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似光（1911—2004），原名廖娇，广东惠阳人，凯丰妻子。长征途中，怀孕7个月的她因疲劳过度早产，尽管承受巨大悲痛，但她依靠坚定的信念和惊人的毅力到达陕北。新中国成立后，廖似光任广东省工业厅副厅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等职。2004年7月2日，廖似光在广州逝世，享年93岁。
廖似光
在那一支以男性为主体的钢铁洪流中，廖似光以柔弱之躯承载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生理与心理重负，用两次割舍亲生骨肉的巨大牺牲，诠释了什么叫作“革命者母亲”。她的一生，正如她晚年所总结的六个字——“自爱、自尊、自强”，既是个人命运的写照，也是那一代女性革命者不屈精神的缩影。
一、从童养媳到革命者：改名“似光”的初心
廖似光出生于广东惠阳一个贫苦农家，幼年因家贫被送至他人家中作童养媳。在那样的境遇中，她早早尝尽了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与凌辱。但她并未逆来顺受，内心始终燃烧着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望。1929年，年仅十八岁的她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接触革命思想。1930年，她随丈夫何克全（即凯丰）一同前往上海，在白色恐怖笼罩的白区从事秘密地下工作。
在上海那段危险而紧张的日子里，她意识到自己正在参与一项改天换地的事业，内心充满希望。她嫌原名“廖娇”过于柔弱，且带有旧式女性的依附色彩，便取“曙光”之谐音，改名“廖似光”——“似光”，如黎明前的那一缕曙光，既是她对革命前途的坚定信念，也是她对自身生命的重新定义。1934年，她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从此将全部身心交付给党的事业。
二、长征起步：挺着孕肚踏上征途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此时，廖似光已经怀有四五个月的身孕。组织上曾考虑让她留在根据地或转移至地方，但她坚决要求随军行动。最终，她被编入干部休养连，与贺子珍、邓颖超、康克清等几位女同志一起，成为长征队伍中为数不多的女性成员。
所谓的“休养连”，在当时的条件下并无任何“休养”可言。部队日行数十里乃至上百里，前有围堵、后有追兵，时常要在夜间急行军，翻山越岭、趟水过河。廖似光挺着日渐隆起的腹部，与战友们一样负重跋涉，常常累得浑身虚汗、双腿肿胀、腰背酸痛。但她从不叫苦，更不要求特殊照顾。相反，她总是主动承担力所能及的工作——宿营时帮助炊事班生火做饭，行军途中为伤病员递水送药，经过村镇时积极向群众宣传红军政策。她的乐观和坚韧，感染了身边许多年轻的战士。
三、两次骨肉分离：革命者母亲的至痛
廖似光一生中最大的创伤，来自两次被迫与亲生骨肉的诀别。
第一次发生在长征之前。她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曾生下一个女儿。但因革命工作需要，她无法带孩子一起行动，不得不将襁褓中的女儿托付给他人寄养。从此，那个孩子杳无音讯，成为她心中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第二次则发生在长征途中，更为惨烈。1935年初，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境内的少数民族地区。廖似光因长期过度疲劳、营养不良和连续颠簸，导致怀孕仅七个月便早产，在行军途中产下一名男婴。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没有干净的产房，没有充足的温水，只有几位女战友匆忙用帐篷布围成一个简易的角落。婴儿出生后，哭声微弱，身体瘦小。
然而，部队正面临敌军围追，必须立即前进。带着一个早产的婴儿，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行军，几乎等于让孩子活活受苦，更会拖累整个连队乃至整个部队的行进速度。廖似光躺在简陋的担架上，望着身边那个刚来到人世的小生命，心如刀割。但这位母亲只用了极短的时间便做出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决定——她强忍泪水，用随身携带的干净毛巾将婴儿细心包裹好，在一张纸条上写下孩子的出生日期、母亲的姓名和分离的原因，将纸条塞进襁褓之中，然后双手颤抖着将孩子交给了路旁一位当地老乡。她甚至不敢多看一眼，不敢多抱一秒钟，只怕自己一旦心软，便再也放不下。
事后，她从不主动提起这个孩子，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会默默流泪。同行的邓颖超大姐深知她的痛苦，多次将自己的担架让给她休息，给她送来仅有的一点红糖水。但廖似光只在担架上躺了不过十天，便挣扎着重新站起来，坚持自己走路。她说：“我不能占着担架，留给更需要的伤员。”
产后不到一个月，她更加拼命地投入工作——为连队筹粮筹款、寻找宿营地点、做群众宣传。她用忙碌来麻痹内心的剧痛，用劳动来证明自己不是一个“累赘”，而是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
四、信念如光：走过雪山草地，抵达陕北
长征路上，廖似光与所有男战士一样，翻越了白雪皑皑的夹金山，穿越了泥泞缺氧的松潘草地。在草地上，粮食断绝，野菜、树皮、皮带都成了食物。她的身体极度虚弱，但她的精神却从未垮塌。她常常对身边的女战友说：“我们能走，就能活下去；能活下去，就能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正是这种朴素而坚定的信念，支撑着她走出了那片死亡之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廖似光作为幸存的女战士之一，终于踏上了根据地的土地。那一刻，她热泪盈眶——不仅因为胜利，更因为她以巨大的个人代价，完成了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
（中共惠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