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夷（1914—2005），河北威县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6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80年至1985年间，任仲夷于广东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成为推动广东先走一步继续向前发展的重要人物，是改革开放初期闻名全国的“闯将”。
任仲夷上任广东前在中南海（图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赴粤上任
时间刚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顺应时代潮流，打开了对外开放大门，历史正翻开新的一页。此时，中共中央决定调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杨尚昆回北京工作，并决定将原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原国家轻工业部长梁灵光调往广东，接替其职。
任仲夷之所以受命承担这一重任，其原因是无论在政绩方面，还是在思想理论、胆识气魄和才干方面，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中央经过反复挑选，最后确定由他来执掌祖国南大门。任仲夷和梁灵光赴粤前，1980年10月31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万里、韦国清、姚依林、谷牧等先后接见了他们，并且和他们作了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谈话。
1980年11月15日，广东省委在中山纪念堂举行干部大会。习仲勋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任仲夷、梁灵光任命的通知，会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掌声里充满了对中央抉择的衷心拥护，表达了广东人民的殷切期望。
1980年11月，任仲夷（站立者）在广东省府礼堂与省市干部见面，表示将与广大党员干部一道，贯彻中央特殊政策（图片来源：河北党史）
任仲夷向大会传达了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他们时对广东工作所作的最新谈话的内容，并作了讲话。任仲夷首先强调团结问题，他说，“我们必须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切实加强党的团结。”“不管过去有过什么毛病，互相有过什么恩怨，只要现在拥护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且努力工作，就是好同志。在这个大前提下，大家都应当捐弃前嫌，团结起来，同心同德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任仲夷继续讲的第二点是，必须按照中央领导人要求，把广东经济进一步搞上去，把人民生活进一步搞好。他向大家交底：“要把经济搞上去，必须发挥广东的优势。中央批准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央授权广东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增大了地方的权力；二是允许广东对外更加开放，要使广东成为国家对外联系的枢纽和橱窗。”他又进一步为大家消除思想顾虑，要求各级干部大胆解放思想，他说：“中央给了我们这样大的权力，现在就看我们敢不敢用这个权力。我们应当大胆地使用它，并且学会善于使用它。”说到这里，他抬起了头，清了清嗓门，声音更加清楚了，“特殊政策要真特殊，灵活措施要真灵活，先走一步要真先走，不然还是空的。”任仲夷讲话完毕，会场上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真抓实干，创深圳速度
作为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把特区工作摆到很重要的位置，亲自抓特区的建设工作。他上任不久，即和梁灵光驱车前往深圳、珠海视察。任仲夷等人抵达深圳时，经济特区建设刚起步，建筑工地一片繁忙，到处车水马龙，尘土飞扬。任仲夷不顾一路颠簸，舟车劳累，抵达市委后，立即听取了工作汇报，又找人谈话，常常工作到深夜。他还专程前往蛇口看望正在当“开荒牛”的袁庚。
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和考察，任仲夷和梁灵光发现深圳领导班子不够协调，与邓小平提出“杀出一条血路来”的要求和中央对广东在对外开放中先走一步的急切期望尚有差距。任仲夷和梁灵光都认为，要认真搞好特区，为广东、也为全国作出示范，特区的步伐要加快，应当大干一场。
任仲夷长期在地方第一线工作，深知精兵强将的作用。他想，开发国内前所未有的经济特区，必须要有一批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开荒牛”，才能打开局面。他和刘田夫、梁灵光等人商量，决定对深圳市领导班子马上进行调整。他们认为省委书记吴南生兼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期间，为深圳特区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作出了重要贡献，调他回来，主要是让他负责三个特区的指导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经过挑选，认为调广州市委常务书记梁湘出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最为合适。然而，梁湘建国后一直都在广州工作，不想离开广州。任仲夷等反复做梁湘的工作，希望他去深圳，省委会全力支持他。梁湘最终还是接受重任，同意到深圳去。他提出，要从广州等地调些骨干，任仲夷等全力支持他。先后调了一批既有实干精神又有才华的干部到深圳，及时调整深圳市领导班子。实践证明，任仲夷等这一次对深圳领导班子的调整，是正确的。梁湘是个实干家和典型的“开荒牛”，他率领深圳人民艰苦创业，特区建设从此走上了快车道，上演了一场场威武雄壮的活剧，创造了名闻遐迩的“深圳速度”。
同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任仲夷就特区问题作专题发言。任仲夷针对特区“香港化”、“特区就是租界”之说，在中南组的讨论会上，以满腔热情和坚定信念，肯定特区这一新生事物。他说：“我们之所以办特区，完全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外国的利益。进行一些自愿互利的经济合作，是以不损害我国的主权为前提条件的。为了我国的利益，才给来与我们进行合作的那些人一定的利益。主权完全在我们手里，那里的政府、警察、军队都是我们的，执行我国的法律。这有什么危险呢？没什么危险！办特区，确实给我们带来好处。”
他还列举自己到深圳、珠海考察时所见所闻，以切身体会称赞特区新气象。“以与香港一街之隔的沙头角公社为例，全公社当时人口1300多人，解放以来往香港外流的2600多人，等于两个沙头角。前几年，每年外流120多人。从1979年开始，外流大大减少，到了1980年，不仅没有出走的，以前去到香港的人还有些要求回来。”他告诉与会的同志们，“看到特区社会安定的事实，完全应当解除顾虑和担心。”
1981年5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的会议。自中央提出在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来，两省各项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始终有人对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忧心忡忡。一怕滑上资本主义道路；二怕乱了国民经济全局；三怕犯错误。某些部门对广东的做法显然持怀疑态度。不少文件都加上一句“广东、福建不例外”。
任仲夷和福建的负责人坦诚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两省要求中央进一步松绑放权，让两省可以发展更快一些。因此，任仲夷和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在会上提出，能不能定出几条杠杠：第一，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三，坚决完成中央规定的任务；第四，不做特殊党员；第五，执行统一对外政策。在这几条大原则下，中央就不要管死我们，放手让我们去闯。休会期间，两省的同志和中央部委有些同志开玩笑说，在这几条大杠杠下，你们把我们忘掉好了，不要老说我们“不例外”。
会议在谷牧主持下开得很成功。大家在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会议较好地协调和解决了中央有关部门和两省条块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松绑放权，以利于两省真特殊，真灵活，真先走。
9月底10月初，省委、省政府在广州召开省三级干部会议。会议传达了国务院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精神，检查总结两年多来经济特区建设情况和经验，讨论如何进一步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把两省经济搞活的问题。会上，任仲夷对广东的改革开放提出自己的见解：“对外开放，对内放宽，对下放权，全国各省都适用，都在试验，广东应该加一个‘更’字，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不加‘更’字和全国一样，就没有特殊了。”
1983年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深圳经济特区，任仲夷作陪，胡耀邦肯定地说，特区是新事物，同志们搞得不错，敢于创新，是很有成绩的。胡耀邦还即席题词：“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谷牧后来视察广东三个经济特区时，赞同胡耀邦对特区的这一评价，认为评价公正，符合实际。6月25日，谷牧又传来邓小平的指示，经济特区“现在办得不错，中外承认，不存在抹掉不干的问题”。这对任仲夷与广东省委，是最大的支持、鼓舞和鞭策。
任仲夷与胡耀邦亲切交谈（图片来源：河北党史）
任仲夷被召“二进宫”
1982年2月10日，一架波音客机载着一批“神秘”的乘客从白云机场腾空而起，向北方飞去。机上的乘客有任仲夷、刘田夫、李坚真、梁灵光等18位广东省的党政负责人，还有一大批随行人员。只见大家神情严肃、沉默寡言，不同以往乘机时那样谈笑风生，海阔天空。广东省委、省政府几乎全部负责人被召到北京开会，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是广东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的第一次最严峻的考验。在这次突然而来的风暴中，任仲夷还差点过不了关。
随着经济特区突飞猛进发展，各地、市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方方面面的经济生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但也有人追求富裕欲望日渐膨胀，甚至有人不顾党纪国法铤而走险，沿海地区出现前所未有的走私浪潮。有些沿海地方，渔民不打鱼，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一窝蜂似的在街头巷尾、公路沿线兜售走私货。1981年底，中央政治局常委看到中纪委一份《信访简报》刊载的《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上面披露了广东省一些干部，包括某些担负一定领导职务的干部极端严重的走私贩私的犯罪活动。中央领导对此十分关注，先后作了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的批示最为严厉：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中央高层甚至还有人大声质问：“任仲夷还是共产党员吗？”
198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以2号文件的形式发出了《紧急通知》，措辞激烈地指出：“对于这个严重毁坏党的威信，关系到我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全党一定要抓住不放，雷厉风行地加以解决。对那些情节严重的犯罪干部，首先是占据重要职位的犯罪干部，必须依法逮捕，加以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文件下达后，中央随即派中央纪委副书记王鹤寿、常委王从吾到广东，调查办案。南粤大地顿时草木失色，一片惊慌。14日，任仲夷向省委常委宣读《紧急通知》，并立即决定由李坚真、寇庆延等6人组成领导小组抓贯彻工作。
其实，广东改革开放之初，省委、省政府对走私贩私问题就有所警惕。但由于对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缺乏经验，防范措施跟不上，无论是缉私队伍、缉私装备，还是管理措施都不适应，给海内外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省委在1981年，先后组织两次全省性打击走私贩私行动高潮。第一次是集中沿海各个方面的缉私艇共59艘，分别驻在汕头、惠阳等地区的6个海域，堵截海上走私。第二次是调集部分缉私艇到香港、澳门周围海域巡逻查缉，堵住大规模的海上私货渠道。与此同时，陆上层层设卡检查，并扫荡取缔了沿海18个主要私货市场。全省大规模地开展打击走私贩私的斗争，使得走私浪潮得到了遏制。但是，对这些情况广东省委向中央汇报得不够及时。2月上旬，省委便接到中央通知，要广东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立即赴京开会，进行整顿。任仲夷接到通知，不禁大吃一惊。对省党政领导班子采取这样严厉的措施，可以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
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气氛十分严肃。发了反走私等好几个文件，还有一份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的《旧中国租界的由来》，耐人寻味。会上，有人说：“广东是见怪不俗，习以为常。”有人说：“广东‘放羊’了，对下面管理不严，物价改革放任自流，塘鱼价格放开了，蔬菜等农副产品价格也逐步放开了，物价上涨，群众意见反映强烈。”有人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有的说：“这场斗争又是资产阶级向我们的猖狂进攻。”有的说：“宁可业务上受到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一位主要中央负责人提出：越开放，对干部，对党内越要严。要有一个惩治贪污、受贿的条例。要准备一年开除多少人，杀多少人。广东、福建就是要杀一些人，不杀不行。任仲夷觉得，如果这样大开杀戒，势必对国内外造成重大影响。他内心虽则对此不同意，但没有公开表态。
尽管任仲夷和刘田夫等人进京时已有思想准备，但没有想到会受到如此严厉而尖锐的批评。他们心情十分沉重。会后，任仲夷去找胡耀邦，请示回去如何传达贯彻的问题。任仲夷说，这两天中央书记处、国务院那么多领导同志讲了话，但没有一个传达提纲，我回去后是否要全部传达。尤其有的领导同志言语很尖锐，我认为不妥当，不好公开传达。广东离香港、澳门很近，如果传出去，不仅可能引起广东干部思想混乱，而且在港澳海外也可能会产生“政策变了”的错觉。在珠海去澳门码头附近楼墙上，至今还存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标语，中央领导有些话如果传出去，很可能引起侨胞的疑虑。胡耀邦很干脆地说：“哪些可以传达，哪些不可以传达，由你自己定。”
任仲夷飞回广州，立即主持召开了省委常委第八次会议，研究如何贯彻会议精神。他说，我们要按照《中央紧急通知》以及两省座谈会精神，对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活动，要采取坚决、严肃的态度，要把此事摆到各级党委首先是省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上，下大决心，花大力量，抓紧抓好。当前，要突出狠抓大案要案；抓好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堵塞漏洞。
会议进行期间，2月18日，胡耀邦给任仲夷打来电话说，昨天中央书记处将会议情况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政治局常委对广东的同志思想通不通，还很不放心……本来想亲自到广东和你直接谈一谈，由于实在抽不出时间，所以还是请你到北京来一趟。
原来政治局常委听了汇报后，有的常委认为任仲夷等人对开展打击走私贩私斗争缺乏认识，检查也“不深刻”，还有些问题没“讲清楚”。有人甚至提出，“任仲夷是不是共产党员，是不是金刚钻”的疑问。因此，特召任仲夷再度进京。对此，任仲夷提出：自己到广东时间不久，对情况不太熟悉，希望刘田夫同志同我一起去。胡耀邦表示同意。
2月19日，任仲夷和刘田夫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再度进京。当晚8时许胡耀邦和时任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在中南海接见他们，谈话一直延至深夜。胡耀邦和时任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向他们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指示。胡耀邦说：“根据下边的反映，中央担心广东的同志首先是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对这个问题认识清楚了没有？广东的现状（走私贩私以及执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过程中出现的自由化倾向问题）严重程度究竟如何？能不能按照中央的要求下决心转变这个局势？”“省委抓案件的班子，应当充实加强。仲夷同志应亲自抓。现在广东干部中的风气、受腐蚀的情况究竟怎么样？有的同志反映，至少是令人担心的。牵扯到省上干部的要案，一定要查清。” “干部受腐蚀，有思想上的污染，还有经济上的自由化倾向。常委担心，会不会改变颜色？过去中央定的政策不适当的，中央也要采取措施。” “第一位的是不要被腐蚀，要成为无产阶级的金刚钻。我们许多党员缺乏党性，缺乏党的观念。通过这次工作，要使广大干部，首先是主要领导干部变成金刚钻。省委常委要开个生活会。要争取主动。”
谈话快结束时，胡耀邦十分诚恳地提出：“仲夷同志，你给中央政治局写个自我检查好不好？”他做了一个两手摊开的姿势，说：“我都检讨了啊！”任仲夷不禁愣了一下，接着点头说：“当然可以。我到广东工作虽然才一年多，时间虽短，还是有缺点的。”回到宾馆，在秘书张岳琦的协助下，任仲夷写起检查。他主动承担了责任，对“放宽搞活”考虑得多，对“管”想得少作了检讨。第二天，他先将检查征求了刘田夫的意见，然后送给胡耀邦。胡看了两遍，说可以了。
据任仲夷对笔者说，这份检查，应当说是真心的，但也有违心的地方。在管的方面，我确实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我实在不同意“广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了头”的观点。实事求是讲，广东还有很多该活的没有活起来。这是我自参加革命以来，向中央写的唯一的一次自我检查，遗憾的是手头没有留下底稿。任仲夷和刘田夫这次进京，就是在广东颇为流传的所谓“二进宫”（两次进京）。值得庆幸的是，邓小平等人并没有表态处分任仲夷。
既要搞活，又要管严
1982年2月22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任仲夷、刘田夫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指示，并决定加强反腐蚀斗争的领导，任仲夷亲自抓，刘田夫以更大精力抓这项工作，其他省委常委、副省长也要抓好各自分管部门的这方面的工作。
在2月26日省直厅局以上单位和参加广东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地、市、县委党员负责干部会议上，任仲夷代表省委强调指出：要严肃处理经济领域里的犯罪活动和纠正自由化倾向，抓紧大案要案的查处，不能手软，不能姑息。对经济工作，既要搞活，又要管严，做到活而不乱，管而不死。
3月2日，任仲夷和省委常委听取各地市负责人贯彻中央《紧急通知》情况汇报。他要求各地抓好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抓紧大案要案的处理；研究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完善各项经济政策。必须做到执法更严、纪律更严、管理更严，用“三严”保证“三放”（更加开放、更加放宽、更加放权）。3月20日至4月3日，省委在广州珠岛宾馆召开了省、地（市）、县三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会议，研究和部署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
当时，全省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有地方干部估计，这一定是个杀气腾腾的会；许多县委书记都准备到会上来作检查，挨批评。有干部干脆自带行李，准备随时接受审查与质询。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开会的第一天，任仲夷给他们先吃了一颗“定心丸”，他说：“这不是一个‘杀气腾腾’的会，我们这次会议应当开得热气腾腾的，是一个热气腾腾的会。”事实上，会议还真是开得热气腾腾。与会者一方面谈思想认识，一方面总结经验教训，更进一步坚定了先走一步的决心和信心。
任仲夷代表省委对工作出现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他说：“全省广大干部和群众，这几年勤勤恳恳，努力奋斗，为改变广东的面貌和国家的建设，作出了贡献，缺点错误主要在省委。我们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和经济领域中的违法犯罪活动的严重性、危害性和危险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对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抓得不紧，处理不力；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从发展经济上考虑多，对政治上可能出现的问题考虑少；对工作，看成绩多，看问题少。我认为，在省委里面，又主要应当由我对这些问题负责。凡是过去省委、省政府决定和指示过的事情，错了由省委、省政府负责，下边执行者没有责任。只要不搞各种违法乱纪和犯罪活动，工作上还是允许犯错误。对干劲足、闯劲大的干部应予鼓励。”
任仲夷一番肺腑之言，勇于解剖自己，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与会者无不为之动容，有的同志更流下了热泪。根据中央精神，任仲夷在会上提出“两个坚定不移”方针：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坚定不移。为避免“一活就乱，一管就死”的恶性循环，他提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活越管，越管越活”。
这一年，广东省“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办公室”在全省共抽调了2万多名干部组成各级办案组，抓紧大案要案的查处工作。至1983年8月止，全省查处的经济违法犯罪案件8000多宗，已结案的6000多宗，依法判刑的1000多人，沉重打击了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公开的大规模走私贩私活动已基本刹住。
在任仲夷主持下，广东先后制定了《关于处理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若干政策规定》等10个文件，明确划清政策界限，给一些因经验不足而造成工作中有失误的同志予以改正错误的机会，从而使广大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在先走一步中继续敢闯敢干，大胆实践，大胆探索，使得广东广大干部改革开放的积极性没有因此而受到挫伤，继续保持那么一股锐气，从而使广东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轨道稳步向前。
（编写：卢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