚，叶挺奉命从香港赶到广州，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随即赶到广州市区永汉中路（今北京路）禺山市场附近的一个秘密机关，主持召开起义指挥部的参谋团会议，宣布了总指挥部对起义力量的部署与战斗序列，除教导团、警卫团按原建制和部署不变动外，将工人赤卫队改编为七个连队和一个敢死队，并分配了各自的行动目标。

11日凌晨2时，叶挺与张太雷等领导人由教导团连长曾干庭带路，赶到教导团驻地四标营，参加了由党事先秘密组织的教导团起义誓师大会。张太雷讲话后，叶挺以军事总指挥的身份再作军事动员。叶挺是革命战士们所敬仰的北伐名将，他的出现和有力的动员，使指战员们勇气倍增。随后，教导团发出了三声炮响，夜空升起了三颗信号弹，广州起义开始。

起义队伍迅速分头向预定目标奋勇前进。教导团二营五连和炮兵连在叶挺亲自指挥下，由团长李云鹏率领，直扑沙河镇敌人据点叶挺站在大路左边斜坡上，手持指挥鞭指向敌方，激励着战士们说:“赶快，赶快，天快亮了，”战士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驻沙河之敌打得措手不及，很快就解除了敌人一个步兵团的武装，俘敌600余名。接着，叶挺指挥起义部队乘胜前进，直扑燕塘敌炮兵团，同样很快就解决了敌人，缴获了山炮等大批武器。与此同时，在张太雷、周文雍等指挥下的工人赤卫队等部也攻下了位于维新路（今起义路）的公安局等许多敌据点。

11日早上，张太雷在设在公安局的广州苏维埃政府里主持召开了苏维埃政府成员和工农兵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他庄严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并宣读了革命政府的对外对内政纲。

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国民党反动派迅速集结力量进行反扑。国民党两艘军舰借外国军舰的掩护，炮击长堤一带，阻止起义军对长堤残敌的进攻。接着，外国军舰也猖狂地向长堤一带开炮，直接参加了对起义军的血腥镇压。

11日晚，叶挺与广东省委军委负责人聂荣臻，对上述敌情的严重性认真进行了分析。为此，他们一再建议张太雷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的战斗部署。叶挺在会上“分析了形势，说明广州周围敌人兵力太多，而且近在咫尺，一旦组织起来向我反扑，形势对我们很不利，提出最好不要再在广州坚持，把起义队伍拉到海陆丰去”。聂荣臻表示支持叶挺的意见。但是参加广州起义的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却极力主张坚守广州，认为搞起义只能进攻，不能退却。他在会上责骂叶挺“动摇”，并指责“撤出广州的主张。是想去当土匪”。诺伊曼对当时形势的严重性视而不见，反而下令继续进攻，要求起义军继续肃清长堤的敌人，坚持打下去。叶挺的正确意见虽遭否决，但他依然全力以赴地指挥起义军，继续英勇地抗击向我反扑的敌军。

考虑到敌军不断增援，叶挺认为要大力发动附近各县农民武装力量，以声援起义军及堵阻敌援军开来广州，为此，他于12日亲自起草了一份命令，委任凌津为北江农军第一支队司令，其任务是“在粤汉铁路沿途扰乱敌人后方及毁坏铁路。”与此同时，他又执笔写了一张纸条送给广州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速即饬令农军到观音山、大北门一带警戒”。

12日，在外国军舰的炮火掩护下，敌人进行猖狂反扑，叶挺亲自指挥将敌人击退。下午，张太雷在参加了广州人民拥护苏维埃群众大会回来途中，不幸中弹牺牲。

12日黄昏，敌人再次侵占观音山。叶挺与聂荣臻一起赶到永汉北路财政厅，登上楼顶观察，发现敌军不断增援，形势对起义军极为不利。他们觉得再坚持下去，只能继续增加无谓牺牲，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应当立即撤离广州。议定之后，立即离开财政厅，分头向各起义队伍下达向花县一带撤退的命令。叶挺奉党的指示，仍暂留广州，掩护部队撤退。12月13日，广州起义失败。叶挺在广州潜留了几天后，方才偕同妹妹叶珠化装离开广州，乘船抵达香港。

1928年1月，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会议，检查广州起义问题。会议片面责骂起义领导人犯了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的错误，在关键时刻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等等。广东省委对各起义领导人给予处分，认为叶挺“任红军总司令职务，表现消极，应予以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

此后，叶挺从香港抵日本。随后，叶挺接受党的指示，从日本前往苏联。在莫斯科，他结合自己在起义中的亲身经历与体会，写了一份关于广州起义的详细报告送给党组织，但是却受到米夫、王明等人的严厉批评与无情打击。王明等人根本不听取他的说明，不认真看他的报告，仅凭个人主观臆测无理斥骂他。共产国际也没有人理他，都指责他“政治动摇”。王明写文章对叶挺在起义中提出的及时将起义军转移到农村去的正确主张进行了荒唐的批判。叶挺不同意这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但又不容许申辩，感到很大委屈，心情十分难过。他忍受不了这种诬陷，一气之下，离开了莫斯科。从此，叶挺在海外度过了十年的流亡生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叶挺从国外回到澳门居住。期间，国民党当局曾对叶挺进行利诱，只要他肯反共，就答应委以重要军事职务，但遭到他的严词拒绝。他始终保持着高尚的政治节操和革命的品德，坚定地等待着党的召唤，随时准备重新投入革命斗争中去。

受命改编红军，组建抗日部队

1937年淞沪战事爆发后，南京、上海、杭州及长江下游地区形势不断恶化，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统一整编南方各区红军游击队，开赴华中敌后抗战的建议。10月2日，国共双方就此问题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统一改编成为一支抗日部队。双方共同商定请叶挺出任这支队伍改编后的军事领导工作。

当寓居澳门的叶挺获悉要自己担任抗日部队的军事领导工作时，毅然表示接受这一使命。他还“提议将中共在江南各地的游击部队组织一个军”，这支部队的番号定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9月28日，国民党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叶挺为军长，由他负责主持改编和指挥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为抗日部队。为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局及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由项英任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陈毅为军分会副书记。

同年10月，叶挺抵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与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会见，商谈关于组建新四军以及其他有关间题。10月底，叶挺专程前往延安，向党中央请示关于组建新四军的工作问题。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向他详细介绍了当时国内外形势，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方针、路线与政策，并对他表示完全信任和支持他出任新四军军长职务。在延安，特意举行了欢迎叶挺的大会。毛泽东在欢迎大会上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叶挺受到党中央如此隆重的欢迎与款待，心情十分激动。他在会上表示:“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

叶挺从延安返回武汉后，立刻投入了紧张的筹建新四军的工作。他在汉口太和街二十六号成立了一个新四军筹备处，与项英等领导人一起负责筹建工作，积极与各地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与此同时，叶挺遵照党中央关于尽可能地吸收那些同情革命、拥护抗战的军官和知识分子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的指示，不惮疲劳地四出联系、动员和吸收了一批愿意接受党的领导、愿意为抗战事业尽力的医务人员、文化工作者、军人等到新四军工作。年轻医学博士沈其震在叶挺的动员感召下，毅然参加了新四军，被叶挺委任为军医处长。党外人士、大学教授林植夫在叶挺动员下，也参加了新四军，被委任为敌工部部长。叶挺的弟弟叶辅平，从一开始便积极参加了新四军的筹建工作，任新四军军需处长（1939年押运抗日物资时，不幸翻车遇难）。

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1937年12月，新四军军部于武汉正式成立。1938年1月，军部移至南昌，下辖四个支队共九个团，全军共10000多人，6000多支枪。2月，叶挺下令各地红军游击队分别向皖南岩寺地区或皖中舒城地区集中。4月，军部再从南昌迁至岩寺，五月又迁到径县云岭村。

新四军从筹建工作开始，就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许多压制和破坏。叶挺对此进行了反复交涉与斗争。如在军费方面，国民党一个师每月军费达20万元，但新四军仅领到五六万元。新四军的武器十分粗劣，弹药缺乏，国民党当局不予补充。经过力争，仅发给新四军少量武器。

叶挺让夫人李秀文返回家乡筹款购置了3600支手枪运回新四军使用，途中行经上饶时，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竟然将全部手枪无理扣押。叶挺获悉此事后，十分愤怒，立即赶到上饶找顾祝同算帐。顾祝同厚颜无耻地说:“当前我战区所属各部，武器均甚缺乏。这批枪支，新四军用，亦不过是为抗日，其他军队用亦是为了抗日。本人为抗日设想，因此将武器留下，准备统一分配。”叶挺斥责说:“你想搞什么名堂！我不知道，你说出这些话是否问心有愧？请扪心自问一下，司令官所属之国军部队，究竟和日本人打过多少仗？究竟为抗日做过多少贡献？新四军日以继夜在和日本人搏斗，你们又给了新四军多少枪？多少子弹？我们自己设法解决一部分武器，你们还要扣留，难道叫我们赤手空拳去抗击日本侵略者不成！你如此对待新四军，心怀何意？”在叶挺严词批驳下，顾祝同不得不将扣压的手枪如数归还给叶挺。事后，叶挺经常以此事教育干部说：“国民党表面上和我们合作，但他们并不诚心。我们争取他们抗日，他们却想害我们，这一点不能不提防。”

为了解决部队军费等方面的困难，打破国民党当局的限制与破坏，新四军除派出一些干部到南洋各地为部队筹募军费外，叶挺千方百计地为新四军筹措军费、武器及医药用品等物资。他曾专程到香港发动国内外人士为新四军捐赠物资。宋庆龄热情地对叶挺说：“你们需要什么，就要什么，尽量多带些回去。”国际友好人士如史沫特莱远隔重洋，向新四军捐助了大批药品、被服等物品，并亲自押运到新四军军部。何香凝将自己的绘画拿去义卖，将所得款项购买了一批电讯器材和医药用品支援新四军抗战。

叶挺这样一心一意为抗战事业而操劳的崇高品德，实在令人钦敬。郭沫若在新四军筹备处居住时，特意书写了一副“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对联赠给叶挺，以表达对叶挺这种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的敬意。

新四军成立后，党中央及时对新四军的行动方针作出明确的指示：要抓紧有利时机，积极主动深入敌后，在广大农村中开展游击战争，独立自主地创造抗日民族根据地。

1939年2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前往云岭新四军军部，指示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叶挺衷心拥护这些正确指示，并且忠实地努力贯彻执行。他积极支持陈毅等挺进敌后创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5月，陈毅率一支队向苏南敌后镇江、句容、丹阳地区挺进，7月，二、三支队也分别进入苏南和皖南地区敌后，四支队亦在皖中舒城等地展开。新四军各部进入上述地区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并先后创建了苏南、皖中抗等抗日根据地，开辞了华中敌后战场，主动出击日寇，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

1939年5月间，为了贯彻党中央的指示，迅速开展皖东的抗战局面，加强和统一江北地区部队的领导，叶挺亲自率领一批精干人员越过了长江敌伪封锁线，抵达安徽庐江东汤池边区，巡视江北新四军部队，主持成立江北指挥部，任命张云逸为指挥，徐海东、罗炳辉为副指挥。他还命令第四支队立即挺进皖东，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同年11月，叶挺奉党中央指示，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为指挥、粟裕为副指挥。指挥部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向北发展的方针，组织挺进纵队，渡江北上。江南指挥部随后亦渡过长江，改称苏北指挥部。为了协同新四军发展华中，1940年5月，八路军二纵部分队伍从冀鲁豫边南下，与新四军会师，成立八路军四纵与五纵。为统一指挥华中地区的新四军和八路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成立华中总指挥部，任命叶挺为总指挥、刘少奇为政委、陈毅为副总指挥，在叶挺未到达江北前，由陈毅代总指挥。

新四军的不断壮大发展，引起了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极大不安，他们互相间甚至勾结起来，向新四军发起进攻。在叶挺指挥下，新四军粉碎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扫荡”，同时主动出击，沉重打击敌人。在叶挺领导下，新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我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主要革命武装之一，赢得了党和中外人士的高度赞誉。毛泽东称誉他“领导抗敌，卓著勋劳”。

皖南事变蒙冤，狱中坚贞不屈

1940年下半年，在日寇诱降和英美拉拢的形势下，国民党顽固派又挑起了一次企图以武力消灭新四军的反共磨擦。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代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朱德等于11月9日复电，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荒谬命令和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诬蔑，同时为顾全抗日大局，表示可以将皖南新四军移到长江以北。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所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北移，从云岭驻地出发绕道前进。1月6日，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7个师8万多人的拦击。8日，陷入重围。众指战员在叶挺军长指挥下进行抗击，血战七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分散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与顽军谈判时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不幸被叛徒杀害。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竟然颠倒是非，于1月17日，悍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并扬言将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一手制造的皖南事变，党中央立即采取坚决回击的方针，决定重整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以示抵制国民党顽固派妄想取消新四军的反动军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表了一系列谈话与文件，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阴谋实质。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严重抗议，并在《新华日报》发表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对于叶挺在皖南事变中的英勇表现，周恩来高度评价说:“在皖南事变时他（叶挺）是非常英勇的，想以个人的牺牲来保存革命的力量，比某些共产党员表现还坚决。”

1941年1月14日，叶挺被扣后，押解至宁国县上官云相总部。上官云相劝诱他说：你又不是共产党员，何必去代人受苦呢？你只要申明一下新四军的事情是共产党干的，那么司令官也好，军长也好，高官厚禄就是你的了。叶挺当即严词拒绝。随后，叶挺被转押至上饶顾祝同处，囚于上饶集中营的李村。叶挺见到顾祝同时，大义凛然地斥责他和他的同党背叛民族、出卖祖国利益的卑鄙行径。叶挺说:“我是军长，一切都由我负责。如果蒋介石真是为了什么国家民族的利益，真是为了什么军令法纪的问题，那么，我请求公开用军法审判。我将把事实的真相宣告于全国人民面前。假如我军真如蒋介石所说的那样，那也只能由我个人负责。我的下级无罪，他们不能负任何有关军令法纪的罪名，因为他们是服从我的指挥的。我要求把我们全军的下级干部，立刻释放！”

顾祝同将扣押叶挺的事情向蒋介石报告后，蒋介石电令顾祝同尽力设法对叶挺劝降。顾祝同假惺惺地设宴招待叶挺，席间故意向叶挺透露蒋介石的来电内容，说蒋对他表示“关心”，要与他“合作抗日”。叶挺严词怒斥说：“请你们把这一套收起来吧！在这国家危急存亡之秋，我叶挺一向力主抗日，别无他念。可是你们反复无常，不顾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诺言，悍然发动皖南事变，陷害新四军。‘合作抗日’这四个字，亏你说得出口!”“叶挺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 2月12日，叶挺在囚室里，草拟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稿，痛斥蒋介石对新四军的无耻诬蔑，揭穿所谓新四军“违反军纪”只不过是蒋介石欺骗人民的借口。电报要求蒋介石必须立即释放新四军全体被囚人员。他表示“愿以一死为部曲赎命”，自己愿意接受“死刑”或“无期徒刑”，来换“将所部被俘干部不问党籍何属，概予释放，复其自由。”电报严正抗议对他的秘密囚禁，要求公开审判。叶挺在电文中，还大义凛然地宣告自己对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抱坚强信念“至死不变”。电文说自己“愿得其真情而入地狱”，也“不愿苟且偷生”。电文最后八个字是“临电泰然，心地光明。”他把电报稿交给顾祝同，要他马上转发给蒋介石。

顾祝同见诱降不成，改派叛徒赵凌波（原新四军参谋处长）前来劝说叶挺投降。叶挺一看见叛徒走进来，怒火胸中烧，严词斥骂说:“你来见我做什么?”赵凌波胆战心惊地说。“军长，请不要误会。我赵凌波如果对军长有半点不真实的地方，天诛地灭……”。叶挺不待他说完，迈步走上前去，扬起右手，狠狠地打了他几个耳光，大声骂道：“你满身污臭，滚！马上滚开!”接着，他又拿起烤火用的火炉及茶壶砸了过去。叛徒吓得赶忙逃跑，从此再也不敢来找叶挺。但是叶挺还不肯放过叛徒赵凌波，只要在院子放风看见他时，就要动手打他。叶挺还以此事教育其他被俘干部说:“做叛徒是最可耻的，终究要被人们唾弃的！一个革命者，要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坚强意志!”

为了表示自己坚贞不屈的意志和斗争到底的决心，他决定把头发蓄起来，胡子也不刮，长得长长的。有人劝他理发时，他就严肃地说：“不恢复我的自由，就不理发，不刮胡子!”他在囚室的墙壁、门板以至窗门上，都书写了“正气压邪气，不变应万变”；“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坐牢三个月，胜读十年书”等字句，以表达自己的心志。

叶挺在自己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十分关心其他被俘的新四军干部，利用敌人对自己“优待”的机会，尽力照顾他们，同时又激励教育他们坚持斗争，宁死不屈。当时周恩来通过各种渠道送些钱给叶挺在狱中使用，但都被顾祝同扣压下来。叶挺与顾祝同一再进行斗争，终于迫使他答应归还一部分。叶挺便将这些钱给每名被囚的新四军人员购置了一些衣服、蚊帐等物。他借送一些食物、用品给被囚干部的机会，在里面夹带一些写有“我在此很好”和“团结一致，斗争到底”字样的纸条，激励战友们坚持斗争。他对一些被俘干部说:“你们是受党和新四军的教育，不要辜负党的期望，要坚持斗争到底!”他还向同志们坚定表示：“不管怎样，我是决不会做出任何对党不利的事情!”

在叶挺被囚禁于重庆期间，蒋介石曾向叶挺提出：只要答应写一个声明，说皖南事变是共产党的责任，就可以委任叶挺为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甚至当司令长官也可以。叶挺当即表示说：这些事情现在不谈，要首先谈释放新四军的人。蒋介石说：你的人都是共产党，不能释放。叶挺批驳说：“如果这样说，新四军开始就不应该成立了！”蒋介石无言以对。

叶挺被囚于重庆渣滓洞集中营期间，写下了一首题为《囚歌》的气壮山河的不朽诗篇：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给你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

          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

          得到永生!

1942年底，叶挺被转押至湖北恩施，七、八个月后，又被押送至广西桂林。1943年底，再被押回恩施。这期间，国民党反动派虽然一再以高官厚禄引诱、逼他投降屈膝，但他宁愿把牢底坐穿，也不肯投降。

叶挺被关押后，党中央一直都在关注着叶挺的安全及处境，不断指责、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迫害叶挺的卑鄙行径，严正要求释放叶挺。1943年叶挺囚居湖北恩施时，周恩来曾借《新华日报》记者陆诒前往恩施采访的机会，要他想方设法见到叶挺，转达党中央对叶挺的关怀，同时带了我党出版的一些书刊给叶挺阅读。陆诒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把周恩来同志嘱咐我转达的最重要的话告诉他:‘两党谈判此刻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在每次谈判中，都提出恢复你(指叶挺)的自由的问题，切望你耐心等候，多多保重。’叶挺听了非常激动地说:‘我也深知我的自由问题决定于谈判结果，但我深信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必能获得胜利，这一信念坚定不移，在几年囚禁中也没有动摇过。你回去后请向恩来同志汇报，请他释念。’”这些话，充分表达了叶挺对党中央的信赖和坚持斗争的革命意志。

不幸遭遇空难，一代名将陨落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毛泽东与周恩来、王若飞等从延安赴重庆，与蒋介石就和平问题进行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一再与蒋介石交涉，要求立即释放叶挺及其他被扣同志。经过反复的斗争，终于迫使蒋介石答应释放叶挺。

1946年3月4日，被扣押长达五年之久的叶挺，终于获释。出狱时，国民党当局给叶挺送来一套军官呢制服，要他穿上离开。叶挺鄙屑地说：“我不换！我要穿着新四军发给我的军衣回去。”当天下午，在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陪送下，叶挺回到重庆中共代表团住处，受到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陆定一、博古、廖承志等同志的热烈欢迎。在代表团住处周围，张贴着“欢迎叶挺将军”、“叶挺将军是人民军队的光荣”等标语，人们还燃放了鞭炮。叶挺十分激动地与大家握手、拥抱，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一些新闻记者也闻讯赶来向他采访。他当场对记者们说：中国人民的事业，不是那一党那一派可以做完的，希望大家来为民主团结而努力。”他还严正要求国民党当局继续释放其他被扣的新四军干部、战士。当一位记者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时，他不假思索地说：“除了为人民外，还有什么!”

中共代表团为叶挺举行了欢迎会。叶挺在会上激动地说：在这五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我想得很多。我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我认识清楚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走向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的国家，也只有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人民走向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的局面。他在会上还表示自己要继续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斗争，请求党中央立即给自己分配工作。

出狱后第二天，叶挺立即致电党中央，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电文说：毛泽东同志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已于昨晚出狱，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

党中央对于叶挺的一贯表现十分了解，立即决定接收他为中共党员，于3月7日复电叶挺。亲爱的叶挺同志：5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收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

4月初，叶挺奉命赴延安参加党的整军工作会议。4月8日，他与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一同登上飞往延安的飞机，他的夫人李秀文与女儿扬眉等也同机前往。下午1时，叶挺将军等人乘坐的飞机在接近延安的山西省兴县黑茶山撞山焚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这一年，叶挺正好是50岁。

噩耗传来，全党、全国人民都陷于巨大的悲痛之中，连续多天，延安以及国内各地都分别举行了一系列的悼念活动。4月13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中国人民无可补偿的损失》的社论，对“四八”烈士的不幸牺牲表示深切的哀悼。社论说：叶挺将军是“北伐时期的虎将，抗战时期的岳飞。他的毕生奋斗，是足以使每个中国人为之感动，每个中国军人为之感动，足以使反动派羞愧无地。”毛泽东发表掉念文章说：“数十年间，你们为人民事业做了轰轰烈烈的工作。今天，你们为人民事业而死，虽死犹荣！”周恩来著文悼念说：“希夷，你是人民队伍的创造者，北伐抗战，你为新旧四军立下了解放人民的汗马功劳。十年流亡，五年牢监，虽苍白了你的头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一出狱，你就要求重新入党。一见面，你就提到皖南死难同志，检讨皖南事变，要我交涉继续放人。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为保护人民队伍和释放一切政治犯而奋斗到底！”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等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以及叶挺生前的战友聂荣臻、陈毅、贺龙、张云逸等人，也都分别发表悼念文章和悼词。

4月19日，延安隆重举行了三万人参加的悼念大会。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出席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表达了“对我忠勇顽强的新四军首领、我党的优秀党员叶挺同志的真挚感情”。在国统区，重庆近一万名各界代表也举行了追悼大会。周恩来在会上热泪盈眶地报告遇难诸烈士的生平事迹，介绍“叶将军的北伐与抗战二役的功勋，称誉他的英勇善战，堪称为革命彗星，此次出狱一月，几乎全家遇难”。

叶挺将军，铁军名将、人民军队创建人之一，他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中共惠州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