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1905—1995），上海市青浦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陈云曾多次来到广东，在南粤大地留下了光辉足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陈云经过广东红色交通线抵达中央苏区。新中国成立后，陈云长期主持财政经济工作。1951年两次莅临广东，召开会议，指导建立华南橡胶生产基地。1957年再次亲临广东见证了第一滴乳胶的流出。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陈云不再主持经济工作，在政治上受到冷遇，“靠边了”，他以养病为主，1964、1965连续两年的冬天到从化温泉疗养。1973年10月，陈云最后一次踏上南粤大地，考察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并视察了黄埔港。在考察期间提出了一系列的真知灼见，主张研究资本主义、引进外资、利用商品交易所做期货买卖。数十年来，陈云对南粤格外的关心，充满真挚的感情。

穿越红色交通线到达中央苏区

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这两人先后叛变给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党中央果断采取行动，迅速将中央机关和中央主要领导干部转移或撤离上海。周恩来、张闻天先后撤出上海，奔赴中央苏区。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负总责任，陈云是这个临时中央政治局的6位成员之一。此后，6位政治局委员之一的的卢福坦叛变。此时，不满28岁的陈云，对革命前途仍然充满信心。他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党内顾顺章、向忠发、卢福坦等人叛变时指出：“他们的叛变是对于阶级的动摇，这一点要使下边知道，上面叛变我们也要干，因为我们为的是阶级。假使懂得共产主义的ABC，知道资本主义的必然要坍台，我们的目的是要迅速地推动这一过程。我们是为阶级牺牲的，要为阶级利益而奋斗。”

当时白色恐怖日益严重，革命事业面临严峻挑战，临时中央及其成员在上海难以立足。1933年年1月，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把中央机关迁往中央苏区。

从上海到中央苏区，过去曾经有几条秘密交通线。由于国民党的封锁破坏，这时只剩下一条保持畅通，那就是从广东汕头出发，经过大埔，越过国民党的封锁线，进入福建永定的游击区，再经长汀转向赣南。此前周恩来、刘少奇、张闻天等领导人走是就是这条线路。

1933年1月17日，陈云和博古在中央特科人员护送下秘密离开上海，乘船前往汕头，一路上，他们身着长袍，装扮成商人模样。第二天抵达汕头，同等待在那里的中央特科人员取得联系，这是陈云第一次踏上广东这片南国之地。他们在汕头住了一天，先坐火车，又坐船，到苏区边界附近的大埔。等候在那里的，是专程前来迎接的中央苏区保卫局执行科科长卓雄和他率领的武装交通队员。在卓雄等人护送下，陈云和博古进入国民党封锁区向闽西方向进发。为了安全，交通队白天把陈云和博古安置在偏远的山区隐蔽。晚上天黑下来，有人送一点红米、红薯、南瓜之类的给他们充饥。饭后，他们就在当地一名交通员引导下，走荒无人烟、树木杂草丛生的羊肠小道。带路的交通员之间互不相识，站与站之间也没有横向联系，每人只负责引导一站，再由别人接替。

尽管这样谨慎，他们还是遇到过危险。进入苏区边界时，卓雄把陈云和博古安排在一个废弃的煤坑里休息。不巧碰到国民党军队搜山，满山遍野都是敌人，而卓雄手下当时只有十几个青年武装交通队员。他急中生智，带领两个交通队员绕到另一个山头打枪，把敌军吸引过去，另一批队员则带着博古、陈云突围，总算化险为夷。卓雄后来回忆说：“我看比较机警的还是陈云同志。因为他在下层工作比较多，经验比较丰富，处理解决问题比较好。”

1月下旬，陈云一行历尽艰险，终于由上杭县的才溪乡进入中央苏区。这时一向性格深沉含蓄的陈云，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笑着大声说道：“总算到家了！”

三次亲临广东指导华南橡胶基地的建设

橡胶是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所必需的的重要物资。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我国缺乏天然橡胶，再加上帝国主义的封锁和禁运，且当时苏联、东欧等国也缺乏橡胶，中共中央决定发展我国自己的橡胶生产基地，由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委员会主任陈云主持这项事业。当时广东辖内的海南岛和雷州半岛在橡胶种植上有天然优势，因此，广东在新中国橡胶事业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1951年8月，政务院作出《关于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对华南种植橡胶树作了部署。陈云还提出将南洋回来的种胶工人、科学工作人员和地方干部“这三股力量结合起来，合作进行这件事”。为了落实上述决定，1951年9月，陈云受命南下广东，随行人员还有林业部部长梁希、副部长李范五及林业部和苏联专家。在广州，陈云主持召开华南垦殖局筹建工作会议。会上陈云传达党中央关于发展橡胶事业的决定，分析国内外形势并提出在华南尽快建立橡胶生产基地的具体意见。他说：“发展橡胶生产是一场封锁与反封锁是斗争，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件大事”，“我们一定能把这项事业办好！”11月，华南垦殖局在广州成立，叶剑英兼任局长。随后，叶剑英亲自带队，调了一条吃水量为三百吨的船由广州沿珠海、江门、阳江、湛江直达徐闻的海安。经过一个月考察，叶剑英掌握了大量关于橡胶生产的资料并把情况报告给了陈云。叶剑英在报告中提出，把华南垦殖局迁至湛江，以便就地指挥。陈云看到报告后复电表示“我们同意来电所说各点”，并告“中央农业部已商准中央教育部将中山、广西两大学的林业专修科改上橡胶课提前毕业（教育部另有命令），动员全国橡胶专家来华南。”在陈云的直接关注下，一场大规模种植天然橡胶的行动在华南铺开，全国14所大专院校的森林、土壤、气象、勘测专业的师生也汇集广东，为中国橡胶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人才和科技支撑。

1951年11月下旬，陈云第二次赴广州，主要任务是解决橡胶的种子问题。由于帝国主义封锁和禁运，新中国无法从国际市场上得到种植所需的胶树苗。当时获取橡胶种子的唯一来源就是海南岛原有少数老橡胶树。对于如何解决橡胶种苗问题，陈云经过反复思考后，及时提出中国自己的橡胶母树结的种子一粒也不能丢，都要一一捡回来，用作播种育苗。早在1951年8月2日，中央财委和林垦部就曾召集广东、广西、云南、四川及中南、西南、华东军政委员会林业主管人员开会，研究橡胶树种植计划并依据陈云建议决定：“海南岛今年要采集六十二万斤橡胶种子供应大陆种胶各省，中南、西南、华东各省在八、九、十三个月内全力寻找印度橡胶母树，做好播种准备工作。”8月19日，陈云致电广东负责人叶剑英，指出：“现已届采种时期，希动员海南岛各级党政力量，于八月底前为两广及云南收购胶种六十二万斤，集中于海口待运。”

1957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再次来到广东，了解橡胶种植生产情况，并在广东化州县城附近的建设农场沙埚队的胶园见证割胶这一历史时刻。陈云由华南农垦总局局长李嘉人一行陪同，由农场领导带路去看一颗老胶树，看完后又去看队里种的橡胶树。队里的胶林沿山势定植，是梯级式的。陈云在梯田里走上走下，一边看一边夸胶树的长势好。看完七里队的胶园，陈云就到沙埚队去了，在沙埚队的胶园，场领导庄重宣布试割开始。男侨工手握胶刀，将刀刃贴到树皮上，环树身斜斜地推过去，随着刨花似的树皮屑纷纷落下，树干上留下一条弧形浅沟，这叫做割线。在割线下方尽头安好“鸭舌”（用来引接胶水的铁制导器），开割的第一刀算完成了。陈云仔细地看着胶工的动作。当第一滴胶水滴进胶杯时，他笑着对在场的人说：“有的人说我们种橡胶没有胶水，现在不是没有胶水，这是大有希望的嘛。”接着，他又对李嘉人和粤西农垦局的领导说：“要一胶二林，有林就有胶。农场要边整顿，边发展，稳步前进。”胶工请陈云试一试，陈云接过胶刀，在割胶工指点下往开好的割线上试割了一刀，已经沁出了胶水的割线上，胶水像珠子一样，一颗一颗，汇成一串往下流，一滴一滴通过鸭舌滴落胶杯里。

4月1日，陈云视察国营西联农场，并题词：“我国的橡胶事业虽然有几十年的历史，但是大规模的国营橡胶园还在初办。我们要兢兢业业的稳步前进。只要这样，我们是会稳步成功的。”

在陈云正确领导下，不仅打破西方权威人士“在北纬15度以北不能种植橡胶”的预言，而且还在我国北纬18—24度间地区种植成功，特别是昔日海南岛和粤西地区的荒原被开垦为橡胶园，胶树单株产量相当于1949年老胶树的8倍，广东的橡胶种植业为新中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考察指导广交会

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复出后的陈云曾协助周恩来主抓对外贸易，研究外贸问题。新中国为了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发展对外贸易、换取国家建设急需的外汇，决定开辟一条与世界交往的通道。广州因近临港澳、有着悠久对外贸易历史和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点，而成为最佳外贸地点。1957年春季首次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在广州举办。随后广交会每年春秋各举办一次。广交会迅速成为中国出口创汇的主渠道，正如周恩来后来在同美国客人的谈话中所说：“一年两次的广交会是在我们被封锁的情况下不得已搞的，我们只好请人家进来看。”

陈云复出后一项引人注目的活动，是到广州考察并指导1973年秋季广交会。陈云算大账高瞻远瞩，算小账明察秋毫，这个鲜明的工作特点和领导风格在这次考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1973年10月3日，陈云一行四人乘火车南下。10月7日，经过三天颠簸跋涉，到达广州。此时的广州少了一些炎炎夏日的闷热，多了一丝秋天的清爽，这是陈云最后一次踏上南粤之地。下了火车，虽然风尘仆仆，但陈云没有丝毫的疲倦，精神抖擞地与外贸部、广东省的同志畅谈广交会的筹备情况。汇报会上他都是聚精会神，仔细聆听他们的汇报，偶尔插上几句话都是一针见血，直指问题的核心，当谈到商品价定价时，陈云严肃地说：商品定价不能凭主观愿望，而要根据市场行情。价定低了，我们吃了亏；定高了，外商不买，东西压在那里，而且失去了国外的市场，我们也吃亏。10月16日下午，广交会已经开幕，陈云兴致勃勃参观完展厅后，当外贸部副部长陈树福汇报到工艺品的出口价格时，陈云说：“出口工艺品要争取好价。适可而止，尽量多卖。今天，我看到那块石头，商人出价8万元，为什么不卖？我看7万9千我也卖。是不是今年春天批判了低价思想后，认为提价就是马列主义，降价就是机会主义？稳价多销不对，但高价高到卖不出去也不对。”

就是现在，期货对很多人来说也是很神秘和专业的经济术语，可是在1973年，中国已经在国际市场上大炒期货，这与陈云也是密不可分的。对于期货，在南下广州之前，陈云曾经酝酿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考察广交会期间，对期货他已经胸有成竹，同外贸部负责人谈话时重申同五丰行（外贸部领导的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管理的香港华润公司下属公司）的负责人谈话时所表达的观点，再一次支持五丰行利用商品交易所购买期货的做法。期货交易既完成了采购任务，又赚了大钱，这样的事情办得再漂亮不过了。10月10日，陈云为外贸部起草了向国务院的请示报告《关于进口工作中利用商品交易所问题的请示》，认为，“利用交易所做买卖，有一定风险，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试做”“目前，与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我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已占我进出口贸易的75％。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领我们应占的地位”。

他幽默地指出：“列宁讲过：‘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厕所。我看，现在离那个时代还很远。’资本主义国家市场上，因货币危机和供求关系的变化，商品价格反应非常敏感。外国商人认为我国购货时只求完成任务，有时价格越涨越要买，常常乘机抬价。这点要注意。”“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消极回避。”“我们可以利用交易所，在大风大浪中学会游泳。因为利用交易所，可能有得有失，但必须得多失少。”

在考察广交会期间，从国外进口3亿美元的轧钢设备问题再次被提上日程。这一方案从一开始就注定要遭遇阻力和非难。“左”的势力从中进行阻挠，他们主张只进口主要设备，不进口附件和相应原材料。在他们看来，连附件都要进口，破坏了自力更生的原则，“洋奴哲学”“崇洋媚外”，各种帽子时不时从一些阴暗角落里飞来。陈云斩钉截铁地说：“正在订货的那套3亿美元的轧钢设备，有关的附件和原材料要一起进口。这套设备投产后可年产钢板300万吨，如果缺了零配件，国内解决不了，就要推迟生产，耽误一年，就少产300万吨钢板，很不合算。”针对“四人帮”挥舞的“洋奴哲学”棍子，陈云非常气愤，掷地有声：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这里所说的“有人”，显然是指“四人帮”而言。

肯定经济特区并支持其谨慎稳健发展 

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方谈话”振聋发聩，响彻全国。在此前后，社会上曾流传党内分为“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说法，议论甚嚣尘上，不绝于耳。对此，陈云没有从正面回答，而是采取迂回方式作澄清。1992年6月，李先念逝世，陈云十分悲痛，利用这个机会，他专门写了对于经济特区的看法。他写道：“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这篇文章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上，这是陈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全面肯定经济特区，赞成经济特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陈云重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的报告，要求两省抓住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文件指出，可先在深圳、珠海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这就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发〔1979〕50号文件，为中国创办经济特区拉开了帷幕。陈云作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党和国家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对于在广东深圳和珠海开办经济特区，他是非常支持的，只是他一贯慎重稳健的行事风格，决定了他在这件事上更加谨慎和小心翼翼。

1981年12月22日，在中央召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陈云就说过：“广东、福建两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在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广东不是全省特区，福建也不是全省特区），既要看到特区的有利方面，也要估计到特区带来的副作用。”当时，不少省市都向中央要求试办经济特区，陈云毫不犹豫地加以阻止。他明确指出：“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像江苏这样的省不能搞特区，江浙一带历史上就是投机活动有名的地区，坏分子的活动都是熟门熟路。”可以看出，陈云对试办经济特区态度比较谨慎。他不反对试办经济特区，但要求注意经济特区带来的负面影响，坚决不主张扩大经济特区的范围。1982年春节，他约请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几位负责人开座谈会，再次强调“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家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特区第一位的问题是总结经验。”

陈云这些讲话，打消了其他地区办经济特区的想法。历史是如此耐人寻味。也正是陈云对发展经济特区谨慎稳健的态度，在改革开放初期，给广东特别是深圳带来了一枝独秀的历史机遇。随后广东一马当先，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独领风骚，形成了改革开放全国看广东的局面。深圳更是创造了从边缘渔村到现代化大都市的奇迹，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样本。关于要不要增加经济特区的议论还没有完全平息，经济特区的经验还来不及总结，广东又进入了陈云的视野。

1982年1月，新年刚过，人们还沉浸在辞旧迎新喜悦中，中纪委一份反映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信访简报》使一向冷静的陈云勃然大怒。简报反映，在广东、福建沿海一带，借对外开放、实施特殊政策之机，搞走私贩私，有些党员领导干部也参与进去，成为走私活动的保护伞。时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负责全党的党风党纪及违纪案件审理工作，他将简报批转几位中央常委并在批示中写道：“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在陈云批示旁，邓小平又加了八个字：“雷厉风行，抓住不放”。1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贯彻邓小平、陈云等中央常委批示，决定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如果哪个省市或部门的党委优柔寡断，熟视无睹，姑息养奸，中央将追究责任。对于这场斗争的艰巨性，陈云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说：“抓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我不管谁管？我准备让人打黑枪，损子折孙。”他要秘书朱佳木转告他的子女，出门时要注意安全。那段时间，主持中纪委日常工作的黄克诚、王鹤寿成了陈云家的常客。广东领导贯彻了“要做一个清醒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精神，及时提出了“两个坚定不移”的方针：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坚定不移，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坚定不移。

对于广东而言，1984年，可以说是一派“阳光明媚”“姹紫嫣红”的景象。3月底到4月初，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联合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决定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形成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中央委托谷牧专程向正在杭州休养的陈云汇报。陈云拿到《纪要》稿，“连散步都取消了，把《纪要》看了两遍”。他说“他是很用心看的”，看完后明确表示：“我同意这个《纪要》。”并且特别表扬了深圳的管理办法。他指出：“深圳有新的管理办法，这也是‘拳头’。这样管理，发展得很快呀！有关深圳的报道，每一篇我都看了。要它那里搞‘拳头’产品有困难，它的拳头不是产品，而是管理办法。”他公开肯定特区的新管理办法。这时“深圳效率”“深圳速度”已经国人尽知，深圳已经名扬全国。

                                    （编写：王莹     罗素敏）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上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上中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3.《陈云文选》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上中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5.赵士刚主编：《陈云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6.《中国天然橡胶五十年》，中国科技出版社2004年版。

7.窦春芳：《试析陈云对广东经济发展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研究》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