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整理者：卢荻  谢权勋

采访时间：1984年至1998年多次采访

采访地点：刘田夫家中  从化温泉宾馆

四、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早期建设

采访者：深圳、珠海经济特区早期创业异常艰难，您主持省政府期间为它们做了哪些工作？

刘田夫：1979年深圳、珠海改为市后，两市市委雷厉风行，立即组织人马进行初步规划工作，并广泛与外商接触洽谈，积极吸引外资，发展经济。

这年3月25 日，深圳刚改市两个月，他们便向省革委会送上一份报告，提出发展旅游业、合办企业和报批地产等几个问题。

4月13日，我主持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参加人员有省革委会范希贤、黄静波、陆荧，深圳市张勋甫、贾华以及省直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会议就深圳市革委会报告中提出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张勋甫等人对我们在不到20天时间，就召集到那么多的负责同志来开专题会议，并作出具体决定感到满意。他们表示回去之后，马上按照这次会议的决定去开展工作。

中央50号文下达以后，深圳、珠海两市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对外经济工作日益频繁，碰到的问题也比较多，因此，迫切要求扩大地方权限。

这年9月25日，在省委珠岛宾馆五号楼会议室，我主持召开省经济工作小组成立后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办公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省委、省革委会的吴南生、范希贤、曾定石和陆荧、秦文俊、杨立同志，深圳、珠海市的张勋甫、吴健民、何海同志和省有关经济工作部门的严尚民、王奇、梁骥、何明、左本彬、王桂英、杨可忠等同志。会议听取了深圳市委张勋甫、珠海市委吴健民分别就两市对外经济工作若干问题所作汇报之后，进行了讨论，议决了有关事项。会议还就两市报批的若干项目，以及华侨、外籍人和港澳同胞向国内投资是否宣传等问题提出了处理意见。

1980年5月4日，省委决定成立广东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由吴南生兼任主任、党组书记，王宁、曾定石兼任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秦文俊任副主任。

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和《 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同月，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江泽民到深圳经济特区调查。为了办好我国的经济特区，他曾到世界各国调查各类出口或贸易区的情况，为深圳特区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此后，广东经济特区的工作主要由吴南生、梁湘等人负责。当然，经济特区一些重大问题需省委、省政府讨论决定时，我仍然参与决策。

1982年10月，省委、省政府向党中央、国务院报送《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初步总结》。10月 30日，陈云同志作了指示：“试办特区初步总结，很好。”“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关怀下，在省委和各地区、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广东三个经济特区做了大量的工作，到我从省长位置退下来的1983年底，深圳发展速度最快，珠海、汕头特区基本上还处于筹建阶段。深圳与外商签订合同2512项，包括工业、农牧业以及商品楼宇、旅游、餐馆等服务业、交通运输等项目，协议投资额132.23亿港元，实际投资 29.81亿港元，引进 2.5万多台（套）设备，其中有些是比较先进的，如微波通讯设备、大规模集成电路、电脑等技术设备等，大大提高了出口能力。深圳光明畜牧场引进一套全密封无菌鲜奶加工包装设备，其产品“维他奶”占香港鲜奶销量的七成。1980年至1983年，共完成基建投资额 19.14亿元，投产项目 400多个，数十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工业发展较快，总产值从1979年的6061万元，增至1983年的 14.7亿元。珠海市到1983年底止，与外商签订工业、交通、旅游、住宅等协议40宗，计划投资总额12亿美元，引进了一批电子、轻工、纺织、食品加工、旅游设施等先进设备与项目。汕头经济特区起步慢一些，1982年才正式动工，到1983年，共引进外资4406万港元，引进设备791台（套）。在短短的几年时间，深圳、珠海由边陲小镇迅速变成了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时至今日，广东三个经济特区所取得的成就更加令人瞩目了，初步发挥了四个“窗口”（即技术、管理、知识、对外政策的窗口）和内外两个“扇面”的辐射作用，对稳定港澳人心，促进台湾回归祖国，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84年1月24日至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顾委主任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杨尚昆同志陪同下来广东视察。我当时到北京开会，是随同小平同志的专列一起南下的。抵达广州时，我考虑小平同志比较劳累，请他到珠岛宾馆休息，但他坚持先到深圳。于是我和梁灵光同志陪同他们视察深圳、珠海。小平同志对这两个经济特区建设给予充分肯定，分别作了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

2月 24 日，小平同志在同胡耀邦等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小平同志视察之后，广东和全国一样，迅速掀起改革开放的热潮。

五、经济体制的改革

采访者：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广东改革开放最为活跃的时期，当时您和习仲勋、任仲夷密切配合，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刘田夫：改革开放初期，既无现成经验可供借鉴，又无固定模式可以仿效，全靠“摸着石头过河”。我们边实践边摸索，先后推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一是以价格和流通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广东根据商品经济的特点，按照先农副产品、后工业产品，先消费品、后生产资料的顺序逐步把价格放开。首先是改革蔬菜和塘鱼购销体制，取消由国家统购包销的制度，把蔬菜和塘鱼经营推向市场，接着逐步改革农产品购销制度，取消实行多年的主要农产品由国家统购统销的制度，大幅度地减少农副产品统、派购品种和日用工业品计划收购品种，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不到六年就实现了物价闯关。

二是改革流通体制，广东为适应商品生产的发展，把搞活流通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对“统购包销”的旧的商业流通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全国先走一步。广东变国家独家经营为多种经济形式、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建立少环节、符合商品流向、有利商品经济发展的流通网络，允许十万农民进城摆摊经营，允许长途贩运，搞活了流通，活跃了市场。

三是在全省大力推广“清远经验”，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超计划提成奖，取得很好的效果，得到国务院的肯定。1981年，提出了“包、联、通、创、学”（即承包、联合、流通、创新、学先进）五字方针，推行以“包”字为主要内容的各种盈亏包干责任制。1983年改革税收制度，对国有企业实行“利改税”，取消国有企业上缴利润的办法，税后利润归企业，探索国有企业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发展的路子。

四是改革财政体制，1979年广东省对中央实行财政大包干。据此，省政府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权责结合”的财政管理体制。省对地市也实行财政包干，改变由过去“统收统支”、高度集中的体制，发挥省与市、县两个积极性。

五是改革计划体制。广东省根据中央赋予的权力，按照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搞活、简政放权、搞活企业等原则，对传统的计划管理体制和政府职能相应进行改革，政府管理经济开始由直接控制为主向间接控制为主的方向转变。第一，扩大市场作用，放松对微观经济的严格控制，扩大生产经营者的自主权，采取各种激励措施，以搞活经济。第二，加强宏观管理和指导，以促进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使之适应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需要，以保证广东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广东对计划投资体制进行大胆改革，利用社会多方集资、银行贷款和利用外资等办法，大搞基础设施建设，闯出一条“以路养路”“以桥养桥”“以电养电”和“以电信养电信”的新路。

六是改革外贸体制。1981—1983年，广东省实行外贸包干，每年上缴国家10亿美元外汇，经营自负盈亏。广东抓住有利时机，采取“以外经促进外贸发展、以外贸发展增强外经实力”和“两头在外，以进养出”等措施，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广东改革了“闭关锁国”和“独家经营”的对外经济贸易体制，实行多层次、多形式的对外经济贸易结构。实行外贸企业“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打破长期实行的由国家统负盈亏、“大锅饭”的外贸经营体制。

除上述六个方面的改革外，广东还对劳动工资体制、交通体制、科技教育体制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后来不少在全国推广应用。

六、参与讨论中央关于先走一步的若干政策

采访者：您和省委主要领导习仲勋及其后任任仲夷合作共事都很好，因此广东改革开放起步阶段各方面工作都很有特色，是如何做到“特殊政策真特殊，灵活措施真灵活，先走一步真先走”的？

刘田夫：1979年12月，广东省恢复省人民政府，习仲勋任省长，杨尚昆、我、王全国、孟宪德、王宁、李建安、黄静波、梁威林、郭棣活、杨康华、曾定石任副省长。1980年2月7日，省委决定成立省政府党组，由我任书记，王全国、黄静波任副书记。按照分工，习仲勋负责省委全面工作，杨尚昆负责广州市全面工作，我负责省政府全面工作。

1980年11月，党中央决定调习仲勋、杨尚昆到中央工作，调任仲夷任省委第一书记，梁灵光任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

1981年2、3月，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广州召开，选举我为省长，增补梁湘、杨德元、刘俊杰为副省长。按照省委常委会议分工，任仲夷负责省委全面工作，并分管农业；我负责省政府的全面工作，并分管省委的日常工作，我进入了一生中工作最繁忙的时期。

从1979年起到1983年止，是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起步阶段。中央对广东、福建两省寄予厚望，中央负责同志经常到广东视察指导工作，我们也经常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工作，请求解决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中央还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的工作，帮助解决困难，并指出前进的方向。每次会议结束之后，我们都以积极认真的态度，坚决贯彻执行。

采访者：请您谈谈中央〔1980〕41号文件的形成过程。

刘田夫：1980年 3月24日至 30日，受党中央、国务院的委托，谷牧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检查总结中央50号文件贯彻执行情况，讨论研究当前的问题和措施，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广东省的习仲勋、杨尚昆、我、吴南生，福建省的马兴元、郭超等同志，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办、局、银行以及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负责同志。

3月24日，谷牧提出开好这次会议的指导思想，他说，总的指导思想，是怎样更有利于四个现代化建设，利用国际有利条件，首先利用港澳有利条件，利用广东、福建两省华侨多，热心建设家乡等积极因素，使两省经济建设快一些，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闯出新路子，提供经验。他针对广东、福建两省在贯彻执行中央50号文件中遇到的问题，希望条块结合，一起交换意见，共同商量研究，解决问题，作出决定。

随后，习仲勋和我向谷牧详细汇报广东贯彻执行中央50号文件的情况。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广东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效果。1979年，广东外贸出口收汇创历史最好水平，比1978年增长32％。与外商就装配加工、补偿贸易、合资经营等进行了广泛的洽谈，已签合同成交额达 6.56亿美元。全年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达到 20.5亿美元，增长 32％。深圳、珠海两个特区正在积极筹建，一批开拓者已开赴两地工作，已组织一支精干的专家队伍对深圳、珠海的社会经济发展进行初步规划，并组织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起草拟订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暂行条例》（草案），对特区外资企业的注册、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特殊优惠办法、劳动管理、组织管理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蛇口工业区已开始施工，进度较快。

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农业经济结构不合理，能源、运输等关键环节薄弱，市场供应紧张。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过程中，由于中央文件对某些问题没有交代清楚，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条块之间，认识和理解尚有不够一致的地方，出现了一些原来意想不到的问题，加上改革开放是新事物，我们过去既没有这样的实践，也没有这样的经验。因此，国门一打开之后，防范措施跟不上，出现了走私严重、黑市买卖港币等问题，社会上议论很多，有些同志甚至怀疑广东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经过讨论研究，大家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共识，提出了解决存在问题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并已形成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

《纪要》包括八个方面的内容：调整农业发展方针；抓紧解决能源和交通运输问题；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改进海关管理，简化出入境手续；资金信贷给予必要支持；搞好市场安排和物资供应；积极稳妥地抓好经济特区的建设；切实加强领导。

《纪要》重新核定广东每年财政上交10亿元，比中央50号文件少2亿元，另外，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将“出口特区”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

5月16日，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这一《纪要》（即中共中央〔1980〕41号文），希望中央有关各部门和广东、福建两省加强协作配合，共同努力，把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做得更好。

采访者：1980年9月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讨论广东工作，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次会议给予广东更大的自主权。请您谈谈会议情况吧。

刘田夫：1980年8月底，广东省的主要领导同志都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随后，习仲勋同志还参加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9月24日、25日上午，中央书记处由胡耀邦总书记主持，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52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赵紫阳、万里、姚依林、谷牧、王任重、王鹤寿等负责同志。24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听取了习仲勋、杨尚昆同志和我关于广东工作的汇报。

我汇报和请求解决的主要问题有：发挥广东优势，调整农业结构，多种经济作物；扩大广东改革的权限，外汇管理使用、进口生产资料等海关减免税和尽快解决广东能源、铁路交通等问题。

采访者：听说这次会议上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广东如果要大搞，得拉上7000公里铁丝网与外省隔离？

刘田夫：会上，当我们向中央提出给广东以更大的自主权，允许我们参照外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试办出口特区，以便加速广东经济发展建议时，想不到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当场大泼冷水。他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要在边界上拉起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几个省隔离开来。我们听罢，大为惊讶。很显然，他是担心国门一旦打开之后，资本主义的东西会如洪水猛兽一样涌进来，因此，才产生用铁丝网将广东与闽、赣、湘、桂诸省区隔离开来的想法。但一百多年来的闭关锁国，中国大大落后了。就广东而言，因内地群众与香港居民的生活水平差距越来越大，逃港的人员越来越多，因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法显示出来。唯有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积极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才是唯一的出路。虽然这位领导不赞成，但我们的大胆构想，得到中央许多领导人的赞同和支持。如胡耀邦和国务院主要负责人，以及主管外经工作的谷牧副总理就积极支持。谷牧与我们对在国内设立出口特区已有所考虑和酝酿。江泽民同志为了创办特区，曾到过许多国家对各种特区进行考察。

中央书记处负责同志听了我们汇报之后，对在广东如何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作了重要指示。

9月28日，中央印发了这次《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纪要》指出，中央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目的是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优势，使广东、福建先行一步富裕起来，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为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积累经验，培养干部”。所谓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一是增大地方的权力。二是广东、福建两省对外更加开放。这就要求省委的思想更加开放，在深思熟虑，周密计算的基础上，发挥创造力和闯劲，以很大的魄力去打开局面。要有远大的眼光，面向全国，面向全世界，路子要想得宽一点、远一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要组织专门班子，深入调查研究，看准之后，要快刀斩乱麻，大胆去干。广东省有权独立自主地使用自己的资金。中央对广东财政实行大包干制度，财政每年上交10亿元，外汇三七分成（中央三，广东七）暂定五年不变。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必须有一批具有经济工作经验、精明强干、勇于创新的干部队伍。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增强我们的队伍抵抗腐蚀的能力。

中央这个《纪要》，更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重大意义，同时，给两省以更大的独立自主权，让我们更加大胆地去干去闯。这是习仲勋、杨尚昆临离开广东、调回中央工作之前，为广东争取到的一把尚方宝剑。据我所知，中央书记处对广东召开专题会议，这是解放以后第一次，这说明中央对广东寄予十分殷切的希望。我们深感肩上担子很重，任务十分艰巨，决心团结一致，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大胆实践和探索，千方百计把事情办好，以不辜负中央对我们的期望。

采访者：1981年5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特区工作会议，会上你们强烈要求中央有关部门进一步放权，以便让广东先走一步真先走。据说当时会议交锋激烈，是吗？

刘田夫：1981年5月25日，我率领广东代表团前往北京参加国务院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特区工作会议。会议由谷牧副总理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广东省任仲夷、我、吴南生、梁湘、曾定石，福建省项南、马兴元、郭超、张遗、侯林舟和国务院有关部委、总局和港澳工委的负责同志，以及经济理论家薛暮桥、许涤新、范若愚、钱俊瑞等同志。会议总结了中央〔1979〕50号文的贯彻、执行情况和经验，讨论了两省关于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设置经济特区的理论、体制、政策和管理等问题，研究了今后进一步落实50号文，做好工作的政策和措施。

5月27日，开会伊始，谷牧就指出，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要从理论到实践系统总结一下，以便统一行动，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以便把中央既定的政策更好地贯彻下去”。

自中央提出在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以来，两省各项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因这是个新事物，各方面认识不一致。有些人对两省实行特殊政策，思想上还有个“怕”字。一怕滑上资本主义道路；二怕乱了国民经济全局；三怕犯错误。中央有些部门对我们的做法就持明显怀疑态度。如有些同志怀疑，特区这样搞，会不会变成租界，是不是新的殖民地？因此顾虑重重，严重影响了中央决策的贯彻落实。

谷牧指出：“省里同志的语言和北京各部的语言摆出来一对照，可看出看法有不一致的地方。”“两省同志毫不含糊地对国务院、对各部委在执行50号文上有不满意的意见。国务院各部委不少文件都加上一句‘广东、福建不例外’。”

采访者：这次会议，实际上是有的中央部门不愿意放权，而地方却要求扩大自主权，这是中央与地方集权、分权的一次博弈。

刘田夫：我们和福建项南等同志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中央还没有给我们真特殊、真灵活的东西。因此，我们在会上提出，能不能定出几条杠杠：第一，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三，坚决完成中央规定的任务；第四，不做特殊党员；第五，执行统一对外政策。在这几条大原则下，中央就不要管死我们，放手让我们去闯。

针对中央各部委不少文件都加上一句“广东、福建不例外”，我们有的同志挖苦地说，在这几条大杠杠下，你们把我们忘掉好了。言外之意，你们不用文件束缚我们，就谢天谢地了，让我们放手去闯，我们可以发展更快一些。应当说，中央某些部长在大的方向和我们是一致的。问题是他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不愿放权，认为我们的做法超出了中央50号文件，而我们却认为特殊政策不特殊，灵活措施不灵活，先走一步难先走，要求中央进一步松绑放权。

谷牧说：“在执行中发生不同看法，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现象，不要认为是不好的事情。对这新事物，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可以允许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的会议应当敞开思想，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最后目的达到总结经验，统一认识，找到解决办法，更好地前进。”

这次会议开得比较好，条块都把问题摆在桌面上，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经过半个月的讨论研究，大家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共识。这正如谷牧在6月12日讲话中指出的那样：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思想已“解放”或“半解放”，两省理直气壮，理论界大力支持。

7月19日，党中央和国务院批转了这次工作会议纪要（即中发〔1981〕27号文）。中央批示指出：“广东、福建两省是我国的南大门和主要侨乡，战略地位重要，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很多。两省在经济调整、体制改革、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以及建设经济特区等方面，打开局面，创造经验，不仅对两省经济的繁荣，而且对全国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政治上，也有利于稳定港澳人心，争取台湾回归祖国。”

中央批示还指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经济特区，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必然会遇到大量复杂的新情况，需要解决许多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工作做好，必须具有敢于试验、敢于创新的革命精神，凡是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两省和全国经济调整和发展有利的事，就要大胆放手去干。同时，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力求稳步前进。”

这次会议较好地协调和解决了中央有关部门和两省条块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松绑放权，以利于两省真特殊，真灵活，真先走。会议明确在坚持几条大杠杠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两省发展经济的自主权，放手让两省去干，并且同意两省继续推进在计划、财政、金融、外贸、物价管理等方面的改革，制定出适合本省情况的地方法规或条例。同时，再次强调一定要把特区建设好。中央提出的这些政策措施，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和鞭策，给我们以强大的动力。

9月25日至10月5日，省委、省政府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国务院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的精神。10月26日，省委、省政府批转了这次三级干部会议纪要。这次会议再次肯定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政策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的方针。同时提出，搞活经济和加强管理监督同步进行。

七、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

采访者：改革开放和试办经济特区是新生事物，由于长期闭关锁国和“左”的思想影响，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对试办经济特区这一伟大创举，疑虑很多，阻力很大，多有非议之词。有人说，“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香港市场上的‘水货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甚至比拟为“旧中国上海的‘租界’”。谷牧说，“特别是1982年上半年，很有些‘秋风萧瑟’的味道”。你们当时是怎样克服这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阻力的？

刘田夫：广东的改革开放，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历程，经历了种种风风雨雨的考验。

1978年国门打开之后，我们虽然对走私贩私问题有所警惕，并采取了一些相应措施，但由于我们在新形势下必须对资本主义腐蚀的斗争和打击经济领域内的犯罪活动思想准备不足，加上缺乏经验，沿海防范措施不够健全。无论缉私队伍、缉私装备还是打击走私的其他措施都不适应形势的要求，因此，给海内外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海外走私集团和广东一些地区的不法分子互相勾结，大肆进行走私贩私和投机倒把活动。他们运用多种手段和通过多种渠道，非法运进大批手表、电视机、收录音机、电子计算器、高级香烟和其他工业品，在国内高价出售后，又套购黄金、银圆、玉器以及各种贵重药材等非法出口从中牟取暴利。我们虽然组织和部署人马不断给予打击，但由于沿海部分地区有些干部对走私贩私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认识不足。有的地方把走私和倒卖洋货当作“发财致富”的捷径，公开提出“要腾飞靠浮财”，“来路不当，用途正当就行”，“以荷包为界，只要不是装进个人腰包怎么干都行”，等等。个别干部甚至贪污受贿，乘机大捞一把。因此，致使沿海部分地区走私贩私活动屡禁不止，并且愈演愈烈。1980年下半年至1981上半年发展到十分猖狂的地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浪潮。我们对此深感忧虑。1980年7月13日，省委、省政府发出《关于坚决打击走私和投机倒把活动的指示》，据统计，全省1979年查获的走私和投机倒把案件达9000多宗，比1978年增加4倍，1979年以来情况更加严重，第一季度查获的走私案件即达4000多宗。针对这一严重情况，省委和省政府组织公检法等有关部门，大规模地开展打击走私贩私的斗争。

采访者：1982年1月中央发出《紧急通知》，点名批评广东，提出严厉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是否感到很大压力？

刘田夫：确实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1981年年底，中央政治局常委看到了中央纪委的一份简报，反映广东的一些干部甚至担负领导职务的干部极其严重的走私贩私犯罪活动，中央领导同志对此十分重视，先后作了批示。1982年1月11日，党中央发出《紧急通知》，提出严厉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1月14日，任仲夷同志向省委常委宣读了中央《紧急通知》。接着，由中央书记处派来广东的中纪委副书记王鹤寿传达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陈云、李先念等同志的批示和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精神。省委常委经过研究，成立了由李坚真、寇庆延等6人组成的领导小组，贯彻中央《紧急通知》。1月18日，省委召集正在参加地、市委书记和省直机关局以上的领导干部开会，宣读了中央《紧急通知》，王鹤寿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并作了讲话，任仲夷代表省委作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央《紧急通知》，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讲话。会后，省委以粤发〔1982〕1号文件向县以上党委印发了中共中央《紧急通知》及王鹤寿和任仲夷的讲话。各地、市县也成立相应的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组织机构，全面铺开这项工作。

2月4日，省委继前两次向党中央上报贯彻《紧急通知》电报之后，并决定赴京参加中央会议的人员名单。

这期间，邓小平到广东过春节，住在广州珠岛宾馆。我曾经去向他汇报广东改革开放的情况，他静静地听，没有说多少话。我和他是同乡，都是四川广安县人。我和他的弟弟邓仲齐（后改名邓垦）是中学同学。1931年6月，我到上海求学，住在邓仲齐那里复习功课，准备报考大学。有一天，忽然来了五个人。邓仲齐向我介绍了他的哥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邓小平同志。他剪着平头，穿着白绸长褂，没有讲什么话。他认为我们是从四川乡下来的学生，他弟弟是可靠的，因此借我们的房子开会，叫我们去公园玩。

我汇报完工作之后，还和他聊起家乡之事，气氛十分融洽。后来我听任仲夷说，他曾向小平同志汇报过特区的情况，小平同志说：“你们觉得好就继续办下去。”这大大增强了我们试办经济特区的信心和决心。2月6日晚，在任仲夷和我的陪同下，邓小平与叶剑英、杨尚昆、王震等，出席了广州地区军民春节文艺联欢晚会。

采访者：1982年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气氛极其紧张严肃，有的领导对广东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广东是如何面对的？

刘田夫：2月10日，广东省党政负责人任仲夷、刘田夫、梁灵光、李坚真、郭荣昌、吴南生、寇庆延、梁湘、薛光军、王宁、杨应彬、陈越平、黄静波、熊飞、杜瑞芝、薛焰、范希贤、杨德元等18人被召进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负责人座谈会。省委、省政府只留下少数同志看家。

2月11日至 13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两省座谈会。中央书记处、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纪委负责同志，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广东、福建两省省委常委同志共68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紧急通知》，进一步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总结经验，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更好地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一步发展经济。

会议是在极其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发了反走私等好几份文件，还有一份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的《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令人非常纳闷。特区才刚刚试办，现在就提出“租界”问题，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难怪会后广东有一位省委书记说，这不是指着和尚骂秃驴吗？

第一天，先由广东和福建汇报。任仲夷和我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详细地汇报了广东出现的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的情况，省委对上述情况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并且谈了下一步的打算。其他常委作了补充发言。

我们认为，中央要求我们严厉惩处那些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和集体财产窃为己有，利用权力进行投机倒把活动的党员和担任领导职务的负责干部，这是十分正确的。这些人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所击中，已经蜕化变质，由人民公仆变成蠹虫，他们的经济犯罪行为，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如不严加惩处，任其发展泛滥下去，就会毁坏我们的革命事业。这确实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兴衰成败和生死存亡的问题。我们必须坚决地同这种腐败现象和犯罪行为作严肃认真的斗争。

采访者：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洗礼。特别是姓“社”姓“资”的争论和“租界”风波，曾一度给广东造成困扰。你们是怎样“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

刘田夫：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经济特区，海内外议论纷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认识。有些人心存疑虑，认为对外开放是香港化，是资本主义化，办特区是搞租界，等等。在风风雨雨、香香臭臭中，我们不搞姓“社”姓“资”的争论。而是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为标准，坚定不移地沿着改革开放的路子走下去，因此，促使广东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

1982年12月，任仲夷、李坚真和我在参加全国人大代表会议期间，接受了人民日报社记者的采访。12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采访报道，现将我回答的两个问题节录如下：

有人认为开放就会资本主义化，刘田夫同志说：过去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古老中国的大门，那时是被迫开放，其结果当然是殖民地化。今天政权掌握在人民手里，我们已经有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有富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勤劳勇敢的人民，又有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强领导，我们完全处于主动的地位，我们一方面可以放手吸取资本主义世界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如先进的科学技术，对社会化大生产的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以及专业化的分工协作等等；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用人民政权的力量，坚决抵制一切对我们有害的东西，如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金钱拜物教的思想，以及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方式等，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开放政策是姓“社”不姓“资”！

实行开放，搞活经济，对广东究竟带来了什么变化？有什么益处呢？

刘田夫同志掰着指头说了起来：第一，引进了外资，增加了建设资金。三年来全省与外商签订各种合同14万多项，合同规定金额26亿多美元，已经提供使用的资金55亿多美元。第二，引进了先进技术设备。三年来共引进了10万多台套，提高了我省工业技术水平，促进了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有部分先进技术设备填补了我省的空白，使我省工业技术面貌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如电子工业，过去基础很差，现在，许多电子产品，如电子手表、收录机、电视机、家用电器等都能制作，并达到比较先进的水平。第三，增强了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增加了出口贸易。例如，深圳光明农场以引进良种奶牛和鲜奶无菌加工设备制成的维他奶，占香港市场鲜奶销售量的70％。三年来，我省进出口总值翻一番。去年，广东上缴国家外汇达 18.3亿美元。第四，培养了技术和经营管理力量，造就了现代化建设人才。通过合作经营、合资经营，引进技术设备，实际是没有花钱或者花很少钱办起了许多训练班、大学校。这一切说明，实行开放政策，不是削弱了自力更生的能力，而恰恰是增加了我们勤劳勇敢的人民的聪明智慧。正是如虎添翼，使我们在现代化建设道路上更加飞速前进。

尽管我们在10年前就旗帜鲜明地回答了改革开放的创办经济特区是姓“社”不是姓“资”。但10多年来，内地对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直到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方视察发表重要讲话，作出明确的结论之后，这一争论才告结束。

                       来源：《广东改革开放口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