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1899—1935），江苏省常州市人，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革命文学事业重要奠基者之一。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军逮捕，6月18日就义，时年36岁。瞿秋白在36年短暂人生中与广东结下不解之缘，正是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上，他开始崭露头角，赢得共产国际、中共党内各方人士的信任与尊重。
在中共三大上展露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素养
1923年1月，瞿秋白从莫斯科回到北京。维经斯基致信在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要求精通俄文的瞿秋白到刚刚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遭到马林的拒绝，马林很欣赏瞿秋白的才华，他更需要瞿秋白协助他在中国开展即将开始的国共合作，在“争夺”瞿秋白过程中，最后维经斯基做出让步。
1923年5月下旬，瞿秋白赴广州参加中共三大的筹备工作，在中共三大正式开幕前，中央先举行两天的预备会议，分工起草会议的各项决议案。瞿秋白最为忙碌，他除了主持起草党纲草案外，还要参加党章的修改工作。此外，他还要和张太雷一块将共产国际的有关决议翻译成中文，印发给大会代表讨论。
1923年6月中旬，中共三大在广州恤孤院后街31号召开。这次大会以决定实行国共合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作思想、理论、策略上的准备，载入中国革命史册。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 瞿秋白、 张太雷、张国焘等30多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参加会议，瞿秋白则是以苏俄归国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共三大的。大会以共产国际同年1月通过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为依据，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中共三大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立场，也正确地估计了将国民党改造为革命联盟力量的可能性，决定和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帮助把国民党改组为民主革命同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
共产党员是否加入国民党？成为中共三大讨论的中心议题。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观点，片面地强调共产党的组织独立和政治批评自由，而低估了国民党的革命作用，错误地认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将会导致共产党的腐化，丧失独立性，因而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瞿秋白、陈独秀、张太雷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不同意张国焘等人意见，赞成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当时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了解得并不是很透彻，在理论上难以说服张国焘。马林既不了解中国国情，也不会说中国话，所以争论主要在瞿秋白与张国焘之间进行。
瞿秋白与张国焘之间的分歧，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的性质。当时全党对反帝问题没有原则的分歧，而对国内阶级结构的分析上，张国焘夸大中国资本主义的力量，忽视和低估封建主义的势力，只强调反对帝国主义，从而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混淆了敌友；瞿秋白充分分析中国国情，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还不是很成熟，封建势力依然很强大，应该把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作为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强调中国民主革命任务既要反对帝国主义，更要反对封建主义。第二，关于联合的对象问题。张国焘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所以无产阶级只能与小资产阶级联合；瞿秋白则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以要与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瞿秋白文质彬彬，气度儒雅，以理服人，娓娓道来，说服了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
在关于国共合作的策略问题上，瞿秋白与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产生分歧。
陈独秀和瞿秋白，一位是前辈长者，一位是后起之秀。1917年瞿秋白在北京俄文专修馆读书时，曾到北大旁听过陈独秀的课，同时还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热心读者。1922年底，陈独秀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瞿秋白担任他的俄语翻译。瞿秋白回国以后，陈独秀让他主编《新青年》季刊，对他十分器重。然而在国共合作的策略问题上，两人意见竟是如此不同。
《新青年》（季刊）第三期（图片来源：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
陈独秀虽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赞成国共合作，但他又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片面夸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力量，忽视和放弃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他从法兰西革命的角度，提出了“二次革命论”来指导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瞿秋白则从列宁的故乡学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并试图用以剖析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社会和阶级、革命的对象和革命的动力，制定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这样两个革命者的革命观，自然会产生分歧。
几乎与中共三大召开的同时，瞿秋白主编的《新青年》季刊和《前锋》联袂问世。瞿秋白撰写的《新青年之新宣言》鲜明宣告：“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能担负此等伟大使命。中国社会中近年来已有无数事实，足以证明此种现象——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何况资产阶级其势必半途而辍，失节自卖，真正的解放中国，终究是劳动阶级的事业。”然而，在陈独秀为《前锋》撰写的《本报露布》中则声明：“我们认为国民运动是中国国家生命之救星，是备受压迫过困苦生活的全中国人民之救星；我们在此运动中，不敢说是领袖，更不敢说是先觉，只愿当前锋，只愿打头阵。”两位共产党人同时发出的宣言，如此大相径庭，判若两种体系。他们之间的分歧，完全不是个人意气之争，而是代表了共产党内对于国民革命的两种指导思想。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这两种思想分歧愈来愈大，终于影响了大革命前途命运。中共三大上，瞿秋白与陈独秀、张国焘在论争，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注意，瞿秋白的政治才能得到了充分展示，他的一些观点让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所折服，会议期间，马林在许多问题上征询瞿秋白的意见。
会议闭幕当天，马林致信越飞、达夫谦，汇报中共三大情况时，写道：“中国的领导同志陈独秀、李大钊在年轻的瞿秋白同志帮助下，在代表大会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大家想在国民党内引导这个政党去执行国民革命的政策。瞿秋白曾在俄国学习过两年，他是这里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同一天，马林在致共产国际及联共（布）的负责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狄克的信中写道：“在主导地位的看法是愿大力支持国民党，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就持有这个看法。李大钊教授和他们最好的助手年青的瞿秋白同志与他看法相同。瞿秋白曾俄国学习两年，他是唯一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回国后，他发表了一本关于我国的书，该书起初获陈独秀的极好评价。瞿的确是唯一能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实际情况的同志。”马林所说的“一本关于我国的书”即瞿秋白写的《赤都心史》一书，陈独秀曾将该书推荐给胡适，请胡适帮助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国共合作中展现担当实干精神
1923年下半年，国共合作进入了实际组织工作的阶段。10月6日，苏联代表鲍罗廷抵达广州，协助孙中山完成国民党改组工作。当时国民党内反对国共合作的右派势力不小。还有一些人看到国民党处境困难，只是希图得到国内外革命势力支援而暂时赞成联共政策。真正拥护和执行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在国民党内是少数，如宋庆龄、廖仲恺等。此种情况下，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工作，不得不倚重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重要活动家，积极参与和支持孙中山实现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决策。
马林向鲍罗廷推荐瞿秋白，说他是中共党内除陈独秀、李大钊之外“最好”的同志，也是中共“唯一真正懂得马克思理论的人”“唯一能够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实际情况的同志”。鲍罗廷相信马林的评价，甚至未与中共中央认真协商，就指名把瞿秋白调到广州。10月初，瞿秋白离开上海赶赴广州，担任鲍罗廷的助手，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923年底，李大钊经由上海会见陈独秀后到达广州，与先期到达的谭平山、张国焘、瞿秋白一起组成指导小组，以指导出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共党员。瞿秋白住在鲍罗廷在东山春园的公馆，担任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鲍罗廷时常邀请李大钊及其他中共代表到公馆商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草案，是由鲍罗廷、瞿秋白、汪精卫、胡汉民等草拟的。宣言草案先在上海、广州进行了讨论，参加上海讨论的有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瞿秋白以及蒋介石等。在广州，鲍罗廷、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瞿秋白进行了长达15个小时讨论。瞿秋白将用俄文起草的宣言草案翻译成中文，提交宣言草案小组进行审定。在广州期间，瞿秋白应青年团广东区委和广州地委的邀请，向青年团骨干分子作了题为《三民主义》的报告，阐述三民主义学说的新内容，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实现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思想。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瞿秋白和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张国焘等共产党员出席大会，促成大会的成功。大会通过的宣言，孙中山深感满意：“此次我们通过宣言，就是从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宣言规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经过改组后的国民党开始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反帝反封建就成为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瞿秋白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按照国民党当时的情况，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样担负实际责任。瞿秋白经常奔波于上海、广州之间，负责处理两党合作问题。因此，有人说他主持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不管部”。
7月11日，根据孙中山的建议，国民党中央设立政治委员会（即中央政治会议），以辅助孙中山应付时局，规划政治方针。孙中山自任主席，委员包括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瞿秋白、邵元冲、伍朝枢，聘请鲍罗廷为高等顾问。瞿秋白先后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多次会议，讨论诸如设立统一训练处、进行北伐等巩固革命政权和扩大国民革命运动影响等重大问题。
这一时期，瞿秋白除在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外，还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指导工作，担任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编辑和撰稿工作。他撰写《中国解放运动之公敌》《五一节之四十年》《反帝国主义运动与国民党》等文，号召中国人民觉悟起来，实行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挣回民族主权，挣得国民权利。在国共合作大业中，瞿秋白是一位卓越的革命者，他用自己的才华、实干和奉献精神，以极高的政治敏锐性，积极将国共合作推进深入，扩大了国民革命运动在社会民众中的影响。
在击退反共逆流中展示革命斗争精神
在国共合作的热潮中，始终潜伏着一股逆流。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顽固反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反对吸收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反对革命统一战线，反对实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
国民党正式改组之前，邓泽如等11人就联名上书孙中山，“弹劾”共产党人帮助国民党改组的所谓“阴谋”。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冯自由等攻击共产党员“跨党”，企图破坏国共合作。改组后，囿于共产党人掌握中央和地方相当大一部分权力，更加引起右派的嫉视和反对。从1924年3月到6月，先后有冯自由、孙科、黄季陆等人多次向孙中山当面控告或呈文检举共产党。6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事先征得蒋介石等同意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书，并上书孙中山，要他“督促中央执行从速严重处分，以维根本”。攻击“中国共产党员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加入本党为党员者，实以共产党党团在本党中活动，其言论行动皆不忠实，违反党义、破坏党德，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弹劾书所谓的证据，主要是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几份文件以及《新青年》《向导》《民国日报·觉悟》刊登的批评国民党的文字。
右派弹劾共产党案一出，汉口、北京、上海、广州、港澳等地右派势力纠集成伙，纷纷上书，攻击“跨党”共产党员和青年党员。广州《民国日报》《民权旬报》也出现了“清党”叫嚣。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1924年提交给中央执行委员会的10件议案中，竟有4件是反对国共合作的。
面对右派猖獗反共分裂活动，忠诚于国共合作事业的共产党人不得不奋起反击。此时，瞿秋白新婚妻子王剑虹正患有严重肺病，已非药物所能医治，瞿秋白就在妻子卧病床边，一边写作，一边照料。7月间，王剑虹去世，年仅21岁。瞿秋白悲痛万分，但此时广州严峻的斗争正等待着他。丧事一办完，他便束装就道，匆匆赶往广州。
1924年8月1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广州召开。瞿秋白和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伍朝枢、鲍罗廷等出席了会议，就解决党内纠纷问题进行原则性讨论。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开幕，连续三天讨论弹劾案问题。在右派分类言论迭出之际，瞿秋白起立发言，他先从国共两党的指导思想和性质上，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是否有合作可能，说明国民党在组织上有否与共产党合作的必要，然后就弹劾案的核心问题即所谓“党团作用（一致行动）之嫌疑”，予以有力驳斥。他说：
瞿秋白的发言使国民党左派深感认同，右派无从反驳。8月20日，瞿秋白出席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个草案，文件指出：“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团体格以分裂者，亦有类于杞忧”“证之本党改组以后发展情形，益可以无疑”。这两个草案在8月21日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通过。
反击右派弹劾案，是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对右派势力是一场尖锐斗争，最后以右派反共活动暂时失败而告结束。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良好合作，使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于是有讨伐广东反动势力的东征和南征的胜利；有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发起；有工人运动复兴、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有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国共两党加强合作，有益于两党的发展壮大，促进了大革命的高涨。
广州的反击右派斗争结束以后，瞿秋白继续留在广州。此时正是英帝国主义支持的广州买办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武装商团蠢蠢欲动之际，形势日益紧张，而广州革命政府犹疑不决。中国共产党发表公开政治主张，力促以孙中山坚决以武力镇压反革命暴乱。9月23日和10月2日，瞿秋白先后撰写“广州通信”《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压迫下之孙中山政府》《广州印刷工人罢工之经过》发给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前一篇文章对国民党内左中右三派在此次事件中的政治面目及其本质，进行了具体分析，他提出“国民革命的分化，在这次事变中已经看得非常清楚。还要保存国民党历史上革命光荣的人，究竟愿意走进那一条道路？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他把革命阵营的分化和革命的前途联系起来，用严酷的阶级斗争的现实，告诫一切革命党人：妥协让步是没有出路的，必须坚持革命的道路，用武力镇压反革命武装叛乱。后一篇文章就广州政府镇压印刷工人为反对报界公会资本家而举行罢工一事，指出，印刷工人为反对报界资本家的压迫，提出的正当要求是无可非议的，并不是与政府为难，更不是“破坏宣传机关”。工人的要求是“赞助国民革命”“是以工人实力赞助国民党镇服广州党内党外的反革命派，并且达到自己的绝不能稍缓的经济要求”。事实证明：工农群众是衷心拥护革命的广东政府的，他们后来积极参加了对商团叛乱的武装镇压行动，并且在以后的一系列斗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0月初，瞿秋白离开广州回到上海。国民革命的火焰正在中国大地燃起，他依然那么勤奋，那么忘我，那么生机勃勃，那么英勇斗争，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自己，燃烧自己，虽经历挫折和苦难，依然无怨无悔，直至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
（编写：苗体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