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1892-1986），原名刘明昭，曾用名刘伯坚，重庆市开州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刘伯承少年立志“拯民于水火”，在辛亥革命时期从军，此后相继参加了北伐战争、八一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战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广东是刘伯承实现从军阀部队旧军人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催化地和发展地。大革命时期，刘伯承曾先后三次来到国民革命策源地广东，考察工农运动，寻找革命力量，探寻救国救民道路。广东朝气蓬勃的革命气象和中国共产党所展现的革命力量，给刘伯承以震动和希望并最终选择共产主义道路。大革命失败以后，刘伯承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并随起义军南下广东，以寻求二次北伐。起义虽然失败，但刘伯承开启了铸造人民革命武装的新生涯。

两赴南粤探寻共产主义

青年时代的刘伯承，怀着富国强兵思想参军入伍，经历了辛亥革命、讨袁、护国和护法战争，几经磨难，由一名普通士兵成长为川中名将。然而十几年的征战，并没有让他“拯民于水火”，军阀混战让人民的生活依旧艰难。他开始认识到，军阀只有新旧和大小之分，并无本质的区别，尽管他们都说得冠冕堂皇。刘伯承开始急切地寻找真正的革命力量。

转机出现在1923年秋，刘伯承在成都就医期间与吴玉章、杨闇公相识相知，他们过往甚密，“很快便成了知心朋友和革命战友，经常在一起讨论时局，研究问题”。吴玉章、杨闇公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和宣传者，创办《星期日》等刊物，宣扬新文化、新思想，热情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吴杨二人的影响下，刘伯承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开始了解并想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

这时曾有人邀请刘伯承加入中国青年共产党（杨闇公和吴玉章成立，后解散），刘伯承严肃地回答说：当今的中国应该向何处去，哪一种主义最合乎中国的国情，还应当深思熟虑才稳妥。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太不对了。因为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正准备极力深研，将来才能确定自己道路。而后，刘伯承毅然拒绝各方拉拢，决定“随玉章出川，一息尚存，革命不止”。1924年5月，刘伯承便与吴玉章一起到北京、上海、广州考察革命运动，探寻共产主义。

1924年秋末，刘伯承随吴玉章取道贵州、湖南到达上海。1925年2月，转赴北京，见到了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负责人之一的赵世炎和四川籍中共党员童庸生等人。5月，他们南返上海，看到了轰动全国的“五卅”运动。

6月下旬，刘伯承他们经香港到达广州。这时，适逢省港大罢工爆发，刘伯承亲眼目睹了省港大罢工爆发后一片混乱的香港：机器停开，轮船车辆停驶，商务停顿，码头上货物堆积如山却无人理会，大量工人拥挤上船返回内地。工人无产阶级所爆发的能力让帝国主义者大为震惊，也让刘伯承大为振奋，现实证明工人阶级的力量是强大而不可忽视的。6月24日，刘伯承到达广州。到达前一天，广州民众为声援上海“五卅”惨案举行反帝示威大会。会后，与会的工人、农民、学生等进行示威大游行。游行队伍行至沙面对岸沙基路时，英法帝国主义出动军队，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当场打死50多人，重伤170多人，是为骇人听闻的“沙基惨案”。闻悉“沙基惨案”的消息后，广州民众群情激奋，纷纷组织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刘伯承眼看着广州群众抬着血衣，走上街头，高喊着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感受着人民反帝怒潮的爆发和工人阶级的觉醒，看着中国人民面对剥削和压迫爆发出巨大斗争力量和不甘屈服的斗争精神中国……这一切给刘伯承以无比愤慨和极大的鼓舞，愤慨帝国主义的惨无人性与剥削压迫，欣慰看成到了革命胜利的希望和力量，他迫切地想要找到中国人民的出路。

刘伯承他们在广州，找到了廖仲恺。廖仲恺时任黄埔军校的国民党代表，刚与国产党人一起领导革命军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正准备把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在廖仲恺的带领下，刘伯承他们参观了黄埔军校，还见到了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创办维艰，但终在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建起来了。1924年5月，黄埔军校正式开学，6月16日举行第一次开学典礼。黄埔军校“萃各省有志之青年”，有理想有抱负有能力的先进青年，纷纷汇聚在这里，大家在这里练军事、明思想、学管理，到处洋溢着青年军人的欢声笑语。刘伯承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片朝气蓬勃的景象，不禁心向往之。离川前，杨闇公也曾鼓励刘伯承到黄埔军官学校去当教官，发挥军事方面的特长。但是，刘伯承还是觉得直接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更有意义，所以虽然心向往之，仍决定返川。

刘伯承还参观了广州的其它一些地方。国共合作期间，广东成为全国国民革命的中心，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广州则是中心的中心。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相继在广州召开，中华全国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等在广州成立，国民革命的深入带动进步报刊书籍在的出版和发行，广州又成为南方文化战场的中心。在广州这相对宽松向上的政治环境中，刘伯承对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了解进一步加深，对其现实作用也有了直观的了解。

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随后，刘伯承便同吴玉章经长江水路返回四川。

半年多的考察，从西到东，又从北到南，使刘伯承大开眼界。中国人民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迅速地觉醒，反帝怒潮像火山一样爆发，中国共产党带领工人阶级掀起反帝热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发挥出以往从未有过的强大力量，对刘伯承思想产生了极大的震动，马克思主义进步思想、中国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觉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作用的发挥等等，让刘伯承初步认定中国共产党是拯救中国的希望所在。此时，国共合作发展良好，刘伯承决定继续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参加革命活动。

1925年11月，刘伯承又一次随吴玉章、杨闇公来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并在大会秘书处工作。四个月后再回广州，广州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并取得胜利，陈炯明叛军被肃清，广东革命势力得到极大发展。然而，国民党内部左、右派别之争非常激烈。左派势力代表人廖仲恺被暗杀，右派头子胡汉民等被驱逐了之后，又出现“西山会议”派和“孙文主义学会”新右派，并且由于右派的阻挠，国民党“二大”被延期到1926年1月1日。

刘伯承便协助吴玉章、杨闇公等人开始筹备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由于国民党内斗严重，此次大会的筹备大部分工作都是依靠共产党来完成的。当时，参与的共产党人有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聂荣臻、林伯渠、萧楚女、恽代英、张太雷等，也因此，刘伯承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人，在心理将共产党和国民党进行区分。走在广州的大街上，到处都可以听到国际歌的雄壮歌声。广州的省港大罢工运动仍在进行，几十万的工人天天组织游行集会，还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共产党举办的各类训练班遍设广州，其中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更是成为指导和推动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大会上，能办事的，会说话的，一考查，都是共产党员。”经此一事以后，刘伯承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真正正为了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办实事、办好事的，有了先进思想作引导的共产党才能成事。

国民党“二大”结束后，刘伯承即返四川发展革命势力，负责策反旧军队。而且，经过两年的实地考察和深思熟虑，刘伯承深深觉得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26年5月13日，刘伯承经杨闇公和吴玉章的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并成长为一名坚贞的共产主义者。

在北伐战争中推动四川国民革命发展

1926年7月，刘伯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不久，北伐战争揭开序幕。刘伯承意识到，北伐战争是辛亥革命以来讨袁、护国、护法、讨贼等战争的继续和发展，是坚决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行动，自己应该可以做点什么。

北伐军从广州出发，迅速向长江流域推进。当时，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省是军阀势力比较集中的地方，有近20万军阀兵力。四川军阀的向背成为北伐战争能否沿长江流域胜利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刘伯承利用其川军“老将”的身份，调查四川军阀现状、策动部分军阀部队倒戈易帜，配合北伐进军。

刘伯承、吴玉章、童庸生等为调查四川军阀的历史和现状，掌握各派军阀的新动态，利用多种关系，先后到顺庆(今南充)、合川、泸州、万县等地进行调查。1926年8月3日，他们便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四川军事调查》和《四川各派军阀的动态》两个报告，详细列举了四川军阀各部队的番号、枪支概数、所占防地，并简略注明了各部队主官的派系渊源、参战经历、政治态度、战斗力以及可能争取等情况。中共重庆地委还向中共中央建议，扶起朱德、刘伯承在泸州、顺庆一带发动武装起义，以配合北伐在长江流域的推进。

8月中旬，刘伯承在上海向中共央汇报守四川的军事运动情形以后，即到广州参与研究北伐军事，为即将发动的起义寻求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支持。同时负责接洽前来广州的四川军阀代表。在北伐节节胜利的影响下，四川军阀深感自已的统治受到威胁。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和势力，四川军阀相继派遣私人代表到广州，向国民政府输诚、活动，做出种种革命姿态。刘伯承就是利用四川军阀的这种心理，对军阀进行政治上招抚和笼络。

9月中旬，刘伯承在广州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特务委员会”名义，主持同四川各军阀代表谈判，利用矛盾，进行工作，并签订了著名的《六条协定》。其内容是：“一、川军将领为救国计，愿一致加人国民党，共同努力国民革命，服从党纪；二、国民政府对川军将领须应给以相当名义，与其他国民革命军一律待遇；三、为完成国民革命计，川军将领应实行出兵，以共同扫除反革命势力，同时国民政府予以充分之援助与接济；四、川军应一律施行政治训练；五、川当局应予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六、本约经双方代表签订，呈送政治会议备案后即为有效。”这《六条协定》标志着四川国民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是革命势力在政治上的一次胜利。然而，刘伯承跟四川军阀打了十多年的交道，对军阀们首鼠两端、见利忘义的反动本质看得十分清楚。他清醒地认识到，谈判只是同反动势力作斗争的一种形式，要促进国民革命军的胜利，必须依靠全体国民，必须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真正革命的武装。

正当北伐军席卷两湖，直捣武汉三镇之时，驻在四川万县的杨森率数万人侧击武汉，对北伐军造成严重威胁。为了钳制四川军阀，保证国民革命军迅速北上，10月中旬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以及各省区特别市及海外代表的联席会议。根据吴玉章的建议，决定给刘伯承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的名义，全面负责四川军事运动。10月下旬，刘伯承离开广州，取道香港乘海轮到达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广州方面的情形，以及四川军事近况，并请求派人加强共产党在四川的力量，以支援即将发动的武装起义。中共中央即派欧阳钦前往协助。

刘伯承回川后，与已在四川的朱德、杨闇公组成了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杨闇公兼任军委书记。军委会决定策动驻顺庆、合川和泸州的六个旅举行“顺泸起义”，刘伯承任总指挥，陈毅协助。这次起义从1926年12月初坚持到1927年5月中旬，有力地配合了北伐战争，实现了中共中央决定的抑止川军主力东下威胁武汉的战略目的。这次起义“惊破武人之迷梦，唤醒群众之觉悟，影响川局，关系至巨。功之大小，应不能以成败论也。”泸顺起义是共产党人对北伐战争的一大贡献，也是我党领导武装斗争的一次最初尝试。从此，刘伯承的军事生涯进入了为人民打江山的崭新阶段。

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并随部队南下广东

泸顺起义失败后，刘伯承从四川，经陕西、河南辗转，于1927年7月11日到达武汉。他以武汉政府委任的暂编第十五军军的身份在武汉活动，并与周恩来、吴玉章、黄慕颜、李嘉仲等座谈，交流对时局的看法和意见。7月下旬，中共中央常委开会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确定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夺取海口，求得共产国际的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随后，中共中央常委又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4人组成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负责领导这次起义。周恩来临危受命，军事上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这个人既要有秘密组织大规模兵暴经验，又要有丰富作战指挥经验。他选中了刘伯承。刘伯承坚决听从共产党的指示，乘江轮前往九江参与擘画南昌起义。刘伯承协助贺龙拟制了起义计划、指挥第二十军攻占敌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解决敌第九军第七十九团和第八十团。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爆发，到清晨6时，南昌起义胜利。随后，马上召开国民党各省党部及特别市党部、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了革命委员会，刘伯承被选为参谋团参谋长。关于参谋团的组建，周恩来后来回忆：“参谋团当时没有人任主任。后来我就指定刘伯承同志来做参谋长，他起初谦虚不肯答应；后来我说一定要你来做，他才担任参谋长职务。”

1日下午，刘伯承主持召开参谋团会议，研究南进路线。南进目的地是广东东江地区。当时，由南昌到东江有两条的平行路线：一条是大路，经吉安、赣州、韶关、广州进入惠州地区；一条是小路，经临川、会昌、寻邬进入嘉应州地区。少数军事指挥官主张走大路，认为大路所经地区比较富庶，便于部队接济。根据周恩来意见，刘伯承宣布走小路，并且提出了具体的理由：“吉安、赣州等对起义军直接构成威胁的敌军达4万同，而起义军兵力仅有2万，发生对抗难操胜算；临川、会昌路上仅有3000弱敌，容易应付，即便敌人从他处调兵过来，山间行军困难，可以各个击破他。”8月3日起，南昌起义部队开始南征。起义军踏上南征的道路后，意外的艰难和挫折相继而来。因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第二十军参谋长陈新裕等叛变，带走许多官兵，加上官兵未经训练和缺少力夫，途中损失许多军械弹药以及酷暑和疾病导致的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部队行军缓慢。

8月25日，贺龙率第二十军经石成击溃钱大钧部进入壬田并乘胜进占了瑞金。随后，刘伯承等在瑞金查获敌人文件，得知敌屯重兵于会昌，妄图截击我军的计划后，刘伯承建议：以叶挺的全军从西江市、洛口迂回其后，攻击会昌；贺龙的军队从瑞金正道攻击会昌。参谋团一致同意刘伯承作战方案，决定于8月30日发起会昌战役，以免除后顾之忧。

是役，叶挺指挥第十一军两个师担任主攻，刘伯承随周恩来到叶挺部队前沿阵地进行指挥。这是一场恶战，钱大钧部驻守会昌的九个团，踞山凭险死守，起义部队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激战，于30日下午攻占了会昌城。会昌战役是起义军南征途中取得的大胜利，钱大钧部伤亡、被俘、逃散的达6000人，只余下3000人落荒而逃。

入城后，刘伯承翻检敌人遗留文件和近日报纸，“发现我军到寻邬集中之计划，为第二十军叛逃参谋长陈浴新告知武汉政府，披露各报。”刘伯承立即向周恩来建议，召开参谋团会议。参谋团鉴于上述情由一致认为有改变进军路线之必要，遂决定返瑞金，改经长汀、上杭进入东江。其中虽然从会昌到瑞金，有90里回旋路程，但顺汀江而下韩江的水路可船运大批战利品与几百名受伤官兵，这也是原进军路线通过会昌—寻邬山路所无法解决的一个难题。9月2日，驻防洛口黄绍竑部2000余人突攻会昌，遭到第十一军还击后退去。刘伯承认为“这是抑留战术之表现”，目的在于引诱起义军向洛口进攻，迟延起义军到达东江的时间，以便在东江调集围攻兵力。起义军为打破敌人的意图，并未与敌纠缠，径直向长汀进发。

由瑞金经长汀到上杭并无战事，但瑞金、长汀山路崎岖难行，运输伤者困难，长汀、上杭又筹款困难，行军并不容易。于是，起义军出上杭，沿汀江继续前行，就进入广东境内。

9月18日，起义军到达广东省大埔县。19日，起义军占领三河坝。据各方的情报，兴宁、五华在暴动农民占领中，高陂、普宁、揭阳农民暴动失败，汕头工人已炸坏潮汕公路桥梁，海陆丰尚在暴动农民手中，平远、蕉岭皆无敌情，惟梅县方面驻扎钱大钧残部约3000人，潮梅警备司令王俊有4团兵力，广东敌军主力正向河源集中，东江地区的形势还是大有可为的。参谋团研究决定：留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教育团共3000余人在大埔县三河坝，由朱德率领，阻扼钱大钧部袭扰起义军主力侧背，监视平远方面黄绍竑部，并做转移兴宁的准备；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则等率领起义军主力8500人，迅速取得潮汕，不停留地开往揭阳、汤坑，攻击由河源方面开来的敌军。

9月23日，在潮汕工农武装配合下，起义军占领潮州，成立潮安县革命政府。24日，起义军进入汕头，工农武装与起义军并肩作战，攻下了汕头市警察局，由贺龙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名义发布安民告示，成立汕头市革命政府。起义军还实行了第二次分兵。周逸群率第三师约一千余人警卫潮、汕地区，革委会各机关驻汕头；参谋团随叶挺、贺龙两军主力向揭阳、丰顺进军。起义军一再分兵，这样，能调往前线与敌决战者只有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军第一、二师合计约6000人了，而战斗兵员还要少一些。

然而这时，敌军编组东路军，以陈济棠为总指挥，组织12团兵力，约1.5万人对起义军进行了包围，在起义军直入潮汕之时，抢先占领了原来可作为潮汕屏障的揭阳、汤坑一带的有利阵地；黄绍竑率第七军两个师在粤北渡过韩江上游，绕道宅窥伺潮汕的后背；钱大钧部留在梅县以东的松口镇，监视并牵制留守三河坝的起义军。

9月28日上午，起义军在揭阳至丰顺之间的汾水遇敌，经两昼夜激战，虽有小胜，终未突破敌人阵地，伤亡官兵2000余人，无力再战，30日向揭阳退却。之后，潮州失守，汕头前面临海，后背失去了保护，处境非常危险。周恩来与刘伯承等领导人商量，决定于10月1日向普宁撤退。

10月3日，周恩来、刘伯承率革命委员会和总指挥部机关到达普宁县流沙镇，贺龙、叶挺率部队随后也到了。在流沙天后庙里，召开最后决策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张国焘、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吴玉章、林伯渠、廖乾吾、贺昌等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张曙时、彭泽民等。会议决定：武装人员由云落北上去海陆丰，与当地农民运动结合，坚持长期斗争；非武装人员愿留的留，不愿留的由农会干部护送，经海路撤离。午后二时左右，村外山头上发现敌人，会议匆忙结束。

起义军离开流沙行至钟潭时，被陈济棠部队伏击截为两段，部队被冲散了。刘伯承、贺龙、林伯渠、廖乾五、彭湃等冲出重围后，到了神泉港附近一个村落，由街彭湃带到一个地下关系人家，换装扮成广东的老乡和中小后商人模样。徐以新回忆：“当时，我还想把起义的领带标志留下，刘伯承说:‘我的小老弟，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还要留着这个!’我只好还是丟下”。到神泉港后，又由彭湃通过地下关系，租到了一条可载百十人的大渔船，在海面走了三、四天到达香港。进港前，刘伯承等人将枪沉到海底，分成四路换乘小船，分头进港上牌，其中贺龙、刘伯承和一个警卫员一路。不久，党就把他们送回了上海。在上海，中共中央决定派刘伯承等到苏联学习。1927年11月，刘伯承到了苏联高级步兵学校读书，开始了他的军校学习生活，也开始了他新的军事征程。

大革命前后，处在革命道路转型时期的刘伯承，面对一边是高官厚禄自己又熟悉的旧军队，一边是充满未知与荆棘的崭新的革命军队，他以对自己、对人民、对革命负责的态度，作出正确选择。从军阀旧军队走出来，走进人民的军队，需要的不仅是眼光学识、深思慎行，更重要的自我革命的勇气和对人民的赤子之心。身处高位，仍能不忘参加革命的初心，勇敢反省自我，不迷茫、不气馁、不放弃，以清醒理智的态度对人生道路作出抉择。

                                             （编写：王乐远）

参考书目：

1.《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2.《刘伯承回忆录（第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3.《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

4.《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版。

5.《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6.《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一卷）》，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