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1901—1972），四川乐至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1919年，陈毅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南昌起义打响后，陈毅从武汉赶往江西，参加南下的南昌起义部队。当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地区失败后，他协助朱德重新编组部队，转战闽粤赣湘边界。1928年1月，朱德、陈毅等组织发动了湘南起义，随后把部队带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组成红军第四军。红军长征后，他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毅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第一支队支队长。解放战争中，陈毅先后担任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及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上海解放后，陈毅出任上海市市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外交部长等职。

疾风劲草，南下广东继续战斗

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进入广东后，决定以大部攻克潮汕，周士第的第二十五师及第九军教育团留守三河坝地区，由九军副军长朱德指挥。作为亲历者，陈毅在《关于八一南昌起义》的谈话中对于这次三河坝分兵曾说过：“如果三河坝不分兵，我们一共有15个团，而桂系加陈济棠可以集中的不过17个团，力量差不多，我们战斗力强于他们，一定可以击破他们。三河坝一分兵，反革命就以钱大钧牵制朱、周部，集中全力对付叶、贺。叶、贺长途跋涉，队伍疲劳，一路仰攻上去，到了汤坑遂陷入反革命的重重包围。”

三河坝位于广东大埔县南面，从北面而来的汀江和从西面而来的梅江于此汇合后向南流入水深流急的韩江，三河坝对面有一座八十多米高的笔枝尾山，它形如鱼尾，山势险峻，由此得名。朱德仔细视察了三河坝地形后，决定把第二十五师转移到三河坝对岸的东文部、笔枝尾山、龙虎坑、下村一带布防，并构筑工事。1927年10月，国民党钱大钧、黄绍竑部20000余人由梅县松口进逼三河坝，向起义军发起进攻。最终起义军与敌血战三昼夜后，因寡不敌众撤出战斗，往潮汕与大部队靠拢。这支部队抵达饶平以北的茂芝后，遇见第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带领的从潮安退下来的起义军官兵二百多人，得知第十二军二十四师和第二十军已在潮汕失败的消息，许多人顿感心情沉重，思想混乱，一些指挥员也处于不知所措境地。面对可能遭受全军覆没危险的严峻时刻，这支部队在茂芝的全德学校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周士第、陈毅等20多人，陈毅在会上坚决拥护朱德继续斗争的决定，会议作出了“隐藏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军事决议。“茂芝会议”为这支处于困境而陷入混乱的队伍指明了出路。随后，朱德、陈毅率部向闽粤赣边界转移。部队进入赣南后只剩下1500多人，原师一级军政主官均已离队，当时陈毅作为唯一的团级政工干部，协助朱德做稳定部队的工作。10月下旬，部队进入信丰城后，陈毅主持整顿纪律，并号召部队要跟朱军长干革命，朱德也在队前宣布：今后这支部队由他和陈毅领导。

10月底，这支部队在大余城进行整编，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朱德任司令，陈毅为指导员。11月，第五纵队进入湘赣边界崇义上堡地区，朱德利用与滇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的旧交，建立了统战关系，第五纵队以第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〇的番号为掩护，继续支持粤北农民暴动。

12月上旬，朱德、陈毅率部进入粤北仁化，和中共北江特委取得联系，在仁化县董塘区与农民自卫军配合，镇压土豪，收缴民团枪支武装农民，帮助董塘区成立苏维埃政权，建立工农革命军独立第四团。月底根据中共广东省委指示到韶关，准备南下参加广州起义。后得悉广州起义失败，部队折回韶关的犁铺头，继续进行军政训练，并开办了教导团，陈毅常到教导团讲课。部队积极支持农民，除了继续联系仁化董塘等地外，还派人到驻地附近的曲江西水地区支援农民暴动，为当地的农民运动蓬勃开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攀藤附葛，偷渡大梅关

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守的陈毅与项英、贺昌、邓子恢、谭震林等人于1935年2月组成中央分局，项英任书记，陈毅任中央办事处主任。他们任务是在南方八省坚持游击战争，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果实。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了几个月后，实行了突围，大部分同志在项英、陈毅等的带领下，辗转到达了赣粤边的油山。在油山，敌人采取搜山、烧山、移民、并村、封坑、包围等手段，进行了尤为残酷的“围剿”。对此，陈毅曾1936年春写的《赣南游击词》进行形象描绘：“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尽管如此，陈毅和战友们还是革命意志坚定，不断克服风餐露宿、昼伏夜行的困难，坚决依靠群众的支援和掩护，开展灵活的游击战争。

一天半夜里，陈毅等同志在转移中来到了赣粤交界处——梅岭大梅关。大梅关地势极为险要。国民党在关上驻扎了一个连。他们到了大梅关北沿，往下一看，两壁就如同刀切斧劈一般。左边无路，右边虽有一条小路，但又直通敌营。他们只好静悄悄地逼近关隘，依着靠近隘口的建筑物往下降。但因坎高，身体较弱的同志往下跳就比较困难。陈毅挺身而出，他一脚踩着石壁，一脚踩着建筑物的墙壁，抓着同志们的手，一个一个地往下放。他们过了关隘，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向右岔爬上了仙人岭的顶峰。天快亮了，再继续前进就有被敌人发现的危险。于是，他们就躺下休息。一夜的急行军，大家都困倦。他们就头朝广东，脚向江西，在敌人头顶上呼呼地睡了起来。睡醒后，陈毅风趣地说：“我们真了不起呀，一身压着两个省呢！”他一说，大伙都乐得直笑，好像一夜爬山越岭的疲劳全部消失了。这就是有名的偷渡大梅关。陈毅曾写诗道：“敌垒穿空雁阵开，连天衰草月迟来。攀藤附葛君须记，万载梅关著劫灰。”

“北山事件”，与项英脱险

国民党当局为消灭红军游击队，除加紧军事“清剿”外，还竭力利用共产党叛徒进行破坏。“北山事件”便是广东军阀陈济棠利用“红军第一叛将”龚楚破坏红军游击队指挥中枢的阴谋的一部分。

龚楚原是中央军区参谋长。1935年春，他带领红二十四师七十一团突围转移到湘南宜章后，获悉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失利，损失惨重的消息，便于5月2日在湖南郴县黄茅地区，亲手打死七十一团政委石友生，带领部分队伍叛变投敌。粤军首领陈济棠很赏识他这位同乡，封他为少将“剿共游击司令”。由于联络中断，项英、陈毅和特委尚不知道龚楚已经叛变，曾数度设法与他联系，但一直未能联系上。

10月中旬，龚楚带着伪装成“红军”的卫队，沿着他原先走过的路，从湘南来到赣粤边。一路走一路打探消息。到了北山龙西石地区，几天后和余汉谋的一支部队乒乒乓乓假打一阵子，“击溃”了“敌人”，在龙西石出了名。最终骗得一个交通员的信任，带他找到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这时何长林还不知道龚楚已叛变。他们两人原本相识，交谈中把很多情况告诉了龚楚。这时，龚楚才获悉阮啸仙在突围中已经牺牲，没有来赣粤边，而项英、陈毅来了赣粤边，与特委机关一起在北山地区。龚楚获得这一消息，喜出望外，便精心设计破坏特委机关，捉拿项英、陈毅的圈套。期间，龚楚还先后同中共赣粤边特委驻龙西石秘密交通员赖文泰、北山红军游击大队大队长贺敏学等进行了接触。龚楚乘机大肆吹嘘他在湘南的“战绩”，声称他这次来是要接项英、陈毅去湘南加强领导，迫切需要见到他们。何长林告诉龚楚，项英、陈毅他们行动秘密，和北山游击队不直接联系。要找他们，可写封信由交通员转交，请项英、陈毅到龙西石来会面。之后不久，陈毅和项英看了交通员赖文泰转来何长林等人签具的信，非常高兴，这是突围后第一次和其他游击区取得联系。但陈毅又想：龚楚是湘南游击队主要负责人，怎么可以丢下游击队来“汇报”呢？早在中央革命根据地，陈毅对龚楚就有所了解，此人一贯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第三次反“围剿”中，他拒不执行彭德怀命令，使湘赣军区部队受到很大损失，被降职当团长。今天，他怎么变得谦虚起来，要项英、陈毅去“加强领导”？斗争残酷，人心难测，陈毅建议项英，过一段时间再会见龚楚。

龚楚通过何长林，要求在北山龙西石召集游击队和干部开会。何长林没有请示特委，就听从龚楚要求，擅自通知附近地方干部和游击队来开会。10月13日，在北山龙西石开会时，龚楚的国民党卫队按照预先的安排把会场包围起来。龚楚在讲话中逐渐撕下假面具，竟说中央红军已经失败了，不存在了，当共产党、游击队没有出路，劝大家向政府投诚，以保全身家性命。大家识破叛徒面目，才知上当，有些人满腔怒火，举枪就打，边打边往外冲。但是，在敌人预伏火力的封锁下，50多名游击队员和干部当场牺牲了，只有大队长兼政委贺敏学和小队长刘矮牯（外号猛张飞）等八九人带伤杀出重围脱险。何长林被俘后也就跟着叛变了。

这两个叛徒破坏了后方机关后，就由何长林带路来寻找特委。但何长林只知道特委机关在帽子峰一带，并不知道具体位置。他们在帽子峰山区转来转去，转了几日也没有找到。直到一天偶然遇到外出运粮的特委侦察班班长吴少华。何长林认识吴少华，假惺惺地声称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刚从湘南来，有重要事情要向周同志（项英化名）和刘同志（陈毅化名）汇报，企图诱骗他带路寻到项英、陈毅驻地。他们惟恐吴少华生疑反抗，把他的驳壳枪缴去，吴少华却抗议说，红军为什么还缴自己人的枪，你们恐怕是反动派吧？他们为了取信于他并利用他达到目的，不得不还一支枪给他，可这枪偏偏是被打死的游击队一队长的枪，吴少华认得，保持高度警惕的他已知就里，并机敏地设法对付。吴少华走到距岗哨不远处时，一个箭步跑到哨兵面前，指着后面说：“他们是反革命！”哨兵立即打了三枪报警。吴少华和哨兵朝特委驻地相反的方向跑，以便引开敌人。

当时，陈毅和项英正在下棋，听见报警枪声以后，来不及收拾东西，立即转移。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和警卫人员也快速地离开了棚子，转移到后面山上隐蔽。当天晚上大家在预定的地点会合后，分析敌情，估计叛徒惧怕游击队实力，又已报警，不敢贸然往下冲，只得撤回去了。

项英、陈毅考虑到敌人已发现特委机关的所在地，必定还会派兵来“清剿”，决定立即从北山转移到油山去。果然不出所料，敌军对北山地区疯狂进行“清剿”，连续搞了三个多月，使北山地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北山地区活动的5支小游击队都被打散了，伤亡很大，革命群众遭到很大损失，史称“北山事件”。但是，敌人妄图捉拿项英、陈毅，破坏特委领导机关的阴谋终究未能得逞。

“梅山事件”，写下《梅岭三章》

1936年，更为复杂艰苦的斗争来临了，赣粤边游击区处在黎明前的最黑暗时刻中。是年冬天，发生了一件极为惊险、严重的梅山事件。

那时，陈毅正住在离大余城约十五公里的梅岭的一个山沟里。一天下午，被原湘鄂赣省委派到敌军四十六师做兵运工作的陈海（又名陈宏），送个条子上山来，说中央派人来了，带来了重要指示，要负责同志到大余县城去接头。与党中央失去了一段时间联系的陈毅等同志，自然十分高兴。为探明虚实，陈毅决定亲自到大余走一趟。次日黎明前，他和区委书记黄占龙下山来到陈海家，陈海的老婆正在洗衣服。黄占龙问：“陈海先生在家吗？”她因不认识陈、黄两人，就告诉说，陈海到团部去了。大余县广启安糖铺是秘密交通站。陈毅把“团部”听成了“糖铺”，就和黄占龙一起，向广启安糖铺走去。他们刚拐过弯，就看见国民党军队直向那个糖铺跑去。这时，糖铺的一个老工人从茶馆后面走进来，贴着陈毅耳朵说：“快走，陈海叛变了！”陈毅沉着地离开了大余县城。

这时，陈海已经把告密信送出。敌人迅速包围了陈毅等的住地——梅山的斋坑。山上的项英等听到枪声后冲出棚子，钻进密密的茅草里，可陈毅还不知道山上被围，恰巧赶到山上，天气骤变，敌人刚要撤走时，陈毅撞进了包围圈内。陈毅机智地与敌人周旋、脱险。敌人走后，陈毅凭着他多年的经验，很快找到了隐蔽在林子里的同志，并与同志们迅速转移。到了梅岭北面的山上，已经是半夜了。刚休息下来，果然不出陈毅所料，敌人大队人马又开进山里来，把同志们原先住过的那个棚子边上的十几里地又包得严严实实。这次，敌人把狼犬和探照灯都带来了。敌人扑空了，同志们说陈毅料敌如神。陈毅风趣地说：“那是托马克思的在天之灵呀！”敌人当晚在棚子周围没有找到陈毅他们，仍不甘心，又继续增兵，一直把梅山围困了二十余天。这期间，陈毅历尽艰险，伤病复发，生命安危，系于一发。但他始终充满共产主义战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机智、勇敢地领导着同志们与敌人周旋于梅山，直至敌人一无所获而解围。

当陈毅隐藏在茅草丛中，敌人就在附近嚎叫着搜捕时，他视死如归，写下了气壮山河的《梅岭三章》：“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表达了他在险恶环境中革命到底的坚强决心。

科学的春意，陈毅的“广州会议讲话”

1962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党对知识分子政策以及科学教育文艺政策作了进一步调整。1961年，制定和试行科学、教育条例，起草文艺条例，逐步端正知识分子工作的方向，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性。这势必引导到对我国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重新作出科学判断。1962年3月2日，全国科学家座谈会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同时在广州召开。周恩来在会上作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重新肯定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挥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3月4日，周恩来由于公务繁忙，会议没有结束就提前从广州返回北京。临行前，他嘱托正在广州参会的陈毅在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转达了他的一段话：我们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受周恩来的委托，陈毅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广州会议讲话”。

此时，陈毅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科学文化工作。分管科学与文化，就要了解知识分子，自己就得热爱知识，尊重知识。由于他知识丰富，而且能作胸襟宽阔、目光精微的分析评价，因此许多知识分子愿意接近他，希望和他交朋友。陈毅在科学、文化界的朋友不仅量多，而且质高；不但是知友，而且是诤友。“广州会议讲话”是他分管科学文化的“施政”演说，是他对知识分子政策的“万言书”。

3月5日，陈毅在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作报告。他系统、全面地讲了科学工作怎样发展这个问题。他首先肯定了建国十二年来科学家的贡献。他说：“建国十二年来科学家的表现是好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支持党，做了工作，有贡献。”说到此处，他激动地提高了声音，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声浪盖过了他的声音。他顿了顿，也跟着鼓起掌来。然后以更高昂的声音继续说：“特别是近四年来，尤其是一个重大的考验，绝大多数人是爱护党，爱护人民，支持我们出了力的。应该说有了一支很好的人民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队伍。”他说这番话是有所指的。因为反右倾运动使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很多知识分子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陈毅这番话等于是为知识分子平了反。他坚定有力地说：“我认为今天还把科学家、文学家看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对的”，他们应该“是人民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联盟一部分”。他还形象地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比喻为“国家的三只脚”，说：知识分子“是三大部分之一，是国家的一只脚”。

3月6日，陈毅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上讲话。他强调：“科学家、作家们，对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革命，已经有了贡献，应该受到我们的尊敬。”还特别指出：“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说到这里，他站起来向大家鞠了一躬。全场掌声雷动。

在“广州会议”的小组会上，很多科学家、剧作家都倾诉了几年来遭受“左”倾思潮迫害的痛苦，被“拔白旗”点名批判，乃至开除党籍遣送劳改的人数，竟占了与会代表的大部分。陈毅得知后又惊又怒，他大声地疾呼：“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不能够经过了12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合乎实际情况。”陈毅饱含深情地说：“12年的改造，12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带来的考验，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 他毫不客气地说：“十年八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十年八年十二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今天我们团结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陈毅还把科学和科学家提到“国宝级”的高度，认为：“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真正有几个能替我们解决问题的人，一个抵几百个！……愚昧是个很大的敌人。帝国主义是个敌人，封建势力是个敌人，愚昧——几万万人没有知识、没有科学知识，也是很大的敌人。”

陈毅的性格特点就是直爽。他在广州会议上还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有些党的领导机关”和知识分子间“产生了矛盾，伤了感情，伤了和气”“这里面有个是非，总有一方面对一方面不对。只有弄明哪一方面主要是对的，哪一方面是错了，才能够团结起来。如果来一个两边都对，或两边都不对，各打50大板，不能解决问题。”明确地说“有些党的领导机关”是“错了”，而“对的”却是知识分子。这是我党要注意的问题。

当然，陈毅敢于在广州会议上做这样的讲话是因为1962年1月毛泽东已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陈毅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引用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话：“你们要相信过去三年有时候我们是做蠢事呀！我们是很蠢的呀！”陈毅还坦白地说：“我参加了中央七千人的扩大会，我才敢讲。”陈毅在这篇著名的讲话中还就领导科学工作的方法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讲到了“无为而治”。这四个字后来成了陈毅一大罪状。这里特地引用他的原话，让大家了解他真正的用意。

“在井冈山的时候……一个战斗的布置，我们大家都参加，军事指挥员：军长、师长、团长，有时营长、连长都参加，我们（党代表）也参加。战斗一发生了,毛主席就说:‘我们走，你跟我来。让他们（军事指挥员）去指挥。我们在那里很麻烦，弄得指挥员很难下决心。你在那里，他要征求你同意，不征求你同意，独断专行，将来要受批评，打了败仗，说他目无党代表。要征求你的同意呢，商量来商量去，丧失时机。让他一个人在那里，当机立断，马上就进攻，或者是撤退，或者迂回，或者把预备力使用上去。避免多头指挥。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实际作战的指挥经验，我们只抓作战计划，定下来就行了，以后就让他们有经验的人去搞。’——唉，我很长知识呵！因为我这个人，恰恰就是什么都要干涉，也是仿佛有那么个精神：把革命的一切都要包办完的。很多指挥员最恼火我。经毛主席这么一搞，把我这脑筋就搞得通了一点，以后我就好办了。所以有很多事情，看来是可以无为而治的。什么事情都去领导一番，反而会领导坏了，有些不去领导，反而好一些。要懂得，领导有领导成功的，也有领导失败的。有把握领导成功的就去领导，没有把握就不去领导，就让有经验的去搞，自己‘坐享其成’。……党委领导业务，也是要通过党的专家来领导，和专家合作，取得他们的帮助来实现领导。毛主席讲过，共产党员不懂自然科学，怎么办呢？通过专家，委托他们来领导。或者帮助专家提高政治，吸收他们入了党，通过他们来领导。”

显然，陈毅所主张的完全不是放弃领导。相反，他对怎样实现领导有很正确的严格要求。他以军队的一个班作比喻：“人民解放军的班长，打仗冲锋，班长是第一个……其余的人跟了来，这个领导，是带头。分东西班长最后分，……吃饭，人家装满了，班长才去装了来，什么领导？你要讲领导，就是要带头，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所以现在领导这两个字，要加以正确的解释。讲党领导一切。主要是路线、方针、政策……至于专业问题，最好不要乱干涉。”

从以上讲话可以看出来，陈毅的意思是如何改善党对科学家和科学界的领导。科学工作者听着这样的讲话，怎能不欢欣鼓舞！当年的纪录稿注明，在陈毅这篇3万余言的讲话中，会场里响起60多次掌声和笑声。

   （编写：肖锋 肖燕明 叶浩豪）

参考文献：

1.《陈毅传》编写组著：《陈毅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版。

2.陈毅：《陈毅诗词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3.王新生：《陈毅与项英》，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4.陈毅：《陈毅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

5.《陈毅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