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慧清（1909—1983），原名陈金兰，又名陈素兰，广东番禺人，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发的妻子。长征途中，她在贵州难产，产后拖着虚弱的身体凭着一股韧劲，费尽千辛万苦走到陕北。新中国成立后，陈慧清任广东省民政厅副厅长、省总工会副主席等职。1983年4月8日，陈慧清在广州逝世，享年74岁。

陈慧清

投身革命洪流 踏上长征征途

陈慧清出身工人家庭，早年便在革命浪潮中投身斗争。1925年曾参加省港大罢工。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何香凝领导下开展妇女宣传工作。1930年与邓发在香港结婚。1931年任中央苏区政治保卫局党总支书记、邮政检查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实行战略转移。此时，陈慧清已怀有身孕。在长征快出发时，陈慧清的丈夫邓发曾问她，有了身孕能不能走路。当时，陈慧清还不知道要进行长征，邓发出于军事机密上的考虑，并没有将出发长征的情况告诉陈慧清。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邓发一切服从于党的利益，并没有因为夫妻关系而泄露党的秘密。后来，组织决定将怀有身孕的陈慧清编入干部休养连，随红一方面军主力踏上长征征途。

战地烽火产女 不离长征队伍

长征出发之初，考虑到陈慧清已有身孕，肚子越来越大，行走很不方便，因此组织专门为她配备了一匹马。陈慧清坚持把马让给另一位怀孕的女战友骑，自己时常拖着沉重的身子步行前进。

眼看敌军围追堵截日益紧迫，行军强度不断加大，陈慧清由于经常吃不上饭、睡不成觉，身体非常虚弱。邓发曾劝说陈慧清留在当地老乡家中休养待产，等革命形势好转后再归队，陈慧清判断自己能继续跟上队伍，于是断然拒绝了这个提议。她从没想过离开革命队伍，哪怕前路再艰险，也要跟着红军一起走。

1935年春，当红军正以急行军速度通过贵州境内的一处山口时，陈慧清突然腹痛发作，即将临盆。军情十万火急，身后就是紧追不舍的国民党军队，头顶还有敌机低空盘旋侦察。干部休养连党总支书记董必武、连长侯政当机立断，让抬担架的民夫将陈慧清抬到路边一间破旧的草屋中，由随队医生孙仪之负责接生。

这是一场异常艰难的难产。没有消毒设备，没有助产药物，甚至连干净的纱布和热水都十分有限。剧烈的阵痛让陈慧清在草屋的土炕上不停翻滚，汗水、血水浸透了她的衣衫，董必武派人叫来邓发，可面对妻子的痛苦，这位身经百战的革命者也只能站在屋外焦急踱步，束手无策。

屋外，追兵的枪声越来越近，已经清晰可闻。董必武立刻派警卫员赶往后卫部队，找到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告知有女红军正在生孩子，请他务必顶住。董振堂命令一个团的战士勇猛阻击，阻击阵地设在离草屋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战士们凭借有利地形与敌人展开殊死拼杀。

顶了2个多小时，草屋里终于传来婴儿的啼哭，一个女婴降生了。有的指挥员不理解：为了一个婴儿，牺牲这么多战士值得吗？董振堂说：“我们革命打仗，不就是为了孩子的未来吗？”分娩后的陈慧清精疲力竭，陷入了昏迷。按照长征途中的纪律，部队不可能携带婴儿行军。董必武让医生找来一块干净些的破布将孩子裹好，亲笔写下一张字条，说明这是红军的孩子，恳请收留的乡亲善待，又拿出十块银元一起放进襁褓，将孩子留在了草屋中。待陈慧清被抬上担架出发时，她还没有苏醒，没能看一眼自己的孩子。等她醒来得知一切，只能隔着重重山峦望向孩子留下的方向，把思念与愧疚藏在心底，跟着队伍继续向北前行。

邓发、陈慧清夫妇

历尽征途艰险 翻越雪山草甸

产后的陈慧清身体极度虚弱，只能靠担架抬着行军。可长征路上从来没有安稳的休养环境，部队随时要应对敌人的围追堵截。一次行军途中，队伍遭遇敌人突袭，抬担架的民夫受惊吓跑了三个，剩下的一人也体力不支。危急时刻，同行的女红军危秀英拿出自己仅剩的半袋干粮说服民夫，又亲自上前搭手，两人合力抬着担架翻过两座山，最终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追上了大部队。

翻越夹金山时，高原寒气刺骨，空气稀薄，产后尚未恢复的陈慧清连呼吸都十分困难。她拒绝了战友让她骑马的提议，抓着马尾巴一步一步往上挪，冻得嘴唇发紫也不肯停下。她知道，只要停下就可能再也站不起来，唯有咬牙坚持，才能跟上队伍。

进入水草地后，沼泽遍布、粮食断绝。陈慧清和战友们挖野菜、煮皮带充饥，她把自己分得的一点点干粮匀给更虚弱的伤病员，自己靠喝热水、嚼草根撑着。草地天气变幻无常，时而暴雨时而冰雹，她和战友们互相搀扶着在泥沼中前行，一步步走出了死亡之地。

1935年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胜利抵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历时一年的长征宣告结束。陈慧清作为为数不多全程走完长征的粤籍女红军，带着满身伤病与征途的淬炼，站在了西北的黄土高原上。她历经战火考验、分娩之痛与雪山草地的极端磨砺，始终没有掉队，作为全程走完长征的中央红军女战士之一，用坚韧与信念走完了二万五千里的漫漫征程。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