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1904—1971），原名方思琼，广东普宁人。方方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侨务工作领导者。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普宁县委书记，汕头市委书记，闽粤赣边区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南方工委书记，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侨委党组书记、副主任，全国侨联副主席等职。1971年9月21日在北京逝世。

 “不给姓方，我偏要姓方

就叫方方！”

方方出生于广东省普宁县洪阳镇的一个小商家庭。少年立志救国救民，投身“五四”爱国运动。1924年考入第二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和教育。1925年5月，加入共青团，任普宁团支部书记，积极带领进步青年开展革命活动。

1924年夏，方方考入第二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图为第二届广州农讲所旧址（原惠州会馆，现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图片来源：普宁电视台）

他曾写下一首《述怀》诗：

欲抽越王弓，慷慨射潮汐；

欲挥鲁阳戈，回首止落日。

此诗反映了他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精神面貌。

1926年方方转为中共党员，立下“为党牺牲（自己）一切”，革命到底的决心，开始了他一往无前、义无反顾的革命生涯。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方方在潮汕等地参加了许多重要斗争，曾参与领导普宁10万农军攻打县城反动集团的斗争。经过血与火的锻炼考验，迅速成长为一位出色的革命战士，受到彭湃的赞扬。

1927年，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广东当局也制造“四一五”反革命政变，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各地。方方毅然在潮安等地组织工农武装英勇反抗敌人的屠杀，被指名通缉。退至普宁，参加消灭进攻农会的敌军一个连的战斗。同年12月，组织潮安农军暴动，策应广州起义，向世人宣示共产党人不怕流血牺牲的英雄气概。

1929年，方方到八乡山参加了中共东江特委召开的各县代表会议，讨论地方暴动和建立红军问题，会后调任东江特委宣传委员兼职工委书记。秋天，他回到普宁，先任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后任县委书记，认真贯彻党的“六大”决议精神，致力于发动群众工作，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使普宁县的工作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成立了全县农代会。1930年，先后调任汕头市委书记、潮阳县工农革命委员会党团书记。在潮阳大力发展革命武装。当年中共广东省委向中央报告工作时指出潮阳等县均与敌作激烈斗争，红军、赤卫队发挥较大作用。方方参与创建的东江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与中央苏区相互配合，彼此呼应，促进全国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方方的革命活动，引起土豪劣绅极大恐慌，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扬言要把他开除出方氏家族，甚至要杀掉他来“祭旗”。方方得悉后，毫不畏惧，一笑置之，说：“我就是要革他们的命！不给姓方，我偏要姓方，就叫方方！”他还对家人说：“我就是烧成了灰，也要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从此，方方的名字响彻南粤大地。

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派邓发和广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富春到大南山召开闽粤赣边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方方任大会秘书长。大会讨论了把三省边界根据地连成一片和扩大红军等问题。会后他随邓发进入闽西苏区，任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职工委员会书记、《红旗报》编辑、汀连县委书记，发动群众参加苏区各项建设。

1930年11月初，中共闽粤赣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大南山召开，方方任大会秘书长。图为大会旧址——大南山大溪坝村。（图片来源：普宁电视台）

1932年，方方先后任杭武县委书记、上杭中心县委书记兼杭永岩游击纵队政委。他坚决贯彻毛泽东关于加强上杭河西游击战争指示，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反“围剿”斗争，为巩固中央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1933年春，方方在发动群众生产支前和扩大红军工作上都获得优异成绩。他领导的才溪乡，100个青壮年中有88人参加红军。全区共动员2400多人加入红军，在瑞金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表扬了他的工作，赞扬才溪乡是模范乡。冬天，他调任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兼武装部部长，不久，任省委代理书记。后奉命任红军独九团军事委员会主席兼政委，率独九团在连城、宁洋、龙岩三县边界，建立一个纵横300余里，人口四五万的游击根据地，并破坏敌人漳宁筑路计划，有力配合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

中央红军长征以后，国民党军队对闽西游击区采取各种最毒辣的手段，妄图置红军游击队于绝境，部队既缺弹药又缺粮，战士有病无药医，不少同志在斗争中英勇牺牲了，队伍内部又出现叛徒。在这艰苦的岁月里，方方始终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和坚定的革命意志，率领红九团冲出了敌军重围，与张鼎丞部队汇合，成立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方方任常委兼政治部主任。在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方方领导下，红军胜利地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保存了闽西南革命力量。

1937年4—5月间，方方受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派，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闽西南游击战争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对方方说，“你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干部，保留和发展了部队，保留了二十万亩土地，保卫了苏区广大群众利益，这是伟大的胜利”“你们三年的苦斗有很大的功绩”。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方方参加了延安各界抗战动员群众大会，听了毛泽东简明扼要的演讲，使他热血沸腾，暗下决心，为民族的解放、人民的解放打下去。1937年9月，方方从延安回到闽西后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指示，要求提高警惕，在谈判中不要上国民党顽固派的当，克服了领导层中一些合法迁就的右倾思想，使谈判斗争取得胜利，促进闽西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此时，方方先后任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参与创建新四军二支队，调派得力干部到二支队工作，同时举办大规模的训练班，亲自讲课，并做好部队出发前的政治动员和扩军劳军工作，保证了二支队的扩大与顺利开赴抗日前线，成为一支赫赫有名的抗日劲旅。

领导华南抗日斗争

新四军二支队北上后，方方根据国共合作抗日形势和闽西南、潮梅地区特点，提出了“巩固闽西南，大力发展潮梅新区”的方针，广泛组织抗日救亡团体，闽西南农会发展到10余万人，潮梅地区抗日群众组织达20多万人，促进了闽西南、潮梅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后，方方根据党中央关于华南工作“一切为着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布置各地党组织发动群众，开辟农村与山地的游击支点，并亲临潮汕，布置在潮汕铁路沿线开展游击战，抗击日军的侵略。在此前，到香港帮助广东省委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授课培训干部。

1941年春，方方出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领导粤北、粤南、闽西、闽南、潮梅、广西、琼崖、江西、湘南等地区党的组织和抗日斗争。这时，蒋介石加紧其反共活动，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变”。方方根据党中央关于“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立即撤退已暴露的干部，把党的组织由原来的党委制改为特派员制，党员则实行社会职业化。他还与南委副书记张文彬一起研究对琼崖、东江抗日游击队的工作进行指导。香港沦陷后，方方在大埔南委机关，通过电台与党中央、南方局以及东江游击队等方面保持联系，参与指挥营救和安置香港的文化人士，为保护大批文化精英作出贡献。

由于江西、粤北党的省委机关于1941年、1942年相继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敌人带着叛徒到大埔妄图破坏南委机关，搜捕南委领导人。此时，原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关押的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和夫人王勖弃子越狱，经长途跋涉跑回南委，向方方报警。方方镇定而果断地组织干部撤退和隐蔽，并坚决贯彻周恩来同志《对南委行动的指示》，停止国统区党组织活动，制止了事态的发展，使党组织免受更大的损失。方方指出：“撤退不是溃退，组织不能散。”他布置各地留下联络员，为后来恢复党组织活动和发展打下基础。

领导华南地区的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方方任叶剑英的政治顾问、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第八小组的中共首席代表、少将，到广州执行停战协定和解决华南抗日游击纵队北撤问题，使部队胜利北撤，保存了有生力量。

全面内战爆发，党中央为加强华南党组织的领导，开展华南游击战争，发展民主人士、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的反美蒋统一战线，调方方到香港任中共中央代表，不久，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后为华南分局）书记。他的夫人苏惠负责组织工作。他们在香港九龙弥敦道180号的小楼上，建立一个有老人、小孩的“家庭”机关。由于经费紧张，他们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苏惠怀孕，想吃一个橙，方方也舍不得花钱给她买；父亲生日，也只是加了一个炖鸡作菜，以示祝贺。方方全副身心都用在了领导华南革命斗争之上。

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期间的方方。（图片来源：普宁电视台）

为配合全国解放战争，他和林平等同志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积极筹划在华南地区全面恢复武装斗争。根据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实际，方方提出“实行小搞，准备大搞”即稳步发展武装斗争的方针，领导广东、广西以及福建、湖南、江西、云南、贵州部分地区的党组织和群众开展声势浩大的游击战争。

在游击战争发动的初期，党内对斗争方针有不同的意见。某地区主要领导人认为方方不敢斗争，“胆小如鼠”，主张大搞武装斗争，一哄而起，结果很快遭受挫折。方方把他调回香港，帮助他认识到不但要敢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并为此作了检讨。这在华南地区斗争史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它既纠正了该地区的斗争方向，而且指导华南的游击战争健康稳步发展，粉碎国民党军队多次“清剿”，先后建立了粤赣湘边、闽粤赣边、琼崖、粤桂边、粤中、粤桂湘边、滇桂黔边七大块游击根据地和七支游击纵队。

其时，方方和香港分局派了大批干部到各地组建部队和加强领导。这位犯过错误的干部以为自己骂过方方，肯定不会受到重用，殊不知方方却委他以重任，派他担任某纵队司令员，还把他的小女儿接到家里抚养，为的是让这位干部与夫人安心回内地指挥游击战争，直到广东解放。谈起此事，这位干部内心充满感激之情。

经过3年多的游击战争，到1949年秋，华南地区武装部队达10多万人，仅广东武装力量就发展到8万人，解放了1350万人，占全省人口的40%以上，在1/3的地区建立了人民政权，为南下大军解放华南、广东，追歼残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发展华南游击战争的同时，方方大力开展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号召，他和分局的同志积极推动以香港为中心的新政协运动的发展。随后又精心安排护送100多位著名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与中共共商建国大业，受到中央嘉许。毛泽东1949年9月8日致电称赞方方等同志领导的华南党组织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嘱请新成立的华南分局对此作出“足够而适当的评价”。

配合南下大军解放广东全境

1949年8月，方方北上赣州迎接南下大军，与叶剑英率领的南下大军会师，商议和部署解放华南等问题。他与分局的部分负责同志在闽粤赣边纵队主力团的护送下，沿着闽粤边山区向江西进发。在北上赣州途中，方方挥笔书写《欢迎老大哥》一诗，由文工团谱曲，教部队传唱，表达了广东人民欢迎南下大军的激动心情。行军途中，他非常关心战士们的生活，要求后勤工作的同志搞好伙食，并亲自到伙房检查。他和战士们有说有笑，问寒问暖。8月底，方方和闽粤边纵队的指战员们到达江西会昌，与南下大军胜利会师。9月初，方方到赣州参加了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他在会上作了《广东情况介绍》的报告，华南分局作出了《关于过去华南及广东工作的决议》，肯定了“方方同志等领导的华南分局和各地党委，自一九四六年以来在广东及华南各省领导人民的武装斗争和各项工作，是有了很大成绩的。”会议通过组成以叶剑英为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的新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并制定了进军广东、支前、会师等具体部署。会后，方方领导各地党组织全力做好迎军支前工作。同时，指挥各地方武装配合南下大军作战，解放广东全境。为做好支前工作，专门成立广东支前司令部，林平任司令员，方方任政委。

协助领导广东经济建设

广州解放后，方方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协助叶剑英主持广东的工作。在这期间，他为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做了大量的工作，具体包括了清剿土匪，镇压反革命，整顿社会治安，维持革命秩序，建立和巩固各级人民政权，恢复生产，稳定金融物价。

1949年11月11日，在欢庆广州解放的检阅台上，方方（左一）和叶剑英（左三）、赖传珠（左二）、陈赓（右二）、邓华（右一）等领导人在一起。（图片来源：普宁电视台）

1950年，方方兼任广东土改委员会主任，他根据《土改法》和党中央的部署，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土改运动，以推翻封建剥削土地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他协助叶剑英从广东的实际出发，主持制定了《广东省土地改革实施办法》《土改中华侨土地处理办法》等重要文件，提出保护华侨、保护工商业、保护民主人士的具体政策，并亲自领导兴宁、揭阳、龙川三县土改试点，取得经验，指导全省，使广东土改健康、稳妥地进行。

1953年夏，方方主动要求到农村蹲点，了解下层情况。他带领一批同志作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检查组，到曲江的马坝农村调查研究。他深入贫下中农家中去，与他们促膝谈心，发现在贯彻农村经济政策上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意见。在他直接领导下，检查组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写出《曲江县阳岗、龙岗乡在贯彻生产政策上存在的问题和我们的初步意见》《对曲江第一区互助运动的意见》《从曲江县第一区夏季收获中体验粮食增产的若干问题》等调查报告，并发表于《南方日报》，以指导广东各地贯彻华南分局关于当前稳定新的生产关系，安定农村生产的指示和开展互助合作的指示。这次到农村蹲点，由于坚持从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因而能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帮助和指导曲江县阳岗、龙岗的农民较好地处理了山林纠纷和解决土地改革运动的遗留问题，受到当地群众的好评。

方方宝贵的贡献还在于，在党内较早认识和正确分析广东地处东南沿海，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特点，提出重视华侨、保护华侨的政策思想，可以说是今天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区先走一步的有益探索，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辉。

协助主持党和国家的侨务工作

1955年，方方奉调到北京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全国侨联副主席等职。他到中侨委后，积极地协助何香凝、廖承志主持中侨委的日常工作。为了团结广大华侨参加祖国的建设，他亲自深入侨区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广泛地听取各阶层华侨、归侨、侨眷、侨务干部的意见。他总是根据国务院有关侨务政策的精神，从侨务工作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有效措施，推动侨务工作的开展。他遵循侨务工作要“根据特点，区别对待，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方针，既坚持原则，又实事求是地处理好华侨问题。他和廖承志联名写给中央《关于海外关系问题》的报告，对于纠正“左”的偏差，做好华侨工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1960年，国务院发出关于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的批示，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接待和安置归国华侨委员会，负责统筹归国华侨的接待和安置工作，并任方方为委员兼办公室主任。

为做好这项工作，他遵照国务院关于安置华侨的方针和政策，多次到南方各省指导和部署工作，推动有关地方增办几十个国营华侨农场、林场、华侨投资的工厂企业，增办华侨中等补习学校以及暨南大学、华侨大学，既使归侨得到妥善安置，又使归侨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发挥所长。他多次到广东港口码头迎接归国难侨，帮助侨胞背驮、手提行李，到医院看望住院归侨，把祖国的关怀送到他们心坎上，使归侨感受到祖国处处无限温暖。由于他时时事事作华侨、归侨、侨眷的贴心人，因而深受他们的尊敬和爱戴。

方方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忠于人民的革命品质，深深印在华南人民心中。“雪压霜凌枝更翠，岭南处处忆雄风”，这两句诗，充分表达了华南人民对方方那种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和光明磊落的革命情操的缅怀和敬仰。

（编写：刘子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