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人物之一，他作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主政南粤的5年里( 1980.11-1985.07），思想解放、作风开明、求实创新，和省委一班人带领全省人民排除“左”的思想干扰，正确理解和把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实际出发，把中央精神与广东实际相结合，无论是对内改革，还是对外开放都有着许多深刻的思考和精辟的见解，这些睿智的理论观点对今天的改革开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在如何贯彻中央特许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上，任仲夷提出“对中央的政策要用准用足用活”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央连续发出50号文和41号文，让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四个经济特区，要求两省在对外开放和改革旧的 经济管理体制先行一步。1980年11月任仲夷接替调至中央工作的习仲勋到广东上任。他传达中央领导指示时指出：“中央给了我们这样大的权力，现在就看我们敢不敢用这个权力，会不会用这个权力。我们应当大胆使用它，而且学会善于使用它。” “目的是把广东的经济搞活搞快”， “对关键问题，要组织力量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在弄清情况的基础上，大胆调整政策，解决问题。总之，特殊政策要真特殊，灵活措施要真灵活，先走一步要真先走，不然还是空的”。那么如何才能实现“三真”呢？任仲夷说：“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必须解放思想”；“解放思想的基本要求是敢于实事求是，敢于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需要有勇气，需要有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 “陈规旧套不足法，流言飞语不足畏”； “我省贯彻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一些做法，概括为对外开放，对内放宽，对下放权”；后来当人们对改革开放是收还是继续放，处于莫衷一是的时候，任仲夷又明确提出了三个“更加”，即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这里的“更加”，一是说比过去更开放、更放权，一是说中央叫广东当排头兵，那就比其它省份要更加开放。“广东应当比没有实行特殊政策的地方搞的快一些，做到先行一步。……没实行特殊政策的省，在不少方面比我们还灵活。所以，在改革和灵活方面，我们要多下一点功夫，步子再迈大一些”。怎样才能用好中央的政策呢？他主张既要“大胆地使用”，用足、用活，更要“正确的使用”。他认为中央允许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就是一切要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根据具体情况，相机办事。在政治上和总的政策上，一定要和中央保持一致，不能违背。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要因地、因时、因情况制宜。他说可以“变通”中央的政策，他说 “变通”就好比“变压”，各级党委、各部门，执行上级政策、指示，因情况特殊而必须“变通”时，要像“变压器”或“变电站”那样，把上面输送来的电流进行变压，使之适合本单位、本部门具体需要的电压，使机器正常运转，否则机器就会烧坏。但所用的“电”，还是中央“总电厂”的电，中央政策的精神和原则不能改变。为了防止政策执行的偏差和误解，他还说，“变通”绝非“变相”。“变通”是因地制宜，是为了更好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为人民办好事。所谓“变相”，就是借口变通，为了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违反党和国家的政策去办坏事。动机和目的不同，结果不同，是非要分明。。任仲夷的“变通论”是因时、因地、因事制宜地创造性的执行中央的政策，是结合实际的实事求是的正确方法。有人把广东采取“变通”的办法，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政策形象地比喻为遵守城市交通规则，归纳为四句话：没有灯时摸着走（中央没有明文规定的问题，进行试点，摸索创造经验）；遇到红灯绕道走（政策规定有许多条，这一条不行就用那一条，积极找根据把利国利民的好事办成）；遇到黄灯准备走（如赛跑运动员进入准备状态，精神、心理、身体都高度做好准备，只等信号枪一响就立即冲击，争取起跑就比别人早一步）；遇到绿灯加快走（政策明文规定允许的好事，要用一切力量尽快办成）。当有人问起任仲夷这个比喻怎么样？任仲夷说，他们概括得形象生动而又准确。遇到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都没有违犯交通规则嘛！为落实任仲夷的“变通”思想，省委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有些政策，如放宽进出口和引进外资的某些规定等，需要到中央、到国务院各部门去反复汇报，做工作。有些则要自己变通解决。对特区如何放权，对广州市如何放权，对海南岛（当时属广东省)如何放权等大问题，任仲夷都亲自调研、开座谈会、听汇报，主持省委会议，一项一项研究解决。他的思想观点，对于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各级干部加深对中央精神的理解，消除顾虑，敢于把中央精神与本地实际结合，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为了冲破僵化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任仲夷提出广东要“从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着眼，积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由于长期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左”的影响，当时干部思想滞后，旧的经济管理体制又盘根错节，根深蒂固，在全国实行旧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情况下，局部地区要在探索新的管理体制中先行一步，绝非易事。有了中央要求广东改革旧的经济管理体制先行一步的“尚方宝剑”，广东的主要领导人是否具有“杀出一条血路”的胆识、战略思维和领导才能，能否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披荆斩棘、奋勇前进就至关重要了。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则以“包产到户”为突破口。改革开放初期的各级领导班子，对“包产到户”的认识不一。任仲夷到广东还不到两个月，在1981年1月省委召开的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上，强调对农村出现的新问题，要分清主流支流，不要把问题看得过重，甚至夸大，走回头路；又不要不重视解决，放任自流。他指出：“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即使是搞的面大了一些，只要群众满意，又能增产，对国家贡献增多，就不要硬改过来了。政策一定要稳定下来。凡是有利于促进生产发展，又受群众欢迎的政策，都不要轻易变动。”“现在全省各个地区对包产到户的看法，分歧很大。我看不要强求统一。还是因地制宜为好。”他的讲话，对推动农村实行包产、包干到户，起到了一定鼓励和促进的作用。在省委贯彻全国农业书记会议上他说：“农业实行联产计酬的责任制，是一场伟大的变革，这场变革的意义不亚于三大改造。”有些同志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和苏联农业经济模式的影响，“总认为只有集体才是社会主义；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劳动就是资本主义；穷才是社会主义，富（特别是农民个人富）就是资本主义；只有‘统’（统收统支，统购统销，“官商”独营的所谓统一市场，等等）才是社会主义，‘包’、‘放’、‘活’都是资本主义。”他强调要进一步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从这些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他指出：现在走的是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路子，农村要继续放宽政策，着重抓好“承包专业化，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生产，经济服务社会化”这三个环节，进一步推动农村的巨大变革。经过他和其他省委领导做工作，为在省、地、市、县领导层中对“包”字之争，总算画上了句号。此后，争论还很多。“包”字之争解决后，到争一个“富”字，即允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争一个“商”字，即允不允许农民务工经商；到争一个“股”字，即允不允许农民搞股份制；到争一个“雇”字，即允不允许农民雇工等等。这些争论的焦点是前进还是倒退，是战略措施还是权宜之计。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任仲夷认为，专业户靠勤劳致富，完全正常，应当给予支持。因此，在省农委召开的一次专业户座谈会上，他说：“‘万元户’不算富，富了还要富。”一语惊人，给带头搞商品经济的专业户吃了“定心丸”。1982年，全省农村普遍实行包干到户或包产到户，顺利地完成了人民公社经营体制的转换。随后渔业、林业、工副业等等都实行了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80年代初，中央决定对全国经济进行一次大调整，到处是“下马”、“关停并转”之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广东要不要调整？当时人们的观点不一致。1980年底，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国民经济的调整。会议期间，有人提出了“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的方针。任仲夷认为应该在调整中前进，至少在广东，改革不能缓，发展不能舍，而是改革要坚持，发展要加快。不搞改革，舍掉发展，一切都谈不上。他在分组会上强调，要把“集中”和“搞活”统一起来。他说：“我们3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证明，把经济搞活不容易，搞死却很容易。这几年好不容易才搞活了一点，如果不注意，可能一下子又退回去。”所以，强调集中统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点。他提出，“在强调集中统一的前提下，凡是有利于搞活经济、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增加社会财富、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好的政策、好的措施，都应当继续坚持下去。”任仲夷回广东后，全面的而不是片面地、积极地而不是消极地理解中央的调整方针，在执行中紧密结合实际，在贯彻会议上强调：一是把经济调整和实行特殊政策结合起来；二是把“集中”和“搞活”统一起来；三是把“退够”和“前进”统一起来。中央要求集中统一的，一定要集中统一，不能含糊；该搞活的，一定要继续搞活，不能倒退。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先后关、停、并、转了近千家生产条件差、耗能高、效益差的小钢铁、小化工企业，把腾出来的能源和原料着重发展食品、电子、家用电器、纺织等行业，建立起具有广东特色的轻型产业结构。“珠江水”、“广东粮”以及电子、家用电器等“广货”称誉全国。不久以后，任仲夷再次提出，在调整中放慢改革的步伐，全国放慢两步，广东只能放慢一步，总得比全国快，因为中央要我们“先行一步”。这样广东就防止了把经济搞死，防止了松劲情绪。
1981年6月，在着重讨论经济调整和改革的全省工交会议上，任仲夷强调，要搞好调整和改革，进一步把生产搞活。工交体制改革方面，就是一个下放，两个“结合”：即下放权力，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结合。进一步把工交工作搞好，就要在“包、联、通、创、学”五个字上做文章。他说无论是工业、农业，“包”字都灵，他指出，包的形式很多，有上缴利润包干或利润留成，有减亏包干，有自负盈亏，有行业包干等等。对适合包干的单位和工作，都要大胆的实行包干；他说 “联”就是要打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行业之间、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分割和界限，广泛实行经济联合；他说 “通”就是进一步沟通工商关系、工贸关系，沟通工业和财政、税务部门的关系，部门之间要提倡“通干线”，不能唱“三叉口”，抵消力量；他说 “创”就是提倡技术创新、产品创新，要不断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产品，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他说“学”就是学上海，学先进。任仲夷的观点得到与会者的赞同，大家对改革、创新、搞活的道理更加清楚、明白。这对于彻底冲破长期计划经济的桎梏，促进体制改革和生产发展，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任仲夷积极支持省内开展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实行利改税等方面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支持韶关钢铁厂、广州钢铁厂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鼓励外贸体制的改革，探索“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崭新模式。率先在全国进行价格体制的改革，以及采取“以路养路”、“以桥养桥”、“以电养电”、“以电信养电信”等一系列大力发展基础设施的有效措施。这些打破旧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做法一度受到非议，但很快作为经验辐射到了全国，对兄弟省份的改革起到了借鉴、启发和促进作用。
三、在全国开展严厉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犯罪行为活动中，任仲夷提出广东要“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实行对外开放和搞活经济坚定不移，执行让人民群众富裕起来的政策坚定不移”
198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紧急通知，要求在全国开展严厉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犯罪行为。起因是中央看到中纪委的一份简报，反映广东有极其严重的走私贩私的犯罪行为。中央认为这是严重毁坏党的声誉，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必须雷厉风行的加以解决，因此发出了紧急通知。通知虽然是向全国发出的，但事因广东而起，当然是重点的重点。中纪委主要领导立即带队进驻广东，调查办案。这对广东来说是极大的震动。其实，这一问题已引起广东省委的高度重视，仅1979年全省就查获走私和投机倒把案件九千多宗，1980年7月省委省政府发出《关于坚决打击走私和投机倒把活动的指示》，并组织有关部门大规模的开展打击走私贩私的斗争。接重要紧急通知后，省委迅速于1982年1月18日召开领导干部会议进行传达贯彻。任仲夷要求全省的党员、干部，对广东省党风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要有清醒的认识，统一的看法。2月中央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气氛异常严峻，印发了反走私等文件，还有中央某部门编写的耐人寻味的材料《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会上有的领导讲得很严厉。因为“文化大革命” 后已经宣布不再搞政治运动，所以就讲这场打击经济犯罪是“不叫运动的运动”，决不能手软，“要杀一批头”。任仲夷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详细汇报了广东出现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的情况，以及省委对上述情况所采取的措施，也谈了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下一步的打算。同时，希望中央不要收回给予广东的特殊政策。会后广东立即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进行传达贯彻。在胡耀邦的支持下，任仲夷对那些不利于广东改革开放，不利于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甚至容易引起党内外思想混乱的话他都没有传达。当时有中央领导建议要对存在问题进行大辩论，以统一认识，广东省委也没有采纳。任仲夷认为搞一次大辩论，就会出偏差，弄不好就像过去政治运动一样，上纲上线，他认为，既要清醒地认识到经济犯罪问题的严重性，又要清醒地看到执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成就。中央有领导说广东对两省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不够得力，又叫任仲夷和省长刘田夫去北京，后来人们称之为“二进宫”。当时有人对广东的形势看得特别严重。甚至说，广东已经改变了颜色，要收复失地。任仲夷不得不以大局为重，连夜起草了一份检讨，“二进宫”之后，广东感受的压力更大。
3月1日中央批转《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纪要》，后又发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由于多年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对过去“左”的一套仍心有余悸，因而产生了种种疑虑，集中到一点，就是怕改革开放的政策变。省委如何贯彻落实中央精神，一时成为上下左右关注的焦点。4月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有人预测会议可能会“杀气腾腾”，有的还准备作检讨。但在会上任仲夷首先肯定全省各级干部为国家建设和改变广东面貌所作的贡献，并为近年出现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他说：“缺点错误，主要在省委。我们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和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严重性、危害性和危险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对打击犯罪活动抓得不紧，处理不力。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从发展经济上考虑多，对政治上可能出现的问题考虑少；看成绩多，看问题少；对广东如何‘先行一步’想的多，从全国一盘棋想得少。” “没有及早引起足够的重视，很不清醒。” “在省委里面，又主要应当由我对这些问题负责。” 他还说“只要不搞各种违法乱纪和犯罪活动，工作上还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对干劲足、闯劲大的干部应予鼓励。”他还阐述了办案的政策和方法“必须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做到证据确凿，稳、准、狠地打击犯罪活动”。“工作要做得扎扎实实，不搞大轰大嗡，不搞人人过关，不搞群众运动”。他的讲话既引导大家认识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经济领域严重犯罪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又重申实行特殊政策，必须反对“三特”(特权、特殊化和特殊党员)，必须坚持“三更”(纪律更严、执法更严、管理更严)，党员干部必须“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工作上一丝不苟，在经济上一尘不染”。后来他特别强调“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实行对外开放和搞活经济，也是坚定不移的；执行让群众富裕起来的政策，也是坚定不移的”。任仲夷在复杂的形势下，审时度势，从容面对，敢于和善于“扬弃”，既不“偏听偏信”，又不“矫枉过正”，实事求是地分清思想界限、政策界限和应负的责任，避免了一部分干部因怕负责任而把刚刚放开的手脚又束缚起来。这次会议使广东干部明确了方向，坚定了信心，防止在执行政策时从一个偏向走到另一个偏向，会议开得热气腾腾。在任仲夷的主持下，广东先后制定了《关于处理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若干政策规定》等10个文件。后来的实践证明，省委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精神，依法严惩了极少数贪污受贿和严重经济犯罪人员，有效遏制了走私贩私歪风，从而在打击经济犯罪与搞活经济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截至1982年11月，全省揭露出经济犯罪案件6800多宗，其中大案要案622宗。截获走私船只693艘，罚没走私款物9700多万元。依法严惩了汕头地委政法委副主任王仲、原海丰县委副书记叶妈坎等违法乱纪、贪污受贿重大案件。在搞活经济方面，全省与外商签订合同1．4万多项，引进先进技术设备10万多台（套）。避免了广东因为出现走私贩私歪风而错失历史发展机遇。
四、针对一些人对经济特区的非议和指责，任仲夷以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为特区正名，“搞特区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特区初创，任务很重，还要面临一些指责，最突出的是有人给扣了三顶“黑帽子”，即搞改革开放、办经济特区是在搞“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卖国主义”。有的说，“特区是搞香港化，搞资本主义”。有的说“特区不就是过去的租借吗”？有的说 “特区除了国旗是红色的以外，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味道了”的说法。这样的误解、非议、责难，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而在开头几年尤其厉害。正如《经济日报》记者文章所说的“广东改革开放十年，全国议论十年”，“香一年，臭一年，香香臭臭又一年。”人们议论指责最集中的当然是特区。对此，任仲夷利用各种机会和方式，以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为特区正名。他根据建设特区的实践，1981年5月在广东省委常委会上，大力宣传创办经济特区的重要意义，他说“建设特区，可以更多更方便地引进外资、侨资，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可以更好地学习外国在经营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培养一批人才；可以更多地为国家积累四化建设所需要的外汇；可以使特区这个局部地方加速实现现代化，为全省以至全国提供现代化的借鉴。还有一个深远的意义，就是可以稳定港澳人心和促进台湾回归。”1980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针对特区“香港化”、“特区就是租界”之说，以满腔热情肯定特区这一新事物。说：“主权完全在我们手里，那里的政府、警察、军队都是我们的，执行我国的法律。这有什么危险呢？没什么危险！”在一次省委常委会上他还指出：“有的同志怀疑办特区是否有损主权，是不是会‘香港化’，是不是会变成殖民地？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肯定地回答：不会。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由于办特区而变成殖民地，没有这样的先例。恰恰相反，只有掌握主权才能办特区。办特区是对主权的运用，是行使主权的表现。” “只要按中央的决定和指示办，就可以放心，不会损坏我们的主权。当然，对资本主义腐朽意识形态的腐蚀，我们必须提防，并要积极有效地进行反腐蚀斗争。” “我们所以办特区，完全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外国的利益。进行一些自愿互利的经济合作，是以不损害我国的主权为前提条件的。为了我国的利益，才给来同我们进行合作的那些人一点利益。”办特区，确实能给我们带来好处。他还列举自己到深圳、珠海考察时的所见所闻，以切身体会称赞特区的新气象。以与香港一街之隔的沙头角公社为例，全公社当时人口1300多人。解放以来往香港外流的2600多人，等于两个沙头角。前几年每年外流120－130人。从1979年开始，外流大大减少，到了1980年不仅没有走的，以前去到香港的人还有些要回来。他说，看到特区社会安定的事实，完全应当解除顾虑和担心。对于有的人提出特区到底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任仲夷公开回答，特区从社会性质来说，姓“社”，不姓“资”。因为它是社会主义中国神圣的领土，我们国家在特区保持着全面的主权。“特区是我们党和政府领导下办的，决不会丧失主权。搞特区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会损坏社会主义，而是大大地有利于社会主义。” “办特区如果得不到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理解和支持，或者在特区实行的政策是使外商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害怕的政策，那个特区就搞不好。”他顶住对特区的各种各样的非议，一再强调，特区一定要‘特’，“特区如果不‘特’，就达不到办特区的目的。”在试办特区工作中，“要把视野放宽些，想得更远些，步子迈得更大些，”使特区真正‘特’起来。满腔热情的支持特区的建设。正确的政策一经和实践相结合，会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以深圳经济特区为例，到1983年底，累计已与客商签订协议2500多项，协议投资总额18亿多美元，其中实际使用的有4亿多美元。引进了一批先进技术与25000多台（套）设备，有效地促进了特区生产的迅速发展。1983年的各项经济指标，与办特区前的1978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0．7倍；财政收入增长了10．9倍。建立特区的4年累计，国民经济各项指标超过了前30年的总和。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特区后，挥笔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是对任仲夷和广东省建设特区工作的最有力的肯定。
五、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清除精神污染，任仲夷提出了“排污不排外”
随着对外开放、兴办特区，引进外资，外商来往多了，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也渗透进来侵蚀我们的干部和群众。为此，80年代初期，中央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了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总有这样那样的非议，有人给扣来三顶“黄帽子”：说广东对外开放之后，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进来了，“精神污染了”，“和平演变”的危险增加了。那时，很多地方曾把男人留长发、穿喇叭裤等生活小事，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把表现人体美的绘画和雕塑，以及跳迪斯科、唱卡拉OK等外来的文娱活动视为淫秽、黄色、下流的资产阶级的东西，甚至对本来属于不同学术观点范畴的问题都视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凡此种种，统统称之为精神污染，甚至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这反映了一些人对改革开放的担忧和对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警惕。应该说，当时“左”的意识形态还是有市场的，在某些领域“左”的气氛还很浓厚，这就形成了一股阻碍改革开放的强大势力。任仲夷和广东省委坚决拥护中央清除“精神污染”的决定，在这次运动中主要包括了拆“鱼骨天线”，堵香港电视，“打黄扫非”，清理非法小报，整治音乐茶座、歌舞厅，打击文化走私行为，堵截没经检批的外来图书入境等具体行动。一时间，广州和三个经济特区及珠三角一些城市，搞得有声有势。然而，有的地方“打黄扫非”，不分黑白，对外来的文化产品、文艺活动一扫而光。有些外商见这种“污”、“外”不分的行为有些恐慌，担心又要“闭门”了，不敢放胆来投资。鉴于反“精神污染”带来的负面影响。1982年5月任仲夷在接受《世界经济导报》采访时，提出了“排污不排外”的名言。他说“我们不排外，排外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要排污。实现开放政策，也带来一些新问题。‘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也会先染污。盲目排外是错误的、愚蠢的；自觉排污是必要的、明智的。排污要分清界限，要排真正的污，要作具体分析。”他认为，我国长期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现在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设备、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的同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朽东西也会随之而入，就像一间封闭已久的房子，突然打开门窗，既进来了阳光和新鲜空气，也可能进来污浊空气有害气体和蚊子、苍蝇。对于阳光和新鲜空气，我们应该很好的利用和吸收，对于污浊空气和有害气体，必须排除，对于蚊子、苍蝇必须消灭或驱除。他以自己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认为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排除精神污染，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不矛盾的，排除精神污染，正是为了更好地执行对外开放政策。1982年12月任仲夷在全国人大发言时论述了发展经济文化交流的重大意义，他强调说，我们一定要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但决不能笼统地反对一切外来影响。我们应当是排污而不排外。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优秀的进步的文化成果，我们不仅不能排斥，还应当积极吸收。为了继续科学地引导反“精神污染”，任仲夷以清醒的头脑，坚持对外开放的大方向，作为应对，在1985年又提出了“清外污”和“清内污”相结合的补充意见。他的思想打消了一些同志在是否还继续利用外资、引进先进管理经验上处于徘徊不前的顾虑。这场反“精神污染”运动前前后后紧锣密鼓地搞了5年多，直到1985年以后，才缓和下来，以后就以“打黄扫非”持续下来。由于广东认真贯彻中央的部署，坚持“排污不排外”的原则，排除了右与“左”的干扰，有效地抑制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了“精神污染”，从而稳定了文化市场，净化了舆论环境，改善了改革开放的条件，提高了外商投资的信心，促进了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
任仲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主政者，以其远见卓识和高超的领导才能，为实现中央赋予广东“杀出一条血路”的重任和在全国先行一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重温他当年的思想，弘扬他在历史关键时刻勇于担当的无私无畏精神，铭记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高风亮节，探索研究他丰富的思想宝库，激励我们在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征程上更好的前进。
（作者：杨汉卿，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来源：《任仲夷与广东改革开放》，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