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春，省委领导班子换届，梁灵光任省委书记（时设第一书记）兼省长，主持省政府全面工作，并兼管特区和海南岛的开发以及外经贸工作。1985年8月，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梁灵光辞去省长职务，退居二线。当时正值广东改革开放起步阶段，他带领省政府一班人，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继续发挥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着重抓好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推进三个经济特区的建设，率先提出大、中、小珠江三角洲设想，积极推进“小珠三角”建设，加强基础设施等等，为全省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3年4月10日，梁灵光代表新一届政府发表就职讲话：“广东的地位和特点，决定了广东工作任务非常艰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广东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省人民寄予殷切的期望，而我们的能力和水平，要担负这样艰巨的任务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决心谦虚谨慎，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同全省人民一道，在上届政府工作的基础上，把我省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一、发挥广东人文地缘优势，狠抓侨务政策落实，积极开创华侨工作新局面

梁灵光本人是马来西亚归侨，还有亲属在南洋。梁灵光主政省政府后，着重全面落实侨务政策，充分调动侨胞爱国爱乡的积极性，积极争取港澳同胞和华侨回来投资。

（一）彻底肃清“左”的影响，进一步落实华侨政策

广东是全国重点侨乡。20世纪80年代初期广东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大约有2000万人，港澳同胞大约有400万人，加上他们在省内的亲属1200万人，共约3600万余人。据统计，1983年，全世界华侨、华人的财产总额为2000多亿美元，尤其在南洋诸国，华人经济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港澳同胞和华侨关心祖国的繁荣富强，有爱祖国、爱家乡的传统，华侨和港澳同胞对广东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84年3月，省委、省政府在广州召开的全省侨务工作会议，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省规模最大的侨务工作盛会。梁灵光做了题为《努力开创侨务工作新局面》的报告。他肯定了近几年来广东侨务工作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强调要用战略眼光看待广东侨务工作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一定要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彻底肃清“左”的影响，全面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充分调动华侨、港澳同胞和归侨、侨眷建设家乡的积极性，努力开创我省侨务工作的新局面。

在这一阶段，省政府逐步落实归侨、侨眷知识分子的政策，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选拔1184名德才兼备的归侨、侨眷到各级领导岗位，解决了6997名归侨、侨眷知识分子住房困难和夫妻分居两地、子女就业等问题，还为60年代初精简下去的归侨、侨眷职工4295人办理复职，下乡的华侨子弟也安置回城。此外，还妥善安置了印度支那难民10.7万多人。

（二）落实侨房政策，维护华侨、归侨和侨眷的合法权益，争取了侨心

侨务工作会议后，梁灵光到江门市和开平、台山、新会县等侨乡考察，着重了解侨房政策落实情况和研究如何进一步调动华侨积极性问题。台山县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最多，有117万人，而全县人口总数才92万。台山负责同志非常重视侨务工作，把它放在与工农业同等地位来抓，一、二把手亲自抓。他们深有体会地对梁灵光说，侨乡农村“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还要加一个“无侨不快”。台山应退侨房9357户130万平方米，他们积极清退，对海外影响很大，贏得了侨心。比如旅美侨领陈子超先生，他的祖屋一厅一房，早已被拆毁，他意见很大，从不回国。后来，县里出资在原地重建其祖屋归还给他，他非常高兴，回乡探亲，并联合几位华侨捐助港币1100万元，在家乡兴建一所中学和医院。从这一例子梁灵光深深体会到，做好侨务工作，争取侨心，意义重大。

8月26日，梁灵光将这次调查了解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向省政府党组和省委常委汇报。9月6日，任仲夷在报告上批示：“我看这个情况汇报很好。其中有些问题，如避免重复引进，落实侨房政策，调动华侨积极性等问题，凡需由政府令行者，应颁发文件以便下面遵行。如有需提交省委讨论时，可安排常委会议定。”10月1日，省政府办公厅发文，将梁灵光的书面汇报及任仲夷的批示印发各地，并分别请省外经贸委和省侨办就报告所提出的问题，立即抓紧研究，提出落实方案报省政府。

（三）主持制订鼓励华侨投资优惠办法和涉外法规

针对还有相当一部分华侨对回国投资尚持观望态度，存在着“四怕”——一怕政策多变，投资安全没有保证；二怕立法不健全，经济利益得不到保障；三怕投资条件不优惠，办事手续繁琐，到头来无利可图；四怕侨居国政府不满，日后受迫害—的情况，梁灵光主持制订了鼓励华侨投资优惠办法和涉外法规，上报国务院审批同意后施行。优惠办法主要是在政策上把侨资与外资加以区别，在关税、所得税、内销市场政策等方面，给予更优惠的待遇，允许华侨投资者择优聘请其国内亲属充当资方代表或代理人，允许优先吸收侨眷就业等等。对华侨投资项目，凡属技术先进，符合国内发展需要的，应优先考虑，在计划安排和物资供应上给以适当照顾，这些办法也适用于港澳同胞。梁灵光要求有关部门提高工作效率，简化审批手续，克服官僚主义，“按照省地市审批权限，组织联合审批小组，把有关部门共同组织起来，共同审批，三堂会审，一次定案，学习福建省、天津市的办法，简化手续” 。切实解决好外资特别是侨资企业支付各种费用负担过多过重的问题等等。梁灵光在全省利用外资工作会议上，严肃地批评有些同志对利用外资意义认识不足，巧立名目，乱收费用的问题。他郑重指出，今后“任何部门不得巧立名目，任意收费，随意加价以及收取外汇券等”。会后，梁灵光还责成省外经委会同省经委，按照中央和国务院文件的精神，制订实施办法，报省政府批准执行。

随着台湾海峡两岸人民来往日益增多，根据中央的政策精神，省政府批准成立省、市、县各级对台湾事务办公室，批准成立利合公司，确定在汕头南澳这个点开展对台贸易。

广东认真落实各项侨务政策，争取了侨心，因而大大激发了华侨关心祖国和家乡现代化建设的热情，纷纷回来投资办实业和捐资办公益事业。通过海外侨胞、港澳同胞穿针引线回国大办“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全省共引进了10多万台（套）的设备，价值7亿多美元，广东在对外开放以来所利用的外资，截至1984底，侨汇收入累计18.6亿美元，共签订利用外资合同5万宗，合同客商投资70亿多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9亿多美元，其中九成以上是华侨和港澳同胞的资金。

广大华侨和港澳同胞还慷慨捐资，造福乡梓。1978年至1987年底，全省接受华侨、港澳同胞捐赠折合人民币23.8亿元，共扩建、新建学校3200间，扩建、新建医院300多间，兴建侨联大厦、华侨之家、中旅社300多家，还修建了其他一批公益事业，广东各地学校的危楼改造，华侨、港澳同胞的捐赠，起了很大作用。1980年至1985年，侨胞捐赠各种型号的客、货运汽车，大大地支援了广东的经济建设。华侨和港澳同胞热心捐资兴办公益事业被评为广东改革开放十件大事之一。

二、率先提出大、中、小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设想，积极推动“小珠三角”建设

中央在对外开放格局思路上是区域梯度推进。到1984年，广东已经拥有3个经济特区、2个沿海开放城市，实现了由点到线的布局，从线到面的进一步开放已经在酝酿、筹备。小平同志提出深圳特区的发展要同香港统一规划，互为依托，梁灵光考虑到深圳原来的经济基础很差，力量有限，如果能把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与香港协作，互相推动和作用的力量就大得多了，加上受到上海经济区（实际就是长江三角洲）启发，梁灵光反复思考酝酿，提出建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珠江三角洲的规划和早期发展，倾注着梁灵光的智慧和心血，因此，梁灵光也被誉为“珠三角之父”。

（一）酝酿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初步形成梯次推进的对外开放格局

1983年6月25日至3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梁灵光和任仲夷赴京参加。会后，梁灵光把开放珠江三角洲这一设想向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做汇报。梁灵光的构想是搞大珠江三角洲。大珠江三角洲是结合香港、澳门主权回归以后，以广州为中心，以深圳、珠海为前沿阵地，包括省、港、澳在内的大珠江三角洲。国务院主要负责人指示：“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你们能摸出些经验就好。”根据国务院负责同志的指示，省委、省政府进行了专题讨论研究，并组织以王焕为首的一批人积极进行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调查研究和规划。同年12月，谷牧视察珠江三角洲深圳、江门、佛山等地，省委、省政府向谷牧汇报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规划的初步设想》和需要请示中央帮助解决的一些经济工作问题。谷牧说：“你们能搞出这样一个《初步设想》是不容易的。但还要对这个《初步设想》认真研究，要听听专家和有关市、县的意见，还要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一次，统一认识，争取在春节前向中央、国务院报告。”1984年1月15日，谷牧向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上报了《关于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列举了珠江三角洲改革开放以后取得的可喜成绩，提出像珠江三角洲这样的侨乡，“应当更加充分地调动和发挥广大海外侨胞爱国爱乡的积极性”。

省委、省政府对建立珠江三角洲开放区非常重视，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及早付诸实施。1984年6月25日，梁灵光在省人大六届二次会议上指出：“珠江三角洲是我省最富庶的地区，有邻近港澳和著名侨乡的优势。我们要运用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广州为中心，以深圳、珠海为窗口，以中小城市为骨干，以广大农村为腹地，以南海油田为依托，组成开放型、综合型的经济网络，加快发展步伐。当前对外开放方面，特别要抓好的第一项工作，是把三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两个市（广州、湛江）、一个岛（海南岛）和珠江三角洲这几个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建设好”。梁灵光正式提出广东“三二一一”的对外开放格局。

同年12月下旬，省委召开市、地委书记会议，梁灵光在会上做了《关于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和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的发言。他指出：“建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走贸工农的路子，进一步发挥优势，把对外引进和对内联合、把沿海的发展和内地的开发结合起来，带动腹地和山区经济的发展，这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战略决策。”会上，梁灵光向大家介绍了关于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的初步设想。原规划搞“大三角”，包括8市、24县。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打算先从“小三角”（3市、16县）搞起，从中取得经验，再逐步扩大到“大三角”。

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的规划是：按照贸工农的生产方针，逐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即以港澳和国际市场为目标，港澳和国际市场需要什么，工业就加工什么，农业就种养什么，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带动经济起飞。争取5年左右，做到香港的鲜活、食品市场基本上由广东占领，逐步进入东南亚、中东、日本等国际市场。为了实现这个设想，广东建议国家对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在对外经济合作交流方面，享受14个沿海港口城市同样的政策待遇，改革外贸体制，改革金融体制，试行区镇合一体制，搞好开放区的全面规划等措施。会后，省委更广泛地听取专家和各市、地、县的意见，进一步充实完善《初步设想》。

（二）带队参加中央座谈会，“小珠三角”经济开放区规划出台

1985年1月下旬，梁灵光率领一个由15人组成的广东代表团赴京参加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会议期间，梁灵光代表广东代表团围绕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的战略地位、发展目标、贯彻落实等等做了详尽的发言。他指出：“广东的干部和群众，决心解放思想，积极探索，认真实践，努力把珠江三角洲建设成为内外交流、工农结合、城乡渗透，现代化的、开放式的、文明富庶的、名副其实的‘金三角’。”关于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的范围和发展目标。梁灵光在会上提出“小珠三角”先开放的范围为3个市、16个县。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的发展目标，初步设想是：（1）工农业总产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提前五年翻一番，提前十年翻两番。（2）大中城市，重点行业、重点产品和骨干企业，基本上经过更新改造，引进技术，达到相当国际上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先进水平。（3）扩大对外贸易，带动整个经济的腾飞。外贸出口总值在1984年的基础上，1990年争取翻两番。（4）人民生活水平提前实现小康水平，1990年达到人均国民收入800美元。

为了实现上述设想，梁灵光提出如下措施：第一，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扩大鲜活商品出口。贯彻贸工农的方针，改造传统农业，把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建成为广东现代化农业示范区和农副产品、食品出口基地，扩大内外销售，并逐步开拓国际市场。第二，调整工业布局，加快老企业的技术改造。有计划地把企业改造同对外引进结合起来，省、市、县对技术改造要统一规划。重点发展轻纺、食品、饲料、电子、建材、家用电器、石油化工以及微电脑的应用推广，尽可能采用国际技术标准，提高档次。第三，搞好经贸体制的改革。对鲜活商品出口港澳直来直去，减少环节，降低消耗，逐步扩大出口。除外贸专业公司外，还要成立一批贸工农经济实体，以县为单位，直接经营，或联合经营。第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电力方面，加快沙角电厂建设，加快黄埔电厂油改煤机组改造，加快广州至香港、广东至广西输变电线路建设。邮电方面，珠江三角洲拟在1990年建成程控电话网。

198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批转〈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央最后确定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为3个市、13个县，即佛山市及所辖的中山市、南海县、顺德县、高明县，江门市及所辖的开平县、新会县、台山县、鹤山县、恩平县，广州的番禺县、增城县，深圳市的宝安县，珠海市的斗门县，惠阳地区的东莞县。当时总人口为951万，总面积为21，492平方公里。这次中央决定的开放区范围，比原来的规划减少了3个县。

4月中旬，省政府召开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规划工作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3个市、13个县和省直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梁灵光在会议上做了讲话。讲话进一步明确了建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的任务，不仅要把开放区建设成为文明富庶的地区，还要起到四个“窗口”（即技术、管理、知识和对外政策的窗口）和两个“扇面”（即对内、对外辐射）的作用。在谈到制定开放区发展规划时，梁灵光指出规划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制定发展鲜活商品出口规划；第二步，制定发展工业品出口计划；第三步，制定经济开放区整体发展规划。这次会议的重点是讨论第一步规划，以实现中央提出的“争取几年内先把港澳市场需要的鲜活商品基本上包下来，并在此基础上逐步进入日本、东南亚和中东市场的战略任务”。5月28日，省政府办公厅发出《通知》，将梁灵光这次讲话印发广东各地政府和省直单位，开启了珠江三角洲开放区加快发展、率先发展的新局面。

会后，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各市、县开展制定规划的工作，并逐步予以实施。在开放区内，各市、县选择一些优先发展的重点工业卫星镇上报省政府。1985年10月，省政府批转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第一批重点工业卫星镇》的通知，在开放区建立小榄、容奇、樟木头等59个重点工业卫星镇。授予59个卫星镇更大的自主管理权限，并在财政、税收、对外经济贸易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如卫星镇企业进口设备免征关税和进口税。这对珠江三角洲工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随后，珠江三角洲各地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星罗棋布，整个珠江三角洲成为新兴的工业基地，发展出以南海、顺德、中山、东莞为代表的“广东四小虎”，催生出享誉国内外的“珠江模式”。珠江三角洲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迅速成为全国的耀眼新星。正是由于珠江三角洲的发力，广东由一个边陲农业大省跨越为经济第一大省。

三、狠抓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

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的能源紧张，基础设施落后，不能适应广东先行一步的需要。广东要想先行一步，必须在能源建设、基础设施方面狠下功夫。梁灵光任省长后，在前任的基础上，继续狠抓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广东经济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坚持水电、火电、核电并举方针，推进能源建设

20世纪80年代初期，广东各行各业发展迅速，电力供应非常紧张，全省发电能力只有200万千瓦，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广州和珠江三角洲有些工厂每星期只能开三四天工，连居民照明用电也无法保证，拉闸停电随时都可能发生。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坚持“水、火、核”并举，大、中、小结合的方针。

首先，大力提倡发展小水电。为促进小水电的发展，省政府采取多种措施筹集资金，在“谁建，谁有，谁管，谁受益”政策的基础上实行“自建、自管、自用”三自方针和“并网政策”，对地方兴办或者联办的小水电，采取减免税收和贴息等政策，调动了各地办小水电的积极性，各地小水电站星罗棋布，新增装机容量以每年10万千瓦的速度增长。针对电力部门定的电价太低，致使小水电难以发展起来的情况，省政府逐步调整电价，甚至由各地自产自销自己定电价，使市、县的小水电投资之后有盈余，多余的电则送入大电网。

其次，是向香港买电，这是当时解决电力的一个重要措施。国家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在蛇口创办出口工业区，电力不够，他们提出从香港拉一条海底电缆，将香港富余的电力引过来。但省电力局不同意。蛇口工业区的负责同志找到梁灵光，请求给予帮助。梁灵光想既然国家允许他们与外商合作引进资金、技术、设备办工业，没有电力供应当然不行，于是，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从而解决了蛇口用电问题。省内在相当一段时间，也向香港大量买电。

再次，大力抓好沙角电厂、黄埔电厂、韶关电厂等骨干工程的建设。沙角电厂分A厂和B厂。A厂一期60万千瓦（3台20万千瓦机组）电厂是国家第七和第八个五年计划兴建的重点项目之一。1981年签订合同由国家投资兴建，但后来由于广东对中央实行财政大包干（原规定大型基建不包在内），于是，中央不再投资，而当时省里确实有困难，因此，任仲夷、梁灵光等同志去找国务院负责同志，要求将广东上缴中央的能源基金超额部分留在广东建设电厂，中央对广东的电力、交通（衡广复线除外）均不负责任。这样，国务院再次批钱。有了这笔钱，A厂才能暂时继续搞下去。1983年9月，沙角A厂工程举行开工典礼。当时和沙角A厂在谈判时，沙角B厂也开始酝酿利用外资筹建。梁灵光和港商胡应湘洽谈再投资兴建一座电厂——沙角B厂，安装2台35万千瓦的机组。广东和港商胡应湘签订协议，投资共5亿美元，建成后每度电价0.114元港币（当时香港电价，3元港币约值人民币1元），合作期限15年，15年后电厂归还广东。经过研究后双方达成一致意见，1984年签订协议。但省有关部门当时有不同意见，认为“因为已定下要建一个核电站，核电站建成后要付外汇，如果再建B厂，担心将来核电站投产后付不出外汇”。梁灵光认为：“建成核电站，起码是十年八年后的事，现在火烧眉毛的是要尽快解决目前的严重缺电问题。”“目前电力如此紧缺，经济又在飞速发展，应该把目光放远一点，坚持要搞下去。”为此，梁灵光召集省计委、电力局、经委、燃料局和有关部门，经过几次讨论，具体磋商后，达成一致的意见，同意安装2台机组。协议签订后，梁灵光亲力亲为，督促港方抢抓时间，克服困难，先搞“三通一平”，仅用22个月就把第一台35万千瓦的机组建成投产，比原计划提前了半年。沙角B厂是中国首个采用完整BOT方式建设的工程项目，它是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较成功的BOT项目，其经验被世界各国BOT专家引用。

梁灵光还主抓黄埔电厂的油改煤工程。国务院成立了“煤代油办公室”，鼓励各个地方上煤发电，关掉柴油发电厂。广东抓住这个政策对黄埔电厂实行了油改煤工程，该厂原有4台12.5万千瓦的超高压燃油机组。广东省上报中央，国家计委批准了黄埔电厂增加两台30万千瓦的机组这个项目，同时还批准湛江增加一台30万千瓦的机组。

梁灵光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广东先后动工兴建或做前期准备工作的有韶关、黄埔、海口、湛江、汕头、梅县等几家大中型电厂，飞来峡等水电站也着手做规划工作。要上这么多的电厂，经费自然不足，因此，广东想方设法多方集资，既在境内贷款，又向香港、外国银行贷款，并提出将全省的电费每度提高1分钱作为发展基金。省政府打破电价多年一贯制的规定，实行老厂老电老价，新厂新电新价的双轨制度，保证投资者有利可图，从而大大调动了各方面合力办电的积极性。

这些大中型电厂远远不能满足广东经济建设和生活用电急剧增长的需要。当时，各地方政府都知晓大电厂成本便宜，供电量大。但因资金缺乏，煤炭也供不上，不可能上那么多的大电厂。于是采用国家和省投资、市地和企业集资、中外合资、利用外资、地方筹资等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的办电方针，实行谁集资谁用电，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政策，并同意各市、县自己办电厂，各地建立小煤电厂1500万千瓦。

广东还投资兴建大电网。1979年4月，广东与香港九龙电网联网，开始从香港输入电力。1984年6月，广东与澳门电网联网，供电给澳门。1985年12月，广东、广西两地电网联网。这样，广东电网以广州为中心，西与广西，东与香港，南与澳门，实行全方位联网。多年来，全省电力供应紧张的状况，得到了初步好转。

（二）改革交通投资体制，吹响广东基础设施建设的号角

改革开放初期，交通运输是广东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之一。广东大胆创新交通投资体制的改革，以市场经济理念推动路桥建设，探索出一条“集资建桥，收费还贷”的投资建设的新模式，变政府直接投资方式为有偿投资方式，广泛开辟投资渠道，解决资金筹集难题，吹响了广东路桥建设的号角，为广东20世纪80、90年代交通事业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广州—珠海、广州—深圳公路桥梁的兴建开创新型投资体制。

1981年8月，广东省交通厅与澳门南光公司签订《关于贷款建设广珠公路四座大桥协议》，这是较早的“贷款修路，收费还款”的协议书。梁灵光主政省政府后，国内以“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方式投资融资修建公路更加“一发不可收”。1983年11月，省政府批准同意广珠公路四桥和广深公路上的中堂、江南两座大桥征收机动车过桥费。这是全省也是全国第一个由省政府正式批准过桥收费的政策性文件，从此拉开了“过桥收费”的序幕。1984年底，广深、广珠两条公路全线实现无渡口通车。1985年3月，省政府在广州召开“广东省九桥建成庆功大会”，九桥指广珠公路上的三洪奇、细滘、容奇、沙口大桥，广深公路上的江南大桥，海南岛渝东线的南渡江大桥，番禺公路的大石大桥，官汕公路的枫口大桥，广海北线的马房大桥。

广深、广珠公路进行改造的同时，广东各地积极探索各种筹集社会闲散资金兴办交通事业的新形式。市、县集资建桥、收费还贷的经验，逐步在全省推开，极大地调动了全省的积极性，掀起了集资建设公路桥梁的热潮，使全省公路桥梁建设出现快马加鞭、突飞猛进的局面。

2.首条中外合作高速公路——广深高速的建成。

广东酝酿建高速公路在国内是最早的。1978年底，港商胡应湘就向广州市工商联主任梁尚立（后任副市长）提出，想投资修一条联结香港、广州、澳门的高速公路。梁灵光在任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时就关心过问此事。1981年5月5日，梁尚立写信给梁灵光以及任仲夷、刘田夫汇报他和胡应湘会谈情况。5月8日，梁灵光在信上批道：“仲夷、田夫、全国同志：胡应湘对广州及深圳经济合作方面的态度比较积极，是应当争取的对象。他建议在两个月内进行‘货比三家’，确定对象后再投资进行勘察调查，进行可行性研究，请交通厅加以考虑，抓紧进行，否则很可能长期拖下去。”任仲夷、刘田夫、李建安都同意梁灵光的意见。6月27日，改派省经委、省交通厅再次与胡应湘会谈，双方签订了合作意愿书。1982年4月12日，刘田夫召开省长办公会议决定广深高速公路上马。

梁灵光接任省长后，决定加快修建广深高速公路，这一想法得到了任仲夷的同意。1983年7月，广深珠高速公路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出来。9月29日上午，梁灵光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议，讨论这一报告。会议认为，解决广东的交通问题，光靠铁路、水运还不够。随着广东经济的发展，收回香港和南海石油的开发，有必要修建一条联结广州、香港和澳门的高速公路。这对促进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将起很大作用。会议责成省计委按讨论意见代省政府拟文上报国家计委审批。1984年5月5日，国务院批复广东省政府，原则同意利用外商贷款修筑广深珠高速公路。1984年10月3日，省交通厅和胡应湘签订正式协议书。但省外经委的一个处长竟因是“合作”还是“合资”“一”字之差，拖了7个月协议还未批下来。梁灵光了解真相后，严厉批评了有关部门的官僚主义行为，并于1985年7月3日，亲自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正式批准了协议书。

针对高速公路筹建工作及组织领导确须加强的问题，梁灵光十分重视，但这个工作牵涉面广，实际工作十分繁重。1985年后，梁灵光退居二线，却仍十分关心这项工作，他提出自己“不适宜再兼任这个职务，而应由省委、省政府指定一位书记或副省长负责并抓紧开展工作，以期早点动工，早点投产，以适应整个珠江三角洲发展的需要”。

3.广深铁路的修建及广深模式。

广（州）深（圳）铁路建成于1911年，在深圳罗湖与香港九龙铁路相连接，是我国重要的对外贸易铁路运输线。随着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拓展，原有的广（州）深（圳）单线难以满足运输需要。因此，改造原线、建设复线迫在眉睫。1983年12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广深铁路公司，负责对全线进行经营管理和建设复线的工作。建设复线须解决资金和征地两大问题。在资金方面，向外商贷款，等铁路建成后提高运价还贷。征地方面，情况复杂难办。大家扯来扯去，拖延时日。在广深复线开工典礼大会上，梁灵光宣布：“为了保证广深复线的顺利建成，所有用地先征后购，即先征用了再讲价钱，希望沿途有关单位的干部，大家团结合作，发动群众共同解决交通运输问题，加快广深复线的建设。”按这个办法，多方洽谈，终于解决了沿线征地的问题。

广深铁路公司打破传统的管理体制，在全国铁路范围内，首先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承包责任制，实施“以路养路、以路建路”的政策。他们利用国家给予“按现行运价提高一半和只按照固定比例递增上缴利润”的优惠政策，投入复线建设。到1987年，用不到3年时间投入了6.7亿元，完成了单线变为复线的改造。广深铁路公司还引进和改建了65辆客车，基本实现空调化。广深复线建设成功，为我国利用外资和地方修筑铁路提供了经验。

与此同时，广东积极探索修建铁路的新型模式——三茂铁路模式。三茂铁路东起佛山市三水，西达茂名，与沟通我国大西南的黎（塘）湛（江）线连成一体。是广州通往粤西的一条重要的铁路运输线。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及70年代末期，国家两次决定兴建这一大型项目，但都因财政困难停工。改革开放后，省政府决定自筹资金建设。1983年4月，三茂铁路再次复工建设，广东首先利用贷款兴建三水至腰古这一段。所需资金，除铁道部和广东省部分投资外，其余由云浮硫铁矿负责贷款建设，分别在铁路和矿山利润中还贷，开创了统一规划，由工矿企业开发资源建设铁路，以矿建路的先例。后来，省政府批准成立三茂铁路公司，通过贷款和发行铁路债券，进行集资，一直将铁路修到茂名，带动了整个粤西经济的发展。

另外，广东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于一些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坚持发展；对于改革的一些成功经验，不断总结完善，大力推广。梁灵光作为省长，领导广东按照“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和“简政放权”的原则，对传统的计划管理体制进行一系列改革。一是加强和完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农牧业良种，大力发展“三高”农业，并亲自抓一些示范基地。二是率先推进价格体制改革，取消生猪现行派购政策，逐步调整日用轻纺工业品价格和钢材、铁、煤炭、水泥、化肥、汽油等部分生产资料价格。三是部署第二步利改税工作，打破“铁饭碗”和“铁交椅”。四是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省对各市、地、县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定五年”的财政管理体制。五是进一步改革外贸管理体制，下放外贸经营权，实行多层次、多形式的对外经济结构。此外，还相应改革外汇管理制度，使用汇和创汇相结合，多创汇多用汇。

梁灵光任职省委书记兼省长期间，正是广东先行一步的起步时期。“万事开头难”，先行一步的道路并不平坦，每一次出现新与旧、收与放、“破”与“立”的对立，广东都会处于争论的中心。梁灵光识大体，顾大局，带领省政府一班人排除干扰，顶住压力，不畏艰难，兢兢业业，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边实践边探索，“摸着石头过河”，开创了广东改革开放的良好局面。就像他在卸任省长时说的：“到广东省五年来，几乎每天从七点钟开始，到晚上两点钟，工作才能够告一段落。”他的言行思想，他的高风亮节，他的无私无畏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爱戴，他在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中享有较高的威望。

                     来源：《梁灵光与广东改革开放》，南方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