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整理者：卢荻

采访时间：1998年至2004年夏天多次采访

采访地点：任仲夷同志家中

五、严厉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

采访者：1982年初，广东改革开放面临第一次严峻的考验，你们是怎样克服困难，经受住考验的？

任仲夷：当时广东省委、省政府党政领导人几乎全部被召到北京开会，研究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问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这次我还差点过不了关。

风起于青萍之末。随着经济特区突飞猛进的发展，各地、市的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方方面面的经济生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但也有人追求富裕的欲望日渐膨胀，甚至有人不顾党纪国法，铤而走险。1981年底，中央政治局常委看到中纪委一份《信访简报》刊载的《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上面披露了广东省一些干部利用开放之机，进行走私贩私和倒买倒卖的问题。中央领导对此十分关注，先后作了批示。同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针对广东、福建两省一些单位和干部继续从事走私、贩私活动的情况，致函胡耀邦：“这类事为什么总处理不下去，值得深思！我建议由中纪委派一专门小组进行彻底追究，越是大人物、大机关，处理越要严、要重。” 1982年1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又作批示：“坦白地说，党风不正，广东在人们心目中是走在前列的，请省委一定要抓住不放。譬如深圳，那里的党组织就要自上而下发动全体党员发誓搞好，搞好了就为全党争了光，争了气。搞不好，就为全党丢了丑，丢了脸。怎么不能搞好呢？难道自认为是有点骨气的中国共产党员连这一点本事也没有吗？”1982年1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在简报上批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同日，邓小平在陈云的批语中加写“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八个字。

11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邓小平、陈云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要打击严重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的批示。同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各地发出《关于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斗争的紧急通知》（简称《紧急通知》）。中共中央指出，“对于这个严重毁坏党的威信，关系到我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全党一定要抓住不放，雷厉风行地加以解决。对那些情节严重的犯罪干部，首先是占据重要职位的犯罪干部，必须依法逮捕，加以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有的特大案件的处理结果还要登报”。这对广东广大干部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震动。

采访者：省委如何贯彻中央的《紧急通知》？

任仲夷：接到中共中央《紧急通知》后，我和省委都非常重视。1月14日，我主持召开省委常委第二次会议，宣读了《紧急通知》。接着，由中央书记处派到广东的中纪委副书记王鹤寿传达了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对中纪委编印的《信访简报》的批示，以及中央书记处就这一问题所作的指示精神。会议学习和研究贯彻中央《紧急通知》精神，并决定：由省委书记、省委纪委书记李坚真，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寇庆延，省委常委、省公安厅长王宁，副省长范希贤、杨德元组成五人小组（第四次常委会议决定增加省委常委、秘书长杨应彬为领导小组成员，组成六人小组），负责抓好贯彻中央《紧急通知》的工作，特别是抓经济领域大案要案查处的领导和协调工作。

1月18日，省委召集正在参加地、市委书记和省直机关局以上领导干部开会，宣读了中央《紧急通知》，王鹤寿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并作了讲话，我代表省委作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央《紧急通知》、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讲话。

我在会上强调：中央指出的广东党内和干部存在的问题，完全符合广东的情况。广东党内的不正之风，走私贩私、贪污受贿之风，是非常严重的，居全国的前列。中央给我们指出这个问题，并派王鹤寿、王从吾等同志来帮助我们做好这项工作，这是对我们的鞭策和爱护，同时也是对省委、对广东工作的极大的支持。我要求全省的党员、干部，对广东省党风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各级党委在贯彻落实中央《紧急通知》这个大的原则问题上，要同中央保持一致，要态度鲜明，立场坚定，不能稍有含糊和手软。要把重点放在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上。反对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犯罪行为，纠正党内不正之风，必须坚持以教育为主的方针。并且要制定完善的政策，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会后，省委向县以上党委印发了中共中央《紧急通知》及王鹤寿和我的讲话。各地、市县也成立相应的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组织机构，全面铺开这项工作。

1月29日至2月2日，我主持召开省委常委第四次会议，逐个讨论了《关于王敏、王维经走私套汇、投机倒把案情的调查报告》等八个重大的经济犯罪案件的处理意见。常委认为，各级党委都要抓办案，才能迅速地贯彻中央《紧急通知》，并决定由李坚真任省委六人领导小组组长，寇庆延任副组长，必要时副省长曾定石可参加领导小组会议。不久，便接到中央通知，广东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共18人赴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负责人座谈会。在省委负责人去京开会期间，分别由吴冷西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王全国主持省政府工作。

其实，广东开放之初，省委、省政府对走私贩私问题就有所警惕。但由于对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缺乏经验，防范措施跟不上，无论缉私队伍、缉私装备和管理措施都不适应。加上沿海部分地区有些干部对走私贩私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有的甚至乘机捞一把，因此给海内外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沿海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走私浪潮。有些沿海地方，渔民不打鱼，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一窝蜂似的在街头巷尾、公路沿线兜售走私货。早在1980年7月，省委、省政府就发出指示，提出坚决打击走私和投机倒把活动。1981年，省委又组织了两次全省性打击走私贩私的行动高潮。第一次是集中沿海各个方面的缉私艇共59艘，分别驻在汕头、惠阳等地区的6个海域，堵截海上走私。第二次是调集部分缉私艇到香港、澳门周围海域巡逻查缉，堵住大规模的海上私货渠道。与此同时，陆上层层设卡检查，并扫荡取缔了沿海18个主要私货市场。全省大规模地开展打击走私贩私的斗争，使得走私浪潮得到了遏制。

但是由于广东向中央汇报不够及时，而中央对广东大规模开展反走私斗争的情况也不够了解。

采访者：请您谈谈中央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的情况。

任仲夷：2月11日至13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会议由胡耀邦总书记主持。会议是在极其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发了反走私等好几个文件，还有一份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的《旧中国租界的由来》，非常耐人寻味。随后不久，上海某大报公开发表这篇文章。因此，深圳特区有人与梁湘开玩笑，问他像不像当年清朝那个腐朽透顶、昏庸无知、把地“租”给帝国主义、丧权辱国的“上海道台”？

再回过头来说会议的第一天，胡耀邦开宗明义地说，开这个会的目的，是为了讨论如何有效地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问题。之所以找两省的同志来主要是因为两省是走私的重要通道，又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又有特区，有许多认识问题、政策问题需要研究，如果混淆了界限就会搞乱。

随后，我和刘田夫等人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详细汇报了广东出现的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的情况，以及省委对上述情况所采取的措施，也谈了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下一步的打算。

我郑重地提出，希望中央不要轻易收回给予广东的特殊政策。我十分诚恳地说：“中央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的决策是正确的，如果坚持下去，再有几年，广东的面貌就会有显著的变化。”

在座的中央领导人明确表示，中央对两省的政策只有总结经验，继续前进，不会改变。这给我们广东和福建的领导同志吃了一颗“定心丸”。

关于对前段反走私斗争的形势如何估计？我汇报说，经过前段反走私斗争，走私高潮基本上已经过去了。但是，必须经常提高警惕，否则走私贩私之风，还会卷土重来。因为香港和内地有些商品物价有很大差距，铤而走险的人总会有的，我们不能稍有麻痹。经我和刘田夫作详细汇报和解释，中央领导同意广东的看法，认为经过前段有力打击，广东沿海地区走私贩私高潮已经过去，目前逐步趋向低潮。

关于广东对外开放出现的一些问题，有一位中央负责人说：广东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我不同意这一看法，说：不能笼统这样讲，见怪不怪不对，少见多怪也不对。更多的还是有人自己少见多怪，对一些新人新事看不惯，接受不了，横加指责，干预过多。

有位中央负责人在讲话中说：广东“放羊”了，对下面管理不严，物价改革放任自流，塘鱼价格放开了，蔬菜等农副产品价格也逐步放开了，物价上涨，群众意见反映强烈。他提出，省委要和县委就存在问题开展一场大辩论，以统一思想认识，加强管理。

我和刘田夫对此表示不同看法，认为不存在“放羊”问题，刘田夫说：省委还是有威信的，县委还是听省委的。赵紫阳说：现在各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们不一定听省委的。刘田夫说，珠江三角洲有些县委书记你是认识的，你可以亲自问一问他们，是不是“放羊”了，是不是不听省委指挥了？

开会休息时，胡耀邦询问我：广东物价涨幅是不是很大？我回答：放开物价，开始上涨是很正常的，以后价值规律起作用，农副产品丰富了价格就会回落。

有位中央负责人多次在会上提出：有个问题需要明确。有人说有单位走私贩私搞了一批钱，没有入个人腰包。是为他那个小单位办了这样那样的事。实际上，这样的行为危害很大，甚至比某些个人走私贩私、牟取一点暴利的危害还要大。

我和刘田夫不同意这一看法，提出应有所区别，不能同样画等号。

胡耀邦也没有赞成同样严肃处理的主张。赵紫阳、谷牧同意我们的观点，认为在处理上，同那种中饱私囊的，应该有所不同。

我和刘田夫提出：应当划清因经验不足而造成工作失误和违法犯罪的界限；走私贩私、投机倒把同正确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界限；在处理罪责时，应划清个人贪污与非个人贪污的界限。基层一些干部出现工作失误，有的跟省的政策有关，应由省委、省政府承担责任。

有一位中央负责人提出：越开放，对干部，对党内越要严。要有一个惩治贪污、受贿的条例。要准备一年开除多少人，杀多少人。广东、福建就是要杀一些人，不杀不行。我和刘田夫觉得，如果这样大开杀戒，势必对国内外造成重大影响。我们内心虽对此不同意，但没有公开表态。

会议休息期间，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在我耳边，半开玩笑悄悄地说：仲夷啊，开了两天会，这会儿我才明白，原来福建是来“陪绑’的。他的意思是中央批评的主要是广东，福建原来是做“配角”的。想不到在第二天，中央书记处有一位书记批评说，福建走私贩私，比广东有过之而无不及。项南吓得再也不敢讲调皮话了。

采访者：中央领导同志对广东打击走私贩私做了哪些具体指示？

任仲夷：12、13两日，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谷牧、余秋里、韦国清、姚依林、彭冲、王鹤寿等中央领导同志先后在会上作讲话。他们要求广东、福建两省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的《紧急通知》，进一步开展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总结经验，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更好地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一步发展经济。其中几位中央领导人在讲话时，说了一些很尖锐的话。有的说广东工作“活”过了头，有的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等等。

会后，我去找胡耀邦，请示回去如何传达贯彻的问题。我说：这两天中央书记处、国务院那么多领导同志讲了话，但没有一个传达提纲，我回去后是否要全部传达。尤其有的领导同志言语很尖锐，我认为不妥当。比如有位领导同志仍然要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样，说这场斗争又是资产阶级向我们的猖狂进攻；有位领导同志说：宁可业务上受到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这不又成了“四人帮”的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吗？我认为类似这样的话，都不好公开传达。广东离香港、澳门很近，如果传出去，不仅可能引起广东干部思想混乱，而且在港澳海外也可能会产生“政策变了”的错觉。在珠海去澳门的码头附近的楼墙上，至今还存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标语，类似这样的话传出去，很可能引起侨胞的疑虑。

胡耀邦很干脆地说：哪些可以传达，哪些不可以传达，由你自己定。

采访者：请您谈谈如何贯彻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的精神。

任仲夷：两省座谈会结束以后，我们飞回广州，研究如何贯彻会议精神。2月18日，我主持召开省委常委第八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田夫、梁灵光、李坚真、王全国、吴南生、龚子荣、王德、尹林平、吴冷西、寇庆延、邓逸凡、薛光军、王宁、杨应彬、李建安、陈越平、杜瑞芝、许士杰、薛焰，列席的有梁威林、杨康华、曾定石、叶选平、杨德元、刘俊杰、钟明、汤光礼、张泊泉、左洪涛以及关相生、谢非、张汉青等56位部委办厅局主要负责人。我与刘田夫、梁灵光、杨应彬向常委传达了中央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精神，以及胡耀邦、赵紫阳、谷牧、余秋里、胡乔木、姚依林、彭冲、韦国清等人在两省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发言（记录稿）。传达之后，我讲了话，强调指出：中央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非常重要。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涉及经济政策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许多问题。对中央的指示，我们坚决拥护，要积极、自觉地贯彻执行。中央领导同志肯定了广东的工作，又指出存在的问题。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的批评，首先是对省委的，这种批评是非常正确的。我们必须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认真检查我们的工作，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改进的措施，并以中央的批评作为我们改进工作的动力。

我在讲话中表示：我们要按照中央《紧急通知》以及两省座谈会精神，对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活动，要采取坚决、严肃的态度，要把此事摆到各级党委首先是省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上，下大决心，花大力量，抓紧抓好。当前要突出抓好三件事：一是狠抓大案要案。目前，省、地、市、县各级都掌握了一批比较大的案子。二是抓好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点上办案，面上抓教育。三是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堵塞漏洞。

采访者：请您谈谈“二进宫”的经过。

任仲夷：两省会议结束后不久，2月18日，胡耀邦亲自给我打来电话，说：今天中央书记处将会议情况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政治局常委对广东的同志思想通不通（我明白主要是说我），还很不放心……本来想亲自到广东和你直接谈一谈，由于实在抽不出时间，所以还是请你到北京来一趟。

原来政治局常委听了汇报之后。有些常委认为广东的同志对开展打击走私贩私斗争缺乏认识，检查也“不深刻”，还有些问题没“讲清楚”。因此，特召我再度进京。

我提出：自己到广东时间不久，对情况不太熟悉，希望刘田夫同志同我一起去。胡耀邦表示同意。

2月19日，我和刘田夫再度赴京。当晚八时许，胡耀邦和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在中南海接见我们，谈话一直延至深夜。

胡耀邦和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向我们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指示。

胡耀邦说：“昨天下午，常委碰了头。根据下边的反映，中央担心广东的同志首先是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对这个问题认识清楚了没有？广东的现状（走私贩私以及执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过程中出现的自由化倾向问题）严重程度究竟如何？能不能按照中央的要求下决心转变这个局势？”“省委抓案件的班子，应当充实加强。仲夷同志应亲自抓。现在广东干部中的风气、受腐蚀的情况究竟怎么样？有的同志反映，至少是令人担心的。牵扯到省上干部的要案，一定要查清。”

国务院主要负责人说：“常委要求很严格。广东这个地方，要有像金刚钻一样的人，才能顶得住。常委担心，这次《 紧急通知 》中提到的问题，你们能不能那么办？特殊政策、灵活措施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没有经验，经济上有所得，政治上有所失。不能天天讲灵活。有活的一面，还要有严的一面。”

胡耀邦说：“干部受腐蚀，有思想上的污染，还有经济上的自由化倾向。常委担心，会不会改变颜色？过去中央定的政策不适当的，中央也要采取措施。”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在讲话中强调：第一，政治局常委认为，广东的工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了头。对下面应该严加管理。第二，广东应先把反走私贩私这场斗争发动起来，省委不要忙于先搞政策界限。

胡耀邦说：“第一位的是不要被腐蚀，要成为无产阶级的‘金刚钻’。我们许多党员缺乏党性，缺乏党的观念。通过这次工作，要使广大干部，首先是主要领导干部变成‘金刚钻’。省委常委要开个生活会。要争取主动。”

接着，胡耀邦向我询问了许多具体问题。我一一作出解释。

胡耀邦很关心地问我：“仲夷同志，你是否讲过提倡投机倒把的话？”

我愣了愣，说：“我到广东之后，作过不少报告，记不清是否讲过了，可以查一查。”(我回到广州之后，查到我1981年在对外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谈到蔗糖进出口问题时，我说，我们总是在甘蔗丰收、国际糖价下降时出口糖，而在甘蔗歉收、糖价升高时进口糖，很吃亏。应该反过来，争取低进高出。国内不许搞投机倒把，在国际贸易中要学会搞点投机倒把。过了两个月，我又到北京，向胡耀邦解释“投机倒把”一事。胡耀邦说：“这个问题不存在了，是小题大作。”)

当我在汇报中谈到广东省正考虑制定一些政策，划清政策界限，以便处理有关案件问题时，国务院主要负责人说：先把这场斗争发动起来再说，不要先搞政策界限。我虽然没有当面反对，但我认为，过去许多政治运动，由于政策界限不清，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有的完全搞错了，有的搞得过火了、扩大化了。国务院主要负责人还提出，李（坚真）大姐年纪大了，还兼省委纪委书记，有人反映她思想右倾，纪委书记是不是换一个年轻一点的同志？我说：李大姐把握政策比较稳，没有理由中间换人。现在换人，不合适，不换为好。胡耀邦说：那领导小组组长由你来当。我说：领导小组组长还是继续由李大姐来当。但为了搞好这场斗争，我每次都参加会议，一起研究问题。胡耀邦说：你保证每次参加会议就好了。我表态说：我保证！这样，胡耀邦和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就不再坚持要把李坚真换下来了。

谈话快结束时，胡耀邦十分诚恳地提出：“仲夷同志，你给中央政治局写个自我检查好不好？”他做了一个两手摊开的姿势，说：“我都检讨了啊！” 

我爽快地说：当然可以。我到广东工作虽然才一年多，时间虽短，还是有缺点的。我认为，胡耀邦和国务院主要负责人这次谈话的用意是好的，是爱护自己和关心广东工作的。

当天晚上，在秘书张岳琦的协助下，我写了共四页纸的检查，主动承担了责任，对“放宽搞活”考虑得多，对“管”想得少作了检讨。第二天，我先将检查征求了刘田夫的意见，然后送给胡耀邦。胡看了两遍，说可以了。我问，要不要给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看一看。胡耀邦说，不用了。

采访者：就这样过关了？小平同志是什么态度？

任仲夷：我认为小平同志是知道这些事情的，因为就在两省座谈会前几天他还在广州过春节，那时候，中央已发出了《紧急通知》，中纪委的内参估计他都看了，我又向他汇报了工作，所以他才对我说：“中央确定的政策还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如果没有他的理解和支持，耀邦等同志也帮不了我。当时，广东在全国形象确实不怎么好，内参、传媒经常登广东不好的东西。我听说上海的干部到广东出差，不许一个人上街；广东的采购员出去，受监视、受审查；下火车，叫广东人站一边，其他人先出站，广东人个个搜身，怀疑走私；电视电影也丑化广东人，骗子坏人都说广东普通话。

六、“三个坚定不移”

采访者：当时省委面临很大的压力，你们是怎样解决既贯彻中央的指示，又保护干部改革开放的积极性的？

任仲夷：2月22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我和刘田夫传达了19日胡耀邦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指示。省委常委研究了进一步贯彻中央指示的部署，并决定加强反腐蚀斗争的领导。我亲自抓，刘田夫以更大精力抓这项工作，其他省委常委、副省长也要抓好各自分管部门的这方面的工作。

从2月24日开始。连续四天半时间，我主持召开省委常委、党员副省长民主生活会。我首先发言，着重谈思想认识，讲清个人问题，开展自我批评。其他与会者也逐一检查了个人的思想认识和经济上应当说清楚的问题。并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决不辜负党中央对广东的期望。

26日，在省直厅局以上单位和参加广东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地、市、县委党员负责干部会议上，也是坚持同一精神。我代表省委在会上强调指出：广东存在的资本主义腐蚀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必须认真解决，要严肃处理经济领域里的犯罪活动和纠正自由化倾向，抓紧大案要案的查处，不能手软，不能姑息。对经济工作，既要搞活，又要管严，做到活而不乱，管而不死。

3月2日，我和省委常委听取了各地、市负责人关于贯彻中央《 紧急通知 》的情况汇报。我要求他们回去要做好几件事：其一，抓好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其二，抓紧大案要案的处理。其三，研究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完善各项经济政策。必须做到执法更严、纪律更严、管理更严，用“三严”保证“三放”（更加开放、更加放宽、更加放权）。

3月20日至4月3日，省委在广州珠岛宾馆召开了省、地（市）、县三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会议，进一步研究和部署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并对加强经济管理，克服自由化倾向，进行了具体的讨论，制定了若干政策规定和管理办法。

当省委决定召开这次会议时，有些干部就估计，这一定是个“杀气腾腾”的会；许多县委书记都准备到会上来作检查，挨批评。在两省会议期间，曾有中央负责同志建议广东回去后召开县委书记以上会议，对存在问题进行大辩论，以统一认识。但我经过慎重考虑，认为不能这样搞，一搞大辩论，就会像过去政治运动一样，往往无限上纲上线，乱抓辫子，乱扣帽子。过去搞政治运动，搞大批判，大讨论，其实是只有大批判，哪里有什么大辩论，只有“批倒”“批臭”，不允许你还口。

因为有耀邦同志的尚方宝剑，那些不利于广东改革开放，不利于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甚至容易引起党内外思想混乱的话，我就没有传达。我开场就说，这不是一个“杀气腾腾”的会，我们这次会议应当开得热气腾腾的，是一个热气腾腾的会。

会议还真是开得热气腾腾。与会者一方面谈思想认识，一方面总结经验教训，更进一步坚定了先走一步的决心和信心。

我代表省委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承担了责任。我说：全省广大干部和群众这几年勤勤恳恳，努力奋斗，为改变广东的面貌和国家的建设，做出了贡献。缺点错误主要在省委。我们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和经济领域中的违法犯罪活动的严重性、危害性和危险性缺乏清醒地认识，对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抓不紧，处理不力；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从发展经济上考虑多，对政治上可能出现的问题考虑少；对工作，看成绩多，看问题少。我认为，在省委里面，又主要应当由我对这些问题负责。

不能因为这些问题在我来之前就存在或以前决定的，就减少我的责任。如果我一到广东，就注意解决这几个问题，情况会好一些，至少不至于发展这么严重。省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凡是过去省委、省政府决定和指示过的事情，错了由省委、省政府负责，下边执行者没有责任。只要不搞各种违法乱纪和犯罪活动，工作上还是允许犯错误。对干劲足、闯劲大的干部应予鼓励。

根据中央的精神，我在会上提出：两个坚定不移的方针：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坚定不移。为避免“一活就乱”“一管就死”的恶性循环，我又把两省会议中提出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越活越管，越管越活”这四句话，中间加上了“思想先行，管要跟上”两句，变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活越管，越管越活”。

3月底，省委从省直机关抽调科以上干部67人，组成12个工作组，分赴汕头、惠阳、深圳、珠海、湛江、肇庆、海南等地区检查和督察大案要案的查处工作。后来又先后两批抽调了350名干部，深入基层指导和充实办案力量。这一年“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办公室”在全省共抽调了 2万多名干部组成各级办案组。5月3日，我驱车前往走私贩私一度最为猖獗的海丰县。我和县委常委们谈话时继上述“两个坚定不移”外，又提出第三个“坚定不移”——执行让群众富裕起来的政策坚定不移。

采访者：“排污不排外”也是在这个时候提出来的？

任仲夷：“排污不排外”是在这期间提出的，1982年5月20日，我接受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记者采访，我说：我们不排外，排外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要排污。实行开放政策，也带来一些新问题。“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也会先污染。盲目排外是错误的、愚蠢的；自觉排污是必要的、明智的。排污要分清界限，要排真正的污，要作具体分析，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统一认识。我离休之后，对“排污不排外”的问题，曾在报纸上谈过，污有“内污”“外污”之分，“排污”主要应当重视排“内污”。

采访者：1983年2月，您陪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深圳经济特区，他对经济特区有何评价？

任仲夷：耀邦总书记是个思想很解放的领导人，他对深圳经济特区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说，经济特区是新事物，同志们搞得不错，敢于创新，是很有成绩的。胡耀邦同志还即席题词：“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谷牧同志后来视察广东三个经济特区时，赞同胡耀邦对经济特区的这一评价，认为评价公正，符合实际。6月25日，谷牧又传来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经济特区“现在办得不错，中外承认，不存在抹掉不干的问题”。这对我和广东省委是最大的支持、鼓舞和鞭策。

回顾经济特区创办初期，碰到过不少难题。蛇口工业区在发展过程中，曾困难重重。有些单位大权在握，你不照他们的旧框框办，怎么说他硬是不同意，卡你的脖子，官僚主义曾使袁庚百般无奈。为了摆脱条条块块的牵制和干预，袁庚一再向广东以及中央有关部门提出要求，授予蛇口更多的自主权。我认为这些要求合情合理，因此大力支持。1984年7月，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准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关于解决蛇口工业区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个文件对蛇口至关重要，它明确规定了蛇口工业区的十大自主权限，包括项目审批权、进出口物资审批权、人事权等。有了这些自主权，工业区可以根据企业的需要，独立处理许多事情，不需要层层请示往返周折，同时也可以对管理体制大胆进行改革。1984年邓小平在视察蛇口后说：蛇口快的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

袁庚后来感慨地说：“蛇口曾经有过10年的辉煌，创造了一种与外界不同的经济政治环境，成为一方热土。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最重要还是由于中央和省的支持。”

1984年春，小平同志第一次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并分别为三个特区题词，充分肯定了兴办特区的决策和实践。小平同志这次南方视察，谷牧说，“给那些有关兴办经济特区是是非非的议论，基本上画上了句号”。

我们作为广东经济特区的具体组织者和实践者，邓小平对经济特区的肯定，实际上也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

今天“深圳速度”早已流传全国。一座现代化都市拔地而起，经过艰苦创业，深圳经济实力稳居全国城市前列，对外贸易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位，经济发展速度平均每年增长30％以上，“深圳速度”不但令国人刮目相看，而且举世瞩目。

七、一年要比一年强

采访者：您在担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期间，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有哪些重大举措？

任仲夷：我同广东省、广州市局以上干部初次见面时，就要求干部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新情况。要求“工业、农业、财贸等部门都要考虑，在你那个部门怎样体现特殊政策怎样实行灵活措施，都要搞出一些条条来”。

在农业方面，当时广东已有近四成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但有些基层干部认为“右了、偏了”，大大超出了中央文件所规定的范围，有些人想扭转这种局面。

1981年1月，省委及时召开地（市）、县委书记会议，集中研究农业问题。我很想听听下面的意见，在集思广益基础上，再作出决策，因此鼓励地（市）、县委书记畅所欲言。

汕头的同志讲，他们开始想扭过来，但深入下去之后，觉得不能扭。湛江的同志说，原来想扭，但扭不过来。惠阳的同志主张，面对现实，对已经包产、包干到户的地方，采取一包二联的办法。

我还在辽宁任省委第一书记的时候，就积极支持农村的改革。1979年5月，我支持记者范敬宜撰写的批评否定农村变革的文章《莫把开头当过头》。并加上另一半标题：“莫把支流当主流”。5月16日《人民日报》加上编者按全文转载，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

到广东之后，我一如既往支持农村改革。1月22日，我在会上讲话中指出：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即使是面大一些，只要群众满意，又能增产，对国家贡献增多，就不要硬改过来。政策一定要稳定下来。凡是有利于促进生产发展，又受群众欢迎的政策，都不要轻易改动。我接着说：现在全省各个地区对包产到户的看法，分歧很大。我看不要强求统一。还是因地制宜为好。我这一番讲话，对推动农村实行包产、包干到户，起到了一定鼓励和促进的作用。经过我和其他省委领导做工作，加上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下发，原来反对实行包产到户的四个地区的书记，也改弦易辙，再也听不到他们的反对意见了。

1982年，全省农村普遍实行包干到户或包产到户，胜利地完成了人民公社经营体制的转换。随后渔业、林业、工副业等等都实行了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广东实行承包责任制之后，全省农业在基本没有新的投入的情况下，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粮食逐年增产，农业总产值从1979年的73.69亿元增加到1985年的152.63亿元，增长一倍多。

采访者：在城市改革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任仲夷：在工业方面。我到广东上任不久，1980年12月，我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

当时我所面临的情况是：既要继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又要按照中央精神完成经济大调整任务；既要调整，又要发展；既要退够，又要前进；既要集中统一，又要搞活。

12月17日，我在中南组分组会上发言，就经济调整与搞活经济关系作了详尽的阐述。我表示要下决心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凡不符合中央规定的建设项目，一律停下来。并对部分企业实行关停并转。整顿“三小”企业和社队企业。两天后，我又在发言中强调，要把“集中”和“搞活”统一起来。我说：我们3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证明，把经济搞活不容易，搞死却很容易。这几年好不容易才搞活了一点，如不注意，可能一下子又退回去。所以，在强调集中统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点。我提出这次调整，在强调集中统一的前提下。凡是有利于搞活经济，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增加社会财富，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好政策，好措施，都应当继续坚持下去。

1981年1月，我在中共广东省代表会议上作了总结讲话，强调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把经济调整和实行特殊政策结合起来；二是把“集中”和“搞活”统一起来；三是把“退够”和“前进”统一起来。

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广东先后关、停、并、转了近千家生产条件差、耗能高、效益差的小钢铁、小化工企业，把腾出来的能源和原料用于发展轻工业，着重发展食品、电子、家用电器、纺织等行业，建立起具有广东特色的轻型产业结构。“珠江水”“广东粮”以及电子、家用电器等“广货”称誉全国。

1981年6月，全省工交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主要传达国务院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精神，着重讨论如何通过经济调整和改革，逐步走出一条投资较少、积累较多、经济效益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发展广东经济的新路子。

我在会上强调，要搞好调整和改革，进一步把生产搞活。工交体制改革方面，就是一个“下放”两个“结合”：即下放权力；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经济手段和行政干预结合。进一步把工交工作搞活，就要在“包、联、通、创、学”五个字上做文章。

我积极支持刘田夫、梁灵光、李建安、杨德元、匡吉等省长、副省长开展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实行利改税等方面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

我还支持和探索外贸体制的改革，突破独家经营体制，探索“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崭新模式。这种分灶吃饭的财政分级包干办法，扩大了各级政府的自主权，调动了各级财政当家理财的积极性，增强了改革的经济承受能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短短三几年时间，在省委一班人的带领下，南粤大地已春色满园，生机勃勃。省委、省政府的构思是，通过经济特区——沿海港口开放城市——经济开放区——内地，滚动式地把改革与开放，由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形成东起汕头，西至湛江，南到海南岛的沿海开放地带。并实行“三二一一”开放规划，即三个经济特区，两个开放城市，一个珠江三角洲，一个海南岛，初步形成多层次开放的格局。我到广东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很明确的。中心问题是把经济工作搞上去。广东的优势，不仅自然条件好，更有中央批准实行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使广东增大了地方权力，有解决问题的自主权；同时又允许广东对外更加开放，成为国家对外联系的枢纽和橱窗。我刚到广东时，就幽默地说过“洪湖水呀浪打浪——一年要比一年强”的歌要大唱。事实是：1980年广东省社会总产值为443.33亿元，国民收入为217.61亿元，工农业总产值为81.88亿元，职工工资人均789元；1981年广东省社会总产值为534.04亿元，国民收入为250.81亿元，工农业总产值为353.48亿元，职工工资人均873元；1982年广东省社会总产值为606.01亿元，国民收入为285.47亿元，工农业总产值为421.55亿元，职工工资人均961元。

采访者：接触过不少老同志，他们都说广东有今天，您功不可没。

任仲夷：大家过奖了，这是我应该做的。广东之所以有今天，应该归功于党中央特别是小平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关怀。小平同志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办特区是党中央、小平同志定的，连特区的名字都是小平同志起的。从办特区的那一天起，小平同志就时刻关注广东，支持广东。改革开放后，他到过最多的地方之一就是广东，小平同志最伟大、最光辉、最有意义的思想就是在广东发表的。这绝不是偶然的。没有中央的正确领导，没有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导，就没有改革开放，广东就没有今天。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也功不可没，讲广东改革开放，不能不提他们。这是历史。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广东改革开放的早期工作，还要提习仲勋、杨尚昆等负责同志，他们开了好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是1980年11月才来的，在广东工作的时间只有4年多，贡献是不多的。1985年我就离休了。以后的每一届省委都干得很好，都使广东的经济和各方面的工作有新的进展。

                      来源：《广东改革开放口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