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1907—1998），四川潼南（今属重庆）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与彭德怀并肩作战。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曾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军委总部机关日常事务主要负责人。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务。“文化大革命”中蒙受冤屈，被监禁12年之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担任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从1978年12月受命协助习仲勋主政广东到 1980年11月奉调回京，杨尚昆在广东实际工作不到两年时间。期间，他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党中央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参与领导广东改革开放、试办经济特区等各项工作，为广东先走一步的推开作出了重要贡献。

参与创办广东经济特区

1979年1月19日，杨尚昆到达广州。此次抵粤，重任在肩。1978年12月10日，中央任命他为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1979年3月兼任中共广州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出席1月20日召开的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杨尚昆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就是一句话，要把经济搞上去，让广东人民尽快富裕起来，国家富强起来。这是党和人民赋予我们每个党员领导干部的新的历史责任！”短短数语，言简意赅，切中要害，给全体与会者以极大鼓舞和鞭策。

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结束后，习仲勋、杨尚昆带头，组织省委常委、省直、广州市、省军区等80多个工作组，共300多位干部，分别下到全省8个地区、70多个市县，宣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进行调查研究。

2月底至3月初，在习仲勋和杨尚昆主持下，省委常委集中8天时间开会，听取书记、常委们下乡调查研究情况汇报。常委一班人进一步统一了认识：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就是要充分发挥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商品经济历来比较发达的地缘人缘优势，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尽快扭转广东经济落后的局面。要在全省采取一些优惠政策来吸引港资、外资，要在边境地区划出一块地方来搞出口加工区，要请求中央多下放一些权给地方，让广东先走一步，以加快经济发展，使人民的生活逐步富裕起来。

随后，习仲勋、杨尚昆等省委领导把常委会上议定的精神向正在广州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汇报，叶剑英十分欣喜，指示省委要赶快向中央、向邓小平报告。

4月1日、2日，杨尚昆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分别讨论准备向中央汇报的两个文件：《关于广东经济工作的汇报材料》《充分利用广东省有利条件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4月1日讨论中提到请求中央解决几个问题，包括减轻广东粮食上调任务，下放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合作的权力，提高同中央外汇分成比例，帮助广东解决电力、燃料、交通运输紧张等问题。2日的常委会议上，发言更热烈，意见更集中：要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中央请求，充分发挥广东的特殊优势，让广东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先走一步”。杨尚昆在会议小结时，充分肯定了常委们意见，明确提出：请习仲勋、王全国同志把省委的意见先口头向中央汇报，向邓小平同志报告，争取中央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他明确指出：广东先走一步，让地方松动一些，可以为全国创造经验。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王全国汇报了省委的意见，请求中央“放权”，阐明广东“先走一步”的思路，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根据叶剑英指示，习仲勋在会议期间还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完全赞同，表示：“还是叫特区好，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谈及请求中央给些配套资金时，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中央出台《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同意广东试办出口特区。并决定派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中央工作组来广东协助省委研究起草相关文件。

当时留在广东主持工作的杨尚昆，根据习仲勋交代省委副秘书长张汉青从北京传回的电话内容，于4月23日主持省委常委会议，着手成立省的“特区筹备组”，起草向中央工作组汇报的材料，草拟《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

5月，谷牧率中央工作组来到广东，就省委提出先走一步建议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并同省委一起草拟《关于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习仲勋、杨尚昆多次主持和参与讨论。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即中发〔1979〕50号文件。广东坚决贯彻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创广东、福建乃至全国改革开放历史新纪元的的重要文件，实施改革开放，试办特区，发展经济，揭开崭新一页。

省委采纳国内和港澳专家关于办特区要有法可依建议，由省经济特区筹备组参考海外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的法律法规，草拟《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经过一年多努力，习仲勋、杨尚昆多次组织讨论，数易其稿，提交省人大通过。1980年8月26日，叶剑英亲自主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厦门设置经济特区，讨论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1980年春，杨尚昆在视察珠海经济特区时，了解到珠海渔民出海捕获的渔产品，过去可以直接卖给港澳市场，换购渔网、柴油之类的生产、生活资料，对此，我驻港澳有关机构持有异议。杨尚昆便请来这些机构和主管部门负责人做协调解释工作。很快，不仅珠海渔民可以把渔产品直接卖给港澳市场，珠海农民种的鲜花、蔬菜也可通过边境小额贸易方式出口到澳门。当他了解到珠海市委内部对规划兴建九洲港客运码头因泥沙回淤太大而决断不下，就要求市委书记吴健民陪他去察看九洲港现场。问明情况后，杨尚昆对陪同的吴健民等市领导说：珠海作为特区，又是新兴海滨城市，对面就是澳门，必须要有客运码头，以缩短从深圳、香港往来珠海的行程时间，改善特区的投资环境，促进珠海特区甚至珠江三角洲西部的经济发展。在杨尚昆的支持下，九洲港项目很快上马。1984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珠海特区，就是从深圳特区的蛇口港乘炮艇在九洲港登岸，航程一个小时。九洲、蛇口直接通航，标志着世代以来珠海、深圳两地人民互往，必须绕经中山、顺德、广州、东莞的历史已经结束。

1981年1月调回北京前，杨尚昆再次视察深圳经济特区。回到广州后，他同前来看望他的梁灵光等省市委领导同志说：特区才刚刚起步，开局很好，面临的困难也很多，还要几年艰苦创业。广州是特区的老大哥，要在干部、技术、人才、物资等方面多点支持特区。省委、市委都要很好研究这个问题。不久，广州市委副书记杜祯祥写信给主管特区工作兼深圳市委书记的省委书记吴南生：“南生同志：尚昆批示要广州支援深圳建设和市场供应。望派一两位同志来广州具体研究。”后附深圳经济特区所列请求广州支援的人员、物资清单，十分具体。

从1979年开始创办经济特区到1998年1月，杨尚昆8次视察深圳，12次视察珠海，2次视察汕头，2次陪同邓小平南方视察。杨尚昆对经济特区情有独钟。

解决交易会来宾住房问题

1979年的春交会在广州如期举行。4月14日晚，开幕酒会结束后，杨尚昆来到宾馆大堂，看到大堂内以及通往二楼的梯道上，坐着许多胸前挂着“来宾”条、身边放着行李的西方客人，还有些来宾提着行李在大堂外徘徊。杨尚昆在得知这些外宾是因为安排接待外商的涉外宾馆不够房间分配，来宾拿不到入住酒店的通知单，只好滞留在宾馆等待安排时，他立即让秘书给梁湘和关相生（参与交易会接待工作的省委副秘书长）挂电话，转达了他的意见：今天晚上要想尽一切办法，将所有应邀前来参加交易会但还没有安排住房的外宾和港澳同胞，都安排住进宾馆，不属于涉外宾馆的，只要够条件，也要腾出房间给外宾和港澳同胞住。因为他们都是我们国家邀请来的客人。

当夜，经梁湘、关相生等领导和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终于缓解了这个难题，主要是把越秀宾馆全部房间腾出来给外商住，已入住该宾馆的外贸部领导和中央各部各省市交易团负责人则连夜搬去了三元里的市财贸招待所，各交易团一般工作人员安排到市内其他招待所。直到凌晨一点多，杨尚昆听到秘书汇报处理结果后，才放心地上床睡觉。

4月22日，杨尚昆在广州市委常委会议室召开专门会议，检查交易会开幕时发生部分来宾无房住的原因，提出整改措施。杨尚昆提出了以地方为主、改进管理体制等六条整改措施，接着十分严肃地指出：在4月14日同一天发生的交易会部分来宾没房住的问题，有一个麻风病人躺在中山纪念堂正门口十几个小时无人收容的问题，海外都报道了，在国际上造成极坏的影响。暴露出一些党政机关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必须严肃整顿，借此以整顿机关作风。

7月13日，杨尚昆主持召开广州市委常委会议，专门研究10月秋交会的接待安排问题，提出7条意见。

经过各方面共同努力，落实杨尚昆提出的改进措施，从而保障了以后各届交易会的顺利举办，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事业的健康蓬勃发展。

 引进外资兴建新宾馆

杨尚昆担任省、市主要领导职务期间，从1979年开始先后上了三个大型外资宾馆项目：一是由香港霍英东、彭国珍部分出资，和省旅游局合作兴建的白天鹅宾馆；二是由香港胡应湘、冯景禧等多位股东组成“新合成”投资，同广州市羊城服务公司合作兴建的中国大酒店；三是由香港利铭泽、黄球等多位股东组成的“香港花园酒店有限公司”投资，同广州市岭南置业公司合作兴建的花园酒店。这三大外资宾馆，投资总额、宾馆规模、设备先进、管理科学等，在当时我国的旅游宾馆行业中，都堪称第一。杨尚昆对这三家宾馆的建设，从谈判到选址，从审查设计到奠基、开业，都曾亲自参与或主持。

白天鹅宾馆投资5000多万美元，花园酒店投资9亿多港币，中国大酒店投资1亿多美元。如此大规模基建投资项目，当时中央仍限制发展“楼、堂、馆、所”，按照国家规定，省里根本无权审批，必须报请国家批准。有关人员拿着省的文件，找国家计委等有关部委请求审批，他们都说投资额太大，又都是外资，国务院没有授权，他们无权批。杨尚昆听了利铭泽、霍英东代表从北京回来后的汇报，也感到棘手。正在这时，他和习仲勋去看望叶剑英，汇报这一情况，叶剑英说：有中央50号文件在手，你们自己审批就行了。叶帅指示，简明扼要，画龙点睛。从此，省就按照中央50号文件授予权限，外商投资项目按其投资额大小，分别报请省市审批，有的报中央备案，简化了审批程序，提高了办事效率。

杨尚昆多次接见三大宾馆的香港投资方，听取他们意见要求。霍英东、利铭泽、胡应湘等每次来广州，他都要抽时间去看望他们。他和习仲勋、刘田夫、梁威林、林西等一起，多次审查白天鹅宾馆的设计方案，对广州著名岭南园林设计专家佘峻南、莫伯志设计的以“故乡水”为主题的室内园林山水、高山瀑布、小桥流水十分欣赏，赞不绝口。

广州市有领导人对挖掉象岗山建中国大酒店的方案，提出反对意见，杨尚昆本着遵守信誉和承诺、顾全大局、多做工作的原则，尽力说服有关领导和部门，仍按双方在香港签订的合作意向书执行。中国大酒店聘请了德国人卜格当第一任总经理，月薪高达6000美元，社会议论纷纷。杨尚昆听了胡应湘解释，认为值得。一次视察中国大酒店时，他听了卜格的汇报，看了酒店设施，感到很满意，高兴地对他说：胡应湘先生很有眼光，用高薪请了你这位洋专家来，把酒店管理得这么好，经济效益也很好。勉励他要培养出更多酒店管理专家。

利铭泽想到国内建旅游酒店，从1978年起，在北京等地谈了一年多，双方因条件谈不拢而未果。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王匡建议他来广州建酒店，并亲自写信向杨尚昆举荐，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对此也积极支持，杨尚昆立即组织广州方面积极开展合作谈判和相关筹备工作。但酒店建在哪里，市规划局选了几个地方，如广州起义烈士陵园正门对面的广场等，利铭泽都不满意。

一次，杨尚昆请利铭泽在33层高的白云宾馆顶层喝早茶，主管城建的市委副书记林西、市规划局长戴机等作陪。餐前，他陪利铭泽站在朝南面的窗前，凭窗眺望，大片绿色菜地，一望无际，坡地上长着许多树木，晨曦穿过薄雾，眼前呈现一片若隐若现的绿色仙踪。他随意问林西：这叫什么地方？林西说：前面这片菜地叫青菜岗，左边那一片叫淘金坑。他问利铭泽：“青菜岗这一片菜地很开阔呀，利先生你看怎么样？” 利铭泽当即表示：“就在这青菜岗划80亩地给我建酒店吧。”杨尚昆立即指示林西和戴机，同规划部门研究，尽快给利铭泽一个满意答复。一个早餐的时间，就把几个月甚至几年来没有解决的建酒店选址问题给解决了。

1980年3月，利铭泽同广州岭南置业公司签署建造和经营花园酒店的协议书，杨尚昆出席了签字仪式。同年12月，杨尚昆为花园酒店奠基，在奠基石上连敲三锤，连说“基础稳固！”

花园酒店在施工期间因受当时香港政治因素影响，出现股东筹资困难，曾一度面临停建的处境。对此，省市领导都非常重视，也牵动已回北京工作的杨尚昆的心。他亲自找廖承志、港澳工委、中央有关部门寻求解决办法。后来经多方协调，终由广州市政府出面担保，由香港中国银行牵头组成银团贷款7亿港币，作为工程周转金，使花园酒店渡过难关。

杨尚昆对这三家外资宾馆的建设倾注了不少心血。1987年，在全世界排名的69座五星级酒店中，我国占4座，即广州的白天鹅宾馆、花园酒店、中国大酒店和东方宾馆。

向澳门借钱修桥

1980年12月，杨尚昆应邀出席中山温泉宾馆开幕典礼。这是霍英东投资兴建且开业最早的全省第一家大型旅游宾馆，港澳许多知名人士都应邀出席开幕礼。

当天下午，杨尚昆同利铭泽从广州出发去中山温泉宾馆，途中必须经两个大渡口，虽经省委警卫处特殊安排，车队过渡时不用排队等候，但行程仍达几个小时。晚上，杨尚昆同何贤、马万祺及南光公司的董事长柯正平见面时，直截了当地向柯正平提出，请他想办法在澳门借点钱，把广州到珠海的四座公路桥修起来（这话实际上是讲给何贤、马万祺听的）。还说：“要办些什么手续，由省出面；还钱，也由省负责，可考虑用收过桥费的办法解决。你去找田夫同志具体商量一下，他会支持的。”

柯正平很快同何贤、霍英东、马万祺、何鸿燊等商量，决定由何贤将葡京酒店右侧的篮球场那块私地抵押给葡京娱乐公司，再由葡京娱乐公司向澳门的银行借贷相应数量的资金，将资金注入为此而专门成立的澳门南联公司，由该公司借贷给广东方面。1981年8月，广东省公路建设公司同澳门南联公司正式签署贷款1.5亿港元建设广州至珠海公路上四座大桥的协议书，桥的总长度达3000多米。

1983年的上半年，广珠公路上第一座位于顺德县境内的“三洪奇”大桥正式通车。此举的成功，不仅开创了我省利用外资建桥的先河，揭开了省内无渡口通车的新的历史一页，还实行了过桥、过路收费，以桥养桥，以路养路的全国首创。

要让广州百姓吃活鱼

杨尚昆多次在广州市委常委会上提出要搞活市场流通，让市民能吃上活鱼活鸡。他对市委秘书长欧初和分管财贸工作的市革委会副主任左铭说：“我在顺德、中山，看到农民养了很多塘鱼和甲鱼，农民说卖不出去。你们去顺德同黎子流同志商量，能不能够想些办法，把那里的塘鱼、甲鱼运到广州来，放开供应，让老百姓吃上活鱼。”还特别指出：“财贸商业部门的同志，一定要想办法把市场搞活，不要还是过去搞计划经济那一套，管得过严，统得过死。市场上的商品多了，物价就可以平抑下来。”

不久，广州市商业部门打破“统一收购、统一销售”的计划经济模式，逐步开放市场，放开物价，建立河鲜货栈，让珠江三角洲农村的鲜活水产品进广州，首先搞活了市内的鱼货市场。1980年，广州先后发了4个文件，对个体商业从舆论、政策、资金、场地等方面给予扶持。在荔湾区兴建清平农贸市场，这是广州市区内第一家农民可以进城摆卖鲜活商品的交易市场，人们自由购销，价格随行就市。杨尚昆和市领导前往参观，高兴地说：“你们开了一个好头。要逐步把农副产品的市场和价格放开，不要管得太死。”有了这些基础和成功的经验，广州市在搞活市场、放开农副产品价格方面，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并且被评为广州市“1979—1986年十件大事”之一。

 “救”了培正中学

为了尽快恢复广州的教育秩序，提高教学质量，市委决定新办一所师范学院。市里提出，利用57中原有校舍办师范学院，节省投资和时间，很快就能招生开学。然而，在执行中却遭到57中教职员工和侨务部门的坚决抵制。57中原名培正中学，是一家很有历史的学校，在培正毕业的许多学生，后来移居海外，在美加、港澳等地事业有成，就捐资给母校建教学、办公楼宇，校园内现存的许多建筑物都很西洋化，或者古色古香。

57中的反对意见不被市主管部门采纳。在无可奈何情况下，校领导通过花县县委书记找到杨尚昆的秘书孙铁钟，向其详细反映了情况。为慎重起见，孙铁钟立即找东山区教育局了解事情原委，查阅了他们提供的大量文字资料，然后向杨尚昆作了详细汇报。杨尚昆感到问题的性质，不仅涉及教育方面的政策，还涉及侨务政策的问题。他认为，广东是著名侨乡，海外华侨众多，落实好侨务政策，是党和国家一贯的指导方针。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更需要广大侨胞和港澳同胞的理解和支持。因此，他倾向于保留培正中学。他将自己的意见同市的有关领导说了，请他们研究解决。但是，由于种种原因，57中的问题不仅没有妥善解决，反而矛盾被激化。8月下旬，57中的领导向孙铁钟反映：师院筹备组人员已经进驻57中，进行开学的有关准备，不准57中的教职员工回学校上班。

9月1日学校开学在即，杨尚昆很担心，如果处理不好，双方人员发生肢体冲突，会闹出大事。他在8月29日忙了整整一天后，仍决定晚上开会解决57中问题。杨尚昆听取了各方申述不同意见，严肃地指出：“撤销57中，改办师院，这么大件事，肯定要经过市里同意。现在看来，市里当时的决定就是错误的，首先是我就不知道57中的后面还有个培正中学的历史背景。现在的问题，名义上是撤销57中，实质上是撤销一间同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很有历史渊源的培正中学，违背了党的侨务政策，这才是问题的要害。57中的领导向我提出，在57中校园内，不仅不能办师院，而且还要恢复培正的校名。他们这是顾全大局，拨乱反正，维护党的侨务政策的，我支持他们的意见。师院不仅还要办，而且一定要办好，但必须另选新址。投资不够，市里挤点资金追加一点，还可分批建设，分期完成。”

拨乱反正 落实政策

1979年，杨尚昆视察佛山地区以及广州郊区的增城、龙门等县时，鼓励各级领导干部要放下包袱，落实各项政策，放开手脚，带领广大干部群众一心一意发展经济。

1979年2月，省委发出认真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和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有关文件，平反冤假错案。2月开始，省委重点清理了对广东具有特殊意义的两大案件：一是推翻了林彪、江青对所谓“南方叛徒网”的诬陷，对被诬陷、受迫害的干部平反昭雪；二是经党中央批准，对广东历史上“反地方主义”一案予以平反。

“反地方主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历史上一个重大案件，曾经长期伤害过一大批广东籍干部。古大存、冯白驹被诬陷为“冯古地方主义反党联盟”，方方犯了“地方主义错误”。受牵连的地方干部多达2万余人，部分外省籍干部也受牵连。习仲勋和杨尚昆长期在中央工作，深知这一案件极其复杂，牵涉面甚广，影响深远，但他们仍然决心要为“反地方主义”平反。从2月省委决定对“反地方主义”进行复查，至10月中共中央批示同意彻底平反，习仲勋和杨尚昆无私无畏，态度十分坚决，但又非常细致地做好平反等各个方面的善后工作，从而达到增强团结，调动干部积极性的目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因政治观点不同而被宣布为“反革命”的“李一哲”群众组织，在社会上尤其是青年中有一定的影响。省委慎重研究，决定为其平反。1978年底，习仲勋主持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把已被判刑的“李一哲”主要人物李正天、陈一阳、黄希哲、郭鸿志从监狱中释放出来。杨尚昆除多次陪同习仲勋接见“李一哲”成员，还代表省、市委，两次在珠江宾馆同“李一哲”的第一号人物李正天谈心。经杨尚昆等省委主要领导的耐心启发和教育，李正天说服其他年轻人，放弃举行集会要求省委公开为“李一哲”平反的主张。

1979年12月，杨尚昆主持市委常委会，对钟明、高辛、吴有恒的历史问题及后来对林西的历史遗留问题，都作出审查结论，予以平反，委以重任。对错划为“右派”的摘帽工作，也一丝不苟。

“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杨尚昆把杨闇公烈士这句名言作为一生座右铭。在70 多年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坚守理想信念，忠于党和人民；始终追求真理，不断开拓进取；始终严于律己，保持共产党人本色。他把一生献给党和人民，树立了共产党人的光辉榜样。

（编写：孙铁钟）

参考文献：

1.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杨尚昆日记》（上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2.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杨尚昆年谱（1907—1998）》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4.《习仲勋主政广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6.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广州党史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