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代英（1895—1931），原籍江苏武进，出生于湖北武昌，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国青年运动著名领袖，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5月，被党派到黄埔军校，任政治主任教官。1927年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广州苏维埃政府秘书长。1930年5月6日，恽代英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1年4月29日，他被杀害于南京，年仅36岁。
恽代英（图片来源：南京党史）
怒斥国民党右派反共谰言
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通过了继续执行孙中山的遗嘱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决议案及弹劾西山会议派的决议案，作出开除邹鲁、谢持国民党党籍，给予林森、戴季陶警告处分的决定。
恽代英出席了国民党二大，是出席大会中共党团的干事之一，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他坚决赞成对那些破坏国共合作的右派首要分子给予党纪处分。会上，他正气凛然怒斥分裂统一战线的反共谰言，并指出：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不是说空话，而是要执行，共产党人誓为实现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而奋斗到底的决心。“如果本党丢了三民主义，我便要反叛起来，这是没有什么客气的。我的入党是因为想做官吗？想认识某要人吗？我完全是因为国民党能反对帝国主义、军阀，为被压迫农工利益而奋斗所以来的。如果国民党有一天和帝国主义妥协，和军阀勾结，和大多数的农工反对，这是冯自由的国民党，已经不是总理的国民党了，到那时，我一定起来反对，和现在反对上海的伪中央执行委员会一样”“总而言之，各位同志不要管我是不是共产派，只要问我是不是实行三民主义，如果有违背三民主义去做反革命的事情，便马上可以拿去枪毙，如果没有，便不能开除，我的理由这里说得很明白了，如果你说我是共产派，我这个共产派便是这样主张的。”这一旗帜鲜明、革命到底的坚定立场，铿锵有力的语言，不仅是对西山会议派和戴季陶之流的当头一棒，也是对隐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反革命严重警告。
大会结束后，恽代英留在广州工作，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区委军委委员。继续与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的新老右派作坚决斗争。同时他还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如1926年2月17日，出席欢迎省港罢工工友代表大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2月21日，应周恩来邀请，出席东江各属行政会议，并巡视潮汕各地半个月，发表了《旅行潮汕的感想》，刊登在《人民周刊》第七期上，热情赞扬周恩来领导下潮汕各地取得的斐然政绩。他还应邀到李富春任主任的政治讲习班去主讲《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五四运动》，又到毛泽东任所长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讲《中国历史概要》和时事政策，到邓中夏任院长的广州劳动学院讲授《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等，并把这些演讲稿整理成册，交由国光书店出版。
恽代英是著名的青年运动领袖，在广州期间自然十分关心共青团的工作，经常到团广东区委指导工作，热情为李求实主编的团区委机关报《少年先锋》撰稿，仅从《少年先锋》一至十期的统计，就发表了他的文章共14篇。这些文章主要内容是教育广大青年正确认清形势，坚持革命斗争，树立远大理想，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恋爱观，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等。由于他的文章短小精悍，结合青年实际，深刻生动，所以深受广大青年的欢迎。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在《中国青年》上以“DY”的笔名发表文章赞扬：“《少年先锋》的文字是短劲的，一句一字都不是浪费的，尤其是恽代英的文章，好像只绣花针，只一刺就刺破了那大气球。”
开创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1926年3月底，中共广东区委派恽代英到黄埔军校任政治主任教官、中共党团书记，以加强左派的力量。政治主任教官的职权是“督同各教官负责实施政治教育全部大权”。
恽代英到任以后，大刀阔斧进行教学改革，加强政治科的教学工作：一是把教育课程由14门增到26门；二是在教学方法上采取灵活多样形式，除课堂授课外，还采取政治讲演、讨论会、政治问答、政治调查等方式进行；三是成立宣传队、血花社表演文艺节目；四是编印参考资料发给学员和革命军。恽代英亲自编写《政治学概论》《党纪和军纪》《军队中政治工作方法》等。
恽代英编写的黄埔军校教材《政治学概论》（图片来源：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在黄埔军校学生中，思想很活跃，政治观点不同，斗争也很复杂尖锐，校内有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核心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左派组织和以国民党右派为骨干的孙文主义学会。两派矛盾很深，孙文主义学会还经常向青年军人联合会寻衅打斗，耍流氓，“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以所谓平息“党务纠纷”为名，下令取消这两个对立的组织，另外成立黄埔同学会，他亲自出任会长，这表面上貌似公平，其实不然，因为黄埔同学会的主要骨干绝大部分都是原来孙文主义学会的右派，把黄埔同学会变成蒋介石控制的御用工具。因而矛盾与斗争并没有解决。两派斗争的焦点是如何对待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态度上。因此，恽代英作为政治主任教官，在演讲或写文章时很讲究斗争艺术，在他编写的《军队中政治工作方法》一文中，就借解释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真谛来阐明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指明两者并不矛盾，并引用孙中山所说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句话进行详细解释：“本党因为要实行三民主义，所以最重农工运动，而有些人一听到人家说农工运动，便说，他是共产党员，他来宣布共产主义了，难道农工便只是与共产党有关系的么？党的宣言、国民政府的宣言，都明明说注重农工运动，保护农工利益，帮助农工组织，大家却偏偏不懂。国民政府的宣言甚至还说过，土地是用以养人的，不应该占为私有，地主不耕田而收租，这是不当之利。这些话有几人敢为党宣传呢？……我们天天讲三民主义，却是有一大批三民主义的信徒，思想上根本是与三民主义相反的……”因此“我们必须使一切士兵对三民主义，有很正确的认识，非此不能保证我们的军队永远站在革命的战线上，为本党的主义奋斗到底。”这样就巧妙地把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宣传共产主义理论结合起来，不仅得到左派的支持，中间派也觉得有道理，右派虽内心反对，却抓不到什么把柄，只好哑口无言。
恽代英知识渊博，有很深理论修养，是位出色宣传鼓动家，黄埔军校的学生最喜欢听他讲课和演讲。他主讲的课程有社会发展史、社会问题、帝国主义侵略史、国际政治等。他讲课的特点是很少坐在教室内，常把学生带到操场上，中间摆一张桌子，学生围坐在四周，他穿着长衫，戴着眼镜，站着讲。由于他善于理论联系实际，用对比方法，生动活泼，又诙谐幽默而且很有说服力，学生听得津津有味，全神贯注，讲完课容许学生提出疑难问题，然后一一解答。
恽代英不仅讲课很受欢迎，演讲更为精彩。1926年秋，在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举行毕业典礼上，恽代英向即将输送到前线革命军中去参加北伐的同学作临别赠言时，作了精彩演讲。他从世界潮流、国内形势，谈到乐观的革命前景，和可能遇到的困难，嘱咐大家到了前线，应该和民众打成一片，团结进步力量，讲究斗争的艺术，来逐步改造旧军队，使之成为真正的革命军队，才能实现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宏伟事业。由于他的讲演有针对性，亲切感人，两个多小时的讲话，就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全场二千多名师生专心倾听。
恽代英在黄埔军校工作虽然不到一年的时间，却成绩卓著，政治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开创了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新局面，他也成为最受学生爱戴的老师之一。为了把黄埔军校行之有效的一套政治工作制度推广到所有北伐军中去，他在1926年10月28日于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执委和各省代表联席会议上，极力提议并支持通过关于军队中必须设立党代表的决定，特别强调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担任广州苏维埃政府秘书长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军于1927年8月1日，发动南昌起义，恽代英参与领导了这次起义，任由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并随起义军南下潮汕，然后撤退到香港。
10月15日，恽代英在香港参加了中共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讨论在广东举行暴动的形势，制定“最近工作纲领”，决定将全省工农讨逆军改为工农革命军，废除青天白日旗，改用以斧头镰刀作标志的红旗，扩大土地革命，建立政权等十大计划。会议改组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张太雷、周恩来、恽代英、黄平、杨殷、彭湃等人组成新的南方局，张太雷为书记；广东省委由36人组成，张太雷兼任书记，恽代英为常委、宣传部长，负责主编省委机关刊物《红旗》半周刊。1927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讨论通过《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改组广东省委，张太雷、恽代英、张善铭、黄平、陈郁、黄谦、周文雍等七人组成中共广东省委员会，还决定加紧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11月26日，张太雷由香港到广州，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作出立即发动起义的决定，并成立了起义总指挥部——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张太雷任总指挥，周文雍、黄平为委员。28日，张太雷给留守香港的恽代英和张善铭写信，通报关于省常委会议的有关情况，要他们将信报中共中央。
12月6日，恽代英回到广州，参加了在六二三路调元坊一个地下联络站举行的省委紧急会议，张太雷主持会议，恽代英做记录，会议确定广州苏维埃政府人员名单，通过了由恽代英起草的《广州苏维埃政府告民众书》《广州苏维埃政府宣言》等文件。会后，恽代英赶紧安排地下交通员到澳门党的地下印刷厂印刷文稿和宣传材料。
1927年12月11日凌晨1时多，恽代英陪同张太雷、叶挺等领导人往教导团举行誓师大会，教导团官兵大多数是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学生，恽代英曾经是他们的政治总教官，当他突然出现在面前时，大家精神为之振奋。在张太雷作了简短动员后，恽代英接着发表讲话，最后，叶挺宣布了作战部署和任务。
恽代英简短有力充满激情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教导团官兵的士气。当3时30分起义的信号弹划破夜空之后，他们便英勇地投入了战斗。“夜半枪声连角起，广州工农兵起义”。教导团官兵分三路投入战斗后，梁秉枢等率领的警卫团，吴毅、王侃予等率领的黄埔军校特务营以及周文雍指挥的工人赤卫队，犹如万箭齐发，向各自的目标发起勇猛的进攻。花县、清远、广州市郊的农民武装也举行起义。经过数小时的战斗，起义军攻占了广州市公安局、国民党省党部和省政府等重要机关，控制了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地区。南海县和广州市郊的农民武装及广三线铁路工人赤卫队攻占广州西南郊石围圹火车站、大沥镇及佛山外围地区。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部分革命者也参加了起义。12月11日上午6时许，在市公安局竖起斧头镰刀大红旗，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恽代英任秘书长，留在指挥部处理各种紧急事宜，其他领导人都到前线指挥战斗。恽代英负责刚诞生的广州苏维埃政府的大量具体事务，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但他的心情却十分高兴。
起义军占领公安局后，打开拘留所解救被囚禁的共产党员和群众，图为拘留所（图片来源：广州市公安局档案馆）
起义的第二天，敌军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支持下，从各地向广州市区反扑，起义军虽进行英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难以坚持，加上张太雷又不幸牺牲，形势十分危急。这时恽代英已意识到，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应该及时组织撤退，转移到海陆丰与彭湃的农民革命军结合，再图发展。他把这种想法告知警卫团前来联系工作的陈同生，要他回去转告警卫团的领导，作好转移的准备，等待指挥部的命令。到了12月12日黄昏时候，起义军总指挥叶挺和聂荣臻登上财政厅大楼天台观察战况时发觉，敌军已占观音山（即越秀山）制高点，东、西、南面的敌人已向市区反扑过来，形势万分紧急，便毅然作出起义军向市区北部转移，然后到东江与当地的农军汇合的决定，聂荣臻即回到苏维埃政府办公厅，将叶挺决定转告留守在那里的恽代英和陈郁。正好这时陈同生又前来打听消息，恽代英便将起义指挥部的决定告知，要他立即回去传达撤退的命令。恽代英和陈郁坚持在指挥部，通知起义军转移，直到12月13日上午，才最后撤退去香港。
寄语革命者应有韧性
恽代英到香港以后，即为中共广东省委赶写“广州暴动经过”报告给中共中央，继续主编省委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张太雷牺牲以后，中央派李立三先以巡视员，后为广东省委书记来领导广东的党组织。
1928年1月，李立三在香港主持召开省委全体会议，总结检讨广州起义失败原因。他过分追究个人的责任，采取惩罚主义的办法对所有参加广州起义的领导人进行严厉的党纪处分。恽代英以“工作毫无成绩”，被开除省委委员、省委常委的职务。恽代英胸怀坦荡，不计较个人得失，顾全大局，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并从积极方面去考虑问题，提出“我们应该把广州暴动的经验总结好，向全党公布，让大家明了，从中吸取血的教训，学习更多领导暴动经验，指导今后工作”。不久，中央纠正广东省委错误决定，恢复了恽代英广东省委委员、常委的职务，继续留在广东工作。
关于广州起义失败原因，恽代英当时认为从客观上来说，敌强我弱这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但从主观上检查也有一些错误，比如没有更广泛发动群众，没及时镇压反革命等。起义失败后，他写了《广州暴动与工会》的文章中就明确指出：“苏维埃政府宣布要做许多事，但自己的精力顾不到，又没有正式布告将权交给各工会去做……以致广州市工人、店员及一般贫民，虽有二三万人参加暴动，大部分群众仍旧没有起来，反动势力重新攻入广州，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恽代英以革命家的气概，对待革命过程中遇到的失败与挫折，他勉励身边一起战斗的杨广“努力干下去，革命是要有韧性的，要用百折不挠的精神去征服一切”。又对年仅20岁的陈同生说“挫折是不可避免的，要经得起挫折，只有不怕失败的人，才有再战的勇气，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一定要从中学到东西”“我们吃尽苦中苦，而我们的后代则可享福中福。为了我们最崇高的理想，我们会舍得付出代价的”。这一席富于哲理的话，陈同生一直铭记在心，终生不忘。
恽代英在广东工作到1928年8月，领导机构虽作多次调整，但他一直是省委常委。同年秋因工作需要，恽代英调往上海中共中央工作。他在广东时间不长，却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作出了重大贡献，至今广东人民还深深怀念这位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穿着长衫演讲的革命鼓动家——恽代英烈士。
（编写：胡提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