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893－1976），湖南湘潭人，字润之（原作咏芝，后改润芝），笔名子任。1920年，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广州是毛泽东生活、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三次来广东，生活、工作时间长达1年半；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又至少八次来广州调研、视察、指导工作，时间累计又在半年以上。总计，毛泽东在广州生活、工作和战斗的时间超过两年。毛泽东在广州，对中国革命和发展道路进行了睿智的理论探索。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史上，广东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三次到广东 

中共三大召开前，毛泽东除短暂外出，主要是在湖南学习、生活和工作。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曾三次到广州，总计在广州时间约1年半。在大革命中心和策源地广州，毛泽东实现从地方性领导人到全国性政治人物的角色转换。

第一次是1923年到广州出席中共三大。

毛泽东此次南下广州的历史背景，是他在湖南的工作受到中共中央肯定，加上湖南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奉调到中央工作。1923年4月，长沙街头贴出缉拿“过激派”毛泽东的布告，毛泽东经上海来到广州，参与筹备中共三大。

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在湘区的工作成绩受到充分肯定。他在国共合作、工农运动等问题上的意见，获与会多数代表认同。因此，毛泽东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担任中央局秘书，处理党中央的日常事务。“党章”和《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通信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这里的“秘书”相当于后来的秘书长。

中共三大后，中共中央驻在广州。毛泽东在广州参加党中央领导工作。6月，他与李大钊、陈独秀、谭平山、蔡和森等讨论北方政治危机及国共合作问题，对于中央工作作出四点决定；他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等5名中央执行委员以国民党员身份联名致信孙中山，要求孙中山裁决两个问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将这封信译成德文寄往莫斯科。7月2日，他与陈独秀联名致信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三大及其以后的活动情况。7月4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二次对时局的主张。1923年7月1日，《前锋》月刊在广州创刊，毛泽东在广州期间撰写的《省宪下之湖南》，在《前锋》创刊号发表，笔名“石山”。

毛泽东积极贯彻中共三大决议，多方促成国共合作。他曾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到廖仲恺住处和廖仲恺商谈国共合作问题。毛泽东重点开展对谭延闿的工作。他劝告谭延闿不要用“联省自治主义”为口号，配合中共湘区委员会为即将开展的“联谭倒赵”做准备。毛泽东通过谭延闿关系，加强对国民党内部情况的了解联系。中共三大前夕，国民党中央派覃振回湘活动。毛泽东托他带给李维汉一封信，要中共湘区委协助覃振开展筹建国民党的工作。

1923年7月底，毛泽东因中共中央迁回上海，先期离开广州前往上海。

第二次是1924年到广州出席中国国民党一大。

1924年初到广州出席国民党一大及一届一中全会，是毛泽东第二次到广州。这次他是以国民党湖南省地方组织推选的代表身份出席国民党一大的。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毛泽东此次在广州的活动，主要是参加与此相关的三次不同性质的会议。

毛泽东1924年1月到广州以后，第一项主要行程是参加中共党团会议。1924年1月17日，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中共党团举行全体会议，会议主要就中共党团的组织形式与活动原则进行了研究。1月18日，中共党团继续举行会议，明确中共党团活动的组织形式：分5个独立代表团和由谭平山、毛泽东、李大钊组成的3人委员会。鲍罗廷出席并讲话，毛泽东、李大钊、谭平山、沈定一等都作了发言。毛泽东主张，大会应对少数民族问题作出更明确的表述。鲍罗廷了解党团会议的情况，都直接向毛泽东发问。包括前一天党团会议讨论，国民党一大各代表团组成等情况，都是毛泽东向鲍罗廷报告并解释的。毛泽东发言，持论相当稳健务实，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原则立场，又符合中国当时的具体实际。

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上，表现了共产党人勇猛进取、踏实奋斗的革命精神，获代表们关注和认可，并获孙中山赏识，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在2月9日的一中全会第四次会议上，十项议案有四项由毛泽东提出，除第二案未成立外，其余三项分别交审查或中执委参考。

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按照一中全会的分工和安排，约于1924年2月中旬，离开广州前往上海。毛泽东第二次在广州，约1个月。

第三次是1925年至1926年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任职。

毛泽东第三次来广州，仍是在湖南工作一段时间后南下的。与前两次不同的是，没有取道上海中转，而是经湘南、粤北，毛泽东沿途了解社会阶级状况并发动农民运动。湖南区委派庞叔侃、周振岳专门护送毛泽东到广州，并安排他们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5年9月中旬，毛泽东抵达广州。到1926年11月离开广州，长达1年零两个月。除短暂到韶关调研外，一直在广州从事革命活动。此次毛泽东在广州的革命活动可分为紧密相关又相对独立的三个方面。

一是国共合作。毛泽东作为广州国民党中央的重要干部，并为国民党二大的召开做了大量具体工作。会后，毛泽东继续为维护国共合作、反击国民党右派而斗争。毛泽东对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参与会议筹办工作，执笔为《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撰写了《发刊词》，负责宣言起草工作。1925年11月，国民党中央成立“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以毛泽东等5人为委员。毛泽东以中央党部负责人身份出席了国民党二大并在会上作宣传工作报告，还审议有关报告和决议案。他反对西山会议派的上海伪中央及其召集的伪国民党“二全大会”，维护国民党的团结和统一，大力批判戴季陶的右派理论，反对孙文主义学会。毛泽东还经常利用参加国民党重要会议之机提出各种议案。对国民党会议通过政策的倾向有极大的影响力。孙中山之子孙科甚至说：提出方案要想通过，只要找毛泽东等人疏通，“会场中便没有问题了”。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毛泽东最早识破蒋介石阴谋并主张坚决回击。同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继续反对国民党右派，维护国共合作。1926年10月，他出席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区市党部、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作了限制。

二是革命宣传。1925年10月至1926年5月，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任内锐意整顿部务，使宣传工作走上正轨，使宣传部工作一改过去杂乱无章状态；注意宣传部组织系统的建立和健全工作，国民党二大后各方代表来广州甚多，毛泽东多方罗致，聘请各方人才分任干事，宣传部人才济济，“一时有人才内阁之称”；编辑国民运动丛书，多途径办党报党刊；大力推进国民革命的宣传工作，扩大宣传于各地，加强地方工作指导。在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宣部长之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只辖广东一省，许多地方宣传部各行自是，有的因缺乏指导而放弃职责。毛泽东到任后，帮助和督促各级国民党党部健全宣传工作机构，并在上海设立交通局，加强联系。通过各种渠道，向各省市布置工作；他还亲自撰写各种宣传大纲和口号，加强全国宣传工作的计划性和目的性。到1926年5月，全国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报告工作省市已达12个。1925年12月，毛泽东创办《政治周报》，到1926年6月5日停刊，共出版14期。毛泽东亲自主编前4期，通讯地址就设在毛泽东的寓所，杨开慧助理编辑。沈雁冰接续编辑了第5期，后由张秋人续编至终刊，共登载各类文章114篇。毛泽东在前4期发表21篇文章。《政治周报》发行4万份，居全国报刊之冠，在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是人才培养。例如黄埔军校，曾参加招生工作，后来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期间，又曾到应邀到校演讲。毛泽东参与举办了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主讲《农民运动》，班主任李富春当时往来于韶关和广州之间，经常无法顾及政治讲习班的工作，毛泽东曾主代理班主任。他为孙文大学选送学生，撰有《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孙文大学》。此外，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教官，主办“党立宣传员养成所”，在国立广东大学附设中学兼任教员，担任广东大学专修学院讲师、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青年部训育员养成所讲师，为国民党广东省农委举办的调查员训练班讲课。当然，影响最大的还在于他主办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2月，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开始筹备第六届农讲所。这一届的农讲所规模空前，共招收来自全国20个省区学员327人。办学上也独具特色，注重研究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重视调查研究，培养学员的实际工作能力。广州农讲所培养大批革命干部，推动了中国革命进程，是中国农民运动史上的创举，在中共党史和干部教育史上也有重要地位。通过农讲所，毛泽东为培养农运干部，领导全国农民运动、推动北伐战争做了大量工作；同时树立“为农民说话做事”形象，并为后来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准备了条件。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至少8次到广州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毛泽东至少8次来广州，或主持会议、会见外宾，处理党政要务，或指阅文件、研读论著、撰述文章，或调查研究、体察社情、关注民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累计达半年之久。

第一次是1954年11月3日至24日。

1954年11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齐聚广州，主要目的是审议“一五”计划草案。1954年已是执行“一五”计划第二年，“一五”计划编制也已历四年，五易其稿，在广州是要做最后审议。1954年11月毛泽东到广州后，与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等人一起，集中精力对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进行讨论和修改。党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在首都北京之外的城市会聚，集中将近1个月的时间，系统审阅五年计划草案，这在党的历史上并不多见。1954年11月在广州期间，除研究审议国家“一五”计划草案外，还就对外交往、统一战线、文艺批判等问题，作出重要批示，影响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的开展与走向。还在会议间隙中重游了第六届农讲所旧址，参观了中山纪念堂、三元里抗英烈士纪念碑、广州苏维埃政府旧址等，并在越秀山游泳池游泳。

第二次是1955年。

一般认为，毛泽东于12月来到广州，主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在广州停留天数不详。但另据资料，毛泽东曾于6月初来广州（与研究处理胡风问题有关）。这次重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从原有的121篇材料中删去30篇，保留了91篇，吸收新材料85篇，共计176篇，约90万字，按照各方面具体经验分成47类。与此同时，“为了批判某些错误思想和建议某些东西”，毛泽东还为部分材料写了104条按语，共计4万多字，其中大部分都是12月份写就和修改的。毛泽东加写的按语，充分体现了他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思想。毛泽东为广东6篇材料加写按语。第1篇，《我当大社主任四个月的几点体会》，是根据广东省中山县群众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梁祥胜谈话记录的整理稿，毛泽东将题目改为《我当大社主任的经验》。第2篇，《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第3篇，《琼山县第一区红旗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同自然灾害和同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中巩固起来了》，是中共琼（今属海南省）山县委给广东省委的报告。第4篇，《在和自然灾害作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边海乡农业生产合作社》。第5篇，《台山县田美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开荒生产的经验》。第6篇，《广宁县江布乡红星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了多种经济》。

第三次是1956年5月3日至30日。

此次行程恰值著名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发表之后，是为《论十大关系》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展开的经济工作调查工作之一。这一次他选择乘飞机，也是他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乘飞机外出视察。《论十大关系》，明确提出要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之间，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之间的关系。毛泽东重视发展沿海工业，这次主要是听取各省市经济特别是工业发展情况。在离京之前，毛泽东选派了家在不同地区的26名警卫战士，让他们回家一边探亲，一边帮助他调查各自家乡农村情况。这批回家探亲的战士赶到广州向毛泽东作汇报。毛泽东认真地听取战士们的调查报告。广州造纸厂和广州通用机器厂（后改称为广州重型机器厂）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参观广东水产馆。在广州期间，他曾提出“利用外资”的政策主张，鼓励广东吸引和利用港澳“游资”等前瞻性政策主张，体现他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创造性探索。广州之行前夕，毛泽东再次叮嘱陶铸：“敞开大门，引进外资，这个想法很好。你们赶快写个报告，我们到北京进一步研究”。在广州视察期间，他还提出一定要在年内畅游珠江、湘江和长江的宏愿。对于这一“挑战三江”的想法，自然会面临一些为主席安全考虑的阻力。但是，这没能难得倒他。1956年广州之行，毛泽东下珠江游泳10余次，为实现“万里长江横渡”打下了基础。

第四至六次都是在1958年。

这是火热的“大跃进”年代。1958年是毛泽东外出视察最多的一年，只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北京中南海办公。中共中央在外地召开的各种会议也多达9次。这一年，也是毛泽东来广州次数最多的一年。1958年1月、4月和12月，他先后3次来到广州视察，主持召开会议。

1958年1月，开完南宁会议后，毛泽东到广州停留了2天，会见印度驻华大使尼赫鲁及夫人，并亲切接见广东和广州的干部群众，观看文艺演出。

4月，毛泽东在广州停留了将近半个月。他在阅读中共河南封丘县委的报告《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后，写下《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他还主持召开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讨论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稿；他在《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信中说：“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还到棠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广东省农具改革展览会进行视察，深入群众，体察民情。

12月，他又在广州待了近半个月，与陈伯达、胡乔木一起修改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稿。毛泽东看了文物出版社1958年9月刻印的大字线装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感到他的诗词“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但是“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他觉得自己“有说明的责任”。毛泽东在书的天头地脚空白处，写了12条批注，对诗词的创作背景、创作心情、有关词语和诗句的本意等作了注解。1958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65岁生日。中午，毛泽东准备离开广州，陶铸特意请毛泽东与大家一起吃一次饭。工作人员加了几个菜，一则为毛泽东祝寿，二则也是饯行。毛泽东批评他们不该为他的生日置酒摆宴。又说：“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下午，毛泽东一行从广州乘专列前往湖南。

第七次是1960年1月27日至3月9日。

期间，主要完成了两项工作：一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读完第34章至第36章，以及结束语。在读书过程中，他提出了许多思想和观点。二是审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收录从1925年12月到1949年9月各时期最主要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从2月27日至3月6日，毛泽东几乎每天都到广州鸡颈坑审阅修改四卷的文稿，时间通常为下午5时至晚上9时，同他一起审读的有康生、胡乔木、田家英。在四卷“毛选”中，毛泽东最偏爱第四卷。毛泽东在审阅时特别兴奋和认真，逐篇仔细审读，还增加了几篇文稿，都是为新华社写的评论和中共发言人的谈话。此次在广州期间，毛泽东还为中央起草了一些重要批语和指示，进行了一系列外事活动。

第八次是1961年2月13日至3月29日。

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三南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史称“广州会议”。在广州会议之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面对三年困难的严峻局面，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毛泽东于1月踏上“调查研究之旅”。三路调研人马会师广州。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三南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取得两个重大成果：一是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初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左”倾错误；二是在全党重新掀起调查研究之风，一定程度恢复和发扬了实事求是传统。1961年的“广州会议”是中国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走向“经济调整”的重要转折点。

此外，还有众多论著认定指出：1961年底（有的下延至1962年初）曾在广州写下《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和《卜算子•咏梅》两首“反修诗”。有学者认为，1961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广州读了郭沫若的《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写下《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同年12月，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做准备，读了陆游的《卜算子·咏梅》，毛泽东“反其意而用之”，在广州写下《卜算子·咏梅》（陈东林：《毛泽东诗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第261页）。曾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和生平研究分会会长李捷等的，也持类似观点（李捷、闻郁：《毛泽东诗词50首写作背景介绍》（增订二版时改为《诗史与史诗的和谐统一——毛泽东诗词写作背景介绍》），臧克家主编，蔡清富、李捷副主编：《毛泽东诗词鉴赏》，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共广东省委的署名文章提出：1961年12月，“毛主席在广州写下《卜算子·咏梅》的光辉词章”。（《旭日临南粤，光辉照神州——缅怀毛主席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广东的伟大实践》，《人民日报》1977年9月11日）。但《毛泽东年谱》（1949-1976），没有写明这两首反修诗的创作地点是广州。笔者也未能找到更多能印证这种行程的第一手材料。显然，这一行程暂时只能存疑。

这就是说，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至少有8次来广东（算上尚有争议的1955年6月和1961年11月－12月的两次，则为10次），累计时间在半年以上。

毛泽东思想在广州萌芽、发展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形态，有一个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进程。在广州，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深入探讨中国的基本国情，探索中国革命与建设道路，并进行了理论著述活动，构成了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重要环节。

一、《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论著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毛泽东在广州期间撰写的论著，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最为重要。后来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著作选读》，这篇文章都是开卷篇。

在广州期间，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分析，他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文章最早刊登于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1926年2月1日和3月13日，在《中国农民》第2期及《中国青年》第116、117期重新发表。这一光辉著作，后来被作者确定为《毛泽东选集》开卷之作。1951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作为第一卷开篇文章，并作了一些修改，删去了各个阶级及其各个阶层的数字和具体实例。在穗期间，毛泽东还撰写了《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等。

毛泽东在广州这些论著，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第一，是对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在全面阶级分析的基础上，划分了革命的敌友界限，为革命党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提供了根据。第二，比较清楚地指出了当前的国民革命与过去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及中国辛亥年革命的区别，提出一条进行国民革命的路线。这些论述，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动力、对象、任务、目的，实际上规划了一条大体正确的国民革命的路线。第三，是对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论述。“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毛泽东抓住了中国社会的一个最本质的内容，深刻地揭示了国民革命反封建的性质和发动农民斗争的决定性意义。这些光辉论著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实质性阶段。

二、广东革命与建设经验构成了毛泽东理论创新的实践渊源

毛泽东在广州，对事关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睿智的理论思考，构成了毛泽东国情认识和农民问题学说的基本框架和思想渊源。

首先，从实践的基础上看，在广州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农运政策、广州农民运动特别是农民讲习所对于推动全国农民运动，包括湖南农民运动具有重要影响。毛泽东通过参与筹办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广东省农民协会之机，比较完整掌握了广东革命运动现状、问题和发展趋向。这为他观察中国社会经济和阶级状况，撰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准备了条件。《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后的又一光辉著作。这是毛泽东离开广州回湖南后才写成的。但文章所考察的湖南农民运动，相当一部分是广州农讲所学员发动起来的；而且，全国各地农民运动深受广州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农民运动政策的影响。

其次，从理论形成过程来考察，广东经验对于毛泽东有着重大影响。1926年1月公开出版的《海丰农民运动》，集中体现了广东农民运动的历史经验，在全国有极大影响。瞿秋白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做的序文中就说：“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事实上，毛泽东非常推崇同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及其创造的广东特别是海陆丰农民运动经验，他说：“全中国各地都必须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革命的胜利，不然任便怎么样都算不得。全中国各地都必须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确实起了动摇，不然也算不得”。而且，毛泽东与彭湃一道领导农民运动，彼此保持了密切的关系，相互交流、共同探讨。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广州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他的理论在广东接受了最初检验。他领导农民运动，负责指导广东区委开展对农村的调查工作。他非常重视对广东农民运动的调查研究。在农讲所所长任内，毛泽东派出农讲所学员前往韶关、海丰等地实习。他亲自前往韶关实地考察两星期之久。平时，他要求学员填报调查表格，并认真收集、整理调查材料。他经常应邀演说中国革命和农民问题，广东期间撰写的论著都发表在广州的刊物上，并拿到会场上、课堂上接受广东革命实践检验；在此基础上，他又对自己理论进行修正。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广东继续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他深入工厂农村和部队开展调查研究，在视察和参观活动中密切联系群众，了解人民的生产生活。他在广州作出了许多具有全国性意义的决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他经常在这里听取南方各省区工作汇报，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指导性意见；他在广州主持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就事关全国的重大问题作出决策，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在广州进行重要的理论著述，就事关中国建设和发展的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他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提倡调查研究。在穗期间，毛泽东自己注意开展调查研究，而且要求身边同志和全党注意开展调查研究。他关注广东，并要求广东发挥优势。1956年3月，当他了解到香港各银行游资充斥时，指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要注意引进外资，并表示中央将进一步研究；他了解到南海水产资源十分丰富，也建议大力开发。

（编撰：欧阳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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