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逸（1892—1974），原名张运镒，字胜之，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任红七军军长、粤赣军区司令员、新四军参谋长、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山东军区司令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兼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

1906年，张云逸经乡贤举荐，到广州投奔同乡赵士槐。赵士槐是同盟会会员，追随孙中山从事秘密革命活动，是一名坚定的反清志士。1908年，在赵士槐帮助下，张云逸报考广东陆军小学堂并以优异成绩录取到第四期步兵科，学制三年，同期录取的还有邓演达、陈济棠等。广州是中国同盟会在华南地区进行反清革命活动的主要区域，广东陆军小学堂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传播地之一，在民主革命思想的熏染下，张云逸开始广泛阅读革命书刊，逐步确立了民族民主革命思想。1909年，在同盟会重要骨干邓铿（时任广东陆军小学堂校长）等人的介绍下，张云逸和几个同学秘密加入同盟会。

广东陆军小学堂师生合影（图片来源：广西党史）

1911年，孙中山决定在之前镇南关、广州等一系列武装起义的基础上，集中各地同盟会精英，再次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同时联络新军、防营、会党、民军响应，占领广州，挥师北上，会师长江。4月27日晚，起义爆发，黄兴率领革命志士130余人进攻两广总督衙门。时年19岁临近毕业的张云逸随起义军进攻总督署，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战斗。当晚起义军占领总督署，但两广总督张鸣岐已逃走。随后张鸣岐调集大批清军前来镇压，两军激战，由于力量悬殊，起义军失败。张云逸和几个革命党人避开清军追捕，躲入一处民宅。张云逸是广东人，同伴建议他假装上街买菜，弄清突围路线。28日清晨当他探明路线返回原地时，同伴已经被前来搜查的清军杀害，他只好撤离，随后脱险。起义失败后被收殓烈士遗骸72具，合葬于广州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亦称“黄花岗起义”。多年后，张云逸感慨地说：“如果那时我不出去买菜，就将是黄花岗七十三烈士了。”

黄花岗起义后，同盟会南方支部酝酿在广州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张云逸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1911年夏天，刚从广东陆军小学堂毕业的张云逸，和十几个同盟会员一起奔赴香港，培训准备参加起义的革命志士，教授如何射击、投弹、刺杀及利用地形地物等基本军事知识，他还担负起管理武器弹药的工作。起义的准备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张云逸摩拳擦掌，等待伟大时刻的到来。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张云逸等革命党人在同盟会南方支部的领导下，从香港开赴广州，积极参加推翻清王朝武装起义。为攻占两广总督府，张云逸和陈策同时被任命为炸弹队队长。在革命浪潮席卷之下，两广总督张鸣岐被迫于11月9日宣布脱离清政府，革命党人组织成立了以胡汉民为都督的广东军政府。革命军占领广州后，赵士槐被广东军政府任命为琼崖安抚使，负责收编已宣布独立的驻琼清军。11月下旬，张云逸随赵士槐赴海口，但琼军拒绝接受改编，并武力顽抗。张云逸等在赵士槐的指挥下强攻琼崖首府所在地道尹府，拼死搏杀。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道尹府久攻不下。赵士槐接掌琼崖受阻，只得返回广州复命。张云逸则暂回文昌老家，继续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政治主张。

1912年11月，张云逸进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的步兵科第三期学习，学制二年。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张云逸，此时对强国必须强军的道理有了更深入认识和体会。他努力学习军事课程，广泛涉猎中外军事书籍，开阔视野，增长才学。1914年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海南岛的杨锦隆部任排长，后升任连长。1915年的3、4月间，为了进行反袁斗争，张云逸潜往广州，在赵士槐的介绍下，进入肇军讲武堂任教官。1915年12月，袁世凯复辟帝制。在广东，朱执信、邓铿领导了反对袁世凯、讨伐龙济光的斗争。1916年7月，护国军分三路进攻广州，张云逸参加了肇军进攻广州的行动。

1917年7月，为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解散国会、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孙中山南下广东，举起护法旗帜，并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重组粤军，任命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张云逸由赵士槐介绍，进入大元帅府参谋处任参谋，与粤军总部作战科主任蒋介石和大元帅府参军吴铁城共事。护法战争失败以后，孙中山被迫离穗赴沪，援闽粤军驻福建漳州，陆荣廷入主广东。张云逸先后在由桂系控制的护国军第五军担任过连长、营长、师部中校参谋，这是他与桂系的历史渊源，为以后领导百色起义和华南统战工作奠定了基础。

自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以来，革命斗争屡战屡败，但张云逸对孙中山的革命愿景仍然充满希望，对军阀割据统治非常不满，1919年张云逸加入由中华革命党改组的中国国民党。

1920年，在孙中山力主下，援闽粤军发动驱桂战争，要求“以粤省治权还之粤人”，得到粤籍军民广泛响应和支持。在张云逸策动下，护国军第五军魏邦平部于9月26日脱离桂系，桂系兵败退回广西。孙中山重组军政府，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将援闽粤军与魏邦平部整编为粤军第一军，下辖三个师。张云逸在第三师任中校参谋，1921年调任该师管辖的香山护沙营营长。大权在握的陈炯明于1922年6月炮轰总统府，公开背叛孙中山，张云逸在香山一带抵抗叛军，但因寡不敌众，不得不治病为名避入广州一家医院。1923年3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海陆军大元帅府大本营。此后，张云逸参加平定桂系沈鸿英部叛乱和击退陈炯明残部向广州的进攻。1923年底，张云逸任粤军第一军第三师参谋长，驻防江门。到1925年6月第一次东征结束之前，张云逸任粤军杨锦隆部独立旅旅长、建国粤军旅长。随后他率部参加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蒋介石就职粤军参谋长后，对粤军进行改编，粤军精华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其余粤军或就地遣散，或纳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1925年9月，张云逸被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为揭阳县县长，此时正值陈炯明残部再次发动叛乱之时。张云逸9月14日走马上任，立即陷入叛军包围，无奈之下只好挂印而去，向广州国民政府复命。

在大革命洪流中

坚定共产主义信仰

广东革命根据地巩固后，1926年7月9日，北伐战争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口号中正式开始。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加北伐的主力部队是第十、第十二师和叶挺独立团，担负湖南、湖北地区的主要作战任务。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奉命率部从琼崖归建，张云逸作为该师参谋处长随军北伐。

参谋处是当时国民革命军各师司令部下辖八大处之一，其任务是协助师长、参谋长实施作战指挥。作为参谋处长，张云逸深知肩负的重任，进入战区后，他根据敌情变化，献计献策，制订作战方案，为战斗的顺利进行提供参谋保障。12月，第四军各部队扩编，第十二师扩编为第四军，下辖第十二、二十五师，张云逸任国民党第四军特别党部委员。1927年6月，出任新组建的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参谋长。北伐军一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第四军中共产党员冲锋在前、不怕牺牲的精神，让他印象深刻。大革命中工农群众爆发出的巨大威力，让他备受鼓舞。在中国共产党的广泛发动和政治动员下，沿途群众帮助部队端茶送水，传送情报，运送武器弹药，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无疑是北伐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张云逸切身体会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工作及其领导的工农运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26年，既是大革命高潮年，也是张云逸人生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在统一广东过程中，张云逸对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主张已有所了解。北伐战争中军事运动与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的完美结合，让张云逸自辛亥革命以来苦苦探索和孜孜以求的革命道路豁然开朗，经过十几年军旅生涯的磨砺，他已由一个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他做出了人生重大抉择。1926年11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后来回忆：“我入党时年龄已经很大，在军中职位不低，薪俸也相当高，我是为了劳动人民大众的解放才入党的。”从此，张云逸由一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为人民的解放和利益奋斗了一生。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张云逸极力举荐和说服张发奎任命共产党员卢德铭为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团长。就是这个团，以后在卢德铭的带领下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成为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的主要来源之一。7月，第二十五师驻防江西九江，在张云逸的秘密掩护和大力支持下，该师大部分人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根据中共党组织安排，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和第二十五师参谋长张云逸继续留在张发奎部队，9月，随军回到广东。在叶剑英、张云逸等影响下，张发奎曾试图联络南昌起义南下广东部队。萧克回忆：1932年在江西时，我听张云逸说，张发奎到广州后，还派人到潮汕同起义军联系，走到惠州，得悉起义军已失败便作罢了。如果我们打胜了，他还有可能与我们联合，至少要迟一点分化。

张发奎率部回到广东后，与在广东的桂系军阀李济深、黄绍竑矛盾尖锐，他力图将琼崖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10月底，张云逸被任命为琼崖绥靖司令。张云逸立即将这个消息报告中共广东省委。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得知这一情况以后，于10月27日制定了《经营琼崖计划》，决定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琼崖发动起义，将琼崖变为军事策源地之一。广东省委拟订在张云逸所带两个营的基础上，在琼崖再招募一个新兵营，以这三个营为主力，举行武装起义。张云逸按照党的指示，计划到海南岛后，进行里应外合，配合中共琼崖特委，夺取琼崖政权。但在关键时刻，张发奎在海南岛的驻军某部副团长叶肇被桂系军阀收买叛变。张云逸带领的队伍一上岛即被缴械，夺取琼崖政权的计划未能实现。张云逸只身脱险后，从海上辗转越南，经香港，回到广州。他一面向张发奎复命，一面将情况向中共广东省委汇报。省委让他准备参加广州起义，并做好稳定张发奎的工作。

1927年12月，张发奎为争夺对广东的控制权，将主力部队调出广州，与桂系军阀兵戎相见，广州城内兵力空虚。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乘此之机，利用已经掌握的第四军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及工农武装举行广州起义，进而夺取全省政权。为确保起义成功，张云逸奉命一面通报张发奎的消息，一面努力排解张发奎等对共产党可能造反的疑虑。由于警卫团反动分子告密，起义计划暴露，原定于12月12日举行起义计划提前到11日凌晨。12月10日晚，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在广州旧仓巷召开军事会议，确定起义的具体行动计划和联络信号等，张云逸参加了这个会议。11日凌晨，广州起义爆发，并于当天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但随着张发奎调集大批部队前来镇压，起义军寡不敌众，张太雷不幸牺牲。13日，起义军总指挥部下达了撤退命令。张云逸参加了广州起义全过程，他自知身份可能暴露，之后由广州前往香港。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给张云逸留下了深刻记忆。他在1937年所填的履历表“参加革命斗争经过”一栏中，郑重写下“参加过辛亥革命、第一次大革命的北伐战争、广暴”等语。对于1909年就参加了中国同盟会，经历过无数重大历史事件，军事生涯非常丰富的张云逸来说，“广暴”在其心目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革命的火焰从未停熄，经过广州起义的洗礼，张云逸的革命信仰愈加坚定。基于两广地区20年军事工作的经历及可资利用的广泛社会关系，再加上中共党员的身份尚未暴露，张云逸成为中共中央在广西开展兵运的最佳人选。1929年，他经广州前往广西开展兵运，参与组织领导了百色起义，点燃了广西右江地区革命的烈火，创建了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这不仅给红军增添了一支新的力量，更加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星星之火遂成燎原之势，革命的事业永远向前。

红七军部分干部长征到达陕北后在延安合影。后排左四为张云逸（图片来源：党史博采）

赴华南地区开展统战工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共产党在努力与南京政府谈判的同时，也展开了对地方实力派和各界人士的统战工作，极力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张云逸赴华南地区开展统战工作。张云逸从延安出发，经西安到香港，开始了华南统战之旅。

1937年5月中旬，张云逸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达香港，首先与设在九龙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临委）接头，与受中共中央派遣先期到港的云广英夫妇和南临委负责人薛尚实等见面，介绍此行目的和中共中央当前的方针政策，了解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和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亦称第三党，后改组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的情况。由于得到在李宗仁手下工作的刘仲容的帮助，他很快与桂林的李宗仁、白崇禧取得联系并受邀到广西会晤。对此张云逸指出：“这时正蒋以经济压迫桂省（操纵纸票），桂币低至四成，军民均有怨言，李白苦无办法应付，亟求外援，闻我到港，就来电催促入桂，态度还诚恳。”李、白希望通过与张云逸的会谈，与中共方面结盟，以摆脱不利局面，增加与蒋介石讨价还价的资本。

在香港初步了解了有关方面情况后，张云逸确定“第一步以桂林为中心，推动其他方面工作；第二步以广州为中心，向福建发展”的工作方针。他决定尽快赴广西做桂系的统战工作，并指示南临委配合云广英在香港、广东开展有关方面的联络工作。

1937年6月上旬，张云逸由香港到达桂林。6月12日，张云逸与李宗仁、白崇禧进行第一次会谈。李、白表示赞成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愿意团结抗战，但对蒋介石能否真正走上抗日道路心存疑虑。6月15日，再次会谈时，李宗仁原则上同意中共提出的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实现抗战三位一体的方针，并同意由张云逸同桂系的几个高级官员就如何实现这一方针，如何修复与蒋介石的关系进行讨论并拟订具体方案。此时四川省主席刘湘也受到蒋介石打压，他派代表来桂联络，经李宗仁介绍，张云逸与刘湘的代表张斯可见面会谈。26日，他将与桂系、四川地方实力派达成的合作抗日的七条纲领草案向毛泽东作了摘要汇报，征求中央的意见。毛泽东于次日回电表示赞成。7月上旬，张云逸代表中共方面与李宗仁及刘湘的代表张斯可正式签订了三方共同推动抗日的纲领及实施方案。

广西统战任务基本完成后，毛泽东于7月15日电示张云逸，瞩其在桂林再停顿若干天后，便请李宗仁介绍去广州，与国民党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就中共准备在广州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一事进行磋商，“求得他们赞助坚决抗战与国共合作方针，求得他们开放爱国运动，积极救亡”，并强调此事“须着力去做”。自1936年两广事变陈济棠下台后，蒋介石的势力迅速渗入广东。广东地方势力逐渐分化，最后形成了以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谌小岑等为代表的“中央派”，以及以余汉谋为代表的“粤余派”。为争夺对广东控制权，两派之间斗争不断，矛盾尖锐。“粤余派”掌握着七八万的军队，省级以下的地方政权亦为其掌握；“中央派”掌握着广东省政府和广州市的政权，仅有几千人的税警团和一个宪兵司令部及宪兵队。

在大致了解了广东地方当局的情况后，1937年8月上旬，张云逸与云广英夫妇由香港来到广州。由于李宗仁从中牵线，张云逸很快就与余汉谋取得了联系。张云逸最初的计划是借鉴在广西的既有经验，以余汉谋为主要对象开展工作，通过争取余来推动整个广东抗日救亡运动开展。但张云逸很快发现，余汉谋对他的到来不太欢迎。他在给中共中央报告中指出：“与余汉谋面谈，他对抗战表示坚决，但与我们发生关系似害怕”，恐“中央派”知道后引起蒋的不满，“不敢与我做朋友”，“更怕我党去粤活动”。张云逸决定改变在广西统战工作方式，先做广东“中央派”吴铁城、谌小岑的工作，在取得“中央派”的支持后，张云逸又与其派出的代表一同面见余汉谋，以消除余的顾虑。在谈判中，张云逸向粤方阐明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其赞同国共合作，实现民主和抗战，停止对中共闽粤边游击区及红军游击队的包围和进攻。同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张云逸还提出，将闽粤边游击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南方红军游击队，开赴前线抗战。但粤方只同意停止双方军事冲突，指定红军游击队活动区域，允其在闽粤边区公开和半公开活动等事项。

从9月下旬开始，日军飞机轰炸了广州市区及粤汉铁路、广九铁路，华南的形势日趋紧张，抗日救亡已是广东各界的共同呼声。张云逸经过与粤方多次谈判，使广东当局陆续释放了大部分政治犯，并同意开放民众抗日运动，允许中共方面派人参加。余汉谋同意中共在广州建立八路军办事处。12月，张云逸在香港与张文彬、廖承志、云广英等人商讨筹建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事宜。12月中旬，张云逸携云广英来到广州。八路军办事处在广州市德政北路成立，由云广英任主任。办事处在宣传中共抗日主张、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推动广东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采办军需物资、介绍青年到延安学习等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为了加强对南方红军游击队谈判工作的指导，中共中央于10月1日将南方游击区工作方针电告张云逸等，强调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要保存这些战略支点，防止国民党消灭和吞并红军游击队阴谋。10月，张云逸利用与广东当局谈判间隙，接受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的邀请，由香港来到福建，与福建当局谈判红军游击队改编事宜，并向福建境内的各红军游击队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在福州、漳州等地，张云逸与陈仪及驻闽粤军广泛接触，向其阐述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并就漳浦事件善后、福建红军游击队改编以及他准备到各游击区执行公务等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

交涉漳浦事件（1937年7月16日，中共闽南游击队独立第三团领导人何鸣接受驻闽粤军第六十五军第一五七师要求，将该团撤离根据地，开进漳浦县城集中，被粤军全部缴械，史称“漳浦事件”）的善后问题，是张云逸赴闽谈判的一项重要内容。漳浦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一面令驻南京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与国民政府谈判解决，一面令在南方的张云逸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交涉，以求得善后问题的解决。但福建主席陈仪与驻闽粤军余汉谋就迅速归还被扣红军游击队人员和枪支一事，互相推诿，拖延不决。在张云逸就漳浦事件善后问题往返奔走于福建、广东两省之际，南京国共谈判取得进展。国民政府同意归还中共被扣人员和枪支，并将其编为闽粤边保安独立大队，并电告福建省政府照办。10月23日，毛泽东将此事电告张云逸，瞩其立即通知闽粤边特委，准备接收返还人枪，并电告余汉谋。

赴闽西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是张云逸到福建的另一项重要工作。闽西红军游击队虽已接受国民党改编，但福建当局并没有放弃将其吞并或消灭的企图。在同福建当局和驻闽粤军达成的协议中，游击队一部分开到龙岩城东之雁石，一部分移至苏邦，向雁石靠拢。但国民党却趁此散布谣言，说是游击队“企图进攻龙岩城”，弄得人心惶惶。11月，就在闽西游击队进退两难之际，张云逸来到闽西，带来中央指示，召集中共闽粤赣边省委举行一次扩大会议，全面传达中共中央对南方游击区工作方针，并要求游击区在政权问题、土地问题、群众工作和党的组织等实行转变，以“实现党的新政策，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保存与扩大革命的支持点的目的”。张云逸告诉张鼎丞、谭震林、邓子恢等人：“中央准备在南方也编一个军，一定要保持我们队伍的独立性，不编给国民党。他要打，就打，不怕他；他要编我们，那做不到，不然就再上山和他们干！当然，为了顾全抗日大局，我们还是应该尽量地争取和平。”张云逸闽西之行，让闽西游击区领导人的思想豁然开朗，解除了他们在部队是走是留、遇到国军进攻是打或不打这两个关键问题上的困惑，同时还把闽西游击队领导人之间的不同认识统一到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上来，从而消除了工作分歧，增进了内部团结。离开闽西后，张云逸又到福州与陈仪等人就闽西红军游击队的经费问题进行交涉，并争取到了福建当局继续拨付经费的承诺。

张云逸华南统战之行，除在广西、广东、福建开展活动外，还在香港做了大量工作。第一，指导琼崖游击区的谈判改编。在香港，张云逸与中共琼崖特委接上了组织关系，得知琼崖特委拟将分散在各地的人员和枪支集中，与国民党当局谈判改编一事后，他立即电示琼崖特委，不能将干部集中去谈判，枪支也不应集中，要用武装来保障党的工作。琼崖特委根据张云逸的指示，以这些党员和枪支为基础，开展抗日斗争，最终建立起一支由中共独立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琼崖纵队。第二，利用社会关系，积极做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中上层爱国人士的工作，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其从政治上、物质上支持抗日人民武装。11月，他还奉命代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拜访并宴请访欧归港的杨虎城将军。第三，大力开展宣传工作。11月，他以八路军代表名义招待准备到内地采访的南洋新闻记者战地考察团，并向其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珠江大众》《珠江报》两家报纸发表中共的言论和主张，并将中共党员安排到编辑部工作。第四，帮助建立秘密电台。他的秘书林青是中共中央派遣到香港建立秘密电台的负责人，张云逸通过社会关系，找到了电台工作用房，购买到一部高级多频道收音机，并安排人员协助林青工作。1938年2月，林青的电台与中共中央电台沟通联络，此时张云逸已离开香港。

从1937年5月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达香港至1937年12月奉命到武汉参与组建新四军，经过半年多在华南各省的往返奔波和艰辛谈判，张云逸出色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华南统战任务。他在华南进行的统一战线工作，为团结南方各派力量，实现全民族团结抗战，为保存和发展中共南方各游击战略支点的力量，作出了卓越贡献。

（编写：罗素敏）

（来源：广东党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