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英译本的序言中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抗战“不仅实现了国家和民族的救亡图存，而且有力支援了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的抵抗力量，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上述论述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既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

一、 中国开辟了世界上最早、

持续时间最长的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

法西斯国家是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日趋激化，法西斯势力在欧亚大陆相继崛起，并在意大利、日本、德国上台执政，逐步形成东、西方战争策源地。法西斯是帝国主义最极端、最反动的势力，对内，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实行残酷的专制统治；对外，奉行疯狂的侵略扩张政策，无论是哪种社会制度的国家，也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在法西斯的铁蹄下均难幸免；其目标是建立法西斯统治的世界秩序，永久剥削奴役全世界。因此，德、意、日法西斯成为世界各国和人民的公敌，反抗法西斯、打败法西斯、摧毁法西斯的欧亚新秩序，重建战后和平的新秩序，便成为世界各国和人民的共同任务。

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开端，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局部战争的起点。从此，中国人民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打响了抗日战争的第一枪，也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局部战争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抵抗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领导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一批优秀的干部奔赴东北，联合其他抗日义勇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从1933年开始，中共将分散于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组建为东北人民革命军，之后又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改组为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日联军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以简陋的武器同日本关东军进行殊死搏斗，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第二，是国民党内抗战派的局部抗战。如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1933年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1936年绥远抗战等，体现了中国广大爱国官兵的抗日斗志。

中国的局部抗战意义重大。首先，冲破了西方绥靖政策和国内不抵抗主义的束缚，在世界上首举反法西斯战争的大旗，代表了世界历史的前进方向。其次，在世界上最早创造了以游击战争抗击法西斯侵略的新型战争形式，为七七事变后中共开辟敌后战场积累了经验，后为许多国家所采用，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抵抗形式。最后，对全民族奋起展开全面抗战起到了推动作用。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将战火从华北烧向华中、华南广大地区，并封锁中国的海岸线，切断中国的海上运输线，企图速战速决，迫使中国投降。日本的企图很明显，就是要全面灭亡中国。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奋起抵抗。国共两党根据各自的优势和特点，迅速形成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呼应，有效地打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及海军部分兵力，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正式开辟。

在正面战场，全面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在华北、华中、华南广大地区顽强抗击日军。据日军战史资料记载，在平型关战役中，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全歼日军1000余人，打破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同装备精良的日军激战达3个月之久，使日军陷于“苦战”，伤亡4万余人。在台儿庄战役中，中国守军拼死抵抗，战场上尸山血河，“决死奋战之状历历在目”，日军死伤1万余人。在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打死、打伤日军3.5万余人。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已无力发动大规模作战，被迫从速决战转为战略相持，不得不采用以政治攻势为主、以军事攻势为辅的对华策略，企图引诱并迫使国民政府投降。在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对正面战场的军事攻势基本上是以小规模的短促作战为主，尽管胜多负少，但正面战场数百万大军利用广阔的国土与侵华日军对峙，与敌后战场相呼应，不仅使日本政治诱降失败，而且将日本陆军主力牵制在中国战场，使其进退维谷，直至战败。

在敌后战场，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遵循毛泽东的游击战、持久战理论，先后深入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以游击战争为主体的敌后战场。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后，日军开始将对华作战重点从正面战场转向敌后战场。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歼灭日伪军约2.38万人，使华北日军主要交通线陷于瘫痪，显示了敌后战场的威力。1941年1月16日，日本大本营规定，“（对华）作战以维持治安、肃正占领地区为主要目的”。侵华日军集中优势兵力，在华北、华中、华南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以“扫荡”“清乡”为主要形式的“治安战”，实施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使敌后战场进入最困难时期，但中共领导抗日武装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断打击日军，壮大自己，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近代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弱国，没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不可能像世界强国那样进行大规模作战。但中国抗战却以特有的游击战争，动员全民族持久抗战，有力抗击了日本陆军主力和海军部分兵力。据统计，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时，日本陆军总兵力共34个师团，包括朝鲜战场1个师团、中国东北8个师团、中国关内24个师团、日本本土1个师团，可见绝大部分兵力投入到了中国战场。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总兵力为51个师团。其中，日本本土4个、朝鲜2个、中国东北13个、中国关内22个、东南亚10个，近70％的兵力在中国战场作战。此后，直到投降，日本陆军主力始终在中国战场作战。总之，在长达8年的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始终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和海军部分兵力，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史实证明，中国战场是开辟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并取得最终胜利的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

二、 中国抗战

有力支援了苏、美、英等盟国作战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反法西斯国家联合的步伐加快，中国结束了长期孤军奋战的局面。各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是互相支援的，世界支援了中国，中国也支援了世界。中国战场对世界其他战场的支援主要表现在：

（一）中国抗战有力地支援了苏联的卫国战争。北向进攻苏联、占领西伯利亚是日本法西斯的既定国策。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苏联旗帜鲜明地谴责日本侵华，以军事援助等方式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引起了日本的警惕，日本关东军一有机会就向苏军挑衅。1938年7月，驻朝鲜日军在中苏边界张鼓峰与苏军发生冲突，因日本陆军主力在华北、华中、华南作战，没有余力应对苏军，以惨败而告终。武汉会战结束后，1939年5月，日军在中国与外蒙边界同苏军发生冲突，史称“诺门罕事件”。日本关东军企图利用这次冲突挑起“第二次日俄战争”，但遭到日本大本营的反对。8月10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订《诺门罕事件处理要纲》，认为“中国事变”正在进行，只能对苏警戒而不能扩大纠纷，只能寻求用外交手段解决事件。8月30日，日本大本营电令日本关东军：“大本营的意图是，在处理中国事变期间，以帝国军队的一部在满洲戒备苏联，维持北方的平静。为此，在诺门罕方面尽量不扩大战争，并迅速结束之。”这是由于日本北进攻苏主要靠陆军，但陆军主力投入到了中国战场，因此无力同时发动侵苏战争。

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英、法、美、苏等国的目光都聚焦于欧洲。12月20日，日本陆相畑俊六乘机提出在中国实施兵力渐减方针，准备对苏作战，但遭到侵华日军的坚决反对。鉴于对华战争速战速决战略的失败，日本内阁决定，日本“不介入欧战，专注于为解决中国事变而迈进”。“政策的核心是处理中国事变”。1941年6月22日，德国发动侵苏战争，利用优势兵力突然袭击取得了暂时的进展，使苏联处境艰危。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等人认为这是日本北进攻苏的良机，但遭到日军大本营的坚决反对，参谋总长杉山元认为：“日本现在中国使用重兵，北进对苏开战实际上不可能。”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在短短的3个月时间内，日本击败美、英、荷，迅速占领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太平洋战场的初战胜利，使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又出现北进攻苏的声音。但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1942年3月13日给天皇的上奏中明确表示：希望“日苏间保持缓和态势”，“极力防止挑起对苏战争”。1942年6月，德国发动斯大林格勒战役，急需得到日本的支援。7月20日，德国紧急吁请日本对苏开战，但日本因陆军主力深陷于中国战场，无力北进，只能维持对苏“缓和”的既定方针。1943年2月，德国又吁请日本对苏作战，日本依然拒绝。4月，德国大肆渲染将在苏德战场发动夏季攻势，诱请日本参加对苏作战，日本考虑到本身的困难，再次拒绝。此后，日本北进攻苏战略销声匿迹。可见，正是中国战场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才使苏联免遭德、日东西两面夹击，得以集中全力对德作战而取得卫国战争的胜利。

（二）中国抗战有力地支援了美、英的太平洋战争。南进是日本的另一国策。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二战全面爆发，给日本提供了南进良机。但此时，日本陆军主力被牵制在中国，海军尚未做好南进准备。9月4日，日本政府决定，对欧洲战争采取“不介入方针”，努力“促进中国事变的处理”。1940年5—6月，德国法西斯很快击败英法军队，攻占西欧、北欧，法国投降，英国岌岌可危，这对于日本是“千载一遇”的南进良机。但日本深陷于中国持久战的泥潭难以自拔。7月26日，日本政府制订《基本国策要纲》，规定日本的根本方针“在于建设以皇国为中心的，以日满华牢固结合为基干的大东亚新秩序”，当前的重点是解决中国问题。7月27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帝国适应世界形势的变化，改善内外形势，促进中国事变的迅速解决，同时，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在中国事变未解决的情况下，尽量采取不与第三国开战的施策”。可见，由于受到中国战场的牵制，日本难以跟上德国的侵略步伐，不得不推迟南进。

1941年9月6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帝国国策实施要领》，决定“在不辞对美（英荷）作战的决心下，拟以10月下旬为目标，完成战争准备”。10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宣布辞职，其原因是对在中国问题未解决的情势下南进没有信心，他主张先解决中国问题再南进。但日本为了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在中国问题迟迟不能解决的情势下，北进遇阻，只能冒险南进，便于1941年12月8日偷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初，日本以偷袭和先发制人的作战方式击败美、英、荷，横扫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但由于中国战场的巨大牵制，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陆军兵力严重不足。据统计，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在中国战场的日本陆军共35个师团，而用于太平洋战场的兵力仅为10个师团，不及投入中国战场的1/3。可见，中国战场是日本实施南进战略的沉重包袱。

在太平洋战争初战胜利后，日本海军提出澳洲作战计划，希望乘胜攻占美英后方基地澳洲。但陆军认为，进攻澳洲至少要动用陆军10个师团的兵力，而陆军在太平洋战场总共只有10个师团，因此无力进攻澳洲。相反，日本陆军迫切希望尽快结束对华战争，进而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资源阻止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反攻。1942年3月19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在给天皇的上奏中提出：“利用南方作战的成果，只要形势许可，以政略、谋略并用，努力迅速解决中国事变。”但如何结束对华战争呢？8月25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拟订了“四川作战”计划，准备于1943年春季以后出动16个师团以上的兵力在中国战场发动“四川作战”，“这次作战的目的，是歼灭敌中央军主力……促进重庆政权屈服或崩溃”。为此，将中国关内的日本作战兵力从61万人增加到97万人。其中，从日本本土抽调12万人，从中国东北抽调18万人，从太平洋战场抽调6万人。作战时间预定为1943年春季以后。当时，日本陆军在中国关内有61万人，而在太平洋战场有34万人，远少于在中国战场(不含关东军)的兵力，要防守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广大地域，兵力已经捉襟见肘，在这种形势下还要抽调兵力到中国战场，是完全不可能的。由于陆军兵力不足，日本在太平洋战场接连失利，“四川作战”计划最终胎死腹中。1942年9月至1943年1月，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中遭受重创，被迫转入战略防御，在美国优势兵力打击下节节败退，直到战败投降。

（三）中国抗战有力地支援了英美的北非地中海战场。1942年春，德国隆美尔（Erwin Rommel）指挥的“非洲兵团”联合意大利军队在北非向英军发动强大攻势，5月下旬攻入埃及，英军败退，德意联军企图攻占中东、控制北非地中海地区。德军的胜利刺激了日本，日本提出西进作战计划。6月上旬，日本海军主力舰队在中途岛海战中被美军舰队击溃，失去了太平洋的制海权。于是，日本陆海军认为在太平洋难以扩大战果，便把矛头转向印度洋。6月22日，日本陆相东条英机指令陆军制订西进作战计划，企图在印度同英国决战，以迫使英国投降。7月11日，日本陆海军在给天皇的上奏中指出，德意军队在地中海和北非作战进展迅速，英国已丧失地中海的制海权和制空权，日本应与德意相呼应，进入印度洋。甚至乐观地认为，日本打开新局面的曙光将出现在印度洋。

7月18日，日本陆海军作战部协调会议上，海军军令部提出印度、西亚作战设想，计划在8月进行孟加拉湾作战，10月以后进行阿拉伯海、马达加斯加南部及印度东部地区作战。对此，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持不同意见，认为德意在埃及是否成功尚有疑问，日本陆军虽已准备2个师团兵力，但远征印度加尔各答远远不够，为此，只能优先考虑进行四川作战。这也表明由于日本陆军主力深陷于中国战场，只能用2个师团进行印度作战，显然没有胜算。7月19日，意大利请求日本海军进入印度洋作战，日本陆海军统帅部进行了紧急研讨，海军认为，需要同德意合作控制印度洋，以摧毁中国的抗战中枢。陆军认为，不仅海军进攻锡兰极其困难，而且陆军对印度作战也极其困难，因而倾向于对华进行四川作战。尽管陆海军有分歧，但7月25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仍然决定，关于印度洋问题，将竭尽所能，为使英国屈服而努力作战。1942年9月上旬，日军在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处于极度被动的局面，多次增兵无果。如果瓜岛失守，日本在西南太平洋的防线将会被打开缺口，进而导致全线溃败。由于陆军兵力严重不足，12月31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从瓜岛撤军。此后，日本在太平洋战场转入守势。

太平洋战场战局的这一转变，对日本西进战略产生了巨大影响。1943年2月27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在《世界形势判断》中指出，鉴于在北非、地中海作战的失利，德意不可能进入西亚，日本也不可能与德意在中东会师。于是，删除了1942年11月7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在《世界形势判断》中关于“德意军企图向中亚、西亚推进”，日军应“全力进入西亚，与意大利配合制霸地中海，强化大西洋作战，努力使英国屈服”的内容。这就表明，日本西进主要是依靠陆军，而日本陆军主力却深陷于中国战场，没有余力西进，因而只能放弃西进战略。连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认为，“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十五个师团，也许会有二十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由此可见，正是中国的持久抗战，才使南亚、中东、北非与地中海地区免遭日本法西斯的蹂躏。

（四）中国军队入缅作战有力地支援了英美盟军在缅甸和东南亚的作战。缅甸是连接东南亚与南亚的唯一陆上通道，位于缅甸北部的滇缅公路也是中国唯一的外援通道。如果日军控制了缅甸，就切断了英美盟国从南亚通往东南亚的陆上交通线，也切断了滇缅公路，使中国失去了唯一的外援通道。为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英迅速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1941年12月中旬，日军发动对缅甸作战，英军溃败，缅南失陷。1942年3月，中国派出的远征军2个军在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指挥下进入缅甸，在缅中、缅北阻击日军。4月14日，中国军队在缅中重镇仁安羌击退日军，成功地将被日军包围的英军第一师7000余人和500名记者、传教士解救出来。由于敌强我弱，中英军队被迫撤退至印度。5月，日军攻占缅北及中国云南边境地区，切断了滇缅公路。

1943年12月，中英美盟军发动了缅北反攻作战，由史迪威担任总指挥。盟军分两路分别从印度和中国云南两个方向向缅北发动反攻。在印缅方向，参战部队有中国驻印军新一军、新六军，英军第三十六师、英印军第三师、美军突击队等，很显然，主力部队是中国驻印军。同一方向，盟军于1944年8月收复缅甸密支那。10月，盟军以密支那为基地发动全面反攻作战，于1945年3月8日收复滇缅公路枢纽腊戍。在滇缅方向，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以两个集团军18个师的优势兵力，从滇缅边境发动全面反攻，至1945年1月19日，全歼云南境内日军。1945年1月28日，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在缅北芒友会师，打通了滇缅公路。至此，以中国军队为主体的缅北反攻作战取得完全胜利，不仅打通了滇缅公路，使中国重获外援之路，更重要的是，为盟军在缅甸乃至在东南亚的反攻建立了前进基地。

总之，中国的抗战有力地支援了美、英、苏盟国在各个战场的作战，从而加快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步伐。

三、 中国抗战在战后国际新秩序的

构建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的抗战不仅有力支援了美、英、苏盟国在各个战场的作战，而且在重建战后国际新秩序中也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其一，中国的国际地位上升到反法西斯四强之一。自鸦片战争始，列强用坚船利炮侵略中国，逼迫中国签署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大片国土，国家领土主权受到极大损害，使中国沦为受列强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毫无国际地位可言。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府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做了很多努力，但直至抗战前仍进展缓慢，收效甚微。抗战开始后，中国因最早开始并始终坚持反法西斯战争，赢得了世界各国包括美、英、苏等大国的尊重，中国的大国地位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1942年1月1日，以中、美、英、苏四大国领衔的26个反法西斯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成立，中国首进世界四强。1943年1月，美英宣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与中国重新签订新约。美英宣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标志着中国从法理上获得同世界各主权国家平等的国际地位。随后，中国以四强之一的身份参与联合国等一系列战后国际体系的创建，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此时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还未能根本改变，与美、英、苏三大强国相比仍处于弱势地位，但与抗战前的中国相比，国家地位已经获得大幅提升，有权参与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从而也使战后中国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其二，中国积极推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为二战的胜利提供了保证。中国是最早起来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也最早提出建立反法西斯联盟的要求。早在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的谈话中就明确提出中共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主张：“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阵线。这种联合阵线是援助中国的，同时也是各国互助的……我以为中、英、美、法、苏五国应该赶快地联合一致，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之虞。”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抗战建国纲领》，明确规定战时外交方针是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可见，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国共两党已明确提出联合英、美、法、苏等国，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七七事变后，中国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倡议，最先得到苏联的响应。1937年8月21日，中苏签订《中共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开始大规模援华抗日。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40年底，苏联同中国签订4次以货易货协定，承诺向中国提供价值4.5亿美元的军火物资，还派出军事顾问和空军志愿人员到中国参加对日作战。同苏联相比，美、英等西方国家对日本侵华则采取了妥协退让的绥靖政策。对此，中国以抗击日本侵略的实际行动抵制绥靖政策的同时，仍在坚持寻求美、英的支持与结盟。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将英、法卷入大战。1940年4—6月，德军攻占北欧、法国，继而法国败降。8月，德国对英伦三岛实施持续的大规模轰炸，企图迫使英国投降。9月，德、意、日三国正式结为同盟并签订条约，预示着法西斯侵略将进一步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不失时机地展开外交攻势。11月9日，蒋介石分别约见英、美驻华大使，面交提议中、英、美三国进行经济、军事合作的方案。虽然美、英未能接受与中国结盟的方案，但却开始了对日由绥靖到抗衡的政策转变，并加强了对华援助。1941年6月22日，德军闪击苏联，将苏联卷入大战。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美国卷入大战。至此，世界大国无一幸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立即对日、德、意宣战，并建议美、英、苏立即与中国结盟。1942年1月1日，在中国的积极推动下，以中、美、英、苏四大国为首的26个反法西斯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各国保证使用其全部军事资源或经济资源，抵御同该宣言签字国交战的轴心国及其附从者，并保证不同敌人单独停战或谈和。至此，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正式宣告建立，为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保障。

其三，为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作出了重大贡献。战时法西斯国家以暴力为先导，构建了法西斯统治下的世界秩序。其中，德国建立了“欧洲新秩序”，日本建立了“大东亚共荣圈”。很显然，法西斯的世界秩序就是征服、奴役、压榨被侵略国家和人民的国际秩序。以中、美、英、苏四大国为首的反法西斯联盟，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打败了德、意、日法西斯集团，摧毁了法西斯的世界秩序，将遭受侵略的国家和人民从法西斯暴政下解放出来，并在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后期，便开始酝酿协商建立战后新秩序，主要是政治、经济新秩序。政治新秩序主要是创建联合国，制定出确保战后各国和平与发展的新规则，即《联合国宪章》。经济新秩序主要是创建国际经济组织，制定出确保战后世界经济运行的新规则。中国深度参与了战后新秩序的重建。

在联合国的创建方面，1943年10月，中、美、英、苏四国在莫斯科共同签署《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宣布要在战后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11月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提出，邀请中国“参加四强小组机构并参与制订该机构的一切决定”，蒋介石表示“中国将欣然参加”。1944年5月，美国邀请中、英、苏三国代表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商讨联合国筹建事宜。8月21日至9月28日，美、英、苏三国举行第一阶段会议，中国政府提交方案《国际组织宪章基本要点节略》，还提出7项补充建议。中国方案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努力维护弱小国家的利益，要求《联合国宪章》能制定反对殖民统治、实行民族平等及民族自决原则等。9月29日至10月7日，中、美、英三国举行第二阶段会议，中国又提出三点补充建议。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基本上搭建了联合国的大致框架，为旧金山制宪会议奠定了基础。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中国派出包括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在内的代表团与会，与美、英、苏三国共同担任轮值主席，为《联合国宪章》的制定作出了积极贡献。10月24日，联合国在美国旧金山宣告成立，中国正式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在战后经济新秩序创建方面，早在1942年5月，中国政府就拟定《战后国际经济合作办法》，认为战后国际经济关系就是让各国能自由贸易，在金融上要做到稳定各国货币价值和汇率；贸易上奉行不歧视以及无条件互惠贸易原则，先进国家应扶助落后国家。1944年7月1日，中、美、英、苏等44个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联合国家货币与金融会议，决定成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后改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45年12月2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成立。1946年10月，在联合国支持下，相关国家在伦敦召开了酝酿成立国际贸易组织的国际会议，中国参加会议并提出建议。1947年4月，在日内瓦举行第二次会议，拟定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其宗旨是减少关税和贸易壁垒，实行最惠国待遇，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10月30日，中、美、英、法等23个国家在该协定上签字。至此，战后国际经济体系建立。在此过程中，中国积极为本国及弱小国家发声，努力维护弱小国家的利益，取得了一些重要突破。

综上可见，从联合国的成立到世界经济组织的建立，是世界历史的重大进步，为战后和平与发展提供了保障，并长久地影响着现当代世界历史进程。中国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是公认的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由此走进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为重建战后秩序作出了重大贡献。

四、 中国抗战为新中国诞生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明确指出：“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历史的发展，的确如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二战与抗战改造了中国，使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改变。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次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均以失败而告终，抗日战争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斗争中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战争。中国能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关键因素是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列，是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坚定的实施者，代表了中华民族求生存、求解放的正确方向。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在东北组织抗日游击战争，一批优秀共产党人奔赴东北，高举抗日大旗，联合抗日义勇军共同开展游击战争，沉重打击了日本关东军。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在中共推动下，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全民族抗日。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以大无畏的精神，挺进华北、华中、华南日军后方，开辟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中国抗日的另一战场——敌后战场。中共敌后战场与国民党正面战场互相呼应，共同抗击日军，构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将主要兵力用于对中共敌后战场进行的“治安战”，使敌后战场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抗日的主要战场，中共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抗日战争是试金石，中国的一切阶级、一切政党都要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经受考验，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悖之者衰。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叛变投敌分子的卖国行径为全中国人民所不容，被战争的洪流摧枯拉朽。抗日战争暴露了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腐败无能，尤其是在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中，接连败退，连失河南、湖南、广西三省，导致日军攻入贵州省境内，威胁西南大后方，给中国战场造成新的危机。在抗战后期，国民党政府与汪伪政权汉奸分子勾结，将伪军收编为国民党军队，成为反共的一支重要势力。国民党政府甚至还暗中与侵华日军进行联系，利用日军以“维持治安”为名，对抗中共武装收复失地。战后初期，国民党政府庇护日本侵华战犯，甚至聘用日本战犯为顾问对付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国民党及其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使它在全国人民中大失人心，从而决定了它在战后的失败命运。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在同日军作战中迅速发展壮大，到抗战后期，已发展成为拥有121万名党员的成熟的马列主义政党，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展到拥有正规军127万人、民兵268万人。中共在全国人民中威望日增，深得人心，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使得战后中国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国民党则由强到弱，由弱到衰。这使中共领导的解放战争取得胜利，才有了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的成立，对中国及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国内而言，标志着中国长达百余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获得了完全的民族独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开启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新纪元。从国际而言，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世界殖民体系在东方的崩溃，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力量，推动了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开展和发展中国家的兴起。新中国诞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将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新中国，令世界各国刮目相看，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影响不断扩大。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中叶世界历史从世界大战走向战后和平与发展的转折点，这是人类社会的一次大变革、大变局。在世界历史这一重大转折关头，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全民族奋起抗战，开辟了世界上最早的、持续时间最长的东方反法西斯主战场，有力地支援了各国的反法西斯战争，赢得了美、英、苏等盟国的赞赏与尊重，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从世界政治舞台的边缘走进了中心，并为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在世界历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光辉篇章。

（作者系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