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整理者：谢涛 王莹

采访时间：2011年5月-10月

采访地点：王全国家中 杨应彬家中 广州市委大院3号楼

习仲勋  1913年10月出生于陕西富平县。早年接受革命思想，参加进步学生团体。1928年春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遭国民党当局关押，在狱中转为中共党员。1933年3月后，与刘志丹等同志创建照金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委员，军委书记和共青团特委书记，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等职务。1934年11月，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春，为中共西北工委领导成员，并继续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6年1月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同年6月参加西征，先后任中共曲环工委书记、环县县委书记。8月，又受中共中央委派赴关中，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长达6年时间。先后担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分区专员、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执委、西北局党校校长。1943年2月，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1945年6月，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抗战胜利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政治委员，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1952年9月，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1953年9月后，历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当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康生诬陷，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1978年4月后，习仲勋历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他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拥护党中央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落实各项政策，稳定了局势。他团结省委“一班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率先向党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的有利形势，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人文地缘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得到党中央赞同。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经济特区，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1980年9月，习仲勋被补选为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后又兼任法制委员会主任。1981年3月，他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6月，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88年4月，当选为七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习仲勋是广东改革开放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为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一、上任伊始，把广东当作第二故乡

采访者：想请各位老领导谈一谈习仲勋主政广东时期的重要史迹。1978年4月，习老主政广东，您们都与仲勋老书记共事两年多，联系密切。能否先谈谈习老刚来广东上任时的情形。

王全国：仲勋同志是1978年4月来广东工作的。当时任省委第二书记，年底任第一书记。当时正是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动乱不久，党的中心工作是清查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恢复和发展经济。而首要的问题是如何解放思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快把生产搞上去，把经济搞上去。仲勋同志到广东后，思想解放，大胆讲话，工作大刀阔斧，很有魅力。以他为班长的广东省委积极参与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促进了正在困惑、反思的广东干部群众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地思考中国的问题、广东的问题。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我和他合作共事有两年多。他在政治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受益很多。

杨应彬：习老是党内德高望重的革命家和领导人，他的名字早在抗战期间我就听说过。但他长期在西北地区担负领导工作，而我则在南方，未曾谋面。新中国成立初期他进京襄赞中枢，也因他政务纷繁，我没有机会接触。这次，他来广东和我们共事，领导我们搞建设，着实令我们振奋不已。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却是他十分热爱广东，要把广东作为第二故乡。他下车伊始就参加了省里正在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并发表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说他由北方水土养育了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要靠南方水土养育下半辈子。这句话尤其令我记忆深刻，要和广东人民共同奋斗的决心非常感人。

习老是1978年4月来到广东的，在广东主政两年多的时间。其间，他一直担任广东的主要领导。虽然前前后后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他坚决贯彻中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拨乱反正，开创了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当时，作为省委成员之一，我一直在习老的领导下工作，受益良多。现在回想起来，虽是一鳞半爪也很难忘怀。

张汉青：习老来广东，这里的山水人文，对他来讲，是不熟悉的。对于广东的情况，南国的风土人情，来广东以后将会肩负一个怎样的责任，我想他本人也不是完全想到了的。

习老是1978年来的广东，我记得是4月。他那年65岁。从1962 年开始，加上“文化大革命”，习老一共16年没有出来工作。他生长、生活在西北，长期主政西北，后来又到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对南方比较生疏，不了解。别的不说，光南方的气候他就不适应。他来的时候刚好夏季快来了，很热。当时不像现在这个样子，安装空调的房子到处都是。到深圳也好，到各个地方也好，一热起来就很不好受，而他人又比较胖。

这还只是次要的，主要还是当时的社会环境。那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刚刚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开。最初，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是韦国清同志，他同时还担任着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习老刚来时担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到1978年底才担任第一书记。当时，广东可谓百废待兴，习老一来，曾用了“百废待举”这个词汇来形容。总之，就是一个“烂摊子”。问题很多，像冤假错案，偷渡外逃，农业问题等等，都很尖锐。四季常青没有菜吃，守着江河湖海没有鱼吃。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因此，拨乱反正的任务很重。

习老来了以后，省里刚好开第四次党代表大会。习老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了一句让与会人员难忘的话 ：“由北方水土养育了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要靠南方水土养育下半辈子。”这是一句很有分量，又很诚恳的话。面对着纷繁复杂的千斤重担，习老以一个老革命家特有的胸怀，坦然应对，沉着赴任。要知道，来广东之前，他才刚刚恢复组织生活一个月，仅仅挂了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他的冤案还没有明确平反(直到后来，中央才发文件平反)。在这种情况下，要来广东守“祖国南大门”，一般人估计是很难应付的。然而，习老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勇气、智慧和雄心来承担这个任务。我后来才知道，来广东以前，他刚刚从流放地河南回到北京一个多月。那一个多月，除了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外，他家门庭若市，很多老同志来看他，祝贺他回到北京，重新出来工作，同时也庆贺粉碎“四人帮”，老同志获得新生。大家都祝他到南方工作顺利。

1972年，我从“五七”干校回到省委机关，被分配到南方日报社工作。习老来的时候，我担任南方日报社副总编辑，后来调任省委副秘书长。1978年到1980年的两年多时间里面，也就是习老主政广东期间，我的主要工作是当个助手，为习老做些文字、参谋工作。组织安排我在习老身边工作，他的言传身教，让我学到很多东西，终身难忘。我深深地感觉到：习老这样一个赴汤蹈火、百折不挠的老革命，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来广东搞改革开放，确实不容易，十分令人敬佩。

二、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

采访者：习老大力提倡解放思想，推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为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奠定了扎实的思想、组织和社会基础。能就这方面的情况谈一谈吗？

杨应彬：其实，习老一到广东，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改变干部作风，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奠定改革开放基础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对全国来说是一场严重灾难，广东也是重灾区之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迫害周总理，把“南方党”当作“炮弹”，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造成的重点冤假错案达到十多宗。习老来广东时，这些冤假错案大多数已弄清楚了眉目，但是还有许多遗留问题要解决。他依靠省纪委做了大量工作，把这些遗留问题大刀阔斧地逐一加以解决。还有一些“文化大革命”前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问题，比如两次“反地方主义”“反右派”等问题，其中不少冤假错案他来以后才揭开盖子，最终平反。除了以上的两类，大量社会上的冤假错案，也引起了习老的关注。他通过听取汇报、审阅案卷，对一宗宗冤假错案有了初步认识后，再深入调研，听取各方面意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最后一步就是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坚决进行平反。

在 1978年7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和习老一起听取了有关统战工作的汇报。谈到给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落实政策时，他指出，要按党的政策办事，该退赔的就要退赔。得知某些人以极低的价格买了查抄物，他气愤地说，这是变相勒索。得知有些县认为摘掉右派帽子不利于刹住逃港风，他立刻强调要全部摘掉右派帽子，至于是右派又是特务的，摘掉右派帽子后，就是特务问题了。接着，他还强调了解决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老知识分子工作问题的重要性，要求尽快解决这些问题。8月，在一次会议上，他通报了去粤东三区考察的情况，其中特地提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海丰反彭湃运动中彭湃家属受到迫害的问题。他认为，要尽快做好落实政策工作，并对严重违法乱纪人员进行严肃处理。

在习老主持下，广东各级党委、政府大力抓了各种政策落实，使不少复杂问题得以解决，人们一片欢腾，社会上出现了多年未见的上下同心搞建设的局面。

张汉青：从粉碎“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间，有一段时间开展揭批“四人帮”、肃清“四人帮”流毒的斗争。习老刚来广东的时候，首先要面对的是“农业很落后”的问题，像粮食问题、蔬菜问题、副食品问题。此外，对外完全封闭，没有什么交往，遗留的华侨问题，平反冤假错案，偷渡外逃，等等，总之一大堆问题要解决。

解决上述问题，要从哪里开始呢？就从联系广东实际揭批“四人帮”，肃清“四人帮”流毒开始。所以，一来到广东，习老就开始大力提倡解放思想，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再讨论。强调继续解放思想，解决干部中存在的思想僵化、半僵化问题。还联系“广东农业为什么落后”等问题开展整风，以达到端正思想，分清路线是非。当时，人们对整风有着各种各样的看法，其中自然也包括一些不同的意见，有人还向中央去反映。1978年8月，叶帅曾委托胡耀邦同志给习老和广东省委写信。叶帅把胡耀邦同志请到家里（胡耀邦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要其转告他的意见。叶帅的意见是 ：习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工作是有成绩的。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么问题，希望直接找仲勋同志谈。叶帅的这个态度非常重要，对习老来说，是很大的支持。

三、开创广东先走一步的局面

采访者：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习仲勋同志、王全国同志、薛光军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广东开始酝酿改革开放先走一步。习老高度重视这次会议，多次组织会议讨论关于广东工作的汇报材料的起草。请谈谈相关的情况。

王全国：1978年10月，省委就接到中央办公厅关于准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仲勋同志对参加这次会议非常重视，先后四次主持召开常委会议，研究起草关于广东工作问题的汇报材料，其中就讲到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这些要求，尽管只是初步的、有限的，但已经突破了原来计划经济体制的构想，代表了一种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发展生产力的渴求。直到11月8日，汇报提纲经过反复讨论研究，才最后定稿。

11月9日，仲勋同志、我以及分管农业的省委常委薛光军赴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从11月10日一直开到12月15日，历时36天。我们中南组，共34人，除中南地区的领导干部，中央各部门，军队的人，各方面的人都有。召集人为段君毅（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黄华（时任外交部长）、杨得志（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同一组的还有廖承志、邓颖超大姐、程子华、邓华、陈漫远等人。当时批“两个凡是”，涉及坚持这个方针的一些人。针对他们，会议开展了批评、讨论，这就把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在党的高层深入地展开了，也就是把思想路线的转变提出来了。端正了思想路线是会议最大的收获之一。

张汉青：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曾代表省委向中央要政策，最终促成了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启动。这是习老主政广东时期最值得称道的功绩之一。这要从两个会议说起。一个是1978年11月到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作为工作人员，当时也跟去了。中央工作会议一共开了30多天。会上，习老向中央作了工作汇报，谈到了广东如何大干快上的问题，提到广东有很多优势，但是管得太死，动不了，希望中央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当时提了很多建议，像广东在香港设办事处、进口废船来拆钢铁、边境贸易放宽一点、来料加工、补偿贸易方面的经济业务授权广东决断处理，等等。会议结束时，小平同志作了一个重要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讲话，实际上是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从北京回来以后，省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习老传达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像一股强劲的东风吹拂南粤大地。从地委到县委，各地呼声一致：就是要充分利用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区位优势来发展经济。省委常委都分头下去了，回来以后，又集中起来汇报反映情况，一个一个讲。习老和省委常委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一定要根据广东的特点和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一些政策，在全国的改革开放中让广东先走一步，这样广东可以为国家多作贡献。吴南生同志在讨论中说，广东应当先走一步，向中央汇报，题目就是让广东先走一步。后来，习老和吴南生同志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副主席汇报了省委的意见，叶副主席听了十分高兴，并要广东省委快些向小平同志汇报。后来中央下发的文件，用的就是“先走一步”这个词。现在用的“先行一步”，是以后演化成的。

采访者 ：据有关资料显示，在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老作了长篇发言，谈到了广东的整风情况、农业问题等等，谈得最多的还是经济管理体制问题。

王全国：仲勋同志在会前作了充分的准备，打算在会上把广东的情况讲清楚。等到11月14日，他参加中南组讨论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时作了长篇发言，把广东的情况讲得很全面，省里这段时间干了什么、干得怎样、准备干什么、下一步的打算什么的都讲了。我这里有一份他的具体发言，我概括地讲一下。发言中回顾了从1978年6月初起，中共广东省委带头整风的情况。他说，省委把整风作为抓纲治粤、拨乱反正的重大措施。这次整风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动员全党力量集中解决广东农业落后的问题。随后，仲勋同志就广东农业如何大干快上问题发表意见。他认为，中心问题是要把农业搞上去。他沉重地说，近十年来，广东农业发展缓慢，农民吃不饱肚子，城市副食品供应紧张，可以说是到了怨声载道的地步。

特别重要的是他的发言提到了经济管理体制问题，他指出：“要按照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果断而又迅速地作出相适应的改变，充分发挥各级、各部门、各企业的积极性。要普遍推行合同制度，严格按经济规律的要求办事。”仲勋同志进一步提出，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农业机械化，如果中央允许我们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买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国营农场、畜牧场、海水养殖场等武装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会议期间，邓小平多次讲要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会后，我赶回广东，先给省委常委通气，准备传达贯彻相关事宜，没有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12月18日至22日，仲勋同志列席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仲勋同志为能够参加这次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这次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会议，对广东后来全面拨乱反正，有步骤地解决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并向中央提出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战略决策，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这次会议上，他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会议闭幕后，仲勋同志还到北京万寿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看望将要调来广东工作的杨尚昆同志。

回到广东后，仲勋同志迅速地组织召开会议，部署传达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1979年1月，省委召开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包括地、市、县委书记。仲勋同志传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会议中心议题是研究如何贯彻这次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会议的精神实现工作重点转移问题。1月25日，他在会议上作总结发言，这次发言充分展现了他关于改革开放的思想。他明确指出：“我省毗邻港澳，对于搞四个现代化来说，这是很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中央领导同志对此已有明确指示，我们要坚决搞，大胆搞，放手搞，以此来加快我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会议总结时，仲勋同志号召大家群策群力，开创广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我在会议上谈了体会，结合广东实际，提出了一个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的构想。我认为：“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在当前大好国际形势下，这方面大有可为，我们应当做得更活些，更放手些，具有 5500 万人的广东，难道赶不上一个台湾，赶不上一个南朝鲜？应当组织力量进行调查研究，作出规划，包括改革上层建筑，向中央作出报告，在全国体制未解决前，要求对广东作些特殊规定，放给更大的权力。广东的经济将会很快发展起来，人民的收入将会显著提高，将会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目前，这个工作才是刚刚开始，要一边开展工作，一边组织力量进行规划。”仲勋同志和省委其他常委都赞同这个建议，并决定由我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专题研究，向省委提出报告。会后，从2月3日起，仲勋同志、尚昆同志等省委领导带领工作组陆续分赴各地，参加地、县、市召开的干部大会，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展调查研究。

采访者：1979 年4月，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大家讨论热烈，畅所欲言，擦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火花，进一步明确了向中央要权和试办贸易合作区的想法。请谈谈这次会议的情况。

王全国：这年春节过后没多久，广东省委就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说中央准备召开工作会议，要求广东起草准备向中央汇报的材料。据此，省委常委、秘书长杨应彬同志组织班子于3月31日撰写出《关于广东经济工作的汇报材料（送审稿）》。1979年4月1日、2日，杨尚昆同志主持省委常委会议，出席会议加上列席会议的有仲勋同志、田夫同志和我等32人。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讨论关于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问题，准备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向中央作专题汇报。会上大家对汇报材料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和吴南生都作了的发言。仲勋同志深有感触地说：“广东这么好的条件，再上不去，作为一个党员心也不安。”常委会一致认为：“中心是要求中央充分利用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有利条件，允许广东在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方面先走一步。为此，要求中央多给广东一点权和钱（外汇）。”仲勋同志认为试办贸易合作区富有创意，决定将这一大胆设想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向中央领导作口头汇报。据仲勋同志后来讲，这次会议“确认根本的出路还是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让广东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四化’建设中先走一步”。

采访者：1979年4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习老和王全国同志参加了会议。一些档案资料显示，习老在此次会议上旗帜鲜明提出向中央要权，使广东的要求和建议上达到中央高层。请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形。

王全国：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讨论经济调整问题。仲勋同志和我参加会议，仲勋同志是中南组的召集人。4月7日上午，仲勋同志主持中南组开会，我在发言中提出：“我们地方迫切要求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使地方在中央统一计划下，省市自治区真正有一级计划、财政、物资，能够进行综合平衡，因地制宜地发挥自己的长处，为国家作出更多的贡献。”仲勋同志插话说：“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事应该根据各省的特点来搞，这也符合毛主席讲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

4月8日下午，华国锋、李先念、胡耀邦参加了会议，并作了插话。仲勋同志作了长篇发言，他着重谈到经济管理体制：“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还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这是很正确，很受拥护的。这次先念同志的讲话，没有这样明确指出权力过于集中，没有讲这个‘严重缺点’，而是一般地讲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从实际工作来看，我认为仍然是权力过于集中，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就是集权与分权的问题，要处理好这个关系。现在地方感到办事难，没有权，很难办。”接着他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作为一个省，是个大麻雀，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但现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国家和中央部门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是一致的。”仲勋同志还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这些话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上去了，但是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了。”

仲勋同志这次发言，因为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和中央政治局委员胡耀邦都在场参加讨论，因此，广东省委提出让广东先走一步的要求，就直接反映到中央最高领导层了，并得到了认同。

张汉青：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习老和王全国同志都参加了。我作为工作人员也到了北京。这一次，真可谓有备而来。在中南组，先由王全国同志汇报，后来习老作了发言。他说：“广东条件好，邻近港澳，华侨众多，是很有利的条件，但是，现在有很多困难，上不去。广东是一个大省，有5000万人口。5000万人口，要是在欧洲，相当于一个大国。”他进一步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5000万人口的省，是个大麻雀。但是，我们被绑得死死的，什么权力都没有。连小小的一个‘三来一补’项目，都还要跑外贸部。有时候，跑断腿，也没有结果。所以，这次来，我们省委讨论过，形成统一意见，就是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那天，华国锋同志参加了中南组的会议。他问：“仲勋同志，你们要些什么权？”习老说：“我们要什么权？我们什么权都没有，被绑得死死的。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体制，新的政策，让我们先走一步，松松绑。”接下来，他讲了一段著名的话：“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只是借用的话），可能几年就上去了。”后来，各大组向政治局汇报的时候，习老再次提到：“广东要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只是借用的话）的话，我们可以超过香港。”这话真是石破天惊啊！由于习老的果敢力陈，加上王全国同志的汇报和省委的书面材料，中央很快就同意了广东的思路，小平同志也明确表态，要给广东权力，让其“先走一步”。习老的讲话在会上引起轰动，当时参加会议的许多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都很支持。会议期间有一次外出，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同志和习老坐同一辆面包车。他说：“仲勋同志，讲得好啊，你们广东先搞，我们跟着来。”习老也十分高兴，会议一结束，他就要我先打个电话给省委、省革委，把党中央支持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的消息传回来，以便做好必要的准备。省委办公厅的电话记录如下：谷牧同志将带一工作组于五一以后来广东，研究如何贯彻落实，仲勋同志和全国同志研究之后，认为省委要迅速做好向谷牧同志汇报的准备工作，建议由田夫同志抓总，曾定石同志协助，组织有关部门迅速着手准备。可用引进办王奇同志原来的材料作基础，再加充实整理，眉目要写清楚一些。至于汇报的具体内容，全国同志提了四个方面，供省委参考：（一）广东国民经济的基本情况，对外贸易、加工装配、补偿贸易、合作经营、侨汇、旅游等发展情况。（二）到八五年的设想。（三）当前遇到的问题。（四）建议和要求：1.对外贸体制改革的意见；2.加工装配、对外贸易、合作经营、补偿贸易的审批权限问题；3.对外汇分成的意见；4.对我省的电力建设、粮食调入、财政体制方面的要求；5.国内配套的资金、材料、劳动力的来源；6.允许中国银行广东分行开展对外信贷业务问题的；7.对加工区的设想。另外，请八办转告工委准备关于港澳经济情况，如何利用港澳开展对外贸易、发展旅游事业以及对外贸体制改革的意见。

采访者：会议后期，习老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会议，并向邓小平同志汇报了广东先走一步的设想。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是怎么回事呢？

王全国：是啊，虽然我不在现场，但事后仲勋同志详细地把当时的情况向出席会议的我们说了。4月17日，仲勋同志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会议，华国锋同志、邓小平同志等中央领导人都出席了。小平同志在听取仲勋同志汇报时插话说：“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因为我们赚的钱不会装到华国锋同志和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我们是全民所有制。如果广东、福建两省八千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在会议期间，仲勋同志向邓小平提出：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小平同志非常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当他听说贸易合作区的名称定不下来，大家意见不一致时，小平同志说：“还是叫特区好，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当谈到配套资金时，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还在北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中央就决定派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工作组到广东、福建考察。仲勋同志获悉中央明确决定之后，就要随我们到北京开会的省委副秘书长张汉青同志打电话给省委、省革委会，把中央同意广东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先走一步的消息传回来，以便作好必要的准备。

（未完待续）

来源：《广东改革开放口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