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整理者：卢荻 谢权勋
采访时间：1984年至1998年多次采访
采访地点：刘田夫家中 从化温泉宾馆
刘田夫 四川广安人，1908年10月出生。1934年参加共青团，曾任共青团上海市惠平中学支部书记、法南区委书记兼宣传部长。1935年在上海被捕入狱。抗日战争时期，由团转党，历任第四战区中共特别支部书记，中共广东西江特委书记、中区特委书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中区纵队政治部主任，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华东党校广东北撤干部大队政委、解放军两广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建国后，历任中共广东南路地委书记、南路军分区政委，中共广东粤西区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中共广东省委工业部部长，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副省长兼秘书长，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广东省交通战线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长。十二届、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2年4月逝世。长期主持广东省政府的工作，参与广东改革开放初期许多重大决策与推行，是广东对外开放三人小组负责人，为广东全面拨乱反正、落实各项政策及改革开放的探索和在全国先行一步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并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由来
采访者：刘老，“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您开始领导省政府的工作，是广东改革开放初期重大决策者、参与者和见证者。现在，请您回顾一下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由来。
刘田夫：“春江水暖鸭先知”。广东得风气之先，改革开放比内地要早一些，在1978年已引进了不少“三来一补”企业，并经中央同意确定宝安、珠海撤县建市，搞对外出口基地。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必须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作出了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这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揭开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的历史篇章。
在此之前，我们根据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这一特点，并且研究了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成功经验，已酝酿建立大规模出口基地的设想。我先后到宝安县和珠海县考察，深入调查研究，同时还对干部进行考察，物色并确定张勋甫、吴健民等人分别为两地区的领导人。1979年1月23日，经中央同意，为了加强对宝安、珠海地区生产建设的领导，建立出口基地，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省委作出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成立两市市委，任命张勋甫、方苞为深圳市委书记、副书记，吴健民、麦庚安为珠海市委书记、副书记。3月5日，国务院批复省革委会，同意两县改设为市。
1月8日至25日，省委召开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中心是研究如何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着重讨论如何把广东的农业搞上去的问题。会后，省委习仲勋、杨尚昆、王全国、郭荣昌、吴南生等同志带领工作组，分赴各地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并就地调查研究，帮助各地迅速组织春耕生产。
同月26日，我主持召开了省革委会党组会议，黄静波、孟宪德、范希贤、梁威林、曾定石参加，有关委、办、局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主要研究贯彻中央工作会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精神，讨论研究省革委会如何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在第一季度应抓哪些主要工作。事后，我侧重调查研究广东工业交通等方面的情况，更进一步摸清了广东工业交通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当时省委、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对改革开放意见基本是一致的。当然，改革开放究竟搞到什么程度，各人的看法或多或少是有差异的。
采访者：1979年4月1、2日，省委常委会议对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请您谈谈有关情况。
刘田夫：春节过后不久，广东省委就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说中央准备召开工作会议，要求广东起草准备向中央汇报的材料。据此，省委常委、秘书长杨应彬组织班子于3月31日撰写出《关于广东经济工作的汇报材料》（简称《汇报材料》）。4月1日下午，杨尚昆在省委一号楼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这个材料。出席会议的有习仲勋、我、王全国、吴南生、龚子荣、薛光军、杨应彬，列席会议的有黄静波、范希贤等省革委会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汇报材料》一是介绍广东的主要情况。二是提出省委的想法，打算用三年时间，执行以调整为主的“调整、恢复、充实、发展”方针。在调整中，首先集中力量把农业搞上去，轻工业也要抓好。要充分利用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大力发展外贸，发展旅游事业，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为国家提供更多的外汇。要加快建设深圳市、珠海市及开发海南岛和发展旅游事业的步伐。要积极而又稳妥地进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三是要求中央解决的几个问题：第一，要求中央对调整整个国民经济早日作出统一部署。第二，请求中央减轻广东粮食任务，在现行45亿斤征购任务的基础上，减少3亿斤，恢复“文化大革命”前42亿斤的水平。第三，为了充分发挥广东在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外贸方面的有利条件，要求中央给广东必要的权力，凡属地方性的这类问题，授权广东处理；外汇方面给予较多的机动，外汇提成希望从现在的6％增至10％；侨汇物资供应请中央大力支持。第四，要求中央大力帮助广东解决电力、燃料、交通运输问题。我们就《汇报材料》进行了充分地讨论和研究，提出了具体修改的意见。
4月2日下午，在杨尚昆主持下，省委再次召开常委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习仲勋、我、王全国、吴南生、龚子荣、薛光军、杨应彬，列席会议的有黄静波、范希贤、汤国良、张汉青、王焕等24人。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讨论关于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汇报材料。根据省委常委的决定，王全国组织有关部门研究了关于充分利用广东有利条件，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问题，准备于最近赴京向中央作专题汇报。省对外经济联络办公室向常委汇报了有关这个问题的情况和意见。汇报材料提议向中央提出几点要求和建议：一是改革现行管理体制，给地方多一些权限。二是外汇收入扩大地方分成比例。三是充分利用外资，搞综合补偿等形式，解决广东电力、燃料、交通等薄弱环节，请中央大力支持和帮助。四是划定贸易合作区，吸收外商来广东投资设厂。当前，国际上出口加工区，遍及欧、亚、非、中东和拉美等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建议运用国际惯例，将深圳、珠海和汕头市礐石、达蠔三地划为对外加工贸易区。五是解决资金、材料、劳动力等的供应渠道。六是建立广东驻港澳专办业务的机构。七是尽快制定有关规章制度和法律，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八是建议地方外汇进口物资权限下放到省。
会上，大家对《汇报材料》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吴南生提议向中央提出如何把广东搞活的问题。他说：一是广东的位置（毗邻港澳，华侨众多，位置优越）。国家如何在物资、技术、旅游方面为广东创造条件，台湾、香港、新加坡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它本身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发展。从全国来看，最有条件发展的是广东。二是广东压力很大。广东搞了30年搞成这个样子，说人家是反动统治，但他们都比我们搞得好。这是个压力，不改变不行。习（仲勋）、杨（尚昆）在这里，还搞不上去，那怎么办？习仲勋深有感触地说：“就是，广东这么好的条件，再不上去，作为一个党员心也不安。”
大家认为，广东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很多，但也有它的短处和弱点。旧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统得过多，管得过死，将我们手脚捆缚得很紧，无法使我们大展拳脚，致使广东难以发挥优势和长处，亦无法克服自己的短处和弱点。因此，要扬长避短，发挥广东优势，避开弱点，其根本出路在于中央放权，扩大地方自主权限，让我们搞活，抓住国际第三次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有利时机，充分发挥广东的优势，让我们大胆去闯，大胆去干，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先行一步。省委作出了请求中央下放权力，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以及试办贸易合作区（后改为“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不仅为广东而且为全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大家认为，从广东所处的地理位置，国家对广东的要求和海外华侨的期望，希望我们能先走一步，如同下棋一样先走一步。常委认为，中心是要求中央充分利用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有利条件，允许广东在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方面先走一步。为此，要求中央多给广东一点权（审批权）和钱（外汇）。在赴京汇报中，要讲清广东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可以为全国提供经验；先让地方松动一些，将来中央拿的外汇可能更多一些；广东市场长期紧张，不给我们一定的权力和外汇，这个现实问题就解决不了。要讲清我们的要求和大的措施，争取中央同意我们先走一步；否则，能解决几个具体问题也好。鉴于来不及正式写成报告，常委决定，由王全国根据常委讨论的意见，向中央作口头汇报。会议的另一项内容就是杨应彬等人根据上次常委会意见，修改形成了《关于广东经济工作的情况、想法和要求》，当天发给到会常委和省革委会副主任。常委决定不再讨论，由杨应彬按习仲勋所提意见进行修改，送习仲勋审定；其他常委和副主任如有修改意见，可直接告诉杨应彬。
会议还提出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立对外加工贸易区。开办经济性特区，国外早有先例。这些国家和地区设立的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有效地进行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与海外有广泛接触的广东各级领导干部，对海外办特区的做法，或多或少有一些了解。当时，广东省委对在深圳、珠海、汕头搞出口工业区的名称一时还定不下来，叫“出口加工区”，会与台湾的名称一样，叫“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叫“贸易出口区”，那又不像。所以暂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习仲勋认为试办贸易合作区富有创意，决定将这一大胆设想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向中央领导作口头汇报。据习仲勋后来回忆，这次会议“确认根本的出路还是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让广东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四化’建设中先走一步”。
4月1、2日省委召开的这两次常委会议，是以习仲勋为“班长”的广东省委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解放思想，开动机器，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的产物。
采访者：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是怎样接纳广东省富有创意的提议，确定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和试办特区，并希望广东“杀出一条血路来”的？
刘田夫：广东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是习仲勋和王全国。在直接向中央领导同志作汇报时，习仲勋郑重其事地说，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先走一走。他还讲，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他的提议，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邓小平同志十分赞同和支持广东举办出口加工区的设想。当他听到加工区名称难以确定时，就说：还是叫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当谈到解决配套建设资金问题时，他又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根据小平同志的倡议，中央正式讨论了这一重大问题，并形成《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
《规定》在“试办出口特区”一节中明确指出，为了调动爱国华侨、港澳同胞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更有效地利用他们的资金、技术和设备，发展我国出口商品生产，在沿海少数有条件的省市，划出一定的地区，如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省厦门，上海市崇明岛等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和港澳商人的投资场所，深圳、珠海两地可以先办……在出口特区，根据国家政策法令，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设厂，或者由地方同他们兴办合资企业，并由当地利用外资进行市政建设。出口特区的生产企业，要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向国家缴纳税收，产品专门供应出口。
《规定》在“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有利条件”一节中指出：广东、福建两省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发展对外贸易的条件十分有利。中央决定，对这两省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让他们在开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加速发展地方经济方面有更广阔的活动余地，为国家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党中央和国务院还决定派主管这方面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工作组前来广东、福建，和两省省委一起研究，共同起草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文件。
仲勋和全国同志回到广州之后，5月3日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仲勋在传达时指出，搞现代化“不能离开中国实情，只能搞中国式的现代化，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来，小平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我听了传达，并认真看了文件之后，感到无比兴奋，觉得大有奔头了。
5月14日至6月11日，省委召开了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习仲勋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会议讨论了调整全省国民经济的设想，研究如何根据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精神，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上先走一步，以及如何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搞好党风等问题。我和王全国、吴南生、王德等同志分别就调整国民经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作了发言。
我发言的主要内容是，调整工农业的比例关系，加速农业的发展，搞好轻工市场，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扩大对外贸易，努力完成1979年的财政任务、粮食生产和国民经济计划。
这次会议肯定了两年来国民经济恢复取得的成绩，也揭露了急于求成倾向所造成重大比例失调的情况，并按照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调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使农、轻、重的比例和各部门、各行业的比例关系大体协调，使积累和消费趋于合理，使各项经济活动比较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会议还就广东如何贯彻执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行了认真讨论，使大家增强了紧迫感和责任感。
采访者：中央〔1979〕50号这一历史文件是怎样形成的？您参与了哪些工作？
刘田夫：5月初，为迎接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首的中央工作组的到来，我们做了许多准备工作。省委常委决定由我主持文件的起草工作。我深感责任重大，亲自点将组织了一个专门班子，起草《汇报提纲》和《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
5月5日第一稿打印出来后，即分送给省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修改，至 13日，专门班子根据大家意见三易其稿，省委习仲勋、杨尚昆等同志和省革委会王全国、范希贤、曾定石和我多次亲自修改。10日，省委常委还进行了集体讨论。13日，由我最后修改定稿。
5月11日，谷牧同志带领国务院进出口办、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外贸部、财政部、物资部的10多位负责干部，抵达广东，指导帮助省委起草文件。14日，谷牧在珠岛宾馆听取了我们的详细汇报并作了指示。参加会议的有习仲勋、杨尚昆、我、王全国和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曾定石等负责同志。
我们的汇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广东的基本情况，包括面积、人口、自然资源、华侨港澳同胞、工农业生产、外贸出口和财政收入等方面的情况。
第二，广东国民经济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其一，农业发展缓慢；其二，燃料动力不足，交通运输紧张；其三，市场供应长期紧张，压力越来越大；其四，现行管理体制统得过多、过死，不利于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发展；其五，装配加工、补偿贸易等国内配套的资金、材料、劳动力安排，无法落实和保证供应，一些必要的改建、扩建生产设施跟不上，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
第三，建设和要求。拟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多创外汇：一是多生产、多出口换汇率高、收汇多的农副产品、鲜活商品（包括水产），发展轻工业和轻型加工工业，向高级精密产品的方向发展，这是发展出口商品的重点。二是地方建筑材料（砖、瓦、沙、石、水泥等）的出口，某些有色金属及其加工制品的出口。三是大搞加工装配、补偿贸易、合作经营；建立出口特区，允许华侨、外商投资建厂。与此同时，进一步落实华侨政策，改善侨汇物资供应，积极争取外汇，积极发展旅游事业。
第四，初步设想：一是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扩大地方权限。二是扩大外汇收入的地方分成比例。三是试办出口特区，进行单独管理，利用外商资金、技术和设备，发展我国出口产品。四是补偿贸易、来料加工等需由国内配套的少量基建投资和三大材料，建议由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发放贷款。今年先拨给基建专项贷款1亿元，外汇贷款1亿美元。五是帮助和支持广东克服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改变农业的落后面貌、扭转电力、燃料和交通运输的紧张状况。
谷牧认真听取了我们汇报之后，就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必要性、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若干问题、立法工作和当前要给广东解决的具体问题作了指示，使我们更进一步明确了起草文件的指导思想。他希望广东改革要快一些，“要杀出一条血路，创造经验”。广东要比中央最近的那些决定更开放一些。
翌日，我继续和谷牧等同志研究起草文件之事。在谈到外商是否愿意到中国投资问题上，我说，西德的商人就看到两霸争夺的重点在欧洲，一打起仗来，说完蛋就完蛋，而中国这么大，政治上稳定，又安定团结，金融市场也很稳定，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足。有远见的外商愿到中国办企业。大家在议论中认为：中国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很大，加上政治稳定，只要我们实行开放政策，保证外商有利可图，他们是愿意来中国投资的。
5月16日，我陪同谷牧视察珠海市。我们先乘车到达顺德，下午抵达中山县的翠亨村，参观了孙中山先生的故居，听了孙中山54年前的一段讲话录音。这位革命先行者救国救民的思想和伟大业绩，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晚上，我和珠海市吴健民等同志向谷牧作汇报。谷牧感慨万千地说，和港澳“对比之下，我们落后了”。“多年来我们在沉睡状态，现在到了觉醒的时候了”。“看了你们这里的形势，更加觉得中央下决心解决广东的体制问题十分必要”。接着，他对广东以及深圳、珠海的体制改革，深圳、珠海的城市规划和边防向后撤等问题，作了明确的指示。他希望广东充分利用沿海的有利条件，发展成为“东方大工业区”。
5月20日，谷牧再次在珠岛宾馆和习仲勋、杨尚昆、我、王全国、曾定石等同志一起交换起草文件的意见。谷牧发表谈话，要点为：
其一，中央决定广东先走一步，搞快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港澳离我们这么近，绝大多数的居民是广东人，他们那里已没有发展余地，广东从香港引进技术，搞来料加工，利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很有前途。我们应当很有信心利用港澳的条件，加快我们的建设步伐。目标：第一，争取超额完成5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第二，三五年内把被日本、台湾夺去的香港市场夺回来。第三，提出何时达到港澳现在的出口水平。
其二，中央对广东实行财政大包干的办法。包干的基数，可按去年或今年的实绩，五年不变，到1985年要做出贡献。外贸出口增长部分的外汇，中央和省三七分成。除了铁路、邮电、港口、军工、海关等以外，干干净净大包干。
其三，加快发展步伐。除了政策、体制以外，还要很快赶上国内外的先进工业水平，要到港澳市场、国际市场上去闯，根据商品经济的规律安排生产，以尽快适应港澳市场的需要。
其四，你们要有信心有决心执行中央这个决定，在技术队伍、技术资料以及意识形态上做好准备，稳步前进。还有走私问题要警惕，要坚决打击。
根据谷牧和大家的意见，次日，专门班子突击修改整理，拿出文件初稿。我们一再修改，并经省委常委讨论，5月25日，由我最后定稿。谷牧、中央工作组和省委、省革委会的负责同志都为这一文件的起草，倾注了智慧和心血。可以这样说，这份文件是集体智慧和心血的结晶。
采访者：中央〔1979〕50号文件对广东而言，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文件，不仅对广东，而且对全国都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它具体包含哪些内容？
刘田夫：6月6日，广东省委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上报《 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 》。报告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优越条件；二是初步规划设想；三是实行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四是试办出口特区；五是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在报告中，我们还希望中央帮助广东解决化肥、电力、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存在的突出困难。
7月15日，党中央和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和福建省委的两个报告（即中央50号文件）。中央指出：“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的意义。”
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主要内容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外汇收入和财政实行定额包干，一定五年不变的办法，从1980年起，外汇收入以1978年为基数，超基数部分，中央和省实行三七分成，财政收入以1979年为基数，每年上交国家12亿元（后来改为10亿元），其余由省留用支配；二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物资、商业实行新的经济体制，适当利用市场的调节；三是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管理权限；四是试办深圳、珠海、汕头3个出口特区，积极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中央这项重大决策，拉开了广东改革开放的序幕！它备受广东、福建两省人民热烈欢迎，在国内外，特别是在港澳地区和海外侨胞中，反应非常强烈，海外同胞纷纷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支援家乡建设。
二、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
采访者：省委三人小组在什么时候成立？做了哪些工作？
刘田夫：中央50号文件下达后，省委为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成立了由我和王全国、吴南生组成的三人小组，并成立省经济工作办公会议，成员除我们三人外，还有薛光军、范希贤、黄静波、曾定石等同志。
8月27日下午，我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确定了当前的任务，决定：一是协调各经济口各战线的工作关系，及时解决各战线之间不能协调解决的问题；二是研究和制定贯彻中央50号文件的措施，如经济体制的改革、各项经济政策、扩大出口贸易和旅游事业的规划，拟订对外经济活动的方案、法律、条例等。经济工作办公会议确定，我和全国、南生管全面，全国以对内为主，参与对外经济活动，侧重抓计划、工交、基建工作。南生负责对外经济活动，侧重抓章程条例的制定、经济体制改革和旅游工作，光军侧重抓农业工作，希贤侧重抓财贸工作，定石侧重抓计划工作，静波除负责政权建设的日常工作外，协助我处理经济工作。
9月间，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9月18日，我就广东如何贯彻落实中央50号文件，特别是如何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在会上作了发言，主要内容是：
第一，中央50号文件确定广东到1990年外汇收入达到100亿美元，赶上和超过香港目前的出口水平，这是个很艰巨的任务和很高的要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央确定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要实行对外开放，加强对外经济活动，必须对内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对内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关键。
第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要冲破条条框框的束缚。一是省（地）、市、县、企业、社队要有一定的自主权，特别是企业、社队要有更多的自主权。二是要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就是在制定各级计划的同时，充分利用价格规律的作用，商品货币的作用，充分利用价格、利率、税率等各种经济杠杆来指导生产，指导建设，调节整个经济活动过程，使之适应社会的需要，促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三是精简各级行政机构，加强经济组织（企业或公司）。
第三，广东经济体制改革，因当时实行全面大改的条件尚未成熟，所以先作如下改革：一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各地要搞积极一些，步伐要快一起。二是财政体制改革，省财政厅提出了增收分成和定额分成两个方案，全省地、市、县可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其中一种，不必“一刀切”。三是外汇分成制度改革。各地很关心外汇分成，省已下决心给地方留成。
我提出的这些改革设想，已打破了过去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统进统出的外贸体制、统购统销的商业流通体制。这些改革措施，当然是初步的、不成熟的，但当时无现成经验可供借鉴，全靠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已称得上是大胆的尝试了。
采访者：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与贯彻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结合进行的。在初创阶段，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
刘田夫：从1979年7月中央发出50号文件到1980年5月中央发出41号文件时止，近一年来，广东大致做了六项工作：一是进行思想发动工作，按照中央文件的精神，统一党内外思想，使大家不断克服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认识到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设备、管理经验和资金、人才，增强自力更生能力，才能迅速赶上世界先进行列，实现四个现代化。二是进一步开展了对外贸易和加工装配、补偿贸易等对外经济活动，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果和一些初步经验。三是组织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和试点。四是成立特区筹备处，负责深圳、珠海、汕头3个特区的规划和筹建工作，并且开始上了一些项目。五是成立对外经济工作委员会，统一规划管理广东对外经济活动，派出驻港澳机构，筹建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对外经济活动机构在逐步健全，人员在逐步充实，工作在逐步开展。六是结合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研究提出了到1985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初步设想。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终于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三、推动创办蛇口出口工业区
采访者：当年您是怎样与国家交通部部长叶飞、副部长曾生以及袁庚等人商定创办蛇口出口工业区的？
刘田夫：1978年11月22日，交通部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同志来找我，向我介绍招商局打算在广东宝安邻近香港的沿海地带筹建出口工业区，建立一批与交通航运有关的工业企业的构想。
招商局是在19世纪70年代建立起来的我国规模最大的航运企业。航运业务不仅遍及国内江河湖海，而且远涉南洋及欧美西方诸国。后来，经营范围扩展到钢铁、煤炭、纺织、金融等部门。解放后，为上海市军管会所接管。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交通部希望重振招商局雄风，向党中央呈送《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得到中央的同意，并作了“立足港澳，依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的批示。交通部以此作为经营方针，决定由第一副部长曾生兼任香港招商局董事长，调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袁庚任常务副董事长。
我和曾生、袁庚是老相识。解放战争时期，曾生任两广纵队司令员，我任政治部副主任，袁庚任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炮兵团长，时有来往。
我听了袁庚介绍招商局的经营方针和筹建工业区的构想之后，感到十分振奋，觉得他们的构想很有胆识，很有气魄，和我们建立出口基地的设想不谋而合。当时，我正为办出口基地而操心，老是考虑如何开局，树立几个样板的问题，现在招商局主动找上门来，这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我当即表示鼎力支持，他们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我想办法帮助解决。袁庚听了我的表态，开心地笑着说：“曾生同志曾经向我交代，在广东宝安筹建工业区之事，如果刘田夫同志支持就干，不支持就不干。”我说：“这是大好事，有利于国家和广东现代化建设，我当然支持！”
采访者：广东与交通部何时转入实质性商谈？
刘田夫：1978年12月18日，交通部部长叶飞、副部长曾生抵达广州，跟我以及其他一些同志具体商谈筹建工业区的问题，国家经委郭洪涛副主任和香港招商局袁庚等同志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已转入实质性商谈，主要是讨论工业区的地址，初期用地面积，原材料、产品购销和境外技术人员进出工业区的手续，初期所需非技术工人数额等问题。经双方商定，工业区地址在宝安县沙头角、蛇口、大鹏三个公社中选择一处。我表示，征地、用地、拆迁、基建、招工等问题，凡是在广东省革委会权力范围内能解决的问题，我们责无旁贷，全力帮助解决。接着，省革委会办公厅和招商局的同志，先后到蛇口、沙头角、盐田、大鹏地区作实地考察，通过比较选择，他们认为在蛇口兴建工业区有利条件较多。经共同研究，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于1979年1月6 日联名写报告上报国务院。
1月31日，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和袁庚到中南海向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汇报开发蛇口工业区的构想。李先念、谷牧听了汇报，很感兴趣，十分支持交通部的构想。李先念在答应给招商局划地之后说，“现在就是要把香港外汇和国内结合起来”，“我想不给你们钱买船、建港，你们自己去解决，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你们自己去奋斗”。他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批准由香港招商局在蛇口建立中国大陆第一个加工出口区。
2月2日，谷牧召集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如何落实李先念的批示。在袁庚介绍开发蛇口构想之后，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说：我们本来早就想把珠海和宝安两个县开放。计委副主任段云、顾明接着说：这个地方主要应以出口为主，外销还外债，国家不给钱；参考几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区，要搞出一个法律来。谷牧最后说：你（指袁庚）回去和习仲勋、刘田夫同志商量，不要说按香港的办法办，实际上也不能按国内办法办。要给你们方便，不怕你们多赚钱。小平同志认为不仅宝安、珠海县可以搞，广东、福建的其他县也都可以搞。
2月8日，袁庚从北京飞回广州，向我和李建安等传达李先念副总理的批示和谷牧在研究落实上述批示的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双方着重商谈了工业区的供水供电问题。我听了传达，感到国务院会议给我们提供了几个很重要的信息：一是中央早就想把宝安、珠海开放；二是要参照外国自由贸易区搞出一个法律来；三是小平同志认为不仅宝安、珠海县可以搞，广东、福建的其他县也都可以搞。
我和习仲勋都认为李先念、谷牧副总理的指示很重要，因此以省委办公厅粤办字〔1979〕14号形式，下发了《李先念副主席、谷牧副总理听取关于招商局建立工业区汇报纪要》《谷牧副总理召集国务院有关同志开会研究落实李副主席同意招商局建立工业区批示的简报》。这一文件对于广东向中央提出先走一步和试办特区，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3月20日，招商局的张振声等到广州向我和李建安、曾定石等汇报蛇口工业区的工程进度及在香港与商人洽谈在蛇口合资建厂的问题。双方就地租、所得税以及外汇分成等问题进行了协商。
1979年上半年，蛇口工业区进入紧张的勘测设计阶段，各路施工队伍陆续进入施工现场。7月20日，工业区破土动工。同年11月18日，广东省、深圳市与招商局三方代表在广州签订了《关于经营蛇口工业区的内部协议》。协议指出，建立工业区的目的是吸收国外资金，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和原材料，发展新兴工业，多创外汇，积累资金，为实现我国交通航运现代化、促进深圳工业和城市建设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1981年2月25日下午，省委负责人在广州听取了袁庚关于蛇口工业区当前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汇报，并进行了讨论。出席会议的有：任仲夷、我、王全国、吴南生、梁湘；交通部副部长王西平，招商局袁庚、许智明、梁鸿坤、林华；省人民政府陆荧、省口岸办公室何明、海关分署马立业、公安厅张建南。会上，袁庚提出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重申蛇口工业区进口区内生产建设所需的设备、原材料和部分必需的生活资料，以及出口区内生产的产品，实行免税，开放蛇口港口等问题。任仲夷在讲话中强调，各部门对建设特区都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只要能办到的，有利于特区建设、符合经济特区管理条例精神的，都要多开绿灯。并表示，只要省委能办到的问题一定帮助解决。属于中央才能解决的，我们共同向中央请示。我在讲话中尽量满足袁庚提出的要求。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蛇口工业区碰到的问题越来越多。为了摆脱条条块块的牵制和束缚，蛇口工业区一再要求授予更多的自主权。这些要求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广东省的大力支持。
在蛇口工业区筹建和开发过程中，我曾多次前往考察，袁庚同我直接联系，他们遇到难题也随时来找我，我及时帮助他们解决。省政府先后批准关于设立蛇口工业区口岸、蛇口工业区与香港通航等文件，为他们顺利开展工作创造条件。
袁庚后来感慨地说：“蛇口曾经有过10年的辉煌，创造了一种与外界不同的经济政治环境，成为一方热土。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最重要还是由于中央和省的支持。那时候，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谷牧、胡启立、任仲夷、刘田夫他们对蛇口的关心真是没得说。” 袁庚在蛇口苦干实干十多年，他跟广东地方领导干部接触联系不少，但他仅列举任仲夷和我。这说明仲夷同志和我确实为蛇口工业区的创办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工作。
蛇口工业区的开发，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带有很大的风险性。为了吸引外商前来投资，招商局注入巨额资金，搞“五通一平”（通水、通电、通路、通讯、通排污排洪、平整土地），以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而当时外商虽则对到中国投资很感兴趣，但西方所称的“铁幕”刚刚拉开，加之投资法规尚未建立，很多外商都持观望态度，不敢贸然投资蛇口乃至深圳和广东其他地方。我们利用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向华侨和港澳同胞做工作，鼓励他们回蛇口和广东内地投资。
蛇口工业区利用企业留成利润，先开发一平方公里的荒坡为工业区，他们只用一年多的时间，就搞好“五通一平”，兴建一批工业基地和生活服务设施，兴办了23家工厂，开通了国际微波通讯和直通香港的4000吨客货运码头。随着投资环境的改善，外商纷至沓来，不出几年，就将8平方公里的荒山秃岭变成一座现代化工业小城，数百家“三资”企业平地而起，到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他们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已成为人们的座右铭。蛇口高速度发展工业的模式，已被称之为“蛇口模式”。当年曾持怀疑及非难态度的一些人，面对今天的现实，不得不对蛇口的开拓者们表示佩服。
1984年2月27日，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同志在向中央所作的《关于陪同邓小平同志视察广东、福建、上海的情况报告》中指出，1979年12月，他任国务院副总理时，曾带领国务院几个部长到蛇口考察，以确定如何支持和帮助交通部招商局开发蛇口工业区的方案。那时，蛇口是一片海滩和荒山，路面坑坑洼洼，连厕所和洗脸水也没有。这次陪同小平同志视察，深圳和蛇口的面貌就大不一样了，高层建筑林立，道路四通八达，万吨级码头、直升飞机场开通使用，电信、供水、供电、防洪、供气和处理污水等初具规模，一个现代化的工业新城在我国南海前沿崛起。看到这些，心情十分兴奋。不禁想起一句古语：“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我觉得王震的评价是非常客观和中肯的。
（未完待续）
来源：《广东改革开放口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