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整理者：卢荻、李芮
采访时间：1993年至2004年间多次采访
采访地点：省政府贵宾室、梁灵光同志家中、从化温泉宾馆
六、开放广州、湛江两个港口城市
采访者：邓小平同志第一次视察经济特区，发表重要讲话之后，全国掀起新一轮对外开放高潮。全国再开放上海、天津、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给海南岛类似经济特区的政策；开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洲以及环渤海湾地区为经济开放区，从而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
梁灵光：小平同志视察特区后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这样做，肯定是利多弊少。”
根据小平同志这一倡议和中央书记处、国务院的决定，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在北京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
广东省和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以及海南行政区均派出负责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全国批转了这次座谈会纪要。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在扩大地方权限和给予外商投资者若干优惠方面，实行一系列放宽的政策和措施。
那时，全国新老开放的单位共19个，而广东就占了6个，包括三个经济特区、两个开放城市和海南岛。正如谷牧这年6月上旬在广州所指出的那样：“从对外开放来讲，广东是全国的排头兵。”我们责无旁贷地挑起这一重担，一方面加强统一规划工作，另一方面加强领导。
采访者：省委、省政府对广州、湛江两个沿海港口开放城市的规划有何构想？
梁灵光：省委、省政府对广州、湛江两市的规划是很重视的，两市也从有关部门抽调精干人马搞开发区的规划工作。省和两市多次研究规划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等问题。
我们认为，广州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是祖国的南大门和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广州被列为沿海开放城市，将可起到全省中心城市和带动整个华南地区经济腾飞的作用。在1981年6月国务院主要负责人来广东视察时，我曾向他提出广州在引进外资方面可采取类似特区的政策，他没有同意，也未说明什么理由。我估计当时北京对开放认识不一，可能他有困难。
湛江是粤西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是我国著名的天然良港。湛江和粤东的汕头市，构成广东的东西两翼，对广东经济起飞关系重大。
1984年6月25日，我在省人大六届二次会议上特别强调，要“把三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两个市（广州、湛江）、一个岛（海南岛）和珠江三角洲这几个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建设好”。要抓紧做好规划，充分利用外资，搞好引进先进技术加快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办好经济技术开发区。
省委、省政府同意广州为国家计划单列省辖城市，上报中央，1984年被批准。广州是华南重要的工业中心，工业门类齐全，当时拥有工业企业4007个，职工77.83万人，工业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38.8％。轻、手工业历史悠久，规格齐全，品种繁多，素有“广货”之称。机械制造、钢铁、电力、化肥等重工业也有一定的基础，特别是科技人才众多，是省内其他城市无法相比的。但是老企业老设备多，新企业新设备少。旧城市房屋残旧破漏，街道狭窄，交通堵塞。在我任广州市市长时，广州已规划向东发展，在天河和黄埔开发新城区。
我曾经同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市长叶选平等同志研究改造老企业，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和建立新的开发区等问题。我向他们指出，广州新开发区不能像珠江三角洲中小城市那样大搞“三来一补”企业，而应当向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和资金密集型方向发展。因此，新开发区定名为黄埔经济技术开发区。
为搞好黄埔开发区的研究和论证工作，我亲自到黄埔去考察。开发区离广州市中心10多公里，地处珠江干流和东江干流交汇处，水陆交通便利，黄埔电厂就在附近。西南端的黄埔新港是我国重要的出口港之一。我觉得开发区选得比较理想，大有开发前途。为了使黄埔开发区迅速上马，我要财政厅专门从财政上拨款3000万元，作为它的开办费，这是全国其他13个沿海城市开发区都没有的（它们只有从银行贷款）。
6月9日，谷牧在珠岛宾馆听取广州、湛江两市负责人汇报时说：“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地点，选得还可以，不过不要急于求成，全面铺开，要一小块一小块地搞。”至于湛江究竟怎么搞法，谷牧实实在在地说：“我不敢表示什么态度。”
采访者：当时谷牧对湛江如何开发不敢表态，您似乎也没有什么底，因此才作出湛江之行？
梁灵光：我对湛江不是十分了解，以前只听汇报，知道港口得天独厚，如大力开发，它很可能会成为我国南方的大港口。为了了解和研究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对外引进等问题，7月中下旬，我带领省计委何宪、体改委王琢等同志，途经肇庆、茂名，抵达湛江。
湛江位于中国大陆南端的雷州半岛东北部，由赤坎和霞山两个区组成，中间相隔好几公里。
我到赤坎、霞山实地考察，听取了湛江市委书记王冶、市长郑志辉等同志汇报。他们选定在赤坎和霞山之间的地区作为经济技术开发区。这样做的好处是，通过分片开发，可以使赤坎和霞山逐渐连为一体。因为打算在湛江建设一座大型钢铁厂，所以我还专门去视察东海岛，并了解与湛江的铁路连接及水源供应问题。
通过调查和分析研究，我向湛江市的负责同志提出，湛江的发展，从战略上考虑，应特别重视如下几个因素：（1）湛江是国内少有的深水良港，并有桂、滇、川、黔广大富饶的经济腹地。（2）南海西部石油和油气资源前景良好，西部石油公司和茂名石油公司在海上油田开发及加工方面，已有相当雄厚的基础和技术力量。(3）广东省已决定修建三（水）茂（名）铁路，争取在"七五"计划中修通。因此，研究湛江的发展规划，必须把湛江逐步建设成为我国南方大港，成为我国大西南的进出口基地，成为我国南海西部的石油开发、加工和化工基地，成为粤西经济文化中心，带动整个粤西经济的发展，并可促进、支援海南岛的开发。
采访者：您对湛江市委、市政府负责人有无提出如何起步问题？
梁灵光：我听了湛江市负责人汇报之后，即向他们提出，要把长远规划和短期规划很好地结合起来，把抓紧当前的改革和技术改造，同进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筹划工作结合起来。
湛江市负责同志向我提出开发区的规划问题。我说："可以一次规划，一次上报省和国务院。但在实施中，必须切实做好小区规划，从小到大，分期开发。"
他们还提出近期拟引进32条电脑装配线、摩托车生产线以及60万吨水泥厂等92个项目。我向他们指出，这些项目省计委、外经委、经委等有关部门帮助认真审查筛选，尽可能做到符合湛江的实际。我说："湛江开发区的重点主要是引进技术和管理，发展生产，适当开发些商业和旅游业。千万不可向内地大量转卖进口消费品。"
我向他们提出，湛江要在内联方面多花力气，比如同茂名、南海西部两个石油公司，同中央、省有关部门以及西南各省的协作联合，以解决当前资金不足和技术力量不足的问题。
回到广州之后，我把这些意见整理成文，向省政府党组并省委常委汇报。省委将我的汇报印发给各地，供他们参阅。湛江市委还提出陶瓷、蘑菇罐头、电饭煲、香茅油、校油、木片等商品出口以及30万千瓦油改煤电厂等问题，我交代省政府办公厅把问题分类整理印发给省直有关单位，请他们抓紧时间研究解决。
广州和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务院分别于1984年10月、11月批准兴办。到1987年底，广州开发区累计完成基本建设投资4.65亿元，共批准签约合同198个，投资总额6.03亿元，其中外商投资企业48个，投资总额4.67亿多元。引进比较好的企业有美特容器厂，它是全国十家最大的合资企业之一。
在技术改造方面，广州利用外资和自有外汇，引进先进设备，使一大批老企业焕发活力，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广州新建年产5万吨的珠江啤酒厂，年产120万吨的珠江水泥厂，年产100万台电冰箱和压缩机的万宝冰箱厂和扩建标致汽车制造厂，同时还利用外资兴建了近百万平方米的旅游宾馆，促进了旅游事业的发展。道路、桥梁、天桥、立交桥、邮政、电信等基础设施，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较好地发挥了全省中心城市的作用。
湛江市努力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同时加强国内横向经济联合，使一批老企业得到了更新改造，装备了一批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技术设备，如发展家用电器、复合板等一批技术密集型、外向型的企业。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先后建成一批投资规模较大、技术水平较高的、开拓国际市场前景较好的企业。当时省里和湛江市虽然对把湛江港建成我国南方大港口的重要意义已有一定的认识，但是，由于缺乏资金，未能如愿。80年代中后期，湛江开发农业很有成就，但其他方面的发展不尽如人意，尚难起到带动整个粤西经济大发展的作用。
七、建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
采访者：建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的概念是您首先提出来的。当时您为什么会考虑到这样一个概念？
梁灵光：由于小平同志提出深圳特区的发展要同香港统一规划，互为依托，我考虑到深圳原来的经济基础很差，力量有限，如果能把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来与香港协作，那互相推动和作用的力量就大得多了，加上受到上海经济区（实际就是长江三角洲）启发，所以我反复考虑后提出建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经省委同意，中央批准实施。
珠江三角洲是珠江水系的东江、西江、北江汇合的冲积平原，位于广东的中南部。按照地理、水系和历史形成的经济联系，珠江三角洲的范围有大、小三角之分。大珠江三角洲包括8市、24县，小珠江三角洲除深圳、珠海和广州已列为特区和开放城市外，还有3市、13县。在历史上，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已经形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充分发挥珠江三角洲的优势，加快它的发展步伐，这对全省到1995年实现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对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将起很大作用。
1983年6月25日至3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我和任仲夷赴京参加。7月1日，我把开放珠江三角洲这一设想向国务院主要负责人作汇报。我的构想是搞大、中、小珠江三角洲。大珠江三角洲是结合香港、澳门主权回归以后，以广州为中心以深圳、珠海为前沿阵地，包括省、港、澳在内的大珠江三角洲。这三地结合起来，在工业基础和科技力量方面，可能赶不上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但在金融、交通、运输、国际贸易、信息、家用电器、电子等方面，都有超过上海经济区的优势。珠江三角洲不仅可以促进华南的发展，而且应该辐射到大西南以及促进全国的发展。
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听了我的汇报之后，表示支持。他说：“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你们能摸出些经验就好。”
稍前，6月15日，谷牧在北京接见广东负责同志时，也表示支持。他说：“上海搞了长江经济区，珠江也有个三角洲，广州至深圳，沿途几个市几个县，这个三角洲同上海不同，华侨多、港澳同胞多。”“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怎么创造条件，确定些优惠的东西，以充分调动广大华侨热爱家乡的积极性。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就要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
根据国务院负责同志的指示，我们进行了专题讨论研究，并组织以王焕为首的一批人积极进行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调查研究和规划。是年12月前后，谷牧视察了珠江三角洲深圳、江门、佛山等地。12月12日，省委、省政府向谷牧汇报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区规划的初步设想》和需要请示中央帮助解决的一些经济工作问题。谷牧说：“你们能搞出这样一个《初步设想》是不容易的。但这样提出问题力量不够，容易被人忽视。”他建议我们要“从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后，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很快，按现在的发展情况看，需要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作出统一规划，统一领导，以利更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并对全省全国作出贡献”这样来提出问题。他希望省委要对这个《初步设想》认真研究一下，要听听专家和有关市、县的意见，还要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一次，统一认识，再争取在春节前向中央、国务院报告。
1984年1月15日，谷牧向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上报了《关于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列举了珠江三角洲改革开放以后取得的可喜成绩，提出像珠江三角洲这块侨乡，“应当更加充分地调动和发挥广大海外侨胞的积极性”。
省委、省政府对建立珠江三角洲开放区是非常重视的，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及早付诸实施。1984年6月25日。我在省人大会议上向全省人民提出了这样一项艰巨任务：“珠江三角洲是我省最富庶的地区，有邻近港澳和著名侨乡的优势。我们要运用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广州为中心，以深圳、珠海为窗口，以中小城市为骨干，以广大农村为腹地，以南海油田为依托，组成完整的经济网络，加快发展步伐。把珠江三角洲建成为一个投资环境好，能够大量引进侨资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引进智力和人才的社会主义侨乡；一个经济文化发达，能够提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领先富起来的先行区；一个有充分说服力的对外开放的示范区。从而支援和带动山区和其他地区，促进全省经济的发展。”
同年11月，国务院主要负责人视察了广州、佛山、江门、珠海、深圳和南海、顺德、新会、中山、东莞等市、县，听取了各级领导的情况汇报，肯定了各地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绩。11月29日，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在广州听取了任仲夷等同志的汇报，他提出除了特区和沿海14个开放城市外，还准备把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作为开放地区。先搞小三角，搞好了再搞大三角，然后再扩大到胶东半岛、辽东半岛，以带动内地经济的发展。
同年12月下旬，省委召开市、地委书记会议，主要是传达贯彻国务院主要负责人视察广东工作的指示和谷牧主持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的精神。12月27日，任仲夷作了的总结，吴南生作了发言。我在会上作了《关于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和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的发言。
我在发言中指出：“建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走贸工农的路子，进一步发挥优势，把对外引进和对内联合、把沿海的发展和内地的开发结合起来，带动腹地和山区经济的发展，这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战略决策。”
会上，我向大家介绍了关于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的初步设想。我们原规划搞大三角，包括8市24县。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我们打算先从小三角搞起，从中取得经验，再逐步扩大到大三角。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应按照贸工农的生产方针，逐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即以港澳和国际市场为目标，港澳和国际市场需要什么，工业就加工什么，农业就种养什么，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带动经济起飞。我们设想，争取5年左右，做到香港的鲜活、食品市场基本上由广东占领，逐步进入东南亚、中东、日本等国际市场。为了实现这个设想，我们建议国家对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在对外经济合作交流方面，享受14个沿海港口城市同样的政策待遇，改革外贸体制，批准把经营广东出口农副产品、食品的外贸专业公司，改为地方性外贸公司，以减少鲜活产品和食品出口的中间环节，并做到有计划出口。同时，还提出建立引进新种畜、种苗隔离区，改革金融体制，试行区镇合一体制，搞好开放区的全面规划等措施。
会后，我们更广泛地听取专家和各市、地、县的意见，进一步充实完善初步设想。
采访者：党中央、国务院是在什么时候确定开放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的？
梁灵光：1985年1月下旬，我率领一个由15人组成的广东代表团赴京参加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成员有省政府副秘书长仇作华、佛山市市委书记童孟清、江门市市委副书记易振球、中山市市长汤炳权、东莞市市长李近维等。
座谈会于1月25日至31日召开。到会的有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等有关地区和中央党、政、军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为经济开放区的指示。
会议期间我和江苏省省长顾秀莲、福建省省长胡平、上海市副市长李肇基等同志交换了意见，并认真听了他们的发言，受到很大的启发。
27日下午，谷牧主持会议，我和童孟清先后在会上发言。我在发言中说：“开辟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的经济开放区，是继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创办经济特区、开放海南岛和十四个沿海城市后又一重大战略部署。广东的干部和群众，决心解放思想，积极探索，认真实践，努力把珠江三角洲建设成为内外交流、工农结合、城乡渗透、现代化的、开放式的、文明富庶的、名副其实的‘金三角’”。
关于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的范围和发展目标。我在会上提出小三角先开放的范围为4个市16个县。这是广东省最富饶的地区，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珠江三角洲开放区的发展目标，初步设想是：（1）工农业总产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提前5年翻一番，提前10年翻两番。（2）大中城市，重点行业、重点产品和骨干企业，基本上经过更新改造，引进技术，达到相当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国际先进水平。（3）扩大对外贸易，带动整个经济的腾飞。外贸出口总值在1990年争取翻两番。（4）人民生活水平提前实现小康水平，1990年达到人均国民收入800美元。
为了实现上述设想，我们将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扩大鲜活商品出口。贯彻贸工农的方针，逐步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引进先进技术和良种良畜，改造传统农业，把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建成为广东现代化农业示范区和农副产品、食品出口基地，扩大内外销售，并逐步开拓国际市场。
第二，调整工业布局，加快老企业的技术改造。有计划地把企业改造同对外引进结合起来，省、市、县对技术改造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通盘安排，分级实施。重点发展轻纺、食品、饲料、电子、建材、家用电器、石油化工以及微电脑的应用推广，尽可能采用国际技术标准，提高档次。工业还要发展为调整农业结构服务的企业，如鲜活商品的保鲜、包装、深加工等。
第三，搞好经贸体制的改革。对鲜活商品出口港澳直来直去，减少环节，降低消耗，逐步扩大出口。除外贸专业公司外，还要成立一批贸工农经济实体，在统一计划、统一政策的前提下，以县为单位，直接经营，或联合经营。同时，建立若干个行业协会，协助政府管理出口限价，进行咨询和协调。
第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电力方面，加快沙角电厂建设，加快黄埔电厂油改煤机组改造，加快广州至香港、广东至广西输变电线路建设。交通方面，加快京广铁路复线衡（阳）广（州）段建设，希望中央及早批复广东利用贷款、外资修建三（水）茂（名）铁路的请示。邮电方面，珠江三角洲拟在1990年建成程控电话网。
第五，继续执行信贷金融改革体制。建议批准广东继续在全省实行存贷挂钩，差额包干、多存多贷的信贷体制。建议允许部分外资银行在广州设立分行。请求批准建立广东省银行，允许地方发行债券、股票。
第六，加强领导和强化管理。要加强宏观指导，加强进出口管理和外汇管理。加强经济立法，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加强检查监督，堵塞漏洞，以保证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在我发言过程中，谷牧多次插话。当我建议中央批准按照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审批权限和优惠政策，给经济开放区以同样待遇时，谷牧插话说：“这个意见很重要，国务院各综合部门、主管部门都要认真研究，怎样像帮助沿海开放城市那样，帮助这三个三角洲（地区）搞技术改造和技术转移，向内地辐射。”当我谈到开办个人外币存款，请中国银行尽快下达实施办法时，谷牧插话：“个人外币存款，指定若干个，存取自由，原币支付。行不行？中国银行要尽快拿出管理办法。”
198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批转〈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的通知》。这个《通知》指出：开辟沿海三个经济开放区，是我国实施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又一重要步骤，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布局。这三个经济开放区应逐步形成贸工农型的生产结构，即按出口贸易的需要发展加工工业，按加工的需要发展农业和其他原材料的生产。要围绕这一中心，合理调整农业结构，认真搞好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使产品不断升级换代，大力发展出口，增加外汇收入，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基地。同时，又要加强同内地的经济联系，共同开发资源，联合生产名牌优质产品，交流人才和技术，带动内地经济的发展，成为扩展对外经济联系的窗口。
中央最后确定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为4个市12个县，即佛山市及所辖的中山市、南海县、顺德县、高明县，江门市及所辖的开平县、新会县、台山县、鹤山县、恩平县，广州的番禺县、增城县，深圳市的宝安县，珠海市的斗门县，惠阳地区的东莞市。当时总人口为
951万，总面积为21492平方公里。这次中央决定的开放区范围，比我们原来规划减少了4个县。
同年3月，我到北京参加全国第六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会议期间，我和任仲夷成为新闻界采访的热门人物之一。而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也成为热门话题。
3月28日，首都《工人日报》开辟了一个珠江三角洲专栏，发表了一组文章，其中有我撰写的《加快珠江三角洲建设的步伐》。4月1日，我在人大会议广东小组详细谈了如何加快珠江三角洲开放区的建设问题。新华社记者将我的发言要点予以报道，《人民日报》和全国许多报纸相继转载，引起了热烈的反响，珠江三角洲更为国内外所瞩目。
采访者：省政府是如何贯彻落实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精神的？
梁灵光：4月中旬，我们召开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规划工作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4个市12个县和省直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会议传达学习了国务院召开的座谈会精神，讨论了发展鲜活商品出口规划的设想，布置了制定发展工业品出口规划的工作，对外贸体制改革和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交换了意见。
4月19日，我在会议上作了讲话。首先，我强调必须充分认识建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的重大意义。认识到这是中央对我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继续和发展，是进一步实行改革和开放，加速沿海经济发展，带动内地经济开发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要进一步明确建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的任务，不仅要把开放区建设成为文明富庶的地区，还要起到四个“窗口”（即技术、管理、知识和对外政策的窗口）和两个“扇面”（即对内、对外辐射）的作用。要坚决按照中央提出的方向和政策措施，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使开放区的建设健康发展。
在谈到制定开放区发展规划时，我指出规划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制定发展鲜活商品出口规划；第二步，制定发展工业品出口计划；第三步，制定经济开放区整体发展规划。这次会议的重点是讨论第一步规划，以实现中央提出的“争取几年内先把港澳市场需要的鲜活商品基本上包下来，并在此基础上逐步进入日本、东南亚和中东市场的战略任务”。
接着，我指出，实现经济开放区出口商品发展规划，当前要抓好的三项措施：一是要用极大的努力开辟出口创汇的新途径；二是要积极稳妥地搞好外贸体制的改革，以调动各方面出口创汇的积极性，进一步扩大出口；三是采取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扩大出口，多创外汇。
最后，我提出为保证开放区的健康发展，应切实加强领导，加强管理。省政府决定成立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规划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领导小组由胡广恩、凌伯棠、王焕同志担任正、副组长，成员由省政府办公厅、外经委、计委、经委、农委、科委、财办的有关同志组成，主要负责统一规划，组织协调，调查研究和情况综合等工作，开放区内各市、县可以参照这个方法成立领导小组，要有领导同志分工专管。
5月28日，经省政府同意，省府办公厅发出《通知》将我这次讲话印发广东各地政府和省直单位，请他们认真研究，贯彻执行，开创我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工作的新局面。
这次会议之后，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各市、县雷厉风行地开展制定规划的工作，并逐步予以实施。
在开放区内，各市、县选择一些工业基础好，出口能力较强，具有为大、中城市工业生产提供配套产品或加工服务的条件，周围农村经济比较发达，交通运输比较方便的城镇设置了重点工业卫星镇。截至1985年底，经省政府批准，在开放区建立重点卫星镇118个，占开放区镇总数的六成。按照中央政策规定，省政府还制定有关政策，对卫星镇扩大自主管理权限，给基层以更多更大的办事权力，并在财政、税收、对外经济贸易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如卫星镇企业进口设备免征关税，这对珠江三角洲工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如今，珠江三角洲的卫星镇个个充满生机与活力，已成为对外开放的排头兵。
7月8日，我为香港《经济导报》撰写了一篇特约专稿———《广东执行特殊政策前五年的成效和今后五年的设想》，回答了海外投资者和港澳人士相当关心的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的成效如何，这些政策和措施是否还会继续下去等问题。
我指出，凡属过去5年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各项具体政策措施，都要继续执行，与此同时，还将根据形势发展的新情况，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新的有关部署，增添新的内容，制定对外开展经济技术合作、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
我这篇文章，详细地列举了广东改革开放以来在八个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介绍了进一步扩大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六个方面的内容和鼓励外商投资的具体优惠政策，使海外投资者和港澳人士更进一步了解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会变，对鼓励外商到广东投资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到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开放区扩大到“大三角”范围。共扩大为28个市、县及一个郊区，重点工业卫星镇增至242个，同时建立出口生产体系项目429个。各地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星罗棋布，整个珠江三角洲成为新兴的门类众多的工业基地。这对吸引外商投资，提高贸易出口能力，加速经济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珠江三角经济开放区，享受国家和省给予的优惠政策措施，走一条贸工农的道路，按国际市场需要和国际标准生产，大大提高了市场的竞争能力，经济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工农业生产持续大幅度增长，高于全省平均增长水平；对外经济贸易发展迅速，16个市、县对外贸易收购总值，1985年比1978年翻了两番多；建立了一批农业鲜活商品出口基地，为出口港澳和海外提供了大量的货源；乡镇企业迅速崛起，成为三角洲经济的重要支柱，1985年开放区乡镇企业总收入9838亿元，比1980年增长3.23倍。南海县是“五个轮子”（县、乡镇、管理区、联体、个体）一齐转，顺德是镇集体企业为主，中山是以市国营企业为主，东莞是以“三来一补”企业为主，四个市、县被人们誉之为广东“四小虎”，而开放区发展模式，则被国内外称之为“珠江三角洲模式”，简称“珠江模式”。
八、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
采访者：广东的经济体制改革，发轫于价格和流通体制的改革，在全国起到了率先和示范的作用，也为后来建立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您当时是决策者之一，具体过程是怎样的？
梁灵光：建国后，我国长期实行的是产品经济，价格体制和价格结构脱离市场需求，价格与价值背离，很不合理，农副产品和基础工业产品价格长期偏低，工农业产品价格存在着严重的“剪刀差”，市场流通作价也存在着许多缺陷，致使价值规律失去杠杆的作用，影响了工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束缚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1979年之后，广东根据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相继对各部类的产品价格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全国改革中先走一步。
广东的价格体制改革，首先是从农副产品价格改革入手的。1979年，广东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计划购销价格，同时恢复了部分产品的议购议销价格和集市贸易价格，放开了部分小商品的价格。1979年11月1日，为平衡财政收支和搞活流通，又提高猪肉、牛肉、水产品、蛋品、家禽、蔬菜等8种主要副食品及其制品的销售价格。在大幅度调整主要农副产品价格的同时，还逐步放开三类农副产品的价格实行市场调节。
为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省政府于1980年对农副产品统派购体制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将原来实行统派购的118种一、二类产品调整为25种。这一改革实施后，市场供应有了明显的好转。到我任省长期间，1983年3月和1984年8月，再次放宽农产品购销政策，将统派购产品压缩为13种。同时，全省开放粮食市场，允许多渠道经营，允许出省出县。1984年11月1日，广东开始缩小粮油统购统销的品种范围，并改革粮油价格的管理权限。到1984年底，广东只剩下粮、油、糖、红黄麻、黄红烟5种农副产品没有完全放开价格。96种工业日用品计划收购于1985年减为16种。物价改革的方针是“调放结合，以放为主，放中有管，分步推进”。
大刀阔斧地进行农副产品购销体制的改革，所冒的风险是很大的。开始，市场价格飞涨，有时甚至超过普通城镇居民的承受能力。尤其是1984年11月实行蔬菜全面放开经营，价格上浮30％，加上遇上冷空气侵袭，菜价上涨较大。市民情绪波动，反应强烈。有些人讽刺挖苦说“形势大好，白菜三毛”（原来白菜每斤五分钱）。有的人甚至写信告到中央，震动了中南海。胡耀邦和国务院主要负责人亲自打电话来过问情况，我向他们作了详细汇报和解释。
11月25日，省委向国务院主要负责人专门报送了《关于广州市蔬菜全面放开的情况报告》。
省委、省政府并没有因此而退缩，继续坚持改革不动摇。1984年12月25日，我主持召开省府常务会议，其中讨论研究了生猪购销价格放开和基地塘鱼放开等问题。会议决定从1985年起，取消基地塘鱼派购政策，并决定从1985年1月1日起，取消生猪现行派购政策，放开生猪价格。全省城镇居民猪肉供应实行议价购销，并给予定额差价补贴。为了做到有备无患，放开时规定国营公司参与调节，肉价不得超过原价水平。并准备30万斤猪肉，用于调节淡旺和平抑价格。省政府给广州市、中等城市和县城分别给予定量补贴。由于省财力有限，补贴偏低，加上宣传、准备不足，结果有两所大学食堂出现“罢膳”。此外，出现一些连锁反应，不该涨价的也趁机提价。我们发现后，马上派人加强检查，进行纠正。这年，各级政府还成立清理“三乱”（乱收费、乱涨价、乱罚款）办公室，加强价格管理，狠刹歪风。
1984年4月5日，省政府决定从4月1日起，调整农村粮油购销价格，从1985年粮食年度起，广东只对稻谷和主产区的小麦、玉米实行合同定购，其他粮食品种实行自由购销。
广东逐步放开农副产品价格之后，在开始阶段，绝大部分农副产品价格普遍上涨很猛。有些市民对此议论纷纷，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压力。但是，与其长期有价无市，凭票排长龙购买，不如敞开市场，打开城门，运用价值杠杆，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解决市场供应紧张的问题。事情正如我们预料的那样，市场经济规律真是灵得很，我们放开什么，农民就生产什么。哪种农副产品价格开得早，那种农副产品就上得快。经过一段时间开放之后，农副产品普遍增多了，价格也随之回落，并趋于稳定。这样做不仅农民增加了收入，而消费者也普遍得到实惠，他们的菜篮子大大丰富起来了。
在主要农副产品价格率先改革之后，广东其他方面的价格改革也逐步铺开，先后调整日用轻纺工业品价格，提高铁路、公路、水路客货运价格，钢材、铁、煤炭、焦炭、水泥、化肥、汽油、柴油等生产资料价格也先后进行了调整，部分生产资料实行计划内外双轨价格。
在价格体制改革做法上，省政府采用放调结合，放管结合，分类改革，双轨过渡，分步渐进的办法，按照供求关系，灵活、及时地调整价格，使价格体系逐步趋于合理化。经过改革，全省形成了“少管多放，分级管理，价格形式多样”的价格管理体制，促使市场商品日益丰富，并使价格相对稳定。
采访者：在财政体制方面开展了哪些改革？
梁灵光：从1980年起，中央对广东财政实行定额包干(过去是统筹统支，各级年年报批)，一定五年不变。省对各市县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一年一定。各市县认为这是鞭打快牛，积极性不高。
1984年省决定进行改革，实行核定收支，也五年不变，省对市、市对县、县对乡镇都层层包干，对财政有赤字的县实行定额补贴，为防各市县瞒报当年收入，省决定以1983年度决算为准，让利一年来计算，这样大大调动了各级政府当家理财的积极性，前五年每年增长10％，而1985年则一年就增长47.7％，真是立竿见影。
1987年以后国务院对省实行递增包干的办法，每年增加9％，省对市县仍按原来体制不动。1994年以后国家为集中财力，实行划分国税、地方税税种，省除地方税外，国税中增值税分成25％，证券印花税分成50％，全国统一，取消原来递增包干的办法。
采访者：在外贸体制方面进行了哪些改革？
梁灵光：主要是打破外贸部门一家垄断局面，放权给地方和工厂企业，把出口搞活。1988年开始由国家核定地方的出口计划、出口收汇和上缴中央外汇数量。定额人民币补贴三项基数，一定三年不变，外贸财务下放地方管理。
改革主要是承包经营，层层落实到人，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所以到1990年出口创汇突破了100亿美元大关。但中央部门与地方职责不清，发包方不承担任何责任与义务，矛盾很多。1991年实行外贸新体制，全国统一政策，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取消补贴，加强承包责任制，建立考核制度，加强宏观管理。
1992年广东提出加快发展外贸措施：建立现代化大经贸队伍，直接参加国内外市场竞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出口商品结构在实现从初级产品向制成品的第一次转变后，争取到2000年实现向精加工制成品的第二次转变，再过10年实现向高技术产品发展的第三次转变；大力发展技术出口，带动零配件和劳务出口；认真实行多元化国际市场战略，除了日、美、欧地区外，扩大东南亚、东欧、独联体市场，开拓中东、非洲、南美市场；为适应加入WTO，积极修订与加强法制建设，大力培养专业人才，参与国际商标认证，有计划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千方百计扩大出口。从1986至2001年广东进出口占全国40％，连续16年居全国首位。
从1979年起23年来，广东共引进外资1410.9亿美元，引进设备300万台套，生产线7000条，提高了全省企业技术水平。
其他诸如农村经济体制、企业体制、计划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就不一一赘述了。
采访者：您主政广州和主政粤府期间，正处于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关键阶段，曾遇到不少阻力和困难。回顾这段历史，您肯定会有不少感想与体会吧。
梁灵光：我到广东，在省、市从事经济工作多年，回顾历史，我有以下几点粗浅体会和感想。
第一，灵活掌握和运用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活措施，不断开拓创新，是保证广东在改革开放中走一步的关键。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施和试办经济特区，旨在放宽政策，扩大地方力，放权让广东冲破旧经济体制模式的束缚，大改革，搞活经济，起到先走一步的探路作用。这对东来说，既是动力，也是压力。改革开放是一项伟试验，既无现成经验可供借鉴，也无固定模式可以效，全靠我们边实践边摸索，“摸着石头过河”，断开拓创新，“杀出一条血路来”。省委、省政府在贯彻执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过程中，紧密结合广东实际，解放思想，灵活掌握，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凡是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广东和全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事，就大胆地去实践探索，大胆放手去干。在风风雨雨，香香臭臭中，广东不搞姓“社”姓“资”的争论，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为标准，坚定不移地沿着改革开放的路子走下去，以改革推动对外开放，又以对外开放促进体制改革，因此，促进广东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回顾广东改革开放的历程，概括起来，其主要经验是：放得开，改得稳，搞得活，上得快。我认为，广东基本上起到了中国综合改革试验区的作用。
第二，搞经济建设必须按客观经济发展规律办事，要充分认识与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要从实际情况出发，量力而行，稳步前进，不能凭“长官意志”办事，也不要盲目攀比。要进一步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克服主观、片面、绝对化的东西，决策要科学化、民主化，不能上马时“一窝蜂”，下马时“一刀切”，大起大落，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要建立赏罚分明的责任制，不能以老交“学费”了事。要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发挥宏观方面在规划、协调、引导的作用，正确处理宏观调控与微观搞活的关系，既要放得开，也要管得住，不要“一统就死，一放就乱”。搞经济建设，既要抓速度，更要抓效益，有效益高速度不怕，没效益低速度也不行。一、二、三产业要协调发展，第一、二产业是基础，第三产业要相应地发展。不要只强调我国第三产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要看到我国第一、二产业与他们的差距。既要看到落后，又要不甘于落后，要抓住国际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有利时机，迎头赶上去。
第三，“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一切的因素”。改革是我国的第二次革命，需要大批有胆有识、敢闯敢冒的改革者。我们要支持改革者，保护改革者，要为他们提供英雄用武之地，经常给他们撑腰鼓气，保护他们敢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积极性。对干部不要求全责备，要有“两点论”，不要搞形而上学，既要看到成绩、优点，也要看到错误、缺点，既要反“左”，也要防右。对那些在改革开放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地区、单位和个人，要引导他们不断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切忌骄傲自满，故步自封，脱离群众。对那些在改革开放中因经验不足，急功近利而造成工作失误的干部，不要一棍子将人打死，要允许他们改正错误，将功补过。在1982年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和1985年处理“海南汽车事件”中，我认为省委、省政府分清界限，不怕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慎重处理干部的做法是正确的。它有效地保护了广东广大干部那种敢闯敢干的锐气，促使广东改革开放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第四，两个文明都要抓，两手都要过得硬。省委、省政府一贯强调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坚定不移，打击走私贩私活动坚定不移；坚持对外开放和坚持搞活经济坚定不移；在全省范围内大力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以及革命优良传统和中华民族道德的教育。要继续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反对铺张浪费和奢侈豪华作风。现在国内外对我国存在的腐败现象反应十分强烈，要充分认识它的严重性、危害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反腐败斗争要常抓不懈，要搞深搞透。关键是各级领导干部(包括其家属子女)要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要加强法制，发扬民主，加强群众和社会的监督。使用干部一定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要注意表扬和宣传那些廉洁奉公、克勤克俭、埋头苦干的干部。要牢牢记住陈云同志关于党风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问题的教导，坚决争取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好转。
第五，要赶上亚洲“四小龙”，必须努力提高人的素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东在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比起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小平同志第二次南方视察时所提出的广东“力争用二十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宏伟目标，比起毛主席所提出的中国应该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的教导，可以说只是在新的万里长征中走出了第一步。如今，我们正面临着新的技术革命的高潮，正面临着国际上更为尖锐、激烈、复杂的经济竞争，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广东都是挑战与机遇并存，我们应当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不断开拓前进。
小平同志在第二次南方视察讲话中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经济竞争靠科技，科技竞争靠人才，人才竞争靠教育。因此，发展教育，振兴科技，努力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培养大批合格的人才，是当务之急，也是广东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实现赶超亚洲“四小龙”目标的首要战略任务。我们要增加智力投资，增加科技投入，立足“科技兴省，教育强省，人才大省”，只有这样，全省的经济才能有真正的后劲，才能在激烈复杂的经济竞争中取胜，保证长期稳定、协调地发展。
来源：《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