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整理者：卢荻

采访时间：1998年至2004年夏天多次采访

采访地点：任仲夷同志家中

任仲夷  河北威县人，1914年9月出生。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6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先后担任北平中国大学党支部书记、北平西北区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历任鲁西抗日游击第三纵队司令部秘书长，泰西八路军六支队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山东聊城政治干部学校专职政治教员、党总支书记，冀南行署教育处副处长、处长，冀南区党委干部教育处副处长、党校校长、党总支书记，冀南政治干部学校校长，冀南五地委、二地委常委兼专员，邢台市委书记、市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大连市副市长、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市委书记，旅大行署秘书长兼党组副书记，旅大市委常委兼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松江省委常委兼秘书长，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兼市政协主席、军分区第一政委，黑龙江省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下放农村劳动。1972年6月重新工作，任黑龙江省委常务书记兼省革委会副主任，1977年3月后任辽宁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1980年10月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中共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5年11月逝世。任仲夷被认为是中国70年代末以来最重要的改革者之一。他在广东改革开放艰难探索的时期（1980-1985）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广东的先行一步，对带动全国改革起到了巨大影响。

一、执掌祖国南大门的缘由

采访者：任老，您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在大连、哈尔滨、黑龙江、辽宁、广东等省、市担任党政重要领导职务，您与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有过不少交往吧？

任仲夷：我在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之后直到1977年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前，与小平同志没有单独直接接触过，只是听过他几次报告和讲话。例如1956年我出席中共八大，听他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1962年在7000人大会上听过他的讲话。这几次都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但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1977年后，我从黑龙江调到辽宁工作，因职务和工作关系，才和小平同志有几次直接接触，向他汇报工作，听取他的指示。

采访者：您与小平同志第一次直接接触是什么时候，谈什么问题？

任仲夷：是在1978年。当时“两个凡是”束缚着人们的思想。由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胡耀邦组织，《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揭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思想大论战的帷幕。接着，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畅谈“实事求是”，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我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辽宁省委第二书记、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年9月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看了《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后，极为高兴，立即着手写了《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共辽宁省委主办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上，《光明日报》发现后立即全文转载。当年9月，恰巧小平同志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后回国。他乘坐专列到辽宁视察工作，在火车上我把这篇文章送他一份，谈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采访者：当时党政军一把手是华国锋，政治局势还不是十分明朗，您这么早就表态，发表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文章，不担心会被扣上否定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甚至反党、反革命的罪名吗？您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政治风险？

任仲夷：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我认为共产党人就是真理的追求者、捍卫者。在真理与谬误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是不允许丝毫胆怯、犹豫徘徊的。如果我们不能旗帜鲜明地拥护真理、捍卫真理，不能大声地讲出真理、宣传真理，还算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我们党不能坚持真理、捍卫真理，还算什么共产党？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次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极其重大，影响深远。它不但把人民从极左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而且为我们提供了辨别真理、判断是非得失的永恒标杆。

采访者：当时还有哪些“地方诸侯”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任仲夷：我记得当时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都是最早表态的。到了1978年底，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各总部负责人，都公开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采访者：邓小平同志视察辽宁时，听说他曾在广州、成都之后点了第三把火。

任仲夷：是的。9月17日上午，他在下榻的辽宁友谊宾馆接见了我和曾绍山、陈璞如、胡亦民等辽宁省的党政负责人，听取了我们的汇报。他开门见山地指出：全党全国范围的问题，昨天在长春概括地讲了一下，中心讲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恢复毛主席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我们要根据现在的国际国内条件，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千万不要搞“禁区”。“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不敢根据自己的条件考虑问题。一个公社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一个大队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有一般，也有特殊，大量的是特殊，重要的是要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考虑问题。东北三省情况大体相同，但也都有不同。你们辽宁省几个地区、几个市，每一个都有不同。鞍钢改造以后，必须按照经济规律来管理。市政府是不是要考虑变成为它服务。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怎样高举，一个是怎样发展生产力。我们的思想开始活跃，现在只能说是开始，还心有余悸。要开动脑筋，不开动脑筋，就没有实事求是，不开动脑筋，就不能分析自己的情况，就不能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学大庆有这个问题，学大寨也有这个问题，照搬不行，要教育所有干部开动脑筋，实事求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只凭上级指示或中央发的文件，或省里补发的文件，能解决所有具体问题吗？要提倡、要教育所有的干部独立思考，不合理的东西可以大胆改革，也要给他这个权。所谓考核，第一就是考核这个问题。凡是能够这样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肯定会大有好处，当然也会出现瞎指挥，但总的来说会好一些。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是政治问题，也是思想问题，也是实际问题。在谈到“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被提拔上来的造反派问题时指出：中央最近有个文件，提到全国搞打砸抢、逼供信的人多，因此对这些人作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要宽。这是个大政策问题。在执行中要体现这个政策，但不要误解为对这些人要保护起来。他们基本上不能保持原来工作岗位，而且不能作为我们干部的基础。针对辽宁工业腿长、农业腿短的情况，他指出：农业要现代化，才能适应工业的现代化。工业越发达，越要把农业放到第一位。这就要求工业支援农业。工业支援农业要具体化。所谓农业走工业化道路，就是本身要搞很多新的行业。在谈到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不能孤立地摘引毛泽东的话时，他指出：这一句、那一句，有些还是假的。即使是真的，还应看是在什么条件、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的，随便用到别的地方也是不对的。搞语录是从林彪开始的，语录并不能反映毛泽东思想体系。

下午，小平同志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机关及沈阳军区师以上干部，并听取司令员李德生的汇报。他在讲话中指出：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

小平同志这次讲话，点燃了辽宁思想解放的火炬，在全国率先开始了全省范围的第一轮思想解放运动。

采访者：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是不是正因为您思想解放，中央才挑选您来执掌祖国的南大门广东？

任仲夷：不少人是这样估计的，我想也可能是这样。在辽宁，我认为我干的几件事是有较大影响的：一是冲破重重阻力，为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张志新等一大批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我曾请华国锋同志为张志新烈士题词，当时华国锋未表态，胡耀邦同志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这件事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二是上面所说的发表《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旗帜鲜明地支持和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又对“两个凡是”进行了大胆的抨击，对辽宁广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三是我倡议为国营企业“松绑”，提出在农村要敢于“抓富”，我在全省城乡广泛开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让不让富、会不会富”的致富大讨论，广泛开展了生产力标准的大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并恢复了过去被视之为“资本主义尾巴”的自由农贸市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广东提出搞经济特区没多久时，我曾向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提议，将大连建设成北方的经济特区。华国锋表示赞同，并派谷牧到辽宁考察。后因中央只同意在广东、福建搞而搁置。这些，都可能是调我到广东的原因，但这都是自己的估计。

采访者：您长期在北方工作，对祖国南大门广东不熟悉，是谁向中央提议将您调到广东来接替习老的？

任仲夷：听说是当时的国务院主要负责人。一是他原来在广东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时间长，熟悉广东省的情况，对广东有特殊的感情，希望我能团结广东外来干部和地方干部，将经济发展快一些；二是他当时接替华国锋担任国务院总理才几个月，需要一些思想解放、敢闯敢干的干部，充分利用中央赋予广东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迅速推进新局面。

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重要谈话

采访者：您来广东上任前，叶剑英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您和梁灵光同志，他们对你们说了些什么？提出了哪些要求？

任仲夷：1980年10月，有一天，胡耀邦总书记(时设中共中央主席)对我说，你曾要求在大连办特区，这不可能，但中央决定调你到一个有特区的地方去工作，就是广东。我向耀邦同志提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杨尚昆两位领导能否留一位在广东继续做“一把手”。耀邦同志说，他们两位都不能留，另有任用。没过多久，习仲勋同志在广东打电话到沈阳，催我快点到广东上任。我向他提出：你留在广东，我当你的副手。仲勋同志说，还是你当第一把手。原来，当时中央已决定调习仲勋、杨尚昆两位同志回北京工作，并决定由我和国家轻工业部部长梁灵光同志接替他们。我和梁灵光赴穗前，1980年10月31日至11月6日，中央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万里、韦国清、姚依林、谷牧等先后接见了我们，并对广东的工作作了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谈话。

叶剑英同志说：广东是个好地方。教育比较发达，水运条件好，华侨多，他们对建设祖国很热心。珠江口已经钻探出石油。广东有些山区，要靠山吃山，向建设山区进军。

我和灵光同志对叶帅的话，心领神会，我们深深地领会到，这位在粉碎“四人帮”的举措中起关键作用的共和国元帅，是希望我们到广东之后，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发挥广东的优势。

叶帅紧紧握住我和灵光同志的手，再三叮嘱我们要重视团结问题：“要搞好外来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搞好地方干部和外来干部的关系。”我明白叶帅这一番话的含义。50年代，当时广东的主要负责人曾发动过两次“反地方主义”斗争，错伤了大批的地方领导干部，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在海内外也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广东就更是大伤元气，广大干部精神上的创伤久久未能平复。

我和灵光一再表示：“请叶帅放心，我们一定讲五湖四海。现在，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实现四个现代化。在这个共同革命目标之下，我们有一千条一万条理由团结起来，没有一条理由不团结。”叶帅信赖地看着我们，笑了笑亲切地说：“这样我就放心了。”

紧接着，我和灵光驱车抵达邓小平同志的住处。小平同志和我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他高瞻远瞩地对我们说：特区不是仅仅指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对于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

小平同志的用意很清楚：搞好特区不仅对广东、福建两省，而且对全国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我和灵光表示，中央要求广东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要求我们发挥创造力和闯劲，要求我们以很大的魄力去打开局面，我们一定尽力而为，尽最大的努力，以达到中央这些要求。

小平同志继续说：广东的情况很复杂，老案不要再提了，搞不清楚，过去的事情就算了。当然，历史问题完全不提也不行，但要粗一点，彼此照顾一下，不要再纠缠了。只能用这个办法，要引导大家向前看。

小平同志非常重视政策，他说：一个地区工作好不好靠政策，政策对头，工作就好做，政策不对头，工作就做不好。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谈完正事之后，我们跟他闲聊起文学艺术问题。我们谈到怎样看待首都机场大型壁画的裸体女问题。我还说现在的文艺作品八股味相当重，举了电影的例子，给他说了一段顺口溜：“生产队长犯错误，老支书来帮助，请来老农民诉苦，最后抓住个大特务。”他听后哈哈大笑。

离开中南海，我和梁灵光仍在思考着小平同志的讲话，相互交换意见，并取得一致的看法：处理历史问题，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办事。

改天，胡耀邦总书记会见了我和梁灵光。耀邦同志才思敏捷，热情洋溢。他不停地打着手势说道：“广东的条件是好的，广东的潜力非常大。有一首民谣：‘千海万海，不如北海；千州万州，不如廉州。’我也写了一首打油诗：‘千州万州广州好，山水林田都是宝，四五规划巧安排，人平千元跑不了。’就是说，经过第四个五年计划，国民收入达到平均每人一千元是完全可能的。”

我觉得胡耀邦巧改民谣改得好，正道出了干部群众的所思所想。胡耀邦谈锋颇健，兴致勃勃，“毛主席曾讲过成都武侯祠一副关于如何治蜀的对联。我现在写给你们：‘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我把下联换了一个字赠给你们，即‘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粤要深思’”。

我深深地感到这一字之换的分量。我领会，这副对联的上联讲的是争取民心的重要；下联是讲政策必须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通权达变，才能将南粤治好。

耀邦同志继续说：“以前的问题，各人都有一本辛酸账。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今后看干部，就是要看你的成绩，看你的风是正还是不正。干部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外来的，老的还是新的，只要工作有成绩就是好干部。工作松松垮垮，慢慢腾腾，像打太极拳似的不行，要打少林拳。”胡耀邦画龙点睛地指出：“要弄清广东的困难是什么，关键是哪里？目前有能源问题，运输问题，农业问题，但根本困难是干部思想不一致。”

和耀邦同志道别后，我们来到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的办公室。他曾在广东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对广东情况非常熟悉。他说：“希望把广东的团结搞好，要引导大家向前看。对过去的问题少翻腾为好。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就是要把生产、生活搞好。这是广东人民的共同愿望。”他还说：“广东的基本条件是好的，关键是要把干部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第一，要落实政策；第二，也不要争谁一贯正确。”

随后，我们到了万里副总理的办公室。万里同志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要解放思想，放手把经济搞上去，闯出一条新路。你们犯了错误也不要紧，国务院负责。你们先走一步，犯错误对全国来说也是有意义的，可以吸取教训。你们要把广东的经济搞得更好一些，各部的规定不符合广东情况的，你们可以不执行。万里同志还说：要强调稳、准、快，中心是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把经济搞上去。他一再强调，抓好了这个中心“怎么说怎么有理”。

我和灵光同志到广东上任之前，中央那么多领导人接见我们，做了那么多的重要指示，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可见中央对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和试办经济特区是多么重视和关心。我深感自己肩上的担子十分重。

采访者：您在什么时候向广东干部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

任仲夷：11月15 日，中共广东省委在中山纪念堂举行干部大会。习仲勋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任命我为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梁灵光同志为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的通知。我向大会传达了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接见我们时对广东工作所作的最新谈话的内容，并作了讲话。

我首先强调团结问题，我说：我们必须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切实加强党的团结，加强干部队伍的团结。

我讲的第二点是，必须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把广东的经济进一步搞上去，把人民生活进一步搞好。我向大家交底，要把经济搞上去，必须发挥广东的优势。最后，我强调，必须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切实改进作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我讲话完毕，会场上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大家对我寄予殷切的希望，使我非常感动。

三、真抓实干，创深圳速度

采访者：您第一次到深圳、珠海经济特区是什么时候？

任仲夷：刚到广东履新不久。1980年11月23日，我主持召开省委工作会议后，即和灵光同志驱车前往深圳、珠海经济特区视察。

建设经济特区，是中央赋予广东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重要内容之一。深圳，历史上有粤省前哨、门户之称，可是，以往的深圳由于与香港一河之隔，是“边防区”，只重视抓“政治边防”，经济建设发展缓慢，在广东全省里竟属于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之一。“向往香港生活”，偷渡外逃，成为深圳突出的社会问题。连续多次的偷渡高潮，竟使深圳人口出现负增长。我们抵达深圳时，经济特区建设刚刚起步，建筑工地一片繁忙，到处车水马龙，尘土飞扬。我们立即听取了市委工作汇报，又找人谈话，常常工作到深夜。我还专程前往蛇口工业区看望袁庚。

采访者：这次视察深圳经济特区之后，发现存在什么问题，有什么重大举措？

任仲夷：通过深入地调查研究和认真地对领导班子情况的考察，我和梁灵光发现深圳领导班子不够协调，与邓小平提出“杀出一条血路来”的要求和中央对广东在对外开放中先走一步的急切期望尚有差距。我和梁灵光都认为，要认真搞好特区，为广东、也为全国作出示范，特区的步伐要加快，应当大干一场。

我长期在省、市地方第一线工作，深知精兵强将的作用。我觉得，开发国内前所未有的经济特区，必须要有一批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开荒牛”才能打开局面。我回到广州之后，和省长刘田夫以及梁灵光等人商量，决定马上对深圳市领导班子进行调整。我们认为，吴南生同志在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期间，为深圳特区制订了发展蓝图，打下了基础，但他是省委书记，应调回来省委，让他加强对广东三个特区的指导工作。我们经过挑选，认为调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梁湘出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最为合适。然而梁湘建国后一直都在广州工作，不想离开广州。我和灵光同志等反复做梁湘的工作，希望他去深圳，省委会全力支持他。梁湘最终还是接受重任，同意到深圳去。他提出要从广州等地派些骨干，我们全力支持他，先后调周鼎、周溪舞、邹尔康、甄锡培等到深圳，及时调整了深圳市领导班子。实践证明，这一次对深圳领导班子的大调整，是正确的。梁湘是个实干家，长期从事经济工作，并具有开拓精神。他率领深圳党政班子领导深圳人民勤勤恳恳地创业，对深圳特区前期的开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名副其实的拓荒者。

采访者：您负责省委全面工作，经常过问广东经济特区的事情吗？

任仲夷：有关经济特区的重大决策和重要人员的调动任免，最后都是由我决定和把关。其他事情由刘田夫、王全国、吴南生组成的三人小组解决处理。

采访者：改革开放，特别是创办经济特区，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您是怎样贯彻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开放的指示，“摸着石头过河”的？

任仲夷：我感到小平同志思想解放，胆子很大，决心很大，魄力很大。他说得很明确，特区不仅是指深圳、珠海、厦门、汕头那几个地方，而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根据他的思想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我们胆子还是太小了，思想还是不够解放。如果我们当时胆子更大一点，思想更解放一点，今天广东的形势可能会更好。他提出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我的理解就是一切要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根据具体情况，相机办事。在政治上和总的政策上，一定要和中央保持一致，不能违背。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要因地、因时、因情况制宜。特别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和地方的很多政策、规定很多都还是陈规旧矩，要想迈出改革开放的脚步，必须善于变通。我认为，中央给广东、福建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就是允许这两省在改革开放工作中，在执行某些政策规定时，有灵活“变通”的权力。特别在搞特区问题上，更是如此。不然叫什么特区呢？特区嘛，就是应该特殊点。我在辽宁时就提倡“变通”，在广东更强调“变通”。什么叫“变通”？“变通”就是依据不同情况，作非原则性的变动。就是说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把事情办通，甚至办得更好。毛主席所说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邓小平说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我看也是这个意思。我多次讲过，“变通”就好比“变压”，各级党委、各部门，执行上级政策、指示，因情况特殊而必须“变通”时，要像“变压器”或“变电站”那样，把上面输送来的电流进行变压，使之适合本单位、本部门具体需要的电压，使机器正常运转，否则机器就会烧坏。但所用的“电”，还是中央“总电厂”的电，中央政策的精神和原则不能改变。就是说，“变通”绝非“变相”。“变通”是因地制宜，是为了更好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为人民办好事。所谓“变相”，就是借口变通，为了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违反党和国家的政策去办坏事。动机和目的不同，结果不同，是非分明。

采访者：谷牧同志要求您亲自抓经济特区工作，有这回事吗？

任仲夷：有这回事。1980年12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江泽民到广东考察。我向谷牧汇报特区建设情况，着重阐明对特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应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的见解。我认为，建设特区不单是为国家挣几个外汇，更重要的是取得先走一步建设特区的经验，取得改革体制，搞好经济工作，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以及党应如何领导经济工作等一系列的经验。我向谷牧提出，深圳、珠海要搞特区，没有比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更特殊一些的政策是搞不起来的。我又向谷牧汇报说：省对特区要放宽政策，给特区更大的权力；同时把特区工作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

当我在汇报中谈到要按照谷牧提出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对特区工作的领导时，谷牧幽默地打了个比方：“加强对特区工作的领导，除你讲的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讲建设特区的重要性、重大意义。你们是‘独立王国’、‘半独立王国’，你就是‘国王’。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凡是搞特区的地方，都是那里的总统、国王或总理亲自抓。我看要动员各部门重视特区建设，定期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你这个‘国王’、‘总统’要亲自抓。”

谷牧诙谐的言语引得常委们笑了起来。我郑重表示，一定按谷牧副总理提出的要求，亲自抓特区的建设工作。

采访者：经济特区初创阶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你们是怎样应对的？

任仲夷：当时不少人的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其中不乏怀疑、非议以至责难。有人说，“特区是搞香港化，搞资本主义”；有人说，“特区不就是过去的租界吗？”甚至有的说，“特区除国旗是红色的以外，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味道了”。

这年12月1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我针对特区“香港化”、“特区就是租界”之说，在中南组的讨论会上，以满腔热情肯定特区这一新事物。我说：我们之所以办特区，完全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外国的利益。进行一些自愿互利的经济合作，是以不损害我国的主权为前提条件的。为了我国的利益，才给了与我们进行合作的那些人一定的利益。主权完全在我们手里，那里的政府、警察、军队都是我们的，执行我国的法律。这有什么危险呢？没什么危险！办特区，确实给我们带来好处。

我还列举自己到深圳、珠海考察时的所见所闻，以切身体会称赞特区的新气象。以与香港一街之隔的沙头角公社为例，全公社当时人口1300多人。解放以来往香港外流的2600多人，等于两个沙头角。前几年每年外流120多人。从1979年开始，外流大大减少，到了1980年不仅没有人走，以前去到香港的人还有些要回来。

我告诉与会的同志们：看到特区社会安定的事实，完全应当解除顾虑和担心。

四、先走一步真先走

采访者：请您回忆参加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的情况。

任仲夷：1981年5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广东方面，参加会议的有我、刘田夫、吴南生、梁湘、曾定石等。与会的除福建、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外，还有经济理论家薛暮桥、许涤新等。会议检查总结了贯彻执行中央1979年50号文件以来的情况和经验，讨论和研究了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设置经济特区的理论、体制、改革和管理等问题，提出了今后继续前进的10条重要政策和措施。

自从中央提出在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以来，两省各项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始终有人对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忧心忡忡：一怕滑上资本主义道路；二怕乱了国民经济全局；三怕犯错误。中央某些部门对广东的做法显然是持怀疑态度。他们生怕广东越了轨，因此顾虑重重。国务院各部委不少文件都加上一句“广东、福建不例外”。

我和福建的负责人项南以及到会的同志们坦诚交换意见，一致认为，中央还没有给我们真特殊、真灵活、真先走的东西。因此，我和项南在会上提出，能不能定出几条杠杠：第一，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三，坚决完成中央规定的任务；第四，不做特殊党员；第五，执行统一对外政策。在这几条大原则下，中央就不要管死我们，放手让我们去闯。休会期间，两省的同志和中央部委的同志开玩笑说，在这几条大杠杠下，你们把我们忘掉好了，不要老说我们“不例外”。实际上，同志们都认为，这些部门不愿意放权，致使两省特殊政策不特殊，灵活措施不灵活，先走一步不先走。两省要求中央进一步松绑放权，让两省可以发展更快一些。会议在谷牧主持下开得很成功。大家在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

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这次工作会议纪要。中央批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经济特区，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必然会遇到大量复杂的新情况，需要解决许多新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工作做好，必须具有敢于试验、敢于创新的革命精神，凡是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两省和全国经济调整和发展有利的事，就要大胆放手去干。同时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力求稳步前进。”

经我们提议并展开热烈的讨论，这次会议较好地协调和解决了中央有关部门和两省条块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松绑放权，以利于两省真特殊，真灵活，真先走。

9月底10月初，省委、省政府在广州召开省三级干部会议。会议传达国务院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精神，检查总结两年多来经济特区的建设情况和经验，讨论如何进一步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把本省经济搞活的问题。会上，我对广东的改革开放提出自己的见解：对外开放，对内放宽，对下放权，全国各省都适用，都在试验，广东应该加一个“更”字，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不加“更”字，和全国一样，就没有特殊了。

采访者：1981年8月中旬，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结束了对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国访问后，乘专机回到广州，您曾陪同他视察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听说你们曾经议论过特区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

任仲夷：8月13日那天，我和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陪同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登山远眺，俯瞰蛇口，工业区全景尽收眼底。昔日一片荒滩野岭，现已矗立起一栋栋崭新的楼房，一座新兴城市的轮廓已初见端倪。袁庚指点着远处的建筑物，一一向国务院总理汇报着工业区的情况。总理和我肯定了深圳建设要采取开发公司的方式，也就是蛇口方式。并明确指出政企要分开，“官”商要分开，特区的一切企业，都要独立经营，照章纳税。对于企业内部的事务，政府不要去管。总理问袁庚：你在这里，有没有人问你姓“社”姓“资”问题？袁庚实话实说：我们没有遇到太多的非难，没有人问我姓“社”姓“资”的问题，只有两个党内著名理论家这样对我说过，戴你资本主义帽子嘛，不好，说你是社会主义，全国都这样那还行吗？总理又转而问我：我在北京，老是有人问我经济特区究竟姓“社”姓“资”，我也老是想这个问题。仲夷同志，你说说看。

其实在我的脑子里，从到广东任职之日起，就不断思考着这一问题，并且翻阅了大量“老祖宗”的经典著作，寻找答案。我说：依我看，对一个企业，无论是合营企业或者外资独资经营的企业，可以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词；但就整个特区来说，则不能说这个特区是国家资本主义，因为特区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的，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区。总理点了点头，赞成我这一看法。

不久，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到广东考察，我和常务副省长李建安在广州珠岛宾馆向他汇报工作。薄一波说：对深圳、珠海和福建的特区建设，要不断总结经验。在那里既不能完全是资本主义，但也不能完全是国家资本主义。我将上次对总理阐述的观点对薄一波又阐述一番。薄一波在50年代曾参与领导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他十分赞成我的观点，说：对资本家，我们越使他有利可图，反过来我们的利益也更大。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认识要更加提高一点。在汇报中，我还提出，最近，我们为了加重深圳市的责任，加强对特区的领导，对深圳市委、市政府，参加开会、发文件均相当于广州市来对待。薄一波高兴地说：我很赞成仲夷同志的意见，省委、省政府把深圳市当成一个大市来对待，甚至比一个大市还重要。我这次回去也要强调一下。

经广东省委和我的提议，后来中央同意深圳为单列市，与广州一样享受副省级待遇。

采访者：您执掌广东期间，遇到过什么大的困难？您又是怎样面对的？

任仲夷：我来广东遇到的第一难题是在1981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国民经济的调整，这自然就涉及改革开放，涉及广东办特区的问题。会议期间，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会上讲了一封四个青年人写给中央领导人的关于经济调整的来信，信中提出了“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12字方针。我听了以后，感到信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药方下得不对。什么叫“缓改革”？我认为正是由于过去思想保守，不肯和不敢进行改革，改革的步子太慢，才在经济上出现了许多的问题。“抑需求”？社会的需求、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是必然的和正常的，只能逐步地积极地去解决，逐步地去满足，特别在当时情况下，不应当再强调抑制群众的需求。对绝大多数群众来说，他们的生活已经够苦的了，对他们的需求，不能再去抑制了。调整是必要的，但“舍发展”就不对了。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办特区，就是希望广东先走一步，发展得快一点。如果按照“12字方针”办，特别是要“缓改革”、“舍发展”，广东怎么能先行一步呢？我认为至少在广东，改革不能缓，发展不能舍，而是改革要坚持，发展要加快。不搞改革，舍掉发展，一切都谈不上。这也是与小平同志的指示相违背的，与中央原来给广东的指示精神相违背的。我回广东后，只是在调整上作了“文章”。就是把发展与调整统一起来，有机地结合起来，调整的目的，仍是为了发展，为了发展得更快一些。当时经济调整，广东遇到的困难是比较大的，但由于省委政策对头，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支持，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使广东和特区的经济那几年获得高速增长，真正在全国先行一步，实现了小平同志和中央对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要求。

采访者：您到广东后，最早是哪一年见到小平同志，他对你的工作是怎样评价的？

任仲夷：我到广东一年多的时候。1982年初，小平同志来广东，他预先就打了招呼，他这次来广东是来休息的，不听汇报，不谈工作。我独自一个人去看望他，并趁此机会向他汇报了工作，时间约有一个半小时之久。小平虽说不听汇报，不谈工作，但他还是很高兴、很耐心，而且很仔细地听了我的汇报。我实事求是地向他汇报了我来广东后的工作情况，特别是深圳、珠海特区的情况。我说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办特区效果很好，取得了不少成绩，也谈了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他只是听我讲，很少说话，但在我汇报过程中，他也简单明确地讲了他的意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这说明中央确定的政策还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他不说“上面认为好”，而是说“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这是对我们省委最大的信任和支持。当我汇报到想逐步放开物价的时候，他说，统购统销恐怕还要有一点。我体会他这话给我们留有很大的余地。他可能是为了把这工作搞得更稳一点，如果我们认为可以取消统购统销的话，完全可以放开市场。时隔一年后，广东的物价就几乎全部放开了，广东特别是深圳、珠海特区是最早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搞市场经济的。当然，只能说是开始实施。

采访者：计划经济真的管得那么严？

任仲夷：我给你讲个例子吧。我记得当时一盒火柴，要提价两分钱，能否提？得拿到省委常委会上讨论决定。计划经济就是这样，鸡毛蒜皮，什么都管，不可能管好。

（未完待续）

来源：《广东改革开放口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