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计划经济时代的社队企业转型而来的乡镇企业，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最具活力的新鲜事物之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凭借着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及独特的人缘、地缘优势，广东在社队企业转型方面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以往并未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优势的社队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华丽转身，异军突起。以“珠江模式”为代表的广东乡镇企业，不仅伴随着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奇迹闪耀全国，成为广东经济在改革开放初期高速发展的象征之一，而且一跃成为广东农村经济的主体和国民经济的支柱，真正成为促成广东改革开放和工业化的重要力量之一。

一、“先行一步”大背景下的广东乡镇企业

社队企业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过程中所形成的符合政经一体制度模式的特殊企业形态。这一企业形态曾经遍布大江南北，可以说是中国最基本的经济细胞之一，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面，它曾发挥出重要作用，成为中国农村不可忽视的历史存在。计划经济时代，社队企业始终只是作为国家和城市集体大工业的补充而存在，既难获得国家在资源投入上的鼎力支持，又要受体制内条条框框的制肘，因此，其发展历程一直都充满曲折。1978年以后，针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家庭联创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让家庭作为经营主体的合法性得以确立，这一制度模式可以说极大解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与之相应，社队企业同样迎来转型的契机。

在广东，社队企业的发展和转型具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一方面，在改革开放之前，广东的社队企业发展基础并不是特别突出，虽然总量较多，但是，质量却不是太高。就全省范围而言，普遍存在着设备简陋、经济效益欠佳的问题，特别是，为了保护国有企业的市场和“领地”，各级政府对村办企业的发展予以了若干限制，使之很难正常发展。另一方面，相比全国其他地方，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在发展经济方面有着别的地方无法比拟的人缘、地缘优势，更为重要的是，中央在1979年7月赋予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重要使命，给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不少“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这两个因素，既从反面倒逼广东社队企业进行改革，又从正面促使广东社队企业主动转型，令其在较短时间里迅速成长为更符合商品经济和市场规律的企业。

从1979年—1992年间，广东乡镇企业的发展经历了起步转型（1979—1983年）、高速发展（1984—1988年）和调整提高（1989—1992年）三个阶段。

在起步转型阶段，发展的主要特征是传统的社队企业如何逐渐摆脱传统的体制约束和历史惯性，尽快融入“先行一步”的政策氛围和现代市场规律。这一阶段，中央提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的号召，广东成为国家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先行地，获得不少优惠政策。为此，省委、省政府实行促进农工商结合、引进技术、吸引外资、雇用劳动、减轻税费负担等一系列有利于社队企业发展的政策，使得广东的社队企业在创办“三来一补”外向型经济的大潮中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并初步经受了市场机制的考验和锻炼。就数量而言，短短几年，广东社队企业由1979年的8.09万个增加到1983年的12.68万个，增长63.80%；从业人员从194.56万人增加到247.37万人，增长78.65%；总收入从29.36亿元增加到80.08亿元，增长1.73倍；纯利润从4.34亿元增加到8.28亿元，增长90.78%；创汇从0.5亿美元增加到1.24亿美元，增长1.48倍。就质量而言，短短几年，广东的社队企业突破了不准生产队办企业的限制，实现公社、大队、生产队“三匹马拉车”，规模和灵活度有了很大改观，更为重要的是，超过95%的企业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向更符合市场规律的现代企业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在高速发展阶段，由于相关制度上的进一步改革，同时获得更多的政策优惠，广东乡镇企业呈现出异彩纷呈、高速前进的发展态势。198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转发农牧渔业部和部党组〈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的通知》，这一文件对于全国乡镇企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正是在这一文件中，社队企业被正式更名为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且，过去地位模糊的农民个人、联户办的家庭及个体企业，也被明确为列入需要“热情支持”的范围。基于此，省委、省政府继续从政策、制度、资金等各方面对乡镇企业的发展予以坚定扶持。1984年7月，广东召开全省社队企业工作会议，部署推进乡镇企业发展的相关工作。从1984年至1988年间，省委、省政府先后下发《关于整顿乡镇企业的指示》、《关于进一步加强发展山区经济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关于发展乡镇企业若干问题的补充规定》等若干个为乡镇企业“解绑”、“正名”，促使其大发展的文件。此阶段，就整体而言，全省乡镇企业按照一、二、三产业一齐上，大、中、小企业一齐上，集体、联户、个体企业一齐上的“三个一齐上”的方针，坚决突破制约其发展的各种禁锢，取得比前一阶段更为显著的成绩。1984年至1988年间，全省乡镇企业以每年增长35%-40%的速度增长，成千上万各具特色的乡镇企业群在南粤大地遍地开花。需要指出的是，在此阶段，广东乡镇企业主要地域发展模式最终形成，在不同类型地区，不同层次的乡镇企业依据其特色和条件因地制宜，以不同途径实现大发展。

在调整提高阶段，广东乡镇企业虽然仍处于持续发展的轨道中，但是，发展速度出现一定程度的回潮，这与国家经济的整体环境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其健康、长远发展必由之路。从1989年起，国家开始紧缩银根，加大对经济领域的治理整顿，乡镇企业正是治理整顿的重点。有人指出：乡镇企业发展过热，浪费能源，影响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应该刹车，砍掉一批。当然，这并不是主流的观点，至少，在广东，主政者对乡镇企业采取的态度是非常理性和实事求是的。他们认为，广东的乡镇企业要调整，要提高，要重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但总体来看，它的发展是良好的，成绩也是显著的，对于它的发展，我们要继续予以支持。为此，省委、省政府于1990年7月发出《关于稳定、发展乡镇企业若干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提出：“稳定原来对乡镇企业实行的优惠政策，继续扶持乡镇企业健康发展。”《通知》还对如何鼓励乡镇企业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如何减轻乡镇企业负担，如何从资金信贷上扶持乡镇企业，如何为乡镇企业做好市场流通方面的服务等问题作出了详细而具体的规定。正因为扶持政策的延续性，在调整提高阶段，广东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没有出现停滞、下滑，相反，强劲的增长势头依然如故，更令人惊喜的是，经过结构上的调整和管理上的改善，再加上政府的有效引导，其内涵和竞争力不断得以提升。到1991年，全省乡镇企业总数达到123.52万个，从业人员707.85万人，总收入更是首次突破1000亿元，达到1008.22亿元。

二、珠江三角洲经济奇迹与“珠江模式”

广东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与其独特的发展模式分不开。“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是广东发展乡镇企业的一条总方针，在这条总方针的指导下，广东各地在发展乡镇企业的过程中将自身的经济地理特征与产业布局紧密联系，各自走出一条既异曲同工，又与众不同的道路来。通过比较这些发展道路，我们发现，以外向型乡镇企业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模式尤其具有先导性和普遍性，换而言之，“珠江模式”既可视为广东乡镇企业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也可以说是广东经济在改革开放中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外向型乡镇企业大发展引领珠三角经济奇迹

珠江三角洲毗邻港澳，华侨众多，信息灵通，商贸活动一直都较发达。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和冷战氛围的影响，这一区域的独特地缘优势不但没有被充分利用，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在长达30年里，珠江三角洲地区得不到国家计划的眷顾，大型项目与之无缘。虽然，从1950年代起，这里也陆续办起了一些集体企业，但在当时落后的技术条件下，这些企业的发展仅局限于公社、大队两级，从事企业生产的劳动力也不超过农村总劳动力的10%—15%。为此，珠江三角洲的工业水平长期处于欠发达状况，与内地不少工业地区相比，这里是典型的农业区。

20世纪80年代的珠江三角洲水乡旧貌

改革开放的基调确定以后，珠江三角洲成为广东“先行一步”的“先锋”。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中发〔1979〕50号文），这一文件，既吹响了广东“先行一步”的号角，也成为了珠江三角洲成就经济奇迹的“催化剂”。1979年9月，国务院颁布《开展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明确鼓励各地开展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此前，珠江三角洲一带的“三来一补”企业虽早已开始在东莞、顺德、宝安等地出现，但是，由于国家层面上的合法性一直没有得到确认，所以，这些企业基本上是在谨慎小心中前行。《办法》出现以后，以珠江三角洲为基地的“三来一补”经济形态得以如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发展起来。以1979年为例，广东全省对外签订“三来一补”合同1572宗，占全省当年利用外资合同总数的95.7%；实际利用外资6069万美元，占全省同期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66.4%。以1979年到1988年的十年为例，全省对外签订“三来一补”合同7.83万宗，占全省同期利用外资合同总数的90%；实际利用外资11.61亿元，占全省同期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14.6%。“三来一补”经济形态的高速增长，带来广东外向型乡镇企业的大发展，进而创造出珠江三角洲经济奇迹。198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广东省委积极贯彻相关精神，把发展乡镇企业摆到了全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来抓。在此带动下，到80年代中后期，珠江三角洲的外向型乡镇企业继续高歌猛进，成为全国经济发展中最耀眼的明珠之一。80年代末期，珠江三角洲经济进入发展黄金时期。90年代中期，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国内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外贸出口总额等各主要指标在全省的比重已由80年代的三成多上升到了七成多。短短十多年内，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就完成了由初级工业化阶段到工业化中级发展阶段的跨越。也正是由于珠江三角洲的发力，广东很快由一个海疆农业省份一跃成为改革开放中崛起的耀眼新星。进入90年代之后，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和广东接连创造多个全国之最：一个是经济增长速度，1980年到1990年的十年间，珠江三角洲经济区GDP增长了6.1倍；一个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区域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国内首次破万；一个是利用外资和出口，广东连续多年双居全国第一；还有像财政收入、国民收入、吸引外来劳动力等指标，广东也位列全国前列。

通过大力发展外向型乡镇企业，珠江三角洲在改革开放中成就经济奇迹，这一现象，很快就引起学术界注意。学者们开始从不同领域来探讨“珠江三角洲现象”。从80年代中期开始，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把研究的视角投到珠江三角洲。在他关于中国城镇发展道路的一系列论文中，曾多次提到过珠江三角洲的发展。他本人也多次到珠江三角洲一带调研和考察。经过几年跟踪研究，费孝通先生从城镇发展路径方面提出“珠江模式”的概念。在1992年写的《珠江模式再认识》里，他系统地介绍了自己对“珠江模式”的思考，并从港珠关系入手，全面而细致地分析了“珠江模式”的起因。在费孝通先生之后，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经济学界曾掀起有关“珠江模式”的研究热潮，王琢、曾牧野、汤其高、胡兆量、钟阳胜、部圻忠、路平、王琚等老、中、青三代经济学者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撰写论文，对改革开放中珠江三角洲独特的经济发展之路作出了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在《论珠江模式的乡镇企业》一文中，王琢先生指出，“八十年代，广东农村出现了以佛山为代表的珠江模式乡镇企业这个新生事物，初步实现了农村工业化，突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关系的传统格局，也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闯出了一条新路”，“珠江模式乡镇企业是一种发达的现代商品经济企业模式，它的显著特色，就是以经济国际化为目标，积极发展内外开放的双向型经济”。

（二）“珠江模式”的成因

改革开放以后，珠江三角洲为什么走上这样一条以外向型乡镇企业为主的经济发展道路呢？对此，学术界众说纷纭，角度不一。有从社会学入手的社会决定论，有从行政管理入手的政策决定论，更有从区域文化氛围入手的文化决定论。比如，有学者将粤港间特殊的地理文化联系视为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主因。又如，有学者将改革开放初期广东所获得的特殊政策优势视为珠江三角洲走上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的主因。这些观点，从一定层面来看，都有其合理性，可是，单单强调某一点，显然不是很全面。通过进一步的深入分析之后，我们往往发现，“珠江模式”的形成，是一种综合性因素在起作用，这种综合性因素包括人缘、地缘、政策等诸多方面。

首先，有历史地理背景及国际形势变化方面的原因。一则，珠江三角洲具有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历史条件和“地利”。一方面，珠江三角洲面临南海，通过海路，近则可瞬间到达台湾、港澳、东南亚等地，远则直航全世界。此外，珠江三角洲还在陆地上与港澳相邻，是国内最接近国际市场的地方。另一方面，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最有名的侨乡之一，从晚清以来，侨汇就一直是珠江三角洲一带重要的民间资本来源。改革开放起步之初，广东所利用的外资，主要是侨资，珠江三角洲各县市已吸收的外资，加上深圳特区吸收的，90%来自港澳同胞和华侨，此外，一些比较先进的新技术和新设备，都也是通过海外华侨穿针引线引进来的。美国学者傅高义曾在《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一书中，专门就港澳因素与珠江三角洲经济腾飞之间的关系做过探讨，他以东莞为例，指出：“全省比其（东莞）更靠近香港的只有宝安县；80年代初，东莞与香港已有车船来往；香港约有60万东莞人及其后裔；在改革前的几十年中，约有20%的东莞青年苦于当地没有发展机会而偷渡到香港；与香港签订的合同中，约50%是与原来的东莞人签订。”二则，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利于珠江三角洲发展外向型经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已完成工业化，面临着产业转型的问题，它们的产品需要开拓新的市场，而劳动力和土地的紧缺则让它们的制造工厂急需寻找新的出路，这为珠江三角洲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其次，有中央政策方面的原因。1979年7月15日，中央颁布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某些“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文件。文件明确提出：中央赋予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某些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它们以更多的主动权，使它们能够充分发挥优越条件，抓住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根据文件内容，广东拥有了在计划、财政、金融、物质、商业运作、对外贸易、劳动工资、物价调控等方面的诸多“特殊权限”。广东启动“先行一步”大幕后，中央对广东和珠江三角洲的发展一直予以足够的关心和支持。当时，中央主要领导频繁南下，为广东改革解困、指路。中央各职能机构也主动放下身段，为广东发展制定专门的政策，开绿灯。1983年6月，广东省主要领导向当时的国务院负责人提出开发珠江三角洲的设想，得到明确支持。国务委员谷牧还专门就此向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提交报告。1985年1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通知，决定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这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安排，无疑奠定了珠江三角洲改革开放的基础，使得珠江三角洲能够迅速启动改革开放的大门。

最后，有广东农村自身改革的原因。改革开放启动后，经过一系列改革，广东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这是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高速发展的内在动因。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虽然不是从广东起源的，但是，广东在这方面的改革却是典型的后起之秀，发展势头之猛，程度之深，一点也不亚于其他省份，珠江三角洲尤其如此。珠江三角洲农村，很早便开始集中精力来抓土地的延长承包期工作，把土地的短期承包变为长期承包，把土地从零碎分散经营变为连片经营。这就使得承包的农户有了更强的经营积极性和扩大经营的勇气。在此基础上，珠江三角洲各镇乡开始陆续成为专门为农村生产服务的社会化组织，像佛山市，它的农业服务组织达1445个，其中县级39个，镇级339个，村级462个，经济合作社421个，各类专业性协会184个，专业服务户7784个。这些组织的大量存在，无形中为农村经济的专业化和扩大化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珠江模式”的形成还与学习温州、苏南等诸多先进经验有关。“文化大革命”以前，广东与江苏经济总量差不多，但到改革开放前夕，却被江苏远远抛到了后面。1980年代初期，苏南和温州的乡镇企业取得飞速发展，塑造了享誉全国的“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为此，广东省委曾在1984年和1986年先后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江浙学习考察活动，由省委书记亲自带队，到苏南和浙江取经。这两次考察学习活动结束后，省里马上又召开了专题研讨会，对取到的经进行消化，并要求各地市认真学习、消化江浙在发展乡镇企业方面的先进经验，以促进自身的发展。事实证明，这两次取经活动取得的效果十分显著。

（三）“珠江模式”的特点

在改革开放初期有名的区域经济模式中，“珠江模式”有其独特的个性，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其鲜明的开放性。外向型，或者说开放性，可谓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的最主要特点之一，提起珠江三角洲企业，往往都少不了“三来一补”、“借船出海”、“嫁接外资”、“造船出海”等显著标志。1979年至1987年，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乡镇企业与外商签订投产的项目合计13648宗，其中合资、合作222宗，补偿贸易185宗，来料加工13241宗；利用外资8.8亿美元，引进各种机械设备55.3万台（套）。1987年，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产品外贸收购总额达19.67亿元，“三来一补”工缴费收入3.17亿美元，分别占到全省乡镇企业的79%和68%。90年代初，珠江三角洲几个重要经济指标的外向型程度进一步凸显。实际利用外资，1991年珠江三角洲的实绩为11.89亿美元，占全省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46%；“三资”企业数，1991年珠江三角洲为6164家，占全省“三资”企业总数的37.6%；外贸出口总额，1991年珠江三角洲为51.72亿美元，占全省外贸出口总额的37.8%。另外，占全国总人口1.82%的珠江三角洲，1990年在全国出口总额中占13.1%，在实际利用外资方面占全国总额的15.4%。

对于珠江三角洲经济模式外向型特点的描述，80年代曾有一句流行话形容——“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所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即指珠江三角洲的外向型企业，它们的原料、资金和技术大都来自港澳和海外，而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大都往外销，唯有土地、厂房和廉价劳动力，是在珠江三角洲当地。为了促进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从省委、省政府到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可谓不遗余力，创造性地推出了不少政策。比如，广东从1980年起就开始放开外贸经营的“垄断权”，不仅授予一批企业以外贸经营权，而且开辟了改革开放以来外贸可以综合经营的先河。又如，早在1980年，广东就开始实行“外贸大包干”在全国率先探索自负盈亏的外贸经营体制。此外，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广东又陆续推行了外贸出口代理制、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留成外汇有偿使用制等不少行之有效的新举措。再如，为了最大限度地引进外资，利用外资，广东还大胆打破惯例，积极创新利用外资的形式，像在改革开放初期名噪一时的“三来一补”，就是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兴起来的。在引进外资，实施“三来一补”的过程中，珠江三角洲的人们更是不拘常规，创造出了不少在当时看来是非常超前的做法，像后来各地在基础建设中经常使用的“以路养路”、“以桥养桥”模式，还有后来被各地推广使用的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造模式，等等。

二是其发展动力的多元化。珠江三角洲的发展动力系统中，政府不遗余力的扶持、民众自发的创业热情和外部力量的积极介入，三种力量交织在一起，共同推进着珠江三角洲的改革发展。一方面，珠江三角洲是依靠着国家赋予广东“先行一步”的各项优惠政策率先发展起来的。政策和政府，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比如，中央政府对广东实施财政和外贸包干政策，广东灵活具体地运用了这一政策，把财权和外贸权下沉，这就激发了珠江三角洲一带基层政府和民众无比巨大的创业潜力。此外，当地政府还制定了很多机动有效的刺激措施。比如，为了调动华侨和港澳同胞回来投资的积极性，珠三角一带的政府规定：可以优先安排向内地投资的华侨、港澳同胞眷属就业；如果华侨、港澳同胞馈赠内地亲人有价值的机械设备，接收入可自营企业，也可以设备折价入股乡镇企业；当地村民若能够动员海外的亲人向家乡投资的，给予奖励，等等。另一方面，外部力量，也就是海外投资者、合作者，在珠江三角洲的改革发展中同样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珠江三角洲外向型的经济发展路子决定了没有海外投资者和合作者，改革就进行不下去。资本逐利的本能决定了外部力量在珠三角发展过程中的积极态度和主动性，面对着这里广袤的土地，廉价的劳动力，海外的商人和资本无不争先恐后的涌进来，他们主动为珠三角的发展出谋划策，教他们灵活而又不失原则地“越过”政策和制度障碍。像李嘉诚、胡应湘、霍英东、马万祺等著名的港澳商界著名人士及其资本，他们对于广东改革开放的深度参与，可以说是珠江三角洲向前发展的关键力量之一。更为重要的是，珠江三角洲的民众在经商创业的意识很强烈，在改革开放之初，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民众不断自发的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桎梏，大胆地推动改革走下去。像超计划利润提成奖、扩大雇工经营范围这些在当时产生重大影响的创新之举都是民间自发闯出来的。

三是其发展格局、经营方式、分配手段及所有制实现形式的灵活性。虽然外向型经济是珠江三角洲经济的总体特征，但在具体实现路径和形成的格局上，珠江三角洲各地和各企业又呈现出灵活机动的个性。比如，在实际发展中，珠江三角洲各地根据自身的条件，走出不同发展之路，在这些个性之路中，有四个地方是最为成功，也最值得称道的，这就是被誉为广东“四小虎”的东莞、顺德、中山、南海。在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和具体的经营方式及分配方面，珠江三角洲各地不拘泥于传统的形式，敢于创新。他们的所有制实现形式不止是单纯的以集体或国营为主体，而是融个体、租赁、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等多种所有制形式为一体的；他们的资金来源是多样化的，既有外资、银行资本，又有民间资本；他们的产业选择既注重差异性，又强调集群化，珠江三角洲各地形成各种各样以产业为特点的“专业镇”和“专业市场”，同时；各地又注意扬长避短，把有限的资金、土地和技术力量集中起来，形成重点企业，发展拳头产品。据统计，截至1987年，整个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已拥有年产值500万元以上的企业431个，超千万元的企业159个，它们生产出来的“部优”和“省优”产品更是达到惊人的154个。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多元化，自然也就觉得了其分配形式的多元性。与当时其他地方相比，珠江三角洲在解决传统“大锅饭”式分配模式上面是着力最多、见效最快的，这也是这边为什么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吸引众多劳动力及人才资源蜂拥而至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珠江模式”的典型代表

前面提到，“珠江模式”是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外向型乡镇企业发展之路基于某些共性之上的经验性总结，而在这些共性之外，“珠江模式”在珠江三角洲各县市的实践中又呈现出不一样的个性。在这些个性之路中，东莞、顺德、中山、南海的经验最为突出，可以称得上是“珠江模式”的典型代表。

一是“东莞模式”。相比珠江三角洲其他地方，东莞在人缘、地缘的优势，要更加明显一点。前面提到，当时的香港人中，籍贯是东莞的，就达60万之多，在地缘上，东莞与香港的距离也很近，仅次于深圳而已，但它又有一个比宝安更有利的地理位置，就是离华南中心城市和贸易中心广州很近，几乎是介于香港与广州的地理中间段。这种先天的条件，自然就注定了东莞在选择经济发展道路时对外贸加工的高度依赖，所以，在珠三角中，它的“三来一补”是最发达的，“前店后厂”格局是最明显的，外贸交易也是最频繁的，所谓“洋枪队”的称号，就是由此而来的。依靠“三来一补”，东莞在短短十年不到的时间里面，迅速奠定了其在珠江三角洲各县市中的明星地位。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在1988年发布的一个调研报告：1987年与1978年相比，东莞的社会总产值增长了5.4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3.8倍；国民收入增长了4.3倍；出口创汇增长了3.4倍；财政收入增长了2.1倍。九年中，全市工农业总产值以平均每年19.1%的速度发展，高于广东省13.5%的速度。特别是1985年以来，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净增七亿元，平均年增长速度37%。在经济增长中，集体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和壮大。集体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987年是1978年的158倍；1987年集体工业产值是1978年的9.78倍。1978年与1987年相比，农村人均收入从193元提高到1039元，大大高于广东全省的人均645元的水平；城镇职工人均收入，从547元提高到2067元；反映社会购买力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从2.8亿元增加到15.8亿元；1987年城乡储蓄余额达18.9亿元，比1978年增长34倍，人均存款1523元。从发展路径上看，“东莞模式”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借船出海”奠定外向型发展之路。“借船出海”，实际上是东莞当地人对“三来一补”生产方式的一种生动诠释，简单地说，就是当地的土地资源、劳动力和产品，借助外资这艘船，走出国门，去创造外汇。以1986年的数据为例，东莞全市对外加工企业的产值占到其工农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55万劳动力中，有15万（另有5万外来劳动力）从事与之相关的工作。这些数据在其后几年中持续上升，到80年代末期达到顶峰。东莞正是凭着“三来一补”业务的高度发达，一举成为广东乃至全国都闻名的“对外加工之乡”。其二，工农并重，多元发展，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东莞的各个乡镇大多数通过“三来一补”来推动农民“洗脚上田”，但是，在发展加工业的同时，它们却没有忽视农业的发展。反而，通过与世界市场的接触，东莞人将农业生产及产品深加工与外贸出口联系起来，推助出独树一帜的创汇农业。其三，敢于吃螃蟹，以改革促发展，营造出珠三角首屈一指的投资创业氛围。在改善投资“小气候”方面，东莞颇有独到之处。早在1978年12月，当地为推动“三来一补”的发展，专门由政府出面，成立一个对外来料加工装配业务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来料加工办公室），来主管全县（当时尚未改市）的“三来一补”业务。在这里，所有与“三来一补”相关的审批手续都能在一天之内集中办妥。当地领导无不自豪地说，在我们这里，半天可签成一个协议，第二天就可进设备。办事效率之快，令习惯于快节奏的港商都为惊叹不已。此外，在干部配置及厂房、交通、能源、通讯等方面，东莞所能给予的，在珠三角乃至全广东，当时都称得上是最好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东莞的外向型农业

二是“顺德模式”。相比东莞，顺德的发展毫不逊色。1990年，顺德县的工农业总产值达66.42亿元，比1978年增加6.8倍，年均增长18.7%；社会总产值70.71亿元，比1978年增加6.4倍，年均增长18.2%；国民收入20.41亿元，比1978年增加3.5倍，年均增长13.4%；财政收入4.2亿元，比1978年增加3.3倍，年均增长12.9%；外贸直接出口创汇1.05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1.1倍，年均增长6%；职工年人均工资收入3964元，比1978年增加三倍多；农民年人均纯收入1498元，比1978年增加5.6倍。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34.6亿元，比1978年增加65.9倍，年均增长41.95%。1979年至1990年间，顺德县的工农业总产值翻了近三番。“顺德模式”的主要特征包括：其一，扬长避短，“造船出海”。与东莞比，顺德没有那么好的地理位置，也没有那么多的海外资源，但是，有一个特点却是很突出的，那就是自古以来所形成的浓郁商业氛围和创业意识。具体到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发展形势，顺德人便很好地运用了这一突出特点。他们没有像东莞人那样，大部分都去开展“三来一补”式的“借船出海”业务，而是创造性地开拓出“造船出海”的路子，即把外资和技术甚至经营管理嫁接到原来的社队企业基础上，发展成一艘全新的外向型乡镇企业。当珠三角大部分企业还在为海外企业代工的时候，顺德企业却早已经开先河，在珠三角以外的地区开办加工点，甚至走出国门，与外商合资办厂。其二，从以内为主向内外兼顾转变。顺德生产出来的产品，与东莞有一点很大的不同，就是东莞的产品大都以出口为主，销路和市场主要是在海外，而顺德却是以外为主，内外兼顾。在80年代中前期，顺德的产品，销路主要在国内市场，占到百分之七八十之多，最多的1985年达88.32%，到1980年代后期，出口的比重逐年增多，有些镇，比如北滘，其出口比重上升到60%，至此，内外兼顾的格局得以慢慢形成。其三，注重创新，培植骨干企业，形成品牌效应。顺德的企业发现，自己搞“三来一补”优势不如东莞明显，而且，利润的大头也都被外商拿走了，很不利于企业的壮大和发展，因此，他们在开展“三来一补”业务的过程中，将吸收、消化、创新视为一个很重要的法宝，在此思想的主导下，顺德的企业慢慢在商海中成长起来，很多都形成具有自主经营能力的合资企业或独资企业。从1978年至1991年，顺德共创优质产品300项，其中国优产品九项，部优产品61项，省优产品230项，涌现出珠江、美的、容声、华宝、神州、万家乐等一大批全国知名品牌和拳头企业。

三是“南海模式”。在珠江三角洲，南海最早在全国成为改革明星，它走出来的路径同样具有典型意义。1991年，南海县国内生产总值52.1亿元，比1978年增长12.33倍，年均增长率为21.9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5533元，比1978年相比，翻了三番多；国民收入45.31元，比1978年增长11.68倍，年均增长率为21.52%；人均国民收入4813元，比1978年增长9.53倍；全市社会总产值为131.89亿元，比1978年增长15.1倍，年均增长率为23.84%。“南海模式”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鼓励“创富”，激发民间活力。改革开放初期，南海曾经全国闻名，令其闻名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时任南海党委、政府领导对民间“创富”的鼓励。当时，南海不仅制定出大胆的“创富”政策。而且，为打消老百姓的顾虑，主要领导亲自上门，为富起来的农民颁奖。风气一起来，南海掀起“创富”热潮，一跃成为全国皆知的首富县。其二，“五个轮子一齐转，三大产业齐发展”。1981年，南海通过全面推行“双包”到户的责任制，一举突破“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局限，在巩固发展三级集体经济的同时，大力鼓励、支持农民发展家庭经济。1987年，更是提出“三个产业齐发展，五个层次一齐上”的方针，强调抓好镇级、村级骨干企业的同时，大力促进联合体和个体企业发展，支持私人企业和集体企业进行合股经营。在这样一种发展思想的主导下，南海的经济形态比珠三角其他地方显得更加多元和灵活，呈现出一派国营、集体、个体经济齐发展，农民、职工、个体工商业者、圩镇居民收入年年曾的喜人气象。其三，“全民皆商”催生民营核。政府鼓励“创富”，加上民间爆发出来的强烈商品意识，使得南海成为珠三角一带民营经济色彩最为浓郁的区域。

20世纪80年代南海农村

四是“中山模式”。1979年，中山国内生产总值仅5.07亿元，到1991年，增至52.66亿元，增长了9.39倍（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下同），年均增长15.3%，与此同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501元增至4546元，增长8.07倍，年均18.4%。同一时间段，它的国民收入增长了9.82倍，年均增长15.8%；人均国民收入增长8.37倍，年均增长18.79%；社会总产值增长9.84倍，年均增长20.1%；人均社会总产值增长11.75倍，年均增长21.6%；其他诸如工农业总产值、外贸出口总额等指标，年均增长率都接近或超过20%。相比以上其他几种发展模式，中山发展的独特魅力主要在于：其一，内部挖潜，改造老企业。中山的老企业相对较多，改革开放以后，这既是中山的优势，也是中山的劣势。面对这些老企业，中山在改革之初，制定了内部挖潜，改造老企业的方针。通过以技术改造和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内部挖潜、中山既保留了原来的老底子，维护了职工队伍的稳定，又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效益。据有关统计，1980年至1991年，中山通过科研先后共开发840多个新产品，其中获省市科技成果奖励的达747项，属于填补国内空白或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92项，属于省内首创或达到省内先进水平的120项，直接经济效益达27.35亿元。其二，政府引导优势产业发展，推助成立企业集团。在“四小虎”中，中山工业基础相对雄厚，地方国营企业（包括全民和大集体企业）比较多，这对中山改革开放之初的路径抉择起到很大作用。在企业改革方面，中山与其他地方一样，采取的最主要手段，是以通过实行多种形式承包责任制的方式来激发企业活力，除此以外，它还有两招“秘诀”。一方面，由政府出面，加强对企业产业选择的有意识培植和引导，避免生产出现重复、无序化、扬短避长的现象；另一方面，在政府推助下，中山市属企业很早便以产业为纽带，聚集在一起，组成企业集团，形成集群发展优势。据有关统计，1987年来，中山市在市属工业企业中，组建了破璃、精细化工、包装印刷、威力、千叶、钢管、咀香园、电子、粤中船舶、建材等十大企业集团。1992年前后，市属工业中，十大企业集团产值占60%，实现利税占60.3%，出口创汇占95%以上，而在全市镇区级以上近700家工业企业中，十大集团在户数上仅占1.4%，但工业总产值却达到25.2%，真正成为中山市经济建设、财政收入、出口创汇的主力军。

（作者：谢涛）

来源：《风起潮涌的广东城乡改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