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1898—1976），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广东是周恩来曾经战斗和工作，并为之倾注心血的地方。大革命时期，他在此致力于国民革命事业，为创建军队新型政治工作，组建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作出开创性贡献。大革命失败后，他率领南昌起义部队进入广东，转战潮汕，有力推动了东江革命斗争发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亲自指导粤东红色交通线建立发展。抗日战争时期，他主持中共在南方的党组织和国统区统战工作，给广东敌后抗战和团结统战予以正确指导。解放战争时期，他协助党中央，指导华南地区游击战争取得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他关怀华南橡胶垦殖事业，亲自倡导创办广交会，亲临指导“广州会议”。周恩来对广东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广东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足迹。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1924年9月，时任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书记的周恩来，从法国巴黎回到广州，直至1926年12月，中共中央调他到上海工作。他在广东战斗了两年多的时间，历任中共广东（两广）区委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等职。

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创建我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1924年9月，周恩来到达广州时，国共合作局面已实现，广州成为大革命的中心和策源地。全国各地的革命青年纷纷涌向广州，工农运动在此合法开展蓬勃向前。但是广东革命政府却面临严峻考验。国民党内部派别丛生，右派势力阴谋破坏国共合作；陈廉伯反动商团蠢蠢欲动，企图将新生的革命政权扼杀于摇篮之中。10月间，26岁的周恩来被党中央任命为中共广东区委（又称两广区委）委员长，肩负起领导广东、广西、厦门、香港及南洋等地党的工作重任。

周恩来在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三个月左右时间之内，做了两项重要工作。一是支持孙中山北上。当时正是第二次直奉战争激烈之时，冯玉祥发动政变，欢迎孙中山北上。上海的中共中央不赞成孙中山北上，担心会削弱广东革命根据地；广东区委则从全国革命形势出发，认为孙中山北上可以将国民革命运动向北方推进发展。11月13日，孙中山离粤北上。后来的事实证明此举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在全国的影响。二是在11月初征得孙中山同意，负责筹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铁甲车队以徐成章、周士第为正副队长，廖乾吾为党代表，这三人都是共产党员。队员多是从各地抽调的富有反帝反封建觉悟的工人、农民、学生等革命青年。车队的人员配备和调动都由中共广东区委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是以后的叶挺独立团的前身。

初到波谲云诡的广州，青年周恩来的才华在斗争中逐渐崭露出来，受到了各界瞩目。

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开创军队新型政治工作。黄埔军校是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由国共两党合作于1924年6月在广州创办的培养革命军队骨干的军事政治学校。孙中山将其视为建立党军的起点，寄予厚望。他亲任学校总理，以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军校重要性可见一斑。军校开办之后，校内确有一番蓬勃生机，但军校政治部形同虚设，死气沉沉，引起师生强烈不满。

1924年11月，年仅26岁的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他的到来，使黄埔军校的面貌焕然一新。从此政治部承诺为学生进行政治训练的中心，也是共产党人在军校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阵地。

周恩来上任时对政治工作也无实际经验，但是，他凭着对革命事业强烈的责任感，以苏联红军为榜样，结合大革命的需要和军校实际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实践，为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开创出一个崭新的局面。

他把政治训练和教育作为政治部的中心工作，用上政治课的方式，给师生灌输革命理论，培植革命思想。在课外，他建立了图书馆和书报室，创办了报纸和刊物，成立了演出剧社，举行演讲会和讨论会等，营造良好的政治教育气氛和环境。在建立健全政治工作制度方面，他扩充组织结构，增加部员，陆续成立各学员队党代表制度。周恩来强调，政治工作人员必须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做思想工作；政治工作人员必须言行一致，起模范带头作用。1924年底，由黄埔学生军组成的军校教导团一、二团先后成立，这是区别于旧军阀部队的国民革命军。周恩来创立的军队新型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军队中从事政治工作的良好开端，其作用一开始即十分显著，军校革命空气空前高涨，一大批军事政治人才脱颖而出，成为中国革命发展的中坚力量。

两次东征显神威，主政东江播火种。1925年初，盘踞在东江地区的军阀陈炯明，趁孙中山离粤北上之机，向广州进攻，妄图倾覆广东革命政府。为统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广东革命政府于同年2月和10月先后两次举行东征。周恩来参与东征的领导工作，为夺取东征的胜利进行了卓绝的斗争。

2月初，周恩来亲冒锋失，随军出征。参加东征是黄埔军校学生军第一次对敌行动。周恩来在军校精心浇灌的政治教育之花，结出丰硕果实，他培育出一大批有较高政治觉悟、有过硬军事本领，勇敢坚定的革命战士，黄埔学生军遂成为东征主力军。东征军长驱直入，直捣潮汕，取得淡水之役的胜利；随后又一鼓作气，在棉湖击溃林虎部主力；很快进驻梅县，迫使陈炯明残部退入江西和福建。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从此黄埔校军英勇善战的美名广为流传。

这次东征胜利的取得，与周恩来所主持的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威力密切相关。在周恩来领导下，黄埔校军官兵时刻牢记自己是“革命军”，保持严明纪律，并适时展开对民众的政治宣传，这样的战地宣传工作，是以往任何一支中国军队所没有的。同时，周恩来还注意加强民众组织工作。他与政治工作人员，深入机关、学校、工会、商会以及农村，发表演说，号召民众起来和反动军阀作坚决斗争。他将武器发给海丰农民自卫军，恢复海丰农会，在东江各地发展国民党的组织，他还着手打击土豪劣绅，为苦难的人民伸张正义，深受民众的欢迎。周恩来在革命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军队政治工作方面的最早尝试。毛泽东对此曾高度评价：“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

东征军回师广州后不久，东江地区再度被陈炯明占领。10月，广州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东征。在此之前广东革命政府已将所辖的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黄埔校军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此次东征，周恩来被任命为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这次东征进展顺利，所向披靡，经过惠州之役，革命军乘胜追击，11月即进占汕头，第二次东征胜利结束。军队政治工作比第一次东征时有了新发展。正如《政治周报》在《东征纪略》的报道：“革命军与别的军队的最大不同点，就是他军队内部的政治宣传，这是革命军打胜仗的根本原因。”如东征军参谋团后来总结：“此次东征军组织政治宣传部，对于行军地域，先期出发，召集各界人民演讲，使咸瞭然于我军东征之意义，与军队纪律迥异于前。军行所至，人民均箪食壶浆以迎义师，关于给养及运输，遂感莫大之便利。故此后各作战军，宜设政治宣传部，以取军民合作之效。”这是对周恩来领导的军队政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充分肯定。

1925年11月，周恩来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负责惠、潮、梅、海陆丰等25个县的地方行政工作。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个地区范围内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地方政权。这样，周恩来开始了主政东江的行政实践。

1926年2月，周恩来正式就职。他有计划地组织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妇女群众团体，并逐步团结联合，有的县、市有了各界的统一组织。他号召各界支持工农斗争，使政权充分体现人民性。为了革除封建军阀统治的各种弊端，拯救民众于水火，周恩来大力进行整顿地方、安定社会秩序的工作。他铲除苛政，成立新的行政机构；认真处理战争遗留问题；大力扶持和积极领导工农运动；重视人才的使用，提携支持革命的知名人士；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整顿和占领宣传阵地；发展教育事业……。二、三月间，他亲自主持召开了东江各属行政会议，同各县负责人以及群众团体组织当面商议，综合解决全盘工作问题。

在周恩来的有力领导下，东江地区显示出勃勃生机，革命事业蓬勃发展，革命的火种在此生根发芽，为以后这里策应南昌起义军南下和就地斗争、工农运动的发展、革命根据地建设等进行了充分的革命酝酿，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周恩来在大革命时期的广东，对这三个问题都做了创造性的探索和尝试，取得可贵的经验。这些经验，无论对周恩来自己还是对中国共产党以后的发展壮大，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率南昌起义军转战广东 

1927年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开始了中共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新时期。8月3日开始，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计划，率部南下广东，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重新举行北伐。

起义军入粤前，周恩来报告中共中央：“我方目的在先得潮、汕、海陆丰，建立工农政权，如情势许可，自以早取广州为佳，否则在潮、汕须一月余之整顿。子弹兵员之补充乃是最急，”要求中央“电知粤省委号召东江潮汕工农响应一切”，策应起义军进入广东。

9月16日，起义军在大埔农军带领下，进入大埔境内。19日，周恩来等前委领导人到达大埔县城。同日，起义军的主力进驻大埔三河坝，经过一个半月的行军作战，起义军只剩下一万余人。根据长汀前委会议决定，起义军在这里实行分兵，由朱德率第11军第25师等部留守三河坝，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主力部队进军潮、汕。23日，起义军顺利攻占潮州。24日，起义军进占汕头。在周恩来等指导下，立即召开汕头市工农兵学商各界代表大会，成立汕头市革命政府。同时成立东江工农自卫军。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革命政府协同中共汕头市委开展接管旧政权、镇压反革命，维持社会治安、组织工人复工、筹措军饷和宣传慰劳等工作。随后起义军在汕头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周恩来到会演讲，号召人民起来斗争。这时敌军正向潮汕集结，起义军在揭阳、潮州、大埔等地先后与敌军优势兵力战斗，经过几天激战，起义军撤离潮州，汕头也随之放弃。

撤离汕头时，周恩来已患疟疾，被担架抬着行军。10月3日，前委机关和前线撤退下来的部队在普宁流沙会合。鉴于起义军在军事上正处于极端险恶的形势，周恩来抱病在这里主持召开起义军领导人参加的最后决策会议，他在会上总结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出善后办法。会议进行当中，敌人已经袭来，会议被迫中断，一片混乱中大家紧急疏散隐蔽。这时周恩来高烧40度，同志们劝他离开部队，周恩来坚决表示：“我的病不要紧，能坚持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你们快走吧！”

起义军余部在乌石地区遭敌重兵截击，周恩来、贺龙、叶挺指挥部队还击，但寡不敌众，起义军被打散，分头撤至海陆丰。撤退中周恩来发着高烧，昏迷之中还在喊“冲啊！冲啊！”叶挺、聂荣臻守在身旁，几个人只有一支小手枪，已无自卫能力。后来由当地中共负责人杨石魂帮助他们隐蔽起来，并招来一条小船，护送他们渡海，在茫茫大海中漂泊了两天一夜，到了香港。

南昌起义的枪声如平地一声春雷，使千百万革命人民在经历了一连串的严重挫败后，又在黑暗中看到了搞搞举起的火炬，燃起了新的希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这次起义中诞生，作为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光荣缔造者之一。正是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军，在潮汕东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为以后的这个地区的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点燃了火种。

此后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直接领导开辟了从上海经香港、汕头、大埔进入中央苏区，长达数千里路的红色交通线；抗战时期他指华南抗日敌后武装斗争，营救被困于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解放战争时期，他协助毛泽东和党中央运筹帷幄，为保存华南革命力量作出了不懈努力，为华南党组织指明了发展方向，指导华南地区游击战争最终走向胜利。

心系广交会 

1956年，年轻的共和国面临帝国主义的遏制和封锁，为打开对外贸易的渠道，在周恩来直接过问下，1956年11月10日—1957年1月9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在广州举办了新中国第一次大型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历时两个月的展览取得成功，吸取其经验，1957年4月15日，首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宣告开幕。此后每年春秋两季的广交会在广州定期举办，一直延续至今。广交会的创办，是新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创举，它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窗口，为我国对外贸易打开崭新局面。周恩来对广交会十分重视，亲自规定广交会的任务，并对广交会的许多具体工作及时作出指示，为广交会的顺利进行作出了突出贡献。

1957年春，第一届广交会刚刚开幕，周恩来就亲临广交会，他仔细观看,亲切地对大家说,广交会不仅要发展同外国做生意,还要展览我国工农业新产品,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发展和增进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1970年4月,周恩来到广交会检查工作,指示外贸要促生产,促内贸,促科研,明确指出外贸与生产、科研的关系。1972年春季广交会期间,周恩来指派副总理李先念到广交会指导工作。行前,周恩来对李先念说,要把广交会工作搞好,不仅广交会要搞好,而且要把今后工作搞好，要把生产搞好，不是为外贸而外贸，外贸实际上是政治斗争，也是经济斗争”。

对于参加广交会的出口商品质量，周恩来十分关心。1972年4月9日，周恩来在广州接见广东省党、政、军负责人和参加广交会有关部门、单位的代表，就出口产品质量等问题讲话。在询问国产衬衣质量以及日本、台湾产品质量情况后，说：现在我们出口数量不大，质量这么差，怎么向国家交待?怎么向人民交待?又说：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出口比台湾才多10亿，不值得骄傲。他在谈到织染品问题时说：这里的货，有问题的马上撤消，不好的不要摆，不要以为都好！29个省、市、自治区统统检查一下，染料不好的，织造不好的，不要摆出来，不要只为花色品种好看不管质量。在询问出口罐头的质量情况后说：生产不稳定，就是规章制度执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规章制度，好的工艺流程。

1972年秋交会曾出现货源严重不足，无法满足国外客商要求的情况。周恩来10月22日、10月23日的连续作出两次批示，要求国务院有关负责同志及时予以解决。10月28日，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好秋季广州交易会出口货源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切实抓紧当前收购，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农副土特产收购和调运工作；抓紧出口商品的生产，增加出口数量。并要求“所有交易会对成交的商品，要认真履行合同，维护国家信誉”。

由此，可以看出周恩来的某些经济思想：经济工作不仅要讲经济效益，也要讲政治；商品生产不仅要讲数量，更要注重质量，质量也是生产；经济工作要讲信誉，要认真履行经济合同；经济发展要依靠科技的进步，同时也能促进科技的发展。

广交会创办以来，数易会址。从原广州市中苏友好大厦，到海珠广场东侧新建的4层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再到海珠广场西北面新建的10层展览大楼，面积不断扩大，但仍不敷使用。1973年初，周恩来根据我国对外关系不断扩大和对外贸易日益发展的前景，亲自批准新建规模宏大的广交会展览馆，新会址设在广州流花湖畔，1974年春季广交会即在此举办，面积达11万多平方米。

为解决广交会来宾的住宿问题，周恩来多次过问，亲自排除“文革”中“左”的干扰，促成在广州兴建一座大宾馆。1968年，广州宾馆落成开业，这是当时全国最高的建筑物，广交会住宿紧张的情况大为缓解。此外，为缓解广交会交通紧张、吃饭排队等实际困难，做好广交会安全保卫工作，他多次指示地方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在“文革”期间，广交会虽然受到某些干扰和破坏，但仍未中断举办，这与周恩来的努力是分不开的。1966年秋交会前夕，周恩来获悉造反派要冲击展厅时，他派廖承志亲临广交会，做造反派的思想工作，劝说他们不要冲击广交会，从而保证广交会正常进行，此次出口成交总值达4.81亿美元。

1967年春交会举办时，广州两派群众组织忙于内斗，致使广东局势混乱。周恩来亲自审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就开好广交会发给地方的通知稿，他增加“不在交易会及其所属组织内进行夺权”规定。他亲自飞往广州同广东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并向群众组织作报告，号召大家搞好团结。

由于周恩来的努力，“文革”期间，虽然每届交易会成交量有增有减，但总的趋势仍是继续增长的。1970年秋交会出口成交额首次突破5亿美元。1972年秋交会又突破了10亿美元。1973年秋交会达15.87亿美元，是第一届交易会0.18亿美元的88倍多。

亲临指导“广州会议” 

1962年二三月间，两个令全国知识界瞩目的会议在广州召开：一是由国家科委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由聂荣臻主持,从2月16日开始,参加会议的有各专业、各学科有代表性的科学家310人；二是由文化部和戏剧家协会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因这两个会议几乎同时在广州召开。因此，这两个会议后来在习惯上被合称为“广州会议”。

对于这两个会议，周恩来十分重视，并亲临广州作指导，保证“广州会议”的顺利召开。他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光辉著作——《论知识分子问题》，就是在“广州会议”上给与会代表所作的报告。

2月26日，周恩来与陈毅到达广州。随即,周恩来深入到参加两个会议的代表中去，听取他们的意见。当时,有人向聂荣臻反映，一提起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子女也受到歧视。聂荣臻、郭沫若向周恩来汇报了与会代表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的种种顾虑，强调这个问题严重地阻碍了知识分子政策进一步贯彻和知识分子积极性的调动，他们都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周恩来特别强调:“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聂荣臻请周恩来到会作报告，周恩来答应在会上作《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为统一思想，3月1日，周恩来约两个会议的党内负责人陶铸、聂荣臻、于光远、张劲夫、林默涵、范长江等座谈，进一步就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开展讨论。会议结束时，周恩来作出结论：从总体上讲，知识分子不能再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周恩来这一思想,为他在广州会议讲话的主题最后敲定了调子。

3月2日,两个会议代表齐集羊城宾馆，周恩来给大会作《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一般地说，这个阶层的绝大部分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是附属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已经处在统治地位，知识分子才转变到为广大人民服务。对于如何团结知识分子，周恩来强调六点：“信任他们”“帮助他们”“改善关系”“要解决问题”“一定要承认过去有错误”“承认错误还要改”。对于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周恩来则指出：知识分子要进行思想改造，思想改造是长期的,而“改造的方法要和风细雨，不能粗暴，这样气才能顺,心情才能舒畅，才能接受帮助”。

对周恩来的报告，会议反映很强烈，大家普遍认为，报告听来很亲切，使人深受感动。科学家们说:“帽子摘掉了，责任加重了”“是脑力劳动者，自己人了，不能再作客人了”。这个报告,成为中国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经典性文献。为此，薄一波对这个报告作了这样的评价:“周恩来这篇讲话，同他1951年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和1956年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一起，成为建国以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理论和政策的代表作”。

周恩来因为有急事要先回北京。3月4日，离开广州返京前，特嘱托陈毅转达他对两个会议的代表的一段话:我们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这几句话,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作了明确而科学的判断。

陈毅于3月5日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3月6日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传达了周恩来上述讲话,并在会上为知识分子作“脱帽加冕”的讲话:即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周恩来从广州回到北京以后，3月28日在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经过12年锻炼的我国的知识分子，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他还指出,要进一步团结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要使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以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中国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正确分析，在全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党外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广泛的、热烈的欢迎。邓小平明确表示支持周恩来和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分析。他指出，“陈总讲的是对的”“恩来在广州报告没毛病,对知识分子问题应照总理讲的解释……”

令人遗憾的是，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出现的“左”的偏差越来越严重，到“文化大革命”发展到顶峰。在十年动乱中,曾使全国广大知识分子深受鼓舞的“广州会议”，被江青污蔑为“广州黑会”凡参加这次会议的人都成了“黑帮”，至少是“黑线人物”。             

（编写：罗素敏）

参考文献：

1.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4卷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3.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4.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3卷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5.《周恩来选集》（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6.中央档案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3卷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7.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周恩来与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8.费虹寰主编：《周恩来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9.南昌八一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