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整理者：谢涛 王莹

采访时间：2011年5月-10月

采访地点：王全国家中 杨应彬家中 广州市委大院3号楼

采访者：在中央明确让广东先行一步后，习老带领省委一班人，做了哪些探索性的努力，从而推动1979年中央50号文件顺利出台？

王全国：仲勋同志回到广东后，于5月3日，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仲勋同志说：中央对体制问题，特别是广东的体制改革非常关心。谷牧同志来，我们要作好汇报。到底怎么搞，要好好准备，把大的盘子定下来。这也是从全局出发，20多个省、市也要有先有后的上，我们挑的胆子很重，但很光荣。要好好搞。省里马上成立了由我和曾定石同志牵头的起草小组，具体负责起草《汇报提纲》和《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5月10日，仲勋同志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对两个材料进行集体讨论修改。

5月11日至6月6日，谷牧同志带领国务院进出口办、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外贸部、财政部、物资部的十多位负责人，到广东调查研究，并共同起草关于广东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文件。仲勋同志带领我、曾定石牵头的起草小组与谷牧率领的中央工作组经过半个多月的反复研究，几次召开会议交换起草文件的意见，5月25日正式拟定了《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6月6日，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报告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优越条件 ；二是初步规划设想；三是实行新的经济管理体制；四是试办出口特区；五是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在报告中，还希望中央帮助广东解决化肥、电力、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存在的突出困难。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的两个报告，即《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中发〔1979〕50号文件）。中央指出：“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主要内容是：外汇收入和财政实行定额包干，一定五年不变的办法，每年财政上缴 12 亿元；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物资、商业实行新的经济体制，适当利用市场调节；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管理权限；试办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出口特区，积极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一历史性的文件，拉开了广东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建设的序幕，吹响了广东先行一步的进军号。

采访者：你们在修改报告的过程中，当时是怎样一种心情？

王全国：可以说是惊喜交加吧。在报告修改的过程中，5月14日至26日，广东省委召开了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从5月26日开始，又扩大为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仲勋同志在介绍他和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要求中央允许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过程之后，高兴地告诉大家：党中央对我们广东的工作极为关心和支持，批准了广东省委关于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中让广东先走一步的要求，党中央已派谷牧同志来，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下一步谷牧同志还要向党中央汇报，我们省委也要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待中央作出决定后，我们坚决贯彻执行。仲勋同志惊喜交加地说：“这个问题对我们广东来说，是关系重大的事。我的心情是一喜一惧。喜的是我们在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大力支持下，能充分利用我省有利条件，加速‘四化’建设的步伐，在体制改革上为全国摸索一点经验。困难不少，怎样搞好，能否搞好，我是有些担心的。但是，党中央这样关心和支持我们，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千方百计把事情办好，就一定能够为国家作出更多的贡献。”他后来还说，“广东这事，今天不提明天要提，明天不提后天要提。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总得变，你不提，中央也会提。拼老命我们也要干。”

中央定的每年财政包干上缴12亿元，省委认真分析讨论后，认为不妥。很快就给谷牧同志回电，重申“由于近两年收支因素变化很大，财政上缴任务实无法完成。如不调减，我省明年难以开步，情况比不实行灵活措施还困难。为此，请求中央、国务院体察广东的实际困难，准予明后两年上缴八至九亿元”。经过艰难反复的交涉和据理力争，双方都各退一步，中央定了10亿元。

9月20日，谷牧同志陪同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乘专机由广西桂林抵达广东。当天，仲勋同志向谷牧汇报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广东先走一步文件的情况，并研究广东是小搞、中搞、还是大搞等问题。

采访者：中发〔1979〕50 号文件出台后，习老多次在大会小会上鼓励大家要放开手脚、敢闯敢干、敢于担当，可以说，没有习仲勋同志的鼓励、鞭策、督促，广东先行一步不可能会开局得那么顺利。

王全国：是的，没有仲勋同志的中流砥柱作用，中央50号文件的出台、贯彻都不会那么顺利。在充分领会中央的意图后，怎么贯彻50号文件，仲勋同志在这方面是呕心沥血的。9月21日，仲勋同志在地委书记会议上作总结发言，专门讲了贯彻50号文件的问题：中央决定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这一方面是省委向中央“要权”要来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中央从搞好“四化”建设出发，对体制改革所作出的一个具体的、又是重要的决策。中央为什么同意广东在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中先走一步，那是因为我们有毗邻港澳、华侨众多这个有利条件。所以我们一要求，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很快就表态同意。这件事情的实质，就是中国如何搞体制改革，以适应“四化”的需要。如果我们不提，中央也会提出来。广东要从全国的大局出发，把这件事搞好。现在不是搞不搞的问题，也不是小搞、中搞。而是要大搞、快搞，不能小脚女人走路。全国除广东、福建这种形式的试点外，还有其他形式的试验，目的都是为了摸索改革经济体制的规律。形势逼人，我们要全力以赴，一定要在如何把对外经济活动搞活和办好特区等方面闯出一条路子来，作为全国的参考。

四、深入调研，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采访者：在主政广东后，习老力倡调查研究，时常深入基层，到全省各地调研，做出了不少符合广东实际的重要决策。请谈一谈在这些方面的相关内容。

杨应彬：我和仲勋同志在一起共事两年多，接触颇多。在他的指导下，我参与了省委不少重要决策的酝酿和起草，在他的带领下，我们一起深入基层，到全省各地搞调研。下面，我就根据回忆，讲一讲其中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首先讲一下有关农业改革方面的事情。改革问题，首先是从农村提出来的。众所周知，广东曾经有个“洲心经验”。那是三年困难时期，陶铸同志在的时候搞的。这一经验后来还曾被带到过北戴河，向毛主席汇报。所谓“洲心经验”，其实指的就是以清远洲心公社为代表的“产量责任制”。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对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和恢复生产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省委决定在全省逐步进行推广。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 期间，“洲心经验”却遭到批判，虽然下面仍有人在偷着实施，可谁也不敢公开说了。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各地开始摸索农村体制改革的问题，这一做法才再度引起关注。习老来广东后，关于农村体制改革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有一次，他去从化，对于这种以产量承包制为特点的做法当时就予以充分肯定。从从化回来以后，他就找到了主管农业的副省长薛光军和我（我当时也参加农业这条线的工作），谈到他在从化看了两个大队正在试验“产量承包责任制”，效果很好，问我们是否可以推广。于是，我们就把上面说过的“洲心经验”的历史遭遇说了一遍。习老听了后，毫不犹豫地说：“只要能增产就是好办法，怕什么？这两个大队我已经批准他们继续试验，错了我负责。”我记得，他当时的眼神很坚定，态度异常坚决，表现出一个优秀领导者的坚定性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采访者：除了支持基层试验“洲心经验”以外，习老还在工业战线着重抓了一个“清远经验”的推广，这成为广东工业体制改革的一大亮点。这方面能讲讲吗？

杨应彬：对，这也是我印象深刻的事情之一。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工业企业主要面临的是如何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妥善处理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利益。

1978年，清远县委、县革委会为了扭转工业被动的局面，积极解放思想，冲破条条框框的束缚，从第四季度起，在国有企业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这样的做法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使奖金与经济效益挂钩，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令生产得以大幅度增加。当时，省经贸委主任王焕同志负责工业，他认为这一做法值得推广 ，就带领一班人马下去调查，帮助清远总结经验。他还专门就此向仲勋同志进行了汇报。听了汇报以后，习老表示赞同，建议推广。他认为，“清远经验”对国家、集体、个人都有利，国家始终占大头，可以解决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当时，中国刚从“文化大革命”走过来，社会氛围还不是很好。有些人对清远的这种做法表示怀疑，在他们看来，发放奖金是资本主义“物质刺激”“奖金挂帅”，可能会搞乱人们的思想。面对这样的质疑，习老在1979年8月召开的全省工业交通增产节约工作会议上指出，清远等地的试点经验，说明了要把企业搞活，必须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必须落实按劳分配政策，必须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切身利益，把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密切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极大地调动企业和职工积极性，达到增产增收、扭亏为盈的目的。为了支持改革，他于1980年7月到清远考察超计划利润提成奖。这次与他一同去的有我，还有省经委、省计委、省财政厅、省轻工业厅的有关负责同志，在清远一连住了三天，深入各个企业进行仔细地调研。看到清远的工业企业在实行试点后取得喜人成绩，习老由衷高兴。他说“清远经验”是解放思想的产物，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的新生事物。紧接着，他强调，“清远经验”闯出了一条改革经济体制的路子，确实把企业搞活了，方向是对头的。见他如此支持“清远经验”，我也深受感染，当即在座谈会上赋诗一首：“经验原从实践来，还凭妙手匠心裁。长征路上辟新径，带起群芳处处开。”

采访者：习老在其它方面，也尝试开展了不少改革探索吧？

杨应彬：改革之前，广东和全国一样，商品的价格都被管得死死的，市场很不活跃。作为岭南水乡，水产品是广东人民最喜欢的食物之一。比如鱼，那时，珠三角一带鱼塘众多，南海、顺德一些地方的鱼都供应到广州市场。但是，由于生产积极性不高，供应不足，有的鱼到了广州以后就死了。仲勋同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指出：要放开价格，搞活市场。于是，就有人开始担心了。他们担心，鱼的价格一上去，群众就买不起鱼了。习老说，不要担心，价格上去之后，养鱼的人就多了，价格自然还会慢慢降下来。事实证明，确实如此。放开价格以后，市场活跃了，老百姓的菜篮子也就丰富了。当时，广州市场很兴旺，像有名的清平市场，全国各地的人都过来参观呢。所以，习老在这方面的贡献也是开创性的。

采访者：说到商业领域，不得不提广东的对外开放，广东的外贸和外向型经济一直是广东经济的最大特点，它的形成，与习老主政应该也有密切关系吧？

杨应彬：没错。广东毗邻港澳，香港就在我们旁边，有差不多80%的香港人都是我们广东过去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宝安一带大批土地丢荒，又没有肥料，当地有些农民过境到香港新界耕作，收获的蔬菜出卖后所得外汇却不能购买急需的生产资料，这无疑大大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于是，广东就请求外贸部给予优惠政策，允许这笔外汇在境外购买农用生产资料。其额度大约有一亿多美元，专款专用。仅此一项，就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习老来广东以后，很快开始注意到广东的独特地理位置以及与港澳之间巨大经济差距的问题，并进行了深刻思考。有一次，他去深圳检查工作，正好碰上农民外流，冲击边防线。见此情形，他不禁感慨：80%以上香港人是广东人，为什么在香港能把经济搞好而在内地却不行？关键还是政策问题。如果中央给广东一些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广东一定也可以把经济搞上去，外流问题就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了。于是，在他的领导下，广东开始酝酿向中央要政策，希望能在改革开放中充分利用好自身的外向型优势，先一步发展起来。1978年冬天，习老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向中央提出了这一想法，希望中央给广东更大的支持，给地方以更多的机动余地，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的资金，并在处理来料加工等经济事务上给予广东必要的权力，等等。广东的这些要求得到中央的大力支持，小平同志更是要求广东大胆试验，创办经济特区，争当国家对外开放的窗口。这些内容，后来便成了1979 年中央50号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创办经济特区的过程中，习老发现，香港的农、工、商业都很发达，搞得很活，因此，有必要让我们的领导干部去开一下眼界，解放思想。很快，大概是1980 年夏天吧，省委就安排了我们一些领导干部到香港去考察。这次考察由我和副省长黄静波同志带队，出发前习老亲自布置任务，重申纪律，为我们提供指导意见。我们在考察一家香港超级市场时发现，除了豆豉鲮鱼和山东大葱是我们内地生产的以外，其他商品都是洋货。就在我们广东的旁边，却没有我们广东的产品。这对我们触动很大。还有就是，我们看到新会生产的橙子，在这里是1块钱港币买10个，而美国生产的橙子却是10块钱港币买1个。确实，是我们的东西质量不如人家啊。再有一次，到码头参观，其间看到的情景，更是让我们这些地、市委书记的心情都很沉重。比如，我们饲养的猪肉肥肉太多，很多香港人都不吃，全拿去榨工业油。见到我们辛辛苦苦节省下来的东西，在这里却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还拿去榨工业 油，我们岂能不心情沉重？回来以后，我们努力整改，生猪生产才有了很大改进。总之，此次访港对我们确实启发良多，教育很大。我们不禁惊醒：要是再不打破闭关锁国思想，结果简直不堪设想。参观的结果，让各人的心里似乎都沉甸甸地压了一块石头。本来，按照规定，我们去香港的人，回来的时候，每人可以带一两件东西，像冰箱、彩电等等。但我们都没有带。杨德元、郭荣昌同志有亲戚在香港，回来时，亲戚送了他们礼物，他们也没有带，都是以后寄回来的。当我们从澳门入境的时候，边检官员见到我们这些地、市以上的干部什么东西也没带，都很感动。事实上，这主要是缘于在香港看到的一切，让我们更加体会到了出发之前习老对我们的殷殷期待，这种紧迫性，让我们除了尽快想赶回去发动干部群众把经济搞起来以外，根本无暇他顾了。

张汉青：作为老一辈革命家，习老继承了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强调的实事求是传统，特别重视调查研究。他来广东以后，很快就狠抓了两个事情：一个是上面提到的抓解放思想，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搞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搞清楚“广东的问题根源究竟在哪里”。

我记得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就是他来广东之后没有多久，很快就到了宝安县城深圳，去调查当时相当严重的偷渡外逃现象。他先后到了沙头角、皇岗、南头，待了三天。一同去的，有王全国同志，还有我。我们同坐一辆面包车。当时还没有现在的高速公路，是泥巴路，路上坑坑洼洼，从番禺、东莞过去，走了8个小时才到深圳。我们住的招待所，在现在迎宾馆的位置，条件很差，没有空调，只有吹吹风扇。7月的广东，非常热，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习老没有一点怨言，一直辛苦地工作着，满头大汗，完全不在乎。

我们来到沙头角。大家都知道，这里有一条中英街，对面就是香港新界。一街之隔，两边差别很大，给习老留下很深的印象。那边呢，很繁华，东西很多，也很整齐，去买东西的人很多。这边呢，相比之下显得冷冷清清，没有多少东西可买，工厂企业也少，只看到一些做塑料花的。不少人跑到那边去不回来。为什么在同一条马路的两边，会出现这么大的差别呢？通过调查发现，宝安这边政策约束太多，什么都不能做。比如，在香港那边几千亩属宝安管的耕地的过境耕作问题；让香港资本家进设备开采沙石出口，收入两家分成问题；吸收外资搞加工业问题；恢复边境小额贸易问题，等等，都不让搞，卡得很死。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习老表态了。他对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同志和沙头角镇的干部说，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林彪、“四人帮” 破坏所遗留下来的，许多本来是对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他鼓励大家“要办就办，不要等”。“你们认为什么对老百姓有好处的，对发展生产力有用的，就可以干。先不要去管他什么主义。”他还说道：“人家香港那边，资本主义有什么好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学。”在当时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刚刚到广东来工作的老同志，习老能表这样的态，态度鲜明，有胆有识，确实不容易。他说的这些话，其实与后来小平同志讲的“先不要管什么姓社姓资”，是相一致的，所以很不简单。

通过调研，还发现一个相当严峻的现象：田里的稻谷熟了，要收割了，但是，很多青壮年劳力却都偷渡外逃出去了。据悉，宝安30万人中，有差不多6万人偷渡外逃。这6万人，占到了宝安人口的五分之一。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大都是精壮青年，是干活的主力军。有的村子，差不多有一半人都跑出去了。农忙季节，稻田中忙碌着的身影，除了老人和小孩，就是一些前来帮忙的边防战士了。看到这样一幅景象，习老神情严肃沉重。

偷渡外逃，在当时被视为敌我矛盾，而偷渡外逃的人，则是被当做“偷渡外逃犯”来对待的。对此，习老很不理解。他来到关押偷渡外逃者的收容所，看到那里人很多，连站的地方都不够，更不要说住的地方了。事实上，收容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很多人收容以后，出来了又跑。一些惠阳、汕头地区过来的人，白天藏在梧桐山上，晚上夜幕降临，便下山寻找机会偷渡。可是，当时的思维定势就是这样的，反偷渡外逃，就是抓“偷渡外逃犯”。

了解到以上种种情况后，习老提出一个重要意见。他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老百姓就是因为生活所迫，日子过不了，而香港那边生活好，就往外跑。当然，组织煽动者要处理，但对广大人民群众要疏导，‘堵’不是办法”。习老此话，可谓一语中的。对于偷渡外逃，省委和中央一直都抓得紧，但解决问题的出路在哪里呢？以前只是堵，只是抓，结果总解决不了问题。当时的宝安，以及初期的深圳市委，领导干部都是分头把关堵偷渡。哪里有偷渡外逃，你就去哪里把关。都去反偷渡外逃了，哪有精力来管改革开放的事啊？于是，在习老主持下，广东制定了标本兼治的反偷渡外逃政策。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特区的成功创办，加上广东经济的日渐好转，群众生活改善了，偷渡外逃现象最终得以成功解决。

五、求真务实，真心实意为人民

采访者：习老到广东以后，很快就打开局面，引领全国改革开放的潮流，这无疑与其非凡的魄力和求真务实的作风密切相关。请谈谈习老的精神和风范。

张汉青：习老特别善于处理一些重大的关键问题。先通过调查研究，认真听取不同意见，经过仔细分析研究，然后统一思想。他是老革命，处理问题很有经验，既旗帜鲜明，又实事求是；既原则上不含糊，又能体谅实际情况。

他到广东以后曾讲过：现在存在问题很多，但要客观地加以分析。他多次在省委的会议上讲，要客观地、正确地分析对待省委过去的工作。以前，反地方主义问题，反右派问题，“文化大革命”问题，“李一哲”大字报问题，等等，有不少遗留问题。但是，大家要知道，要不是粉碎“四人帮”，本事再大的人来，也搞不好，不能割断历史。于是，他指示省纪委：对于历史遗留问题，要注重摸清情况，多请示中央，认真加以解决。后来，古大存、冯白驹同志的问题，方方同志的问题，“李一哲”的问题，他都处理得很好，既积极又慎重，得到了大家一致的支持、赞同。

他经常主动地承担责任。比如，在对待广东的农业问题上，他就公开表示：“我们省委没有搞好”。还有偷渡外逃问题，他也说：“这不能完全怪下面，因为我们领导的认识也不足”。现在看来，这确实是一个老革命的胸襟，很伟大。

他还特别善于通过调研，去发现问题，去听取各种意见。来广东以后，他跑了很多地方。1978年的7月至8月，他刚来广东不久，就花了20多天，先后到梅县、汕头、惠阳地区的21个县。习老称之为“东三区”之行。这次，杜瑞芝同志，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宫策和我，还有他的秘书，我们同坐一部面包车去。那时习老的儿子近平同志刚好来广州，也跟着一起走。我们从龙川上去，到梅县、汕头，再从惠阳回来。路上，他看到山上林木稀疏，就提到林业问题。他说：“广东七山一水两分田，现在山上光秃秃的，怎么办？不仅要治水，而且要治山。我们要靠山吃山，吃山就要养山，不养山就会坐吃山空”。后来，在普宁洪阳，看到有三个大汉拉着一张犁在耕地，习老不由感慨地说：“想不到，解放都那么多年了，还在靠人力拉犁。虽然这是个别现象，但牛力不足，拖拉机质量很差，维修费用很高，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啊！”记得在汕头和惠阳地区，习老曾对一些领导同志说：“当领导，身边很需要有几个爱挑刺，敢讲不同意见的人。不要领导一讲什么，他就对对对，是是是，那就糟糕了。”又说，人往往只喜欢听顺耳的话，不喜欢听逆耳的话，这不好。他强调在工作顺利的时候尤其要注意听取不同意见。1979年，习老来广东快两年了，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了，当时有人说：当初习仲勋来的时候，劲头很大，但是，现在慢慢雷声大，雨点小，“习以为常”了。习老在省委党校作报告时谈起这件事说，他听了这话很高兴，“习以为常”这句话对他是个鞭策，提醒他注意，不要以为事情都办得很好了。他还特别指出：“现在可能是轮到我犯错误的时候了。”作为一个老革命家，能有这种坦荡胸怀，确实不容易。

习老作风民主，有气魄，有敏锐的洞察力。1979年2月，习老到了肇庆地区的怀集，这次齐心大姐也同行。怀集是“文化大革命”中广东非正常死亡比较多的地方之一。那天晚上11点多钟，习老从外边回到招待所，见到桌上摆着两封信，是申诉信，大意是群众要解决丈夫、儿子什么问题的。本来，我们决定第二天一早离开怀集的，见到申诉信后，习老决定改变行程，留下听取群众意见。于是，把群众请来，有二三十人参加，大家一起见面。有人说：“我的丈夫被人杀害了，一定要杀人偿命。”习老就要大家发表意见。这时一个农妇说：“‘巧人动口，笨人动手’，杀你丈夫的人还不一定是真正的坏人，他背后那个可能才是坏的。”习老立即接着说：“她讲得很好啊，一定要杀人偿命的话，那又要杀一批人。因此，一定要把情况分清楚，那些做决定的，背后主谋、策划的，一定要查出来，什么时候查出来什么时候处理；至于一般性的其他问题，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了。”

同样是在肇庆调研这一次，习老和当地基层干部座谈。有人挨了整，受了委屈，怨气很大，积极性不高。习老就开导说：“同志，不能这样，要说受委屈，我也有很大的委屈。把我关起来，监护起来，我16年没有工作，要发牢骚是有很多可以发的，但我把这个当作是对自己的锻炼。我60多岁了，要一天当作两天用，尽量多做些工作，这样才是毛主席的好干部。”经过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干部们很受感动。他们纷纷表示：“习老这么大的干部，受了冤屈都无怨无悔，我们受一点小委屈算什么，讲清楚就可以了。”习老的胸襟，确实很不简单。

采访者：习老主政广东2年8个月，这两年多正是党和国家发生重大历史转折的时期，也是广东开始实行先走一步的重要历史阶段。习老是广东先走一步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请谈谈习老的重大贡献。

王全国：以仲勋同志为班长的广东省委，团结全省党的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广东的实际出发，积极地争取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率先进行试验、开拓。历史发展证明，这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迅速发展，对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对邓小平理论在发展中提供一定的实践经验和验证，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仲勋同志于1980年11月调离广东到中央。这时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各项工作已经初步展开，经济建设特别是外贸出口和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较快。一些大的合资项目，如大亚湾核电站、广深珠高速公路、以补偿贸易方式同澳门合作在韶关扩建大型发电机组、向外资贷款建设路桥等，都在共同进行经济技术可行性论证或洽谈。京广铁路衡广复线准备复工，广梅汕铁路正在勘探规划，广深公路正在改造，黄埔电厂政治建设，沙角电厂即将动工。通过对商品流通体制和物价进行改革，使市场活跃，商品供应改善。干部群众积极性提高。新的事物、新的经验不断涌现。总的来说，仲勋同志在广东工作两年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进取，为全省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杨应彬：大家都说广东改革开放的成功是由于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中央给了政策，地利是门口有港澳，这人和呢？既有以习仲勋为“班长”的省委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敢于开拓，敢于“杀出一条血路”；又有广东人与海外千丝万缕的广泛联系，各级干部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习仲勋主政广东的日子是十分值得回顾的啊！

张汉青：回想起习仲勋同志主持广东工作的日子，借用前人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来形容，是很合适的。他那段跋涉于艰难征程上的仆仆身影，是那样令人难于忘怀，又是那样使人感到亲切。

                       来源：《广东改革开放口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