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1896-1969），原名贺文常，字云卿，湖南桑植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27年南昌起义前被中共前敌委员会任命为起义总指挥。后回湘西创建湘鄂西根据地。1936年6月，率红二军团参加长征，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会师。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任八路军第120师师长，率部赴晋西北抗日前线参加抗战。1942年后，任晋绥军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兼西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领导军民自力更生，开展生产运动，打破敌人封锁。解放战争中，先后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区司令员等职。1949年率部进入四川作战，协同第二野战军发起成都战役，解放大西南。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等职务，指挥部队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稳定西南局势，指挥进藏部队解放昌都，打开进藏门户，促进西藏和平解放。1954年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在大革命洪流中一心找党

贺龙曾说：“我没有参加共产党之前，我指挥的军队是我的，我加入共产党之后，我指挥的军队就是党的了，连我的脑壳子也是党的了。”这番发自肺腑的语言，是贺龙对党赤胆忠心的真实写照。贺龙自幼就目睹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但是，为什么富人总是富？穷人总是穷？怎样才能铲除这个不公平的世道？这个问题在他幼小的脑海中思索着找不到答案。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专制政权，但是，军阀官僚统治，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同清王朝时代一样严重，因而激起全国各地农民的反抗斗争。遍及全国的农民起义和护国斗争，对贺龙的思想影响很大，促使他走上武装起义的道路。在多年武装斗争中，贺龙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五四”运动后，贺龙开始接触到了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这点燃了他炽热的革命火焰。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也给贺龙指出了前进方向。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贺龙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对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也给予高度赞扬。后来，国共第一次合作，他以满腔革命热情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在建国川军中先后任师长、军长等职。与北洋军阀作战时，他英勇善战，带领军队打了很多胜仗，成为当时国民革命军中著名的将领。当时的国民党右派为了壮大势力，竭力拉拢贺龙，而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也在积极争取贺龙，希望他加入到革命队伍中壮大革命力量。就是这样与共产党的多次接触中，他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唯有共产党才是革命的真正领导者，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他接受了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的主张，热烈欢迎共产党组织派干部到他的部队中来。1926年夏天，共产党组织派周逸群带一个宣传队到北伐军中工作。贺龙得知此消息后十分高兴，极力要求宣传队留在他的部队中并任命周逸群为师政治部主任。从此，贺龙更进一步接近共产党，认识共产党，从而了解了共产党，多次要求加入共产党。若干年后贺龙回忆说：“有的材料写着我七十次找党，算上历次的要求，我也记不清楚了，没有七十次，恐怕也有几十次吧。”贺龙领导着部队，在共产党教育影响下，开办政治讲习所培养干部。还在部队中建立了政治机构和士兵委员会，经过这些初步的改造，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屡建战功，很快成为北伐战争中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民众，在南京成立反动“国民政府”，还暗中与汪精卫勾结。公开宣布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顿时，全国上下腥风血雨，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而共产党党内又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在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袭击时，未能进行有效的反击，致使革命惨遭失败，中国革命处于危机之中。就在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的严峻时刻，贺龙明确地对周逸群说：“所有派到我这里来工作的共产党员，都不要离开，还是继续做政治工作，相信我这个部队是谁也打不垮的”。贺龙坚信革命绝不会就此了结，革命人民绝不会任由反动派任意宰割。他反复教育部属，不管形势多么险恶，我们一定要坚持革命，坚持斗争。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贺龙又进一步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革命的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他再一次向周逸群提出要求加入共产党。

参与领导南昌起义

1927年7月，武汉的革命形势更趋复杂。一方面汪精卫的武汉政府逐渐撕下了“左派”的假面具，露出了反革命的嘴脸，向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反革命的屠刀。另一方面还为了与蒋介石争夺地盘，继续利用着“东征讨蒋”的口号，命令担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张发奎率领所部，包括贺龙的第二十军、叶挺的第十一军等部队沿长江两岸向南京方向开进，东征讨伐蒋介石。7月15日就在贺龙东征离开武昌期间，汪精卫集团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取缔共产党案”，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随即在武汉开始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为了挽救革命，为了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面对这样的危急形势，党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由周恩来负责组织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就在汪精卫叛变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的贺龙，坚决站在共产党人和工农大众一边，并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共产党人的措施，派士兵在武汉的共产党机关、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的门上挂出第二十军的旗帜，并由人轮流站岗，阻止反动派的搜捕；还将在各地遭受迫害逃到武汉来的共产党员大约三百多人保护起来。在这期间贺龙、叶挺的部队遵照党中央指示，继续东进往南昌方向集中。

7月23日，贺龙率领部队抵达九江。贺龙刚到九江，就见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进行了密切的交谈。在谈话中谭平山向贺龙转达了党中央将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的计划，并且希望贺龙率领二十军一起行动。听到这个消息，贺龙激动的表示坚决听从党中央的指示。贺龙坚决的态度使几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深受鼓舞，他们进而决定让贺龙率领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以及其他部队于28日以前集中到南昌。7月27、28日，二十四师和二十军先后到达南昌。古老的南昌城，张灯结彩，贴满了“欢迎铁军”“欢迎贺龙、叶挺”的大标语，部队的士气空前高涨。

7月28日，周恩来亲自来到了贺龙的驻地，把前委关于起义的详细计划告诉了他，并征询他的意见。贺龙坚决地表示：“党叫我怎样干，我就怎样干。暴动无论成功还是失败，我都干，失败了，我就上山！”周恩来对贺龙这种坚定的态度极为满意，并代表前委任命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贺龙接受了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满怀信心地表示：决不辜负党的信任，绝对服从党的命令，坚决打响武装起义的第一枪。

7月30日下午，贺龙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传达起义决定和战斗任务。他在会上说：“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树起革命的旗帜，反对反动政府，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我们今天要起义了，愿意跟我走的，我们一块儿革命；不愿跟我走的，可以离开部队。我们今后要听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左右，在起义指挥部楼顶上，三声枪响划破夜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爆发。贺龙亲自指挥第二十军第一、二团攻打朱培德的总指挥部。就在贺龙带领部队发起进攻时，敌人居高临下，用机枪封锁了起义部队前进的鼓楼门洞通道，并向相距不远的我二十军指挥部疯狂扫射。贺龙不顾个人安危，站在离敌人不到二百米的石阶上亲自指挥部队从正面冲上鼓楼，压制住敌人的火力，打开了通道。贺龙这种无畏的精神，激励着起义军战士冲锋陷阵，奋勇杀敌。战士们奋不顾身绕道后院，爬上屋顶从侧面翻墙冲入敌阵，终于将守敌歼灭。经过4个小时激战，到8月1日黎明，起义军占领了敌人的总指挥部，全歼了驻南昌的国民党反动武装力量共六个团，缴获枪支近万支。南昌起义胜利了！而这时贺龙尽管还未入党，但实际却已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党！南昌起义的胜利，宣布了伟大人民军队的诞生，从此中国共产党就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贺龙在这次起义中建立了丰功伟绩，成为我军的创始人之一。

率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潮汕

南昌起义的胜利，使国民党反动派极为惊恐。于是调集了大量的反革命军队，妄图消灭南昌起义的部队。面对敌人四面包围的危急情况，前委决定按计划撤出南昌，南征到广东，与东江地区农民运动结合起来，重新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

8月3日，起义军开始撤离。8月5日，贺龙率总指挥部离开南昌。起义军5号从南昌出发，经过三日的长途行军赶到了临川。从南昌到临川，是南征的开始阶段，当时正值盛夏，道路崎岖，战士负荷极重。沿途全无农民支援，加上反动派的宣传（说我们是北军实行共妻共产）所以沿途农民闻风而逃，食物与饮水采购不到，给养非常困难。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贺龙总是坚定乐观地和部队行进在一起，关心官兵，见有病号，就将自己的马让给病号骑，一路鼓舞着官兵们前进。贺龙还十分注意部队的群众纪律，在行军途中开展了多次遵纪爱民教育，他为了严肃军纪，甚至还枪毙了一个闯入农民家里抓鸡吃的司务长。

8月19日，起义军兵分两路由广昌往瑞金方向进军。贺龙率二十军为左纵队，计划与叶挺率领的右纵队第十一军在壬田会合后占领瑞金。壬田是起义军进入广东的必经之地。此时。听到消息的敌人为了阻击起义军南下，派出了钱大均几个团的兵力在壬田布防。贺龙身先士卒率领第二十军的第一、二两师及第三师教导团攻击前进，经过激战，迅速击溃壬田敌人，起义军乘胜进占瑞金。进驻瑞金后，贺龙得悉钱大均在会昌屯有重兵而且还有攻击我军的计划。前委决定先破会昌之敌，经过几天的激战，取得会昌战役的重大胜利，毙伤大量敌人，俘虏敌官兵九百多人，缴获各种枪支一千多支。

会昌之战结束以后，一部分起义军开始返回瑞金休整。在瑞金休整期间，党组织认为贺龙经过严峻的战争考验，对党赤胆忠心，对革命坚定不移，完全具备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要求，由谭平山和周逸群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宣誓仪式是在瑞金锦江边的一所小学里举行的。贺龙面对鲜红的党旗，向党庄严宣誓：“永远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为实现党的最高纲领而奋斗终生。”周恩来在贺龙入党宣誓上说：“组织上对贺龙很了解，贺龙同志由一个贫苦农民经过斗争，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很不容易。多年来，贺龙同志积极追求真理，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贺龙入党后，对党更加忠诚，精神更加振奋，立场更加坚定，在艰险残酷的战斗历程中，他以英勇的革命行动实践着他的誓言。

壬田、会昌两个战役胜利后，9月2日，贺龙根据指示率领第二十军先行从瑞金向福建汀州方向进军，起义军到达汀州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在汀州期间，起义部队召开了军事会议，讨论了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计划，决定以贺龙、叶挺率领的第二十四师和二十军的第一、二两师经揭阳向丰顺进军。朱德和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率领一部分兵力留守三河坝一带。目的是夺取梅县，进而占领海陆丰，再占惠州，最后夺取广州。9月23日贺龙率领起义军进驻潮州，24日进占汕头。起义军进驻潮汕后，立即协助当地农民打击地主民团，并成立市政府、肃反、筹集军响、恢复秩序、组织工农政权等等。然而正当起义军准备进一步发展壮大武装力量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向起义军发起了疯狂的进攻。9月28日贺龙率领的起义军在揭阳汾水与三倍于我的敌军主力遭遇了，战斗越打越激烈，军情万分紧急。经过一整天的激战直到29日上午也未能将敌军击败，而这时起义军伤亡人数却达到了半数，由于起义军征战千里，实力大减，再加上敌我力量悬殊，到29日晚9时，经过两天两夜的激烈战斗后，二十四师干部伤亡殆尽，二十军战死两名团长，战场上的情况非常不利。为保存实力，前委指示贺龙、叶挺撤出战斗，由小路向海陆丰转移，敌军尾追不舍。起义军从汾水撤退时候，贺龙对官兵们说：“这十年是我垮了又来，再垮再干，越干越大，为什么？就因为我干的是革命，不怕失败。干革命，人民就拥护。我们可能被杀，人民却永远杀不绝。现在情况很严重，我只有两句话：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第二，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活。”贺龙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充分体现了他那种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性。

10月3日，起义军撤退至流沙时，遭敌军拦腰堵截，后卫部队被堵住，起义军被截成两段，担任后卫的二十四师陷于孤军作战。虽然战士们英勇抗击，但由于敌众我寡，仍未能扭转战局。危急关头之下，周恩来和总指挥部同志于10月4日在流沙镇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主要是总结战役失败原因，研究今后战略部署，最终决定：武装人员尽可能集中整顿，转移至海陆丰，部队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继续开展武装斗争；起义部队一部分负责人，赴香港待命并与党中央取得联系，接受新的战斗任务。流沙会议上，贺龙没有因为失败而气馁，对于革命前途，他始终抱着坚定、必胜的信心。他说：“我不甘心，我要干到底！我要卷土重来。”流沙会议以后，贺龙率领剩下部队突破重围，退向揭阳。在揭阳，他将三十支步枪和几千发子弹送给揭阳县委，并语重心长地说：“愿南昌起义的枪在各地打响。”之后，贺龙根据党的决定，离开他带领多年的部队，辗转通过香港到达上海，重新找到了党中央。党中央打算派贺龙到苏联学习军事，贺龙慎重考虑后向党中央请示说：“还是让我回湘鄂西搞队伍吧！”“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站起来嘛。”党中央同意了他的要求，于是他和周逸群、卢冬生等几位同志回到湘鄂西去了。

新中国成立后多次视察广东

从战争年代开始，贺龙就重视军队的体育运动。从1952年11月开始，贺龙曾长期兼任国家体委主任，是新中国体育事业重要奠基人之一。一开始主管体育工作，他就以坚定的信心提出：“东亚病夫的帽子一定要摘掉。”从此以后他对开展人民体育运动更加重视，抓得更紧了。他在国家体委会议上多次讲这样一个观点：体育工作是硬碰硬的，搞虚假的东西不行，谁也不能搞花架子。你搞架子，到比赛场上就露底了，于国于民于个人都有害处。他还强调：“体育工作必须扎扎实实”。因此很多工作他都亲自抓亲自过问。

1959年1月至2月，贺龙到广东视察，先后赴广州、新会、江门、湛江等地。在广东视察期间，他认真听取了广东省、市体委系统负责人的汇报。听取报告的时候，贺龙的态度十分虚心，对每人的讲话都听得仔细，还不时提出问题。贺龙的这种态度，对广东体育系统的工作人员们是极大的鼓舞和教育。听完汇报后的第二天贺龙出席了在广州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少年羽毛球锦标赛开幕式。

除此之外，贺龙还对我国的国防工业工作极为重视。他曾在国防工业系统各企业、事业单位负责干部会议上说：“党要我管，我就要真管。我管国防工业，不能只挂牌子，不做实际工作。我要扎扎实实地把工作抓起来。”1960年1月，他出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广州举行的扩大会议。26日，他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国防工业的几个问题》的发言。并说：“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防工业是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随着我国建立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的同时，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在现在，要迅速发展现代化的新式武器，在国家经济许可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发展国防工业。必须大搞尖端，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积极发展喷气技术和无线电电子技术。”会后，他还同聂荣臻、罗瑞卿商定，一起去视察国防工业。

贺龙在工作中非常重视调查研究。1961年11月至12月，他在广东视察期间，看到广州军区司令员文年生“关于湖南省六个工厂大抓农副业生产的调查报告”后，给罗瑞卿去信称赞报告很好，并要求转发各国防工厂参考。他还组织中南局、广东省委、广州军区主管军事工业的负责人，参观了广州地区三机部所属的黄埔造船厂、广州造船厂、无线电工厂和无线电器材厂。参观后，他给罗瑞卿和孙志远写信，指出这些厂在领导班子、企业管理、物资储备、职工生活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建议三机部派出得力工作组到广州检查和帮助工作，解决存在的问题。贺龙在广东四处奔波，深入各部门视察调研，在广东推动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精神的贯彻，“质量第一”的方针逐渐深入人心，广东的国防工业建设和产品质量不佳的状况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观。

1962年是很不太平的一年。在国际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肆反华，中苏矛盾日趋尖锐；在国内，由于自然灾害，国家经济、人民生活极为困难。作为国家领导人，贺龙需要处理的事务纷繁复杂，但他依然心系着广东各项事业的建设发展。1962年1月14日，贺龙再次来到广州二沙头体育俱乐部视察。随后又于第二天紧锣密鼓地赶往湛江南三岛，在湛江视察期间，他指示当地要根据本地情况积极发展经济作物，坚持做到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的方针，努力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2月17日至3月6日，贺龙出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广州举行的编制装备会议并参加会议领导工作。会议根据周恩来提出的“整军备战”的建议，着重讨论了部队的战备方针、编制原则、整编方案和装备保障，并规定了整编的步骤和时间。会后，林彪因病休养，军委日常工作由贺龙和聂荣臻主持。

因为三年自然灾害影响，1960年代初期的中国处在经济困难时期，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贺龙响应毛泽东号召，节衣缩食，他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毛主席一贯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不许搞个人宴会和专场文艺演出，我们必须坚持照办。今后，凡是有这类事，都要绝对制止。”但是，他却时刻关心着全国人民，特别是战斗在国防工业战线上的广大干部职工的生活疾苦，想方设法为他们排忧解难。1963年12月18日，他在广州视察了四个国防工厂。他深入到工厂里的职工食堂、宿舍，发现工厂对职工生活关心不够。在广州造船厂，一个食堂2500多人一起吃饭，排队买饭，拥挤不堪，工人们吃不上热菜热饭。为此，他批评工厂领导，并要求立即改善这种状况，并指示厂领导大力办农副业，改善职工生活。视察结束后他再次写信经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要求发出通报，选出好坏典型，并责成各地国防工厂迅速采取措施，立即改进。

贺龙在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期间，对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做出重大贡献。他坚决执行中央正确的建军路线，努力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同时，贺龙又积极主张在政治统帅下抓好部队的训练工作。要求部队苦练杀敌本领，精通战术技术。他常常说：“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军事训练。训练是为了打仗。”1964年2月，贺龙、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一起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郭兴福教学法现场会、文艺会演和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会议代表。在接见时贺龙说：“兵是练出来的。过去战争时期，我们就很重视练兵。如果发100发子弹给一个新兵，就得用50发训练他打枪。表面上看，这样划不来，用100发子弹去打敌人不是更好吗？可是，没有经过训练的战士，100发子弹不一定能打中一个敌人。相反，一个经过训练的战士，50发子弹可能打中50个敌人。”2月19日，他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负责同志谈话，要求他们发扬光荣传统，要把我党我军的好传统、好作风，一代一代传下去。要发现和宣扬先进典型，培养好接班人，特别是要大胆地提拔新的年轻的干部。

                                             （编写：黄 洁）

参考书目：

1.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室：《回忆贺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

2.《贺龙传》编写组：《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3.李烈：《贺龙年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二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