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字择生，1895年3月1日出生于广东惠阳永湖乡鹿颈村一个贫寒家庭。1909年秋，进入广东陆军小学堂学习，为革命党人邓铿所器重，并在其影响下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邓演达参加姚雨平率领的革命军的北伐活动，翌年春回到广东，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攻读。1913年考进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继续学习军事。1916年升入陆军军官保定学校深造，于1919年毕业，随即被派往边防军中见习。

邓演达（图片来源：统战新语）

成为民主革命事业的忠实信徒

1920年初，邓演达入闽参加孙中山创建的援闽粤军，任宪兵队队长。10月，援闽粤军回师广东，11月改为粤军第一师，邓演达被任命为该师师部参谋兼步兵独立营营长，后又调任工兵营营长。

1921年底，邓演达在桂林第一次与孙中山会面，聆听孙中山的教诲，成为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事业的忠实信徒。1922年5月，邓演达参加孙中山亲自督师的北伐，入赣作战，以后回粤参加讨伐陈炯明叛乱的战斗。1923年初，粤军第一师扩编为粤军第四军，邓演达升任第三团团长，稍后又参加平定桂军军阀沈鸿英等人叛乱的战斗，深得孙中山的赞赏。

1923年，邓演达与孙中山的通信（图片来源：广东革博）

参加黄埔军校的工作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国共两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邓演达忠诚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为培养革命军事骨干力量，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与支持下，决定建立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邓演达参加了筹备工作。黄埔军校正式开学后，邓演达被任命为教练部副主任，兼该部属下的学生总队总队长。他忠实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工作认真负责，为学生所爱戴，但却遭到蒋介石亲信王柏龄等人的排斥打击。他被迫于同年8月间离开黄埔军校，1925年初到达德国柏林，刻苦学习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门科学知识。

1925年冬，邓演达从德国回到广州，参加于1926年元旦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作游欧报告，并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时又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教育长。他一如既往地贯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维护革命统一战线，同共产党人密切合作，因而再次遭到蒋介石的排斥，不久被调到黄埔军校潮州分校工作。

出师北伐

1926年6月，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北伐途中，邓演达不畏艰辛，不顾个人安危，除积极做好政治工作外，还经常亲临前线，参加指挥作战。

图为1926年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图片来源：统战新语）

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后，邓演达继续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兼任武汉行营主任。1927年2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成立，邓演达任代理校长（校长蒋介石）。在这同时，邓演达又担任了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主持湖北省政务，并负责筹建湖北革命政府的工作。4月10日，湖北省政府正式成立，邓演达被任命为省政府委员。

开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两湖地区的农民运动也迅猛地发展起来。邓演达热情地赞颂和支持农民的革命斗争。他在发表的演说和文章中，从理论上论述了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是 “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只有他们起来才能摧毁封建势力，打倒帝国主义。他主张农民组织起来，通过斗争建立乡村自治权和农民自卫军。他特别强调要根本解除农民的痛苦，就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实行 “耕者有其田”。邓演达还同共产党人一起，为解决农民问题，促进农运的发展，进行了大量工作。1927年2月间，在他主持下，总政治部成立了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专门研究解决农民问题的办法。他在3月间召开的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多次作报告，热情鼓励农民要认识自己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任务，积极参加革命斗争。他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名义，于1927年3月间开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亲自担任所长，任命毛泽东为副所长。他支持农民提出的土地要求，和毛泽东等5人组成了土地委员会，曾力图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与蒋介石分裂革命的行为展开斗争

正当革命形势向全国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却加紧进行篡夺革命胜利果实的阴谋活动。1926年11月底，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从广州迁都武汉，蒋介石却极力主张迁都至他所控制下的南昌，并扣留了赴武汉途经南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政府委员。1927年1月初，邓演达从武汉来到南昌，与蒋介石分裂革命的行为展开斗争。2月9日，国民党左派领袖于汉口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提出了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农工运动以及召开三中全会等主张；同时成立了以邓演达、吴玉章等5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作为贯彻这些决定的领导机关。

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在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领袖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下，会上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削弱蒋介石的权力，限制他的个人军事独裁。邓演达为开好这次会议作出了贡献，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及中央农民部长。以后又当选军事委员会委员兼主席团成员。

图为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与会者合影中的毛泽东（前右）、彭泽民（前左）、邓演达（后右）、恽代英（后左）（图片来源：统战新语）

3月下旬，随着北伐军占领上海、南京，蒋介石更加紧其分裂和篡权活动，将其兵力布置于京沪线上，力图控制这一地区。邓演达等曾主张把第四军调到南京加强防卫，监视蒋介石的活动，但不被重视，致使蒋介石在上海得以实现其反革命政变。

同汪精卫的背叛行为进行斗争

1927年4月下旬，武汉国民政府继续北伐战争。邓演达领导总政治部工作人员加紧进行军队的宣传鼓动工作，发动组织沿途民众支援革命，还亲临前线参与指挥战斗。5月28日，在河南临颍攻击奉军主力的激烈战斗中，邓演达奔忙于火线上，果敢指挥战斗，深为官兵所敬佩。北伐军占领临颍后，会同冯玉祥的国民军连克郑州、开封等地。但这时武汉国民政府内部的汪精卫集团正加紧进行背叛革命的活动。6月10日，汪精卫等在郑州会议上决定“分共”。邓演达参加了郑州会议，强烈反对他们这一阴谋。

邓演达于6月14日随北伐军撤回武汉。面对日益恶化的局势，他忧虑苦闷，但仍不顾个人安危，同汪精卫的背叛行为进行斗争，继续支持农民运动，公开回击敌人对农运的攻击诬蔑。鉴于汪精卫等的反革命活动日益表面化，邓演达遂于6月30日发表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们》公开信，说明在汪精卫集团背叛分裂革命的情况下，他无法再执行自己的工作职责，只好暂时离开，待国民党中央真正地执行革命的三大政策时，他将立刻回来工作。7月3日，邓演达在报上发表了 《我们现在又应该注意什么？》一文，提醒人们注意：中国革命已到了一个生死关头，有可能断送在蒋介石、戴季陶及其同类叛徒的手上。7月13日，邓演达公开发表《辞职宣言》，明确表示：由于汪精卫一伙与蒋介石妥协，使国民党变为 “反革命团体”，这与他本人的 “素愿相违”，因而辞职。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革命，邓演达化装成查电线的工人，沿京汉路经郑州转陕西潼关，乘坐苏联顾问的汽车一道前往莫斯科。

为民主革命 “准备牺牲生命以赴”

1927年11月1日，邓演达同当时在莫斯科的宋庆龄、陈友仁等以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 《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之流窃取中国国民党的旗号，歪曲革命的三民主义， “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他们表示要继续担负起国民革命的重任，完成孙中山未竟的革命事业。

1927年12月，邓演达从苏联到达德国柏林，认真研究中外历史、经济史以及各国的政治制度，期望从中找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途径。经过刻苦的攻读，并联系长期的革命实践，邓演达开始接受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初步运用来研究社会历史和分析中国社会。

1929年9月初，邓演达到德国南部进行考察，以后再到法、英、瑞士、意大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国。1930年回国途中，又顺道到土耳其、伊拉克、印度等国的一些地方考察。他十分注意了解各国的历史和现状，尤其注意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及各国解决农民问题的办法。通过考察对比，他更深刻地认识到封建势力在中国还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工农大众过着地狱般的生活，从而更坚定他继续进行民主革命的决心，并 “准备牺牲生命以赴”。

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第三条道路

1930年5月，邓演达回到上海。他目睹在蒋介石统治下，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更加猖狂，军阀连年混战，国民经济濒于破产，人民陷于恐怖、饥饿、死亡的境地，因而更迫切地感到必须唤起民众，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他还主动找中国共产党商谈合作，共同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由于当时 “左”倾错误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占据着统治地位，因而他的联合要求未被采纳。

图为1930年邓演达回国组党时摄于上海的照片（图片来源：统战新语）

1930年8月9日，在邓演达的主持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上海正式成立，通过了由他起草的纲领性文件 《我们的政治主张》，选举了中央干事会，邓演达被推选为总干事。以后，行动委员会在全国14个省建立了地方组织。行动委员会既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也不赞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企图在两者之间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第三条道路，形成第三种政治势力，故被人们称为 “第三党”。它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

提出平民革命理论

邓演达回国后，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提出了 “平民革命” 的理论，全面地表达了他的政治主张。他认为中国在经济上是封建性的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新式工业极少，而其中80％ 又为帝国主义所控制；政治上，统治着全国的南京反动政权，是以买办资产阶级为核心的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联合统治机构，是一切反动势力的总代表，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据此，他明确指出：中国社会还处于封建势力占支配地位的 “前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两大障碍，因此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发动平民大众推翻帝国主义和买办豪绅的联合统治，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他主张在平民群众组织起来的基础上，由群众团体推选代表组成国民大会、省民大会、县民大会、乡民大会，分别作为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和地方各级权力机关；并主张用征兵办法，组织 “人民武力”，以保护革命和自己的政权。他还提出了平民政权的各项具体政策，如对外要联合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对内的经济政策，要把一切大企业、特别是带有独占性的企业收归国有，实行 “国家资本主义”，以作为进一步实行生产社会化的过渡办法；关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原则上主张土地国有，而用耕者有其田为过渡办法”。

积极从事推翻蒋介石政权的斗争

邓演达作为小资产阶级的激进代表，虽然提出了不少激进的革命主张，但有其阶级局限性。他不了解中国革命所处的历史时代的特点，没有认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如对苏联的看法，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以及对土地问题的看法，等等，仍有其错误之处，表明他的思想仍然没有超出旧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的第三条道路也是行不通的。尽管如此，邓演达仍不愧是一位坚强勇敢、超群出众的民主革命家，无论环境怎样险恶，都动摇不了他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实现民主革命理想的决心。

邓演达领导成立了第三党之后，积极从事推翻蒋介石政权的斗争。1930年11月，他在上海发起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开展反蒋革命活动。1931年夏，他利用 “宁粤分裂”的有利时机，加紧进行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军事策动工作。他同陈铭枢等人秘密商定：由陈铭枢到江西，把 “围剿” 红军的第十九路军调到广东，公开树起停止内战、反对蒋介石的旗号，同广东的军队联合，在南方建立反蒋基地；由邓演达去江西策动第十八军在临川、清江一带起义，进而夺取南昌；同时还联络武汉驻军和冯玉祥、杨虎城等部一齐响应，共同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

不幸被捕牺牲

邓演达的反蒋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恐惧，于是布置特务打手搜捕他。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到上海愚园路愚园坊二十号为干部训练班作结业讲话时，因叛徒告密而不幸被捕，不久即被解往南京秘密关押。蒋介石曾派人劝邓演达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解散第三党，如果同意则给予他副总司令的职位。邓演达则严词拒绝，“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1931年11月29日，邓演达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终年36岁。

邓演达遇害后，初葬于殉难处。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1957年由国务院拨款，将邓演达遗骸移迁紫金山南麓，新立的墓碑上刻有何香凝的亲笔题字：“邓演达烈士之墓”。

图为迁葬后的邓演达烈士墓（图片来源：统战新语）

（来源：《广东英烈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