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8年到1960年“大跃进”时期，广东根据中央的部署，在全省范围内连续掀起了三次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运动。由于时代和历史条件的局限，广东这时期的水利建设既取得了巨大成绩，积累了不少经验，也出现了不少失误，付出了很大代价。深刻认识和总结这段历史，对于进一步推动新时期的广东社会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资鉴作用。

一、“大跃进”时期广东水利建设历程与成效

1957年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后，在批评“反冒进”的气氛中，中央作出关于在当年冬天次年春天开展兴修农田水利的决定，从而吹响了“大跃进”期间全国农村大规模兴修水利的号角。广东省和全国各地一样，从1957年冬开始，也迅速掀起了这项运动。

（一）第一次水利建设高潮（1957年冬至1958年春夏）

1957年10月中旬，省委召开了一届六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并修改了原定的农业规划。随后，省人委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通过了《关于开展冬季兴修水利建设的指示》。受当时“冒进”思想的影响，广东制定的1958年水利工作的任务指标普遍偏高：农田水利550万亩（其中增加灌溉面积210万亩，改善面积310万亩，增加排水面积30万亩），堤防改善1000万立方米，水土保持1800平方公里，水利发电500千瓦。显然，这在当时劳动条件和技术条件下，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如此繁重而复杂的工程任务，是比较困难的。

结果正是如此。由于时间紧，任务繁重，加之当时一些地区的负责人在思想上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从而造成全省多数地区在短时间内无法充分调动群众和各方面力量的积极性，结果在1958年春之前，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工程进度远跟不上计划的要求。据1958年1月份的材料统计，截至1958年1月上旬，全省重点水利工程才完成40多宗，大部分工程只完成计划的50%甚至30%以下，小型水利工程动工和完成的不到五分之一。而已完工的工程质量也不高，甚至一些地方完工的水利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不合格，有的竟达到50%不合格。这种状况无疑严重地影响了当时全省水利工程建设，也自然引起了省委的高度重视。

为了扭转当时工程进度缓慢的局面，省委加强了对全省水利建设的领导力度。1958年1月中旬，省委召开了全省水利工作电话会议。这次会议着重强调了水利是全省整个冬季的中心工作。1958年春后，广东的水利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全省三千万农民以愚公移山之精神，投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水利工程建设当中。他们自带伙食和铺盖，自备材料和工具，食住在山岗树丛，不怕烈日暴晒，不畏风吹雨淋。经过广大干部群众的日夜奋战，广东的水利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据统计，1957年冬至1958年春夏期间，广东共兴建大小水利工程30多万宗，受益农田达3000万亩，比前8年兴修水利工程受益农田总面积的2051万亩还多1115万亩，大大改变了全省农村农田水利的面貌。

( 二）第二次水利建设高潮（1958年冬至1959年春夏）

“大跃进”时期，水利运动中最突出的表现是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和树立样板。当时最有影响的样板是全国水利会议推广的治理漭河的经验，即以“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社队自办为主”的“三主”方针。“三主”方针的推出，大大刺激了人们的情绪，全国各地纷纷仿效（有些地区甚至不顾天时地利的差别，盲目地照搬样板的做法）。广东1958年夏后的水利建设自然也受其影响。

5月5日，省委在《关于1958年冬1959年春水利建设的指示》中指出：1958年水利工作的重点，仍必须围绕着以解决旱灾为主，放手发动群众，贯彻以小型为主的方针，兴修大量的平塘、山塘水库，力求灌溉自动化。为了进一步落实这项工作，8月中旬，省委在兴宁县召开了有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全省水利工作现场会议。这次会议在明确了水利建设要以“三主”方针为指导的同时，提出了1958年冬1959年春掀起一个规模更大、质量更高的全民性的兴修水利运动，以彻底消灭旱灾。为此，水利建设的指标不断升温加码：万亩以上的工程341宗（其中10万亩以上的37宗），坝高在30米以上的75宗，蓄水库容在1000万立方米以上的147宗。

历史地看，不顾当时的客观条件而任意地加大工程任务，违背了水利建设的客观规律，其结果必然会挫伤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并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严重浪费，妨碍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实际上，截至1959年4月上旬，全省仅完成了45宗工程。

而恰在此时，广东将进入汛期，如不在汛期到来之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对这些工程抓紧进行抢修，将可能造成重大的损失。形势逼人，“亡羊补牢”。省委紧急动员，并相应地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首先，“坚决贯彻重重急急精神，重中找重，急中找急”，对未上马的工程坚决不再上马，对有危险的工程坚决继续施工达到安全后再决定是否继续完成或暂停；其次，切实解决劳动力问题；再次，调整器材和采取先进的施工方法。采取上述措施后，广东水利工程建设有了较大的进展。到1959年底，全省新建、续建了153项蓄水1000万立方米以上至1亿立方米的中型水库，27项蓄水1亿立方米以上的大型水库，以及蓄水100万立方米至1000万立方米之间的小型水库工程500多宗。

（三）第三次水利建设高潮（1959年冬至1960年春夏间）

1959年9月庐山会议后，在反“右倾”运动的背景下，广东再次掀起水利建设的高潮。9月22日，省委发出了《关于今冬明春大搞兴修水利运动的指示》，要求在1958年冬1959年春的基础上，掀起一个规模更大、内容更丰富、质量要求更高的群众性兴修水利的新高潮。

与前两次水利运动高潮相比，这次的水利建设工程规模大而复杂，工期长，工作量重，工程集中，且多在较为贫困的地区。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省委一开始就对困难的一面有着足够的估计，并切实地做好每项工作。一是在当时资金短缺的情况下，省委拿出了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得多的资金及器材、设备投放到了水利建设上来。二是在贯彻执行等价互利和政策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社队之间的支援协作。三是大搞工具改革，开展高工效运动。经过广东干部群众夜以继日的奋战，全省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夏期间共新建、续建了157项蓄水1千万立方米以上至1亿立方米的中型水库。

经过三次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广东共兴建了大型水库27座，中型水库172座，小型水库近千座。几个重要的大型工程如新丰江水电站、松涛水库、鹤地水库、高州水库、合浦水库、南水水电站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建成或开工兴建的。之外还兴建了大批的引水工程、机电排灌工程和其他水利工程，使广东多数地区基本上解决了旱灾、涝灾的威胁。

二、“大跃进”时期广东水利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失误

不可否认，广东在“大跃进”时期进行的水利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由于水利建设受到了当时“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因此在具体工作的实施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和失误。

（一）急于求成思想表现得十分突出，给水利工程留下了许多后患

首先，水利建设的“高指标”、“浮夸风”，造成全省各类水库开工座数过多，建设战线过长，致使部分水库设施质量降低或不能按计划完成。其次，许多水利工程仓促上马，采取了“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做法，造成许多水库修建时缺乏必要和足够的前期工作，修建了一些祸库、险库，遗留了后患。据1973年全省水利大检查的统计，在全省1498座小型以上水库中，有安全问题的有792座，占53%，这些水库大部分是在“大跃进”时期建成或开始兴建的。

（二）工作过粗过简，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首先，由于全省各地农田水利建设指标不断升温加码，造成一些地区为了完成一再提高的指标，在缺乏必要的机械工具的情况下，拼命加大劳动强度，大规模地动员农民不分昼夜地进行“大兵团”作战。据统计，广东这时期的水利建设，高潮时，每天出工的民工达800多万人。其次，在修建水库和其他水利工程时，为了执行“群众自办为主”，许多地区大刮“一平二调”风，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例如，水库移民问题。据统计，1958年至1960年间，广东共淹没耕地约100万亩，房屋50万间，迁移人口46.3万人。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兴修水利的要求过高过急，一些地区在对待水利移民问题上各行其是，只重视工程建设，轻视移民安置，片面地强调“民办公助”、“小利服从大利”和“共产主义风格”，盲目地认为移民搬迁赔偿“越少越好”。由此对移民的生产、生活的合理需要缺乏应有的安排，致使移民的财产受到严重的损失，生产得不到恢复，生活水平下降（时至今日，广东全省还有许多水库移民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第三，一些地区为了赶任务，出现了强迫命令的现象。例如，有些地区为了防止在年关期间群众生产情绪下降，就规定凡趁圩或外出的人均要持有趁圩证或过路证；甚至还有些地区用扣口粮、油证、布证、罚款等办法来对待社员，强迫群众参加水利劳动，这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

（三）摒弃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造成了工程不必要的损失

首先，这时期的水利建设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高速度，导致工程项目过多，人力、物力、资金严重不足，致使水利建设要么就是由于制定的指标过高无法实现，计划变成空话、大话；要么就是因为建设工程降低标准，不顾质量，造成种种有害结果（当时连江口、增江、西枝江等大型水库开工后又停建，造成资金器材的大量浪费）。其次，不少地方片面强调本地区本工程的特殊性，不向上级如实反映情况。例如，有的地区甚至不顾客观实际，计划未上报，设计未批准，即草率上马；有的虽有计划，但又不落实；有的虚报数字，从中转移资金、器材办计划外工程；有的不按省下达的计划办事，擅自修改计划，先斩后奏。

三、“大跃进”时期广东水利建设的历史启示

“大跃进”时期广东水利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对进一步推动新时期的广东社会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第一，要坚持求真务实，强调执政为民。“大跃进”时期水利建设中大搞“高指标”、“浮夸风”以及“一平二调”风，这不但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原则，而且也极大地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人民的利益。经验教训告诫我们，搞经济建设必须务实，不要务虚；同时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正确处理好需要与可能、主观与客观和多快与好省的关系。一句话，就是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一切为了人民。

第二，在进行经济建设中（特别是在进行区域经济协作中），更要注意调查研究，并积极地遵循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的原则。“大跃进”时期广东在水利建设中出现失误，主要问题在于偏离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甚至一些地区一味地不顾本地的自然条件，肓目地把只在一定条件见效的地方性经验作为普遍性经验加以推行，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后果。由此可见，在学习和借鉴其他地方的经验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搞好调查研究，掌握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本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

第三，在推动广东社会经济建设过程中，必须讲求科学性和注意效益。搞经济建设，要注意经济效益。“大跃进”时期广东为了改变当时的水利落后面貌，依据当时流行的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来抓水利建设，虽气壮山河，但却带来低效益、低质量的结果。不可否认，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确要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但是不能搞群众运动。实质上，搞社会主义建设至为重要的是要按客观规律办事，讲求科学性和实效性，只靠群众运动，猛干、蛮干，最终的后果是造成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并影响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

                                                                （作者：梁向阳 ）

来源：《广东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