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1897—1986），出生于广东梅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者、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1986年逝世于北京，享年89岁。广东是叶剑英的家乡，是他长期生活、战斗和工作的地方。他在这里投身革命，参与领导广州起义，推动华南抗战，参与指挥解放华南。新中国成立后，他负责接管广州，主政华南，领导广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新时期，他大力支持创办经济特区，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建立了不朽功勋，作出了巨大贡献。“矢志共产宏图业，为花欣作落泥红”，是他一生光辉的写照。

追随孙中山革命

1921年4月7日，中华民国政府在广州成立，孙中山被选为非常大总统。在此前后，叶剑英接受军政府副官长吴铁城的邀请，参加副官处工作，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孙中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的就职仪式上，叶剑英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他聆听了孙中山的就职演说，受到极大的鼓舞。10月15日，孙中山率领北伐军3万余人，到达桂林，准备北伐，叶剑英以大总统随员身份随孙中山到桂林，参加整军工作。

1922年2月3日，孙中山颁布北伐动员令。可是留守广东负责接济北伐军的陈炯明野心勃勃，阳奉阴违，阻挠北伐，孙中山决定暂回广州坐镇以稳定后方。这期间，孙中山组建了海军陆战队，归新任江防舰队司令陈策指挥。叶剑英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营长。

1922年6月16日清晨，陈炯明的派兵围攻广州观音山（即越秀山）前的总统府，炮轰孙中山住所越秀楼。广州城一片混乱。当时驻守在天字码头附近的海军陆战队打退了几股叛军的袭扰，还弄不清叛军作乱攻击的目标。叶剑英凭着自己学过炮兵的经验，判断出炮弹的落点在总统府方向，十分焦虑。陈策命令叶剑英带一个连守在码头岸边，接应孙中山。随后，陈策和叶剑英等护送孙中山乘上永丰舰。

孙中山上永丰舰后，决定令北伐军迅速回师戡乱。为配合北伐军回师，第二天他亲率舰队打击叛军，“以保正义之不屈，政府威信之犹在”。已升任大本营中校参谋的叶剑英和宝璧舰舰长李芳一起，指挥全体官兵破浪前进。双方在白鹅潭附近激战。叶剑英不但指挥，还亲自操炮、瞄准敌军，护送孙中山。他命令士兵们：“严密监视，防止敌人偷袭旗舰。”

局势越来越紧急。被困在“中山”舰上的孙中山，电令北伐军总司令李烈钧和总指挥许崇智班师返粤。叶剑英既是大本营的参谋，又兼管着海军陆战队，奉命率领“宝璧”舰和陆战队的官兵担负着巡逻的任务。一个多月过去了，无论官兵们如何艰苦奋战，形势的发展仍然对孙中山不利。孙中山遂决定离粤赴沪。8月9日，孙中山乘炮艇转道香港去上海。

孙中山在广州蒙难的55天，叶剑英作为孙中山的追随者，率领士兵保卫着这位民主革命的伟大领袖，充分表现了他对孙中山的赤胆忠心。

敬佩周恩来

叶剑英与周恩来的交往始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4年9月初，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的周恩来奉中共中央指示，来到大革命策源地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区委宣传部长。

就在同一时期、同一地方，叶剑英作为一名普通的国民党员、追随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者，也正以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身份，活跃在广州军界、政界，满腔热情支持和参加国共合作的伟大事业。

周恩来回到广州，第一件大事就是坚决维护孙中山主持的革命政府的权威，参加指挥平息商团叛乱的作战。叶剑英奉命率建国粤军第二师部分官兵，同其他革命军一起，也参加了平叛作战。这次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是叶剑英第一次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参加战斗。

不久，周恩来调至黄埔军校，随后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在周恩来到来之前，已经担任军校教授部副主任，是当时黄埔军校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以后，立即投入政治部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向教职员工和学生灌输革命思想，教育他们不贪财、不怕死、精诚团结、救国救民，实现孙中山提出的武力与民众相结合的建军宗旨，使军校的政治工作日趋活跃，卓有成效。在办校和教学的过程中，叶剑英通过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直接或间接的交往，深深感觉到了共产党人的磊落胸怀和远大抱负，从而产生了敬佩之情，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是，他第一次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但是，由于中共党内有些同志认为他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不能轻易接收入党，因而使其愿望未能实现。

1925年1月，盘踞在广东东江流域的广东军阀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之机，依靠英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段祺瑞的军事援助，纠集反动军队准备进犯广东，妄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在中共区委的推动和支持下，广东留守政府决定出师东征，讨伐陈炯明。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黄埔军校，是东征军的中坚力量。周恩来作为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参加东征军的领导，负责政治工作。他领导政治部制定了严明的纪律和战时的宣传计划，在东征军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东征军分为左、中、右三路军。张民达任师长、叶剑英任参谋长的第二师，隶属右路军，充当先头部队参加作战。第二师于1925年2月底从广州沿广九路向淡水进发。出发以前，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叶剑英制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并根据周恩来的要求，向部队官兵讲明此次作战的目的和意义，鼓励部队发扬猛进、猛攻、猛追、猛扑精神，奋勇进击。

部队连战连捷，很快到达淡水城郊。叶剑英实地考察地形，了解敌情，制定了完善作战方案，向蒋介石、周恩来和苏联顾问报告，拟定与黄埔军校联合进攻淡水的作战计划。周恩来谦逊亲切的态度、机敏周密的思考，使叶剑英受到启发和教育。特别是在作战中，周恩来与各级党代表率先垂范，鼓励黄埔军校英勇杀敌的精神，更使叶剑英敬佩不已。淡水一战，革命军大获全胜，淡水转危为安。

艰难显奇才，困境识真知。叶剑英更深一层认识周恩来，是在淡水战役之后的白芒花镇。当时，就下一步作战计划产生激烈争论。以何应钦为代表的黄埔军校的军官们主张先打惠州。他们认为惠州是东江的支撑点，只要打下惠州，东江就不攻自破了。第二师师长张民达和参谋长叶剑英则力主对惠州围而不打，先以主力东进攻取潮汕，再回军取惠州。

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谁也说服不了谁。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蒋介石则倾向于何应钦意见。周恩来冷静地听取了双方的理由，果断支持了叶剑英和张民达意见，总司令许崇智和苏联顾问加伦也支持叶剑英和张民达的主张。于是右路军乘胜追击，攻克海丰，横扫潮汕，占领兴宁、梅县。困守在惠州城的敌军见大势已去，便自动献城，不攻自破。

周恩来在白芒花镇争论的关键时刻反对蒋介石意见，支持叶剑英等意见，这表明了周恩来坚持原则，具有雄才大略和深邃的智慧，使叶剑英由衷敬佩，对共产主义者及其从事的事业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感悟。此后随着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工农运动迅猛发展，广东国民政府于1926年7月出师北伐。叶剑英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新编第二师代师长、第四军参谋长等职，为北伐作出了重大贡献。1927年7月，在严重白色恐怖中，叶剑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投入到新的革命洪流中，开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革命生涯。

参与领导广州起义

南昌起义以前，叶剑英在庐山得知汪精卫等加害叶挺、贺龙的阴谋，立即通知叶、贺免遭暗算，随后又向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献计”，力主不追起义军，暗中保护了革命武装，为南昌起义作出特殊贡献。不久，他奉命率第四军教导团从南昌开往广东，进驻南雄。此时此刻，这位秘密共产党员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接受党组织的嘱托，离开教导团前往广州，准备到敌人心脏里作一次武装暴动的大胆尝试。

此时的广州，白色恐怖笼罩，许多东征北伐战友已壮烈牺牲。然而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党组织虽然被迫转入地下，但仍坚持顽强斗争，特别是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风暴，像一声声惊雷，振奋了工人群众的革命情绪。

当时李济深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掌握着军政大权。他为了应付南昌起义军，调兵遣将去潮汕增援。就在这时，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命令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率领队伍进到粤北，以“援李讨逆”为名开进广州城。他密切注视着南方战局，对李济深与南昌起义军之战作壁上观，等待时机掌握广东政权。

叶剑英在这种情况下回到张发奎身边，继续担任第四军的参谋长，并以此为掩护，加紧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党组织派黄锦辉向他介绍了广州的革命形势，传达中央和广东省委关于广州暴动的指示和部署，指示叶剑英完成三项任务：一是在张发奎的第四军站住脚跟，掌握敌军动态；二是加强对教导团的控制，准备好暴动的武装；三是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削弱敌人力量，壮大革命力量。叶剑英了解了党的意图，眼前好像拨亮了一盏明灯。他在党的领导下，极其秘密地投入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

叶剑英在广州立稳脚跟之后，第一件事就是以第四军参谋长的身份下达一份手令，调教导团进驻广州北较场四标营。这个教导团前身是大革命时期由国共两党合办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员中共产党员比重很大，是中共掌握的革命干部武装。大革命失败后，叶剑英劝说张发奎将其收编改名为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保住这支革命武装，把它交到党的手里，叶剑英向张发奎毛遂自荐，兼任教导团团长，将部队调进广州。为避免疑忌，叶剑英根据组织交代辞去教导团团长的职务，安排一批地下党员接替各级领导职务，用革命精神习文练武，磨炼意志，待机而动。

为加强起义的武装力量，叶剑英还按照党组织的意图设法扩充第四军警卫团。叶剑英以加强广州城防为名，使张发奎接受了扩编警卫团的建议，并安排地下党员梁秉枢担任团长，一批共产党员担任警卫团的主要领导职务。

叶剑英直接掌握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成为广州起义的主力部队。

由于走漏风声，起义迫在眉睫，根据各方面的情报，党决定提前举行。由于起义时间临时变更，叶挺在12月10日起义前夕从香港仓促起程，当夜到达广州，即投入紧张的战斗部署工作中。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教导团打响了第一枪，在敌人心脏里的暴动终于爆发了。

当天广州工农民主政府(苏维埃)和临时工农红军总指挥部宣告成立。叶剑英被任命为工农红军副总指挥，协助张太雷、叶挺指挥战斗。

此时从各地赶来增援的敌军大举反扑。停泊在珠江的帝国主义军舰也对起义军猛烈轰击。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总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形势，讨论下一步行动方案。在会上，叶剑英支持叶挺等同志的主张，建议将革命队伍拉出去，到东江找彭湃与农军会合，或去粤北找朱德继续战斗。但均遭反对。

起义的第二天，形势越来越危急。叶剑英冒着枪林弹雨，提着驳壳枪，在长堤一线巡视布防，指挥战斗。他还利用战斗空隙同军医官柯麟等同志一起去探视伤员，并巡视俘虏，亮相讲话。此时一场激烈的观音山争夺战开始了。叶剑英派指挥部副官陈赓率领武装部队前去增援。当天张太雷不幸被埋伏的敌人枪击牺牲。叶剑英强忍悲痛，坚守岗位，指挥战斗，下达命令，坚决守住观音山。

在反对派的残酷镇压下，广州形势急剧逆转。12日晚，起义军被迫陆续撤出广州。几天以后，叶剑英化装成工人到香港，参加广东省委会议。

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起，成为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造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它是中国工农兵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尝试，在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肩负解放华南、建设华南的重任

抗战时期，叶剑英曾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八路军参谋长以及八路军驻南京代表、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指挥敌后抗战的主要助手之一。在此期间，他对广东的抗战始终予以极大的关注，并以自己在广东的特殊影响，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推动了广东的全民抗战。抗战胜利后，叶剑英作为军调部的中共代表，与国民党及美国代表进行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成功地促成了1946年初的东纵北撤，粉碎了国民党企图消灭中共华南武装的阴谋。

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华南军区司令员、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广东省政协主席、中共中央中南局代书记等职，肩负着解放华南、建设华南的重任，胜利完成剿匪、肃特、土改、建立人民政权和恢复发展生产等各项任务。

1949年10月15日晨，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广州长堤大马路东亚酒店(即现东亚大酒店)飘扬，这是广州公开悬挂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此时，叶剑英正率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机关在赣州后方坐镇指挥一线作战。1949年全国解放战场上凯歌高奏，捷报频传。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华南的解放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华南是一块比较特殊的区域，既是粤桂两系军阀大本营，又毗邻港澳，情况更复杂，毛泽东把解放华南与接管华南、治理华南结合起来，通盘考虑决定派熟谙广东情况的叶剑英南下。是年7月，中共中央派遣时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的叶剑英组建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并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兼广东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广州解放后兼任广州市委书记、市长。当时有一种情况，谁组织部队谁就要接管，一边解放一边接管。叶剑英文武全才，能打仗能安邦，又曾是黄埔军校教官，对黄埔系有一定号召力，在云南陆军讲武学校毕业，在滇军有一定号召力，在粤军也当过军官，加上本身是广东人对广东比较熟悉，地方干部对他也有好感。

1949年10月21日，叶剑英率领的华南分局机关进驻广州，这是他治粤理政的新开始。在叶剑英的统一领导下，华南分局把“解放海南岛、解放全广东”作为1950年广东省中心工作的首要任务。在没有海军、空军配合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开创了胜利渡海作战的先例，创造了木船打败军舰的奇迹。接管城市，对于叶剑英来说，已是第二次。之前，他曾主持接管北平。他曾说，“我接管北平就是‘跳下水去学泅水’。”早在进军广东之前的赣州会议上，叶剑英根据接管北平的经验，对如何做好广州接管作出明确指示。他指出，城市接管要完整保护和系统整套接收，尽量保存一些有用东西。“人才、物资、文件、档案同样重视，不要先注意物资，把图表丧失，有时甚至会影响到工厂的复工，技术人员跑掉了，再找也是不容易的。”叶剑英还规定接管城市的纪律：一是不得擅自动用接管物资；二是对旧有人员要负责安置；三是不得随便捕人、杀人。

在叶剑英亲自部署下，1949年10月23日到11月下旬，广州仅用了40多天时间，整个接管工作就基本结束。据统计，叶剑英领导军管会共接管了国民党行政系统137个单位，银行、仓库、工厂等财经单位78个，大中小学校112所，以及文化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一批，共计接管了534个单位，接收各级旧人员34310人。社会恢复了稳定，羊城恢复了安宁。毛泽东曾把共产党人进城执掌政权比作“赶考”，叶剑英的“羊城”赶考交出了一份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在这份羊城“赶考”的答卷中，“粤港金融战役”不得不提。由于地缘关系，广东经济与香港、澳门联系十分密切，在国民党统治期间，外币特别是港币占领了整个广东市场，深入到穷乡僻壤。广东解放前夕，“港币在广东已不仅是合法，而且是唯一的通货，流通额估计在二亿五千万至三亿元之间。市场计价支付皆以港币为单位”。据记载，1949年10月广州刚刚解放时，法定的人民币与港币比值为500：1，黑市降至1000：1甚至5000：1，造成广州金融市场长期剧烈波动。当时，广州十三行是进行黑市金融交易，投机炒卖的集中地。十三行有地下钱庄200余家，另广州金融黑市还有“剃刀门楣”(指街头非法钱档)达到500多档，这些黑摊档与地下钱庄互相呼应，胡作非为。金融问题在赣州会议上同样被提前商讨。叶剑英为首的华南分局认为，要解决金融混乱问题，“不是一时，一地，一种办法所能解决”的，必须多法齐用，标本兼治，管治并举。“采取两种办法，一种是赶他(港币)，第二是收购，收购的目的是可以拿港币买些物资回来。1949年12月4日，华南分局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对投机商采取办法请示”，对在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的地下钱庄和“剃刀门楣”进行打击，并于翌日下午采取行动。12月5日下午2时，各路人员共6000多人分组一致行动，突抄十三行一带地下钱庄，将地下钱庄负责人(经理、主管)和账目、银码等证据带走，财物则封存不动，留武装人员与原店人员共同看守，同时规定严守秘密。结果共查封170家钱庄，扫荡了549档“剃刀门楣”，抓获金融投机犯1016人，全部送到北较场第一监狱收押。这次金融战役，事前投机者茫然不察，直到突击扫荡队伍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时才如梦初醒。行动仅用两小时即结束，市面安静如常，市民齐声叫好，认为共产党有办法。动员这么多工人、学生、妇女参加，消息却封锁如此严密，丝风不透，滴水不漏。1949年12月9日《南方日报》用醒目大字标题登载“本市搜捕地下钱庄后，物价跌30%以上，币值稳定，物资来源日趋充裕”。1950年9月，广州市军管会再次发出布告，明令禁止港币流通使用。这离叶剑英研究港币对策还不到一年时间。这一金融斗争的胜利和物价的稳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战线上的重大胜利。毛泽东称赞新中国经济战线上的胜利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叶剑英主政华南期间，对广东建设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一是抓好华侨、港澳同胞的统战工作。二是抓好珠江三角洲的建设，带动全省的发展。三是抓好海洋的开发，搞好海边防，开发丰富的海洋资源。四是主抓墟镇建设，搞好农村，搞活经济。

广州解放之初，国民党留下一个千疮百孔的破烂摊子，叶剑英作为新中国广州首任市长，借鉴北平城市接管成功经验，剿匪肃特，巩固治安，扫荡地下钱庄，开展土地改革，修建海珠桥……使历尽沧桑的古城广州，逐渐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叶剑英形象地将广东省比作一条“龙”，把中心城市广州喻为“龙头”。他说，抓住“龙头”，就可以带动“龙身”“龙尾”。“‘龙头’活，全身皆活”可以说是叶剑英的治理方针。1950年，叶剑英提出将珠三角作为广东中心地区和“龙头”进行重点经营的战略方针。他提出要搞好广东和广州的工作，必须先管控经营好珠三角。首先，当时土匪很多，面临港澳，很多特务由珠三角进入内地。其次，珠三角是“广东的粮仓”，发展珠三角可以解决缺粮问题，有利于稳定广州治安，发展广东经济。叶剑英主政华南期间，十分注重经济布局，提出，广东要“立足城市、依托农村、背靠山区、面向海洋”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他说，在其他省，分城市、农村两部分就够了，在广东必须加上海岛。叶剑英在广东成立了海岛管理局，强调要搞好广州黄埔港的建设，发展海洋运输和海上贸易。此外，叶剑英在当时还提出的墟镇理论，也具有前瞻性和现实意义。1950年5月，叶剑英亲自起草华南分局《关于墟镇工作给各地委的指示信》，指示墟镇是城市和乡村联络的纽带，提出以墟镇为龙头的思想，墟镇工作是打通城乡关系的关键。

由于广东是全国最大侨乡，叶剑英根据这一实际情况，制定了保护华侨、侨眷合法权益的土改政策，保护民主人士和工商业，不仅对广东和全国有重要意义，而且影响到海外。华侨投资也有明确的条例规定。“华侨要归国，随时可以回来，我们表示欢迎。有劳动力的华侨回来要介绍职业，有资本的要指导他们投资，本着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使他们有利可图，安心经营。”叶剑英在华侨会议上作指示。于此，刚解放不久的广东，就成为吸引华侨投资重地，当时已有数家有影响力的侨资企业。比如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华侨工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华侨投资公司等。

叶剑英在解放广东，打下海南岛，打响金融战役的同时，还注重兴师重教。1949年11月24日，中央正式批准叶剑英兼任南方大学校长。南方大学从1949年10月开办，至1952年10月适应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同其他几所学校的院、系组建华南师范学院(现华南师范大学)而宣告结束。在办学的三年中，共培养了2万多名干部和专业人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广东对干部的需求。

1953年后，叶剑英调离广东到中央任职。1976年10月，叶剑英坐镇指挥，一举粉碎“四人帮”。改革开放启动以后，叶剑英大力支持广东“先走一步”，推动经济特区的创办，是第一位视察经济特区的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他积极鼓励广东大胆改革，勇于创新，引进和用好包括港澳同胞在内的外资，成为广东改革开放的坚定支持者和维护者。1986年10月22日，叶剑英在北京逝世，帅星陨落，享年89岁。中共中央称他“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敢于挺身而出，毫不犹豫地做出正确的决断”。毛泽东曾用古“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称赞他。一生叱咤南北的叶剑英，最后选择长眠于广州烈士陵园。

 （编写： 罗素敏 黄子云）

参考文献：

1.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一卷，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

3.广东叶剑英研究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叶剑英在广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4.广东叶剑英研究会编：《叶剑英在广东的实践与理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5.《永不凋谢的“英雄花”—— 纪念叶剑英诞辰120周年》，《南方都市报》2017-04-28。

6.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叶剑英研究会等联合摄制《叶剑英主政华南———纪念叶剑英元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六集电视文献专题片》。

7.范硕等：《夕照集》（纪念叶剑英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8.《叶剑英传》编写组：《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

9.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上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10.张廷栋：《叶剑英的伟大一生》，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