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工业建设公司是黄洁、王源兴、薛两清、李祝朝等侨居印尼巨港的华侨于建国初期回国投资的，以发展工业为主，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家侨资企业。它兴建的华建麻袋厂三年收回成本，是海外侨胞投资工业建设的一面旗帜。它的兴建体现了海外游子的赤子之心，促进了广东地方工业的建设与发展，在扩大祖国对华侨的影响，号召华侨回国投资方面也做出了贡献。它处于激烈的历史大变革之中，这决定了它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曲折和反复。
“尽快回国参加建设，祖国正需要我们!”
黄洁，广东台山人，祖父、父亲侨居新加坡，9岁随父亲去新加坡。父亲逝世后移居印尼巨港，与人合创信昌金铺。二战期间避居印尼乡下，与进步侨领王源兴、薛两清等人结成莫逆之交，并与一批华侨进步人士经常来往，深受影响。战后，与友人集资创办信记有限公司，出任总经理，主要经营橡胶等土特产进口业务，实力雄厚，是战后巨港华侨四大胶片公司之一。
王源兴，福建龙岩人，16岁只身闯往新加坡当苦力，得陈嘉庚赏识在其橡胶厂当账房，22岁南下巨港创立自己的公司。他深受“五四”爱国民主启蒙思想的熏陶，二战期间，在当时身处险境、经济窘迫的情况下，仍积极出资救助郁达夫、王任叔、胡愈之等逃亡进步文化人士。战后在新加坡与陈嘉庚等人创办《南侨日报》，积极资助海外的进步刊物。
薛两清，广东潮州人，17岁离开家乡到印尼巨港谋生，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巨港最大的侨资公司——福东公司橡胶厂的经理。在巨港华侨工商界中，他是进步分子中的核心人物，在党的领导下做了许多工作。饶彰风曾说，在华建的几位大股东中，他是最能服从党的领导，接受党的主张，是资产阶级中的正派人物。
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传到巨港，黄洁、王源兴、薛两清等爱国侨胞欢欣鼓舞。1950年春，黄洁写了一封长信，托人转给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饶彰风，表明其拥护新中国，有意结束国外企业，携资回国参加经济建设。他在信中说：“窃想目前摆在自己面前有两条迥然不同的道路：一条是依然在异国赚钱当‘南洋伯’；一条是回国为建设新中国竭尽绵薄之力。中国现阶段实行新民主主义，是适合国情的，我相信这种制度是能将中国这个贫弱国家救活起来的。祖国解放不久，从政治到经济都出现了一片新气象，更增强了我这种信心。在新中国做个民族资本家，总比在异邦当个‘南洋伯’为佳！……”饶彰风随即嘱人回信，对黄洁的爱国热情表示欢迎，并请他在适当时候先回国参观，经过深思熟虑，然后再作决定。
为了商量回新中国投资的事情，黄洁、王源兴专程拜访了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大使正是他们逃亡期间资助过的王任叔。王任叔建议他们先组成一个考察团，回国实地考察，看哪里适于投资，办什么企业更适合国家需要，先在国内建立据点，再陆续“连人带马”移返。就是在这次拜访过程中，他们发现大使馆竟然设在南洋旅馆，五星红旗从二楼窗口孤零零地伸出，门前人声吵杂，车马喧嚣，这情景让他俩觉得很不妥，决定出资为大使馆买一幢别墅。他们很快以“信记”名义买下一幢花园别墅借给大使馆使用，直至1957年才由中国银行按原价向信记公司买下该房子，交由大使馆保管和使用。
1950年夏，薛两清先行回国观光，了解有关回国参加经济建设的事宜。他和华南分局统战部取得联系，前后在统战部住了一个多月。由于饶彰风的介绍，叶剑英亲自接见了薛两清，并请他吃饭，鼓励他说，祖国很需要他这样的爱国华侨回国投资。之后，在北京他受到中央侨务委员会的热情接待，并受邀参加全国侨眷福利会议，了解了有关党的侨务政策。返回广州后，饶彰风交待他回巨港组织华侨支援祖国的建设。一回到巨港，薛两清即向黄洁、王源兴、李祝朝等好友详细介绍他回国情形，并呼吁他们：“尽快回国参加建设，祖国正需要我们!”
1951年3月，黄洁、王源兴、薛两清、李祝朝、施子卿组成的“考察团”回国，“考察团”一方面参观考察了解国内各方面情况，一方面确定返国投资的地点和投资的项目。“考察团”在广州逗留了一段时间，了解有关工业生产和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企”）的建立和营业情况之后，就北上了。他们先到武汉，再赴北京、天津、青岛、上海等地参观、考察，每到一地都受到当地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听取有关负责同志介绍当地有关工业生产的情况，各地都希望他们留在当地工作和投资。在北京，政务院还特别为他们召集了各个专业座谈会，分别介绍了他们所需要了解的情况。
“考察团”成员对在哪里投资并无定见，上海、东北工业基础较好，“水深鱼肥”，但对他们来说人生地不熟；王源兴是福建人，家乡观念浓厚，但他们回国考察时正值美国第七舰队侵略台湾，福建成了前线，不适于投资；广州工业基础相对薄弱，但紧靠香港，是反对西方经济封锁的战略突破口，又是几百万海外华侨的故乡，是华侨出入的主要门户，与南洋联系密切，在这里建成侨资企业，做出一个榜样，可以迅速产生广泛的影响，鼓舞更多的华侨投资。有鉴于此，“考察团”决定在广州投资，在广州安家。
“国家的振兴，要有自己民族的工业，我们的资金应该重点投入工业”
“考察团”获悉当时中国工业底子薄弱，国家支持民族工业的发展，于是决定重点发展工业。王源兴说：“国家的振兴，要有自己民族的工业，我们的资金应该重点投入工业，为国家的百年大计尽一份力量。”方向已定，“考察团”致信叶剑英，要求和政府的工业部门合作经营，希望搞个麻袋厂、糖厂或橡胶轮胎厂。广东省立即答复同意，叶剑英当面许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951年8月筹备处即告成立，筹备处期间采用责任董事制，由董事会黄洁等掌握一切事权。1953年2月华建正式成立，直接受工业厅领导，实行责任总经理制，公股代表人杜伦任总经理和麻袋厂厂长等职，黄洁、王源兴任正副董事长，薛两清、李祝朝任副总经理兼工业部和贸易部经理，尤扬祖、林启文、颜西岳等大股东未直接参与公司管理。华建预定资本额1000亿元，政府投资三成，私人投资七成，以华侨为募股对象，募股工作分3期进行，截至1953年8月止，总股额已达558亿元，其中公股150亿元，私股408亿元，是同时期侨资企业中规模最大的一家。私股中印尼华侨投资占九成，也有极少数是美洲、马来亚、泰国等地华侨及港澳工商界同胞。黄、王、薛、李、颜、林、尤等大股东投资的共有7559股，占全部私股的18.5%，其余资金多是这些核心人物拉过来的，据不完全统计，通过黄介绍的有16082股，占全部私股的39.4%；王介绍的有3858股，占全部私股的9.5%；李介绍的有1708股，占全部私股的4.2%；林介绍的有990股，占全部私股的2.4%；尤介绍的有4307股，占全部私股的10.6%。私股中，以黄洁的关系拉来的最多，大部分大股东和他的私交都很密切，以黄洁为首的“信记系统”共有6150股，占全部私股的15.2%。
华建下设工业、贸易两部，一开始就确定了“以工业为主，商业为辅，商业为工业服务”的发展方针。贸易准备时间短，投入少，见效快，华建1951年10月即开展贸易业务，主要做蔗糖的国内购销，进出口极少。之后内贸、外贸都做，以外贸为主。其有利条件是可以开展印尼贸易，本打算把重点摆在这里，哪知国际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印尼政府被美国拉拢，对中国不友好。华建只好把业务重点放在香港，通过其在香港的分支机构中孚行配合政府抢运进出口物资。进口货以西药、交电、化染、大小五金、科学仪器等为主，出口货以豆类、粮食副产品、蔬菜、京果、药材、油脂等土产为主。华建在贸易上获利丰厚，1952年获利62亿元，1953年获利48亿元。抗美援朝结束以后，国家加强对外贸易的统制，该公司的贸易业务日趋萎缩。
华建致力于发展工业的决心从公司名字中也可以窥见一斑，与华企分散搞5个中小型厂，而且多是接办、合办、改建不同，华建的目标是要集中资金搞大型工厂，从购买机器到盖厂房都是从零开始，基础很扎实。针对当年广州市只有一间麻袋厂的情况，华建决定兴办麻袋厂。筹备处成立之初，黄洁等即着手购买机器，颇费周折，在中侨委、中央私营企业局、华东工业部、上海进出口公司的帮助下，最后在上海买到了一套翻新的麻袋机。厂房建设方面也遇到了不少困难，由于机器和场地的限制，工业方面的业务迟迟不能展开。华建虽然将公司设在广州，但认为广东工业基础薄弱，而且广东方面不如上海方面那么支持他们，所以希望在上海另设厂房，成为全国性的企业，可惜未能实现。 1953年8月华建麻袋厂终于投入生产，共耗资400亿元。该厂位于广州赤岗，和广东麻袋厂毗邻而建，颇具规模，拥有纺织机器61台，附设一个精洗麻场，工人四五百人，包括华东派过来的一批技术骨干以及一批参加过“土改”的干部，还接收了一批因东南亚国家排华回国的难侨，并从社会上召收了一批工人。与贸易上资本家有职有权不同，麻袋厂实行厂长负责制，按国营的经营管理办法进行管理，刚开始每天生产三四千条麻袋，销路上有困难，生产过剩，亏损严重，后来争取到中央纺织工业部和中南供销处统一分配调拨，每天生产将近一万条，供应粮食公司、糖厂需要，供不应求。随着销路的好转，麻袋厂效益也日益好转，1953年生产26万条麻袋，获利8千余万元，1954年全年生产276万条麻袋，获利136亿元。华建麻袋厂蒸蒸日上，吸引了许多归国华侨前来参观，给华侨留下了良好印象，使他们体会到祖国的关怀，提高了爱国观念，有的参观后即表示愿意投资。
1955年3月，华建和华企一道并入华侨投资公司，华建成为一个专业公司，原计划工厂企业以华建名义管理，后来只有华建麻袋厂一直保留着华建的招牌。合并之后，华投当年即向华建麻袋厂投资进去200万元，使工厂由原来每天两班制增加到三班制，日产麻袋1.1万多条增至1.6万多条。从1955年起，该厂生产欣欣向荣，每年生产麻袋300万至500万条，每条麻袋可获毛利1元多，每年纯利都保持在100万至200万元。到1956年底结算，华建麻袋厂已回收全部投入资金，其三年收回成本的事迹在华侨中广为传颂。华建麻袋厂成为广州新建工业的一面旗帜，成为海外侨胞投资工商业建设的榜样。
“干了十几年生意，没有这回难做”
华建的成立符合当时的需要，政府曾给予一定的优待政策，不过它处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激烈动荡的社会大变革里，它公私合营的地位只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形态，这注定了它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问题和挫折。黄洁有感于此，曾经意味深长地感叹：“干了十几年生意，没有这回难做”。华建遇到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布使股东对所有权有顾虑，股息风波又影响了股东的合法收益，华建的发展大受挫折。华建的许多股东都是冲着新民主主义的建国方略回国投资的，他们相信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下可以有所作为。1953年10月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国公布过渡时期总路线后，否定了新民主主义政策，华建股东很不安，担心投资被当作生产资料没收，成为全民所有，回国投资热情大减，许多游资流入港台和欧美等地。
总路线的公布还造成华建1953年股息风波，这场风波闹得沸沸扬扬，在华侨中影响很不好。华建章程明文规定不论盈亏，年利股息8厘，在年终派息以前，每月可预支6厘。总路线公布后有关方面指出这项规定不符合总路线精神，在未召开股东大会修改章程的情况下，酝酿对该公司1953年度股息加以改变，主张按照“四马分肥”的原则对华建股息进行分配，发股息2.85厘。华建私方愤愤不平，谓福建华侨投资公司不但照章派发8厘，并由政府向股东大会宣布保证今后仍照发8厘；广州投资公司华侨资金很少，竟获得8厘优待；华企经营效益差，被罚款还发6厘。而华建1953年利润达48亿余元，其股息反不及3厘。因此股东们认为这是一个国家、两种政策，广州一地、三套政策。股息问题悬而未决，严重影响华侨投资，也导致华建私方经营情绪低落。1955年初，在华建、华企决定合并的前提下，陶铸指示在不吃老本的情况下华建1953年股息可补足8厘，才挽回了部分影响。
第二，建国初期广东省主要领导对华侨投资是重视的，对华建是爱护的，但是与中央、福建、上海相比，广东对侨资企业的优待工作做得不够好。1951年，中央多个部门联合建立起华侨投资的管理机构，中侨委设立了生产救济司，中央财委下设华侨投资辅导委员会，中央认为华建是华侨投资的重炮，极重视这间公司，关心的问题也非常具体，从购买机器到股息风波都倾注了不少心血。福建华侨投资的规模声势一向不如广东，及至福建政府宣布福建华侨投资公司的股息照章派发8厘，并向股东大会宣布保证今后仍照发8厘，仅在一个半月间便先后获得海外华侨投资137亿元，而华建却无分文入账，华建的一些闽籍股东投资重心逐渐转向福建。华建虽然未在上海设厂，但上海方面非常支持华建的工作，建厂时帮着买机器，工厂建成后又派来了技工，公开了技术。难怪黄洁多次表示政务院、中央侨委、财委、华东方面，对他们很关心、照顾、大力支持，就是华南方面重视不够，甚至提出要直属中央领导。
第三，公司地位、责任不明确。华建是公私合营企业，既然是公私合营的企业，就应该明确它的地位和任务是在生产经营上发挥国营的助手作用，把它列入国家计划的范围内，给予一定的任务和责任。实际上，财经部门对公私合营企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是不明确的，对待华建和私人资本主义一样，以公私关系来领导。表现在贸易上没有直接的上级领导机关，没有分配任务，不能对国营经济起配合作用，相反，在贸易上跟一般私营企业一样，暗中摸索，乱碰乱钻。在工业上也因此出现了一些困难，麻袋的原料供应，财委不管，经多方说服后才来一个照顾；工厂盖房用的洋灰木材，煤建公司认为公私合营企业不给，经再三申请后才照顾；向银行借款也很困难，经向华南、中南、中央侨委说明，才准贷给，且利息高条件苛如私商一样。华建负责人经常埋怨公私合营企业地位不明确，事情不好办，黄洁说：“公营好，私营好，就是公私合营最不好，什么都得照顾才能解决。”公方干部也有同样情绪，杜伦说“华建的任务、作用不明确，所以他亦不知道怎样领导，只能监督不犯五毒而已，但因此华建就不起作用了，且生意亦少做”。
第四，公方掌握了华建的领导权，私方抱怨有职无权无责，公私关系不够协调。华建正式成立后，公股掌握了公司和麻袋厂的领导权，首先是工业厅掌握了业务、财务、成本、基本建设等计划审批和人事任免等权项；其次是委派有能力的党员干部杜伦担任总经理和厂长，掌握了整个业务、行政管理和重要部门的实权；再次是在该公司及麻袋厂设人事科，由党员干部担任，加强人事管理。如此一来，私方就嫌公家管得太多，抱怨没实权、被架空，黄洁、王源兴曾屡次用不满的口气说：“终日无所事事，真没趣！”有些公方干部态度生硬，不尊重私方代表，例如麻袋厂车间基建工程完成后，该厂人事同志不肯给薛两清、肖国藩进入车间，只发给来宾证（来宾证只能参观一次），引起他们很大反感。由于没权，私方也就没什么干劲，依赖公家的思想进一步加强，差不多发展到“经营要国家多多照顾，问题要领导上多多解决”才算满足。
华侨工业建设公司处于激烈的历史大变革之中，政策多变，黄洁、王源兴、薛两清等海外侨胞深感掣肘，无法大展鸿图。后来成立的华侨投资公司采用将资金委托给政府投资的形式，他们不再直接经营工业，多到华投担任虚职，同时被安排进侨委会、侨联、工商联参政议政。黄洁1957年起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1961年至1966年逝世前连续两届当选为广东省副省长。王源兴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侨联副主席，薛两清任省工商联常委、省侨联副主席。获得这些政治头衔应该不是他们回国的初衷，他们最想的还是全心全意地把企业经营好，实现个人、国家双赢。
（作者：张丽红）
来源：《红广角》201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