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李立三在革命年代与广东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他先后四次来到广东，进行革命活动，在广东党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李立三

一到广东：最初的美丽邂逅

李立三第一次到广东是在1921年11月中旬。当时他由于参加领导留法勤工俭学生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被法国政府驱逐并遣送回国。这次被遣送回国的还有蔡和森、陈毅、罗学瓒、张昆弟、贺果、陈公培、颜昌颐等104人。他们于10月14日离开法国马赛，海上航行30多天，11月中旬到达香港。按照法国政府的决定，这些学生是要送到上海的，但是船过苏伊士以后押送的法军已经不再严密监视他们。于是船到香港靠岸，李立三、蔡和森、陈公培等22人就提前离船上岸。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找陈独秀，找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李立三在勤工俭学期间，深刻体验了资本主义“自由的新世界”的黑暗、丑恶和腐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欧洲，他由于接触和深入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迅速地转到了共产主义方面来。他经常翻看《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还时常读到从上海寄来的《共产党》杂志，最终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

当时广东的局面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形势：宣传方面，广东地方党组织的宣传阵地《群报》不断刊登文，宣传社会主义，鼓励工农运动；工人运动方面，具有政治色彩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同盟性质的罢工增多，次数也明显增多。此外，农民运动也风起云涌……这些都给刚刚回国的李立三带来极大的震撼，坚定了做一番革命事业的信心。

但是，此时的陈独秀已经离开了广州，到了上海领导党中央的工作，所以他们只在广州粤区党委见到了陈公博，了解到党的“一大”及其以后的活动情况，得知陈独秀已经离穗回沪，党中央局设在上海等情况后，李立三、蔡和森、陈公培三人和另外六位同学一起，很快就同船去上海了。经陈公博介绍，他们很快找到了陈独秀，当即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二到广东：杰出的工人领袖

这次李立三是从苏联归来直接到广东的。1925年五卅运动过后不久，上海总工会就遭到封禁，李立三也受到通缉，无法继续在上海工作。因此，党中央派他同夫人李一纯和蔡和森、向警予等人一起，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执委会议和赤色职工国际的会议。1926年4月中旬，从苏联乘船回到广州。一到广州，他就积极参与了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筹备工作。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是全国工人领袖和工运战士的空前大集会，出席会议的代表有502人，代表全国有组织的工人124万。李立三是以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身份领导上海代表团出席会议的。由于安源工运和五卅运动所形成的声望，又由于他刚从世界革命中心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会议归来，他受到会议的极大重视。他是大会领导核心成员之一，大会开幕时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同邓中夏、林伟民、苏兆征、项英、刘少奇等一起主持和领导了这次大会，并且多次向大会作长篇报告和参加会外活动。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刊（图片来源：工人日报）

5月3日下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第三次会议（工农两大会联合开会），李立三以中华全国总工会派赴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会议代表的身份，向大会作《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的经过》的报告。4日，他又向大会作了《世界工会运动状况》的报告。李立三在这两个报告中，报告了在苏俄的见闻，讲述了十月革命胜利后，经过反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斗争而巩固起来的苏维埃俄罗斯国家，在各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传达了苏俄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对中国革命的热情支援。听众对这两个报告“甚为动容”，“各代表鼓掌之声一时盈耳，莫不欢呼，”极大鼓舞了与会代表的革命热情。

5月6日，李立三向大会报告上海工运情形。“李委员长报告甚久，历述上海工会成立经过，及军阀帝国主义压迫情形，报告达两小时之久，痛快淋漓，全场极为动容。”

5月10日，李立三主持第十四次会议，讨论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重要问题。5月11日下午，大会召开第十五次会议，李立三在会上作了《罢工战术》的报告。这一报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工运的经验，特别总结了安源罢工、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的成功经验，对于罢工的意义、罢工战术的重要性、罢工的时机、罢工的准备、罢工战术注意之点、防止破坏和谈判策略、罢工后的工作等等，都作了全面系统的说明。“罢工战术在本届大会中是一个新的问题，引起了到会代表浓厚的兴趣和热烈的讨论”。会议根据李立三的报告，作出了《关于罢工战术的决议案》，这对北伐战争前夜正在高涨中的工人运动，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5月12日，大会召开第十七次会议，选举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和举行闭幕式。李立三主持大会并向大会作了关于选举问题的报告。会议选举产生了全国总工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正式委员有林伟民、苏兆征、李立三、邓中夏、刘少奇、项英等15人，候补委员17人。随后，李立三致《闭幕词》，对中国职工运动作了一个历史性的总结。

大会闭幕后，全国总工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选举苏兆征为委员长，李立三等9人为常务委员会委员。随后，常委会进行分工，李立三任组织部长。这期间中共中央首次决定成立全总党团，任命李立三为第一任全总党团书记。从此李立三成为全国总工会实际上的主要领导者。

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期间，蒋介石为了表示他对工农群众的支持，特在黄埔军校召开欢迎会，除了劳动大会和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代表全体出席之外，还有各界代表出席大会。蒋介石亲自主持大会并致《开会词》。李立三等各界代表8人先后发了言，黄埔军校学生代表蒋先云也发了言。不少人的发言都在不同程度上颂扬了蒋介石，说他是“我们的领袖”，他指示和领导我们“……并向他表示“敬意”和“感谢”。唯有“工界代表”李立三在《致词》中没有一句这样的话。李立三这个与众不同的发言，引起了所有与会人士的注意，特别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这个25岁的工运领袖不买蒋介石的账，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蒋介石北伐途经湖南醴陵时，想起这是李立三的家乡，特在他的专车上约见李立三的父亲李镜蓉，表示关怀和尊敬，还想以此笼络和影响对他不敬的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

三到广东：卓越的军事指挥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成立五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取代陈独秀的错误领导。李立三是中央政治局五人常委之一。7月下旬，他代表党中央去九江和庐山部署紧急时期的军事工作和组织工作，向中央提出了组织南昌起义的建议并着手作了最初的起义准备工作。此时，前中央常委瞿秋白正在庐山。李立三、邓中夏即赴庐山和瞿秋白商议，瞿秋白听完李、邓的意见后，情绪激昂地说：“我们早就该这样干了，我们已经压抑得太久了，也许这次暴动会给我们党带来新的希冀。”

李立三作为前敌委员会委员，参与领导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起义之后，他担任了革命委员会政治保卫处处长，负责起义军的政治军事情报、镇压反革命和群众运动方面的领导工作。起义军南征，他坚决贯彻阶级路线，一路上惩处了30多个土豪劣绅，征收他们的谷物作军粮。9月，起义军进入广东。以李立三为处长的政治保卫处，在进入广东以后着重抓了发动工农群众，建立工农武装和革命政权的工作。在三河坝，他们用150支钢枪武装起一支农军。在汕头，建立起工农义勇队取代原来的警察，维持治安和捕捉反革命分子。他们还领导和支持海丰、陆丰、潮阳、揭阳等地的农民起义斗争，帮助创建和发展了农民武装，打土豪，镇压反革命，建立工农政权。

起义军在汤坑战败后，在紧急情况下，前敌委员会在流沙天后庙召集干部会议，作军事失败后的紧急部署。周恩来带病主持了这次会议。他向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转入土地革命的战略部署，指示大部分干部要经香港转赴上海，由中央分配新时期的革命工作；另一部分干部带领起义军残部退往海、陆丰地区，同农民军队相结合，建立苏维埃，开展土地革命斗争。会后，因周恩来患病，李立三具体处理了大批干部的撤退工作。

李立三同张国焘、贺昌及另一部队干部一起，在农会干部的护送下，约于10月5日从甲子港雇用一条小船，在海上航行两天到达香港，找到党的地下交通机关。10月15日，张太雷主持召开了中共南方局扩大会议。李立三参加了这次会议，主持写给党中央的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并在会上发言。11月，李立三遵照中央决定，同林伯渠等同志一起回到上海。

四到广东：知错就改的省委领导

李立三第四次来广东工作，是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到党的“六大”以前。这期间他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职务，是他在广东工作最长的一段时间，也是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后一次来广东。

1927年12月11日，爆发了广州起义。李立三听到这一消息之后十分振奋。他立即向中央表示愿意去广州参加革命战斗。中央当即决定派李立三赴广州加强领导。但是在他还没有动身的时候，就传来了广东省委书记牺牲和起义失败的消息。12月28日，中央任命李立三为广东省委书记，并立即赴香港重建省委，处理广州起义的善后事宜，恢复广东全省党的工作。中央要求李立三贯彻执行十一月中央扩大会议各项决定，其中最重要的是“普遍暴动”“洗刷机会主义遗毒”和“党的干部工人化”。这实质上就是继续搞冒险主义政策，开展反右倾斗争和以“干部工人化”为口号改造各级党组织。这是李立三去广东前，中央定下的基本工作方针。

广州起义纪念馆（图片来源：广州市情）

12月下旬，李立三化装成富商，携家眷到达香港。他到达香港后，立即召集广州起义失败后来港的省委负责同志召开会议，组成临时常委，正式恢复了省委工作，对全省工作做了初步的部署。如何总结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是他遇到的首个棘手问题。

1928年1月1日，李立三主持召开省委会议，处理广州起义的善后工作。一些参加广州起义的同志，特别是工人同志，由于对广州起义指挥机关的不满，会议伊始就对具体指挥起义的同志进行了猛烈的批评指责。李立三不仅没有冷静地引导大家正确总结起义的经验教训，而且也陷于这种偏激的情绪之中，认为这是党内还存在机会主义和知识分子领导已经不行了的具体表现。会议就在这种气氛下作出了《中共广东省委对广州暴动的决议案》。

这个决议侧重点是强调说明起义失败的教训和“指导机关所犯的错误”，并且执行了“政治纪律”。受这个政治纪律决议处分的有黄平、周文雍、杨殷、苏兆征、叶挺、徐光英等十人，除了已经牺牲的张太雷之外，几乎所有领导机关的干部都受了处分，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处分更重。这个“政治纪律”的贯彻执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一些受处分的干部被立即派回受严重白色恐怖笼罩的广州等地的基层中去，有人因此而遭到敌人的逮捕，造成不应有的牺牲。

就在广东省委全体会议期间，1月3日，党中央作出了《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决议。这个决议与广东省委的决议存在较大的分歧：（1）中央决议用了很长的篇幅说明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国际意义”，而广东省委决议在这方面则说得比较简单。（2）中央决议对广州起义的领导方针、策略、准备工作、具体指挥都作了肯定，有许多地方是夸大其词和美化的描述，而广东省委的决议基本上否定了起义领导机关的工作。（3）中央决议认为广州起义的失败原因主要是敌人力量过于强大，因而没有像对待南昌起义的前委那样追究领导责任的意见，而广东省委决议则认为失败原因主要是以知识分子为主的领导机关的机会主义和其他错误造成的，因而要追究起义领导人的责任。

李立三和广东省委收到中央1月3日决议后大光其火；而中央收到广东省委1月1日决议之后也表现了愤怒。

为了解决分歧，1月25日，中央写信给广东省委和李立三，指出广东省委在广州暴动问题同中央的意见分歧“的确是重大的问题”，要求省委服从中央的意见，并派邓中夏来港代理书记，李立三则到上海向中央面谈。邓中夏到香港以后，在2月中旬主持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李立三列席了会议。会议说明中央决议的正确和省委决议的偏差，决定按中央的根本精神进行宣传，但是同时还强调中央决议确有些与事实不符，还坚持“政治纪律不能取消”，“改造党仍是要积极进行”。会后李立三即动身去上海向中央汇报。二者的分歧在经过讨论和批评后，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广东省委取消了一月决议，党中央也根据事实对《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做了一些补充和订正。

2月，广东省委机关遭到破坏。代理省委书记邓中夏、罗登贤等四位在港常委全被港英当局捕去。因此，2月24日，李立三回到香港后，“一切均需从头做起”，李立三不得不又一次收拾残局，第二次进行恢复省委和党组织的艰苦工作。他一方面多方设法营救出邓中夏等被捕同志，一方面全面恢复省委工作。他决定在未被捕的省委常委的基础上，补充了陈郁、黄焯、黄钊等三人，加上他本人，组成了新的七人常委会，并且立即重新部署了全省工作。4月，根据党中央下达的关于贯彻执行共产国际决议案的第四十四号通告，李立三也从执行“左”倾政策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他下令停止盲目暴动的部署，大力抓党组织的整顿和建设，在《广东省委通讯》上发表几篇文章，加强了党内思想理论和政策的宣传，还同恽代英讨论了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广东工作逐渐脱离了“左”倾政策，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不久，中央发出了在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的通知。李立三以广东省代表团长的身份，从海上到大连，经哈尔滨会同周恩来等同志去苏联。从此，李立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再也没有来到广东。

（编写：魏法谱）

（来源：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名人在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