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整理者：师春苗、王涛
采访时间：2007年12月19日
采访地点：林若同志办公室
林若 广东潮安人，1924年出生。1945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考入中山大学文学院学习。1947年到东江游击区工作，历任粤赣湘边纵队指导员、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珠江地委政研室城市组组长、中山县土改工作队队长、中共东莞县五区工委书记。1953—1966年，历任中共东莞县委宣传部长、副书记、书记。1966年任中共湛江地委第一副书记。1971年后任中共湛江地委常委、南方日报社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1974年任中共广东省委运动办副主任。1975年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设有第一书记）。1977年任中共湛江地委书记。1982年12月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设有第一书记）。1985年7月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90年5月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
一、在争论中支持湛江农村的包产到户
采访者：改革开放初期，您是湛江地委书记，当时，湛江搞包产到户从全国来讲是比较早的，请您回顾当年这场改革的情景。
林若：20世纪70年代末，湛江地区的农村就开始搞包产到户改革，我作为湛江地委的主要负责人，直接经历和支持了这场改革，现在回想当年，仍然觉得波澜壮阔，心潮澎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虽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但毕竟调整了农业政策，放宽了对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贸市场的限制，特别是提出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政策相对宽松，部分特别贫困地区的农民急切希望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也不管政策允许不允许，上面同意不同意，悄悄搞起了包产到户。
海康县北和公社谭葛大队在湛江地区是最先搞包产到户的。这个大队吴堂胜父子两人，先后当过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风风雨雨几十年，为生产大队流血流汗，但队里依然一穷二白，群众依然缺吃少穿。吴堂胜觉得对不起父老乡亲，想带领大家闯条新路子，带领农民兄弟脱贫致富。从1977年冬种开始，在南五生产队（支部书记所在的队）实行各项作物联产到户的试验，让社员谁种谁收，1978年冬，进行包产到户试点。这个队有28户，141人，161亩耕地，当年虽然遇到自然灾害，但仍然取得了较好的收成。1979年上半年，这个大队在南五生产队试点取得成功的鼓舞下，悄悄实行包产到户，当年农业获得大增产，粮食总产量一下子达到122万斤，增产一倍多，人均分配增至75元，口粮528斤，第一次交售余粮2万斤，还清公粮尾欠1.6万斤。谭葛大队实行包产到户半年（早造）即获得粮食大幅度增产的消息不胫而走，北和公社大部分生产队随即也实行包产到户。这一年全社增产780多万斤粮食，增长45%。
以后，我们发现在北和公社实行包产到户的时候，湛江的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不过当时的包产到户是有一定限制的，一般都只允许旱地作物、“鸡口田”包产到户，或冬种作物包产到户。比如，遂溪县附城公社信岭生产队，种植甘蔗78亩，其中由生产队统一排工不搞包产的41亩，总产34吨，亩产不到1吨；另有37亩包产到户，总产达到133.5吨，平均亩产3.6吨。二者对比，差别很大，包产到户的增产效果一下子就出来了。
形势发展太快，不少干部忧心忡忡，怕违背党的政策，违背大方向，因而采取围堵的办法，下通知不准分队，不准把大田(即粮田)包产到户，派工作队到农村去说服农民不要分队，分了的要并回来。但工作队一走，他们又分开了。像电白县那霍公社石圹大队，工作队六进六出，六擒六纵，最后变成工作队在时并走时分，明里并暗里分。有的地方想压也压不住，结果放开了手，于是就像决堤一样，“呼啦”一下子都分了。为了纠正这一混乱局面，地委在1979年8月做出了《关于纠正任意分队、分田单干的决定》，同时又开了一个口子，允许经济作物、养殖业、工副业可联系产量责任到人。但在实践中一些地方的农民又突破这一界限，把全部农作物都包产到户。这种户1979年全区有2万多户，到1980年上半年增加到6万多户，在全区到处冒烟，大有燎原之势。
采访者：当时广大干部群众对农村搞包产到户议论纷纷，引发了一场姓“资”姓“社”的激烈争论，具体情况怎么样？
林若：当时，“左”的思想还没有肃清，习惯思维认为只有搞集体才是社会主义，因此，一搞包产到户，就在全省引起了“产量与方向”以及姓“资”姓“社”的激烈争论。多数人都认为包产到户违背了人民公社的条例，是把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果一笔勾销，“走回头路”，是单干，要禁止和纠正。当时，由于中央规定“两个不许”，省里也要求已经搞了分田单干的要坚决纠正过来，但同时也强调要采用“温和”手段，不能用搞政治运动的方法进行批判。但最讲实际的农民并没有停止包产到户，一些贫穷的生产队仍然在悄悄地搞包产到户。
为了统一认识解决问题，1980年5月，省委召开了全省地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农村部长和部分县委书记参加的农村工作会议，对包产到户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这次会议虽然没完全达到“认识一致”的目的，但省委政策有所松动，决定允许特殊困难地区的生产队搞包产到户，不过又指出这是临时措施，权宜之计；并要严格控制，需经县委或地委审查批准后才能实行。会后，省委还从省直机关抽调230名干部，分赴16个分田单干较严重的县，帮助当地处理好分田单干的问题。
9月，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允许边缘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的“三靠队”实行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这给包产到户开了一个口子。
1980年10月，地委召开了一次三级干部会议，对农村改革、包产到户问题开展了一场大讨论，让大家畅所欲言，把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都毫无保留地摆出来。摆出来的各种观点集中到一点，就是包产到户是姓“资”还是姓“社”。按照以前的条条框框，包产到户就是姓“资”，是早已批判过的。但广大农民却认为是“找到了一条能吃饱饭、勤劳致富的路子”。我们引导大家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摆事实讲道理，看包产到户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
经过大家热烈的讨论，在几个关键问题上统一了认识：第一，包产到户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粮食大丰收，各业也全面发展，农民生活大为改善，可以家家吃饱饭，户户有存粮。第二，实行包产到户，符合广大农民的意愿。包产到户是农民自愿搞起来的，我们没有谁去强迫这样做。各地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由群众自主决定，思想通的就搞，思想一时转不过来的可以不搞。第三，包产到户是理顺了生产关系，修正了“左”的错误，不是右了、“修”了、倒退了。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土地还是集体的，只是承包了使用权，并没有动摇公有制。
经过这一场大讨论之后，是非界限分清楚了，姓“社”姓“资”的问题就这样基本解决了。从1980年冬至1981年春，全区大部分社队都实行了包产到户，当年农业获得大丰收，到处喜气洋洋。1980年全区粮食生产一举超过历史最高水平4.3%，1981年继续增产15.6%，1982年又增产21郾4%，粮食总产量达到73.8亿斤，人均达到700多斤；全区13个市、县个个增产，花生、甘蔗等经济作物，畜牧业、水产业等都大幅度增产，为历史所罕见。
采访者：当时，湛江地区搞包产到户是比较活跃的，您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林若：主客观原因都有。客观原因是“穷”，“穷则思变”嘛，穷的时间长了，群众就会思索突破这种状况的方法。
当时湛江地区包括现在湛江市、茂名市和阳江市所辖的县区，面积很大，人口1070多万。那里人多地少，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经常闹风灾、旱灾，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农民生活水平很低，东部地区的农民三五天才能吃上一顿干饭，雷州半岛地区的农民则常年以番薯、稀饭度日，全区有100多万人长期处于赤贫状态，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海康县东里公社就是全区有名的老灾区，1978年以前，社员口粮平均每月只有10多斤，集体分配一年不超过40元。在正常年景，有20000多人吃不饱饭，3000多人外出逃荒。如果遇到灾荒，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苦不堪言。改革开放前，没有哪一年完成国家公购粮任务的。最先搞起包产到户的谭葛大队，地处干旱地区，多年来生产一直上不去，群众温饱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是有名的“三靠队”（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生产靠贷款）。
为什么解放20多年了，生产还是发展不起来，农民连最起码的温饱问题都没解决。大量的事实表明，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体制是阻碍农业生产的根本原因。广大贫困农民早就不满这种经营体制了，在政治气氛比较宽松时，群众会自动起来突破旧的不合理的框框束缚。大体上的规律是最穷的队最先突破，接着是较贫困的地方，最后是比较富裕的生产队。
主观原因是，部分基层干部，深入农村，了解农民的呼声，积极大胆推行包产到户。他们认为包产到户是一条在现阶段解决农民吃饭问题的好路子，像刚才提到的吴堂胜，还有海康县县长陈光保。陈光保出身农民，对毛主席带领农民翻身做主人有深厚的感情，把自己的三个子女分别起名叫陈毛、陈主、陈席。他响应党的号召，在农村搞了20多年的“一大二公”，但始终没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相反，谭葛大队一实行包产到户，就很快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多次到谭葛大队调查研究，认为包产到户是一条能使农民过上好日子的道路，所以支持包产到户。1979年11月，他在全县公社书记会议上就讲：“解放30年了，办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走集体化的道路也已经27年了，年年开会，年年想方设法把生产搞上去，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改善人民生活。可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十分艰难，几十年来海康面貌变化不大，人民生活依然很苦，青黄不接的时候还有不少人逃荒。这是什么原因？是海康生产条件差吗？是大家懒惰吗？都不是。”“依我看穷根就在于一个‘左’字，是‘左’的思想禁锢了人们的头脑，‘左’的思想束缚了人们的手脚，扼杀了人们的积极性。‘左’的东西表现在哪里呢？就是这些年来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粮为纲，搞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平均主义，刮共产风，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准搞家庭副业和发展经济作物，使人们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不敢放开手脚大干。”
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做出了六条规定：第一，继续允许包产到户，让东里、北和公社的做法在全县推开；第二，允许公牛私养；第三，渔业允许包产到船；第四，允许私人开荒；第五，完成包产到田后，剩余劳动力允许能工则工，能商则商，能副则副，也可以搞长途运输；第六，完成公购粮任务后，允许农产品上农贸市场。那时海康县在全区是第一个理直气壮搞农村改革的，其他县也有这种情况，但多数不敢声张，怕受到上级的批评。
采访者：当时从省里到基层的各级领导是怎样看待搞包产到户的？
林若：大家的看法很不一样。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对包产到户还是持否定态度的。包产到户刚出现的时候，很多领导都把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混为一谈，认为包产到户是“右”了，“修”了，说什么“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认为现在干的正是过去批的。还有的心有余悸，不敢大胆表态。
我作为地委书记，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还不能在全区普遍号召大家这样干，大面积还是按照省委的部署，声称只能搞包产到组，但允许各地愿意试行的可以试行。1979年，我去谭葛大队检查工作时，向他们说明“包产到户”在当时的政策还是不允许的。同年冬天，地委下通知，说只能在农村村边的或离村子远一些的土地，或是某些旱地作物如番薯、甘蔗的种植可以实行包产到户，水稻这些主要粮食作物都还不能实行。
各级领导对实行包产到户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一个认识的过程，需要一段时间和不断实践才了解到这条道路的正确性。同时也体现了人民群众穷则思变的创造力，证实了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这一历史规律。其实，从心里讲，我们都想尽快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使群众富起来，但当时的大气氛就是那样，我们也都很谨慎的。
二、推动全省山区的开发建设
采访者：您在主持省委工作期间，非常重视山区的开发建设，您为何如此重视山区的建设呢？
林若：广东“七山一水两分田”，山区面积广大，人口众多。山区开发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一方面，山区的经济发展同全省的经济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山区不富，全省难富”，山区经济如果得不到发展，山区人民的生活就得不到满足，发达地区经济也缺乏活力和后劲。相反，山区发展了，人民富裕了，广东的经济才能全面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山区群众的贫困问题特别是温饱问题，是不能忽视的重大政治问题。我省的山区，许多是革命老区，那里的人民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做出了重大牺牲，新中国成立后又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他们现在的生活仍然很贫困，如果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还不下决心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无论如何是讲不过去的。
改革开放以来，全省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很不平衡的，珠三角地区和沿海一带发展快，粤东、粤西、粤北等许多山区发展很慢，差距甚至越来越大，这带来不少问题。于是，我主持省委工作以后，非常重视山区工作，希望山区经济能够尽快上一个新台阶。
采访者：您经常到山区市县进行调研，听说珠三角地区的同志都怪您“偏心”，是这样的吗？
林若：毛泽东同志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做山区工作也是这样，只有多到山区、基层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全面熟悉山区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所以，我经常争取多跑山区，有时还下到山区的场、队、管理区去了解情况，检查工作，与山区的干部群众共商治山致富大计。
当时由于我往山区跑得勤一些，珠三角地区的干部对我有些“怨言”呢，说我“偏心”，老是往山区跑，重视山区，而到其他地区少，不公平。实际上，我那几年跑山区与跑珠三角地区的时间都差不多，只不过是当时每跑一次山区，都要找下面的同志谈工作，还要总结一些各地的先进典型，见报的次数比较多，因而让珠三角的同志产生错觉。再说，我个人的领导作风是不但要搞“锦上添花”，更要搞“雪中送炭”。作为领导者，在为基层服务中，更应该体现这一点。有些地区的工作已经上了轨道，就少跑一些；而尚未上路子且问题较多、处境困难的地区，则更需要领导去帮助解决问题，使其摆脱困境，渡过难关。
采访者：从1985年起，省委、省政府每年都召开一次山区工作会议，连续10年之久，对此您是怎么考虑的？
林若：我刚接任省委书记的工作，就到山区做调查研究。经过一段时间跑山区调查摸清情况之后，感觉到广东山区的问题比原来想象的还要严重很多，比如当时不少山区贫困县的干部，热衷于搞流通，做投机买卖，结果都亏了大钱，群众意见很大；有些县甚至提出“跳出山区，建设山区”的口号，造成大批强劳动力离乡外流；还有一些原在山区县工作的干部，不安心，千方百计找门路回城。这些都严重影响着山区的开发和建设。
如何改变山区的这种状况呢？我们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召开全省性的专门会议，来研究山区工作的问题，而且还决定每年召开一次，每次一个新内容，每次会议均有省委书记、省长等主要领导同志去讲话，以引起全社会的重视，使之形成扶持山区工作的合力，把山区开发工作不断推向新台阶。
初时，对于要不要召开全省性的山区工作会议，我们班子内部曾有过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认为山区经济落后，在全省所占的比重不大，每年召开这样大型的专门会议是否有点小题大做？我经过多年跑山区调查摸底，觉得召开这样的会议很有必要。第一，通过召开这样的会议，可以营造起一个发展山区经济的社会氛围，以引起各市县党委和政府对山区工作的重视，切实加强工作；第二，可以引起全社会各界的关注，让大家出谋献策，集思广益，共商发展山区经济的对策；第三，可以为各山区市县提供交流治山致富经验的机会，使之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第四，通过会议也利于省委、省政府掌握全局情况，进行分类指导。于是，就义无反顾地决定召开。
开始我们仅决定会议开到市、地委书记一级。后来，有些同志提出应该扩大规模，建议山区的县、乡镇一级的负责人都应参加。因为乡镇一级的基层干部，既了解山区情况，又代表农民利益，是党联系群众、落实政策的纽带。只有做好他们的工作，上级政策才能贯彻到底。否则，再好的政策在贯彻执行中也会大打折扣。我觉得这一建议非常好，就将全省山区工作会议的规模扩大到县、乡镇一级。
采访者：广东山区开发建设已经取得了不少阶段性的重大成果，回过头来看，您觉得山区开发建设应当吸取哪些经验和教训？
林若：最重要的经验就是要正确认识山区优势，走治山致富的道路。山区最大的优势在于山多。山区人均水田耕地只有几分，人均山地则有五六亩至十多亩。水田亩产双千斤也只能解决温饱问题，无法致富；如果把人均近十亩山地开发出来，造林种果，营造多种经济林和发展畜牧业，每亩山地每年提供一二百元收入，山区也可以富起来。
改革开放初期，不少山区县对山区的这一优势认识不足，照搬人家“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经验，盲目经商办厂，遇到挫折则埋怨山区穷，没有出路。面对这种情况，省委鲜明地提出山区“希望在山，潜力在山，致富在山”的口号，并以极大的耐心，用摆事实讲道理算细账的办法，帮助山区干部转变观念，正确认识山区，引导群众致力于开发山地，发展种养业，改变山区面貌。这样扎扎实实地开发山区，表面上看好像发展慢一些，实际上是快而不是慢，只要把基础打好了，就会形成山区经济良性循环的大气候。
我认为广东开发山区，治山致富，应该经历三个台阶：第一台阶是造林种果，把山多的优势变为资源优势，这是山区致富不可逾越的第一步；第二台阶是进行集约化经营，变资源优势为商品优势；第三台阶是把丰富的农副产品与资金、技术相结合，办加工企业，进行农副产品深加工，使农产品增值，进而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有了一定的财力积累，就可以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同发达地区合作兴办工业，开发矿业，发展能源交通。这是山区致富之路。当然，这三个台阶往往是交叉的，顺序也可能因地因时而不同。任何急于求成，在条件还未具备的时候，放下大量山区不去开发而片面地去办工业，是不切实际的。
关于教训，我主要谈两点：
首先，是关于山区办工业的问题。1988年9月，我在第三次全省山区工作会议上曾经讲过，山区的工业建设，必须注意几个问题：一是要立足于开发利用当地资源，没有资源基础就不要盲目上项目，否则就要吃亏。二是每上一个项目，一定要反复地进行可行性研究，搞科学论证，民主决策，不要搞家长式的“一锤定音”，或几个人一拍胸口就轻率地决定了事。三是办企业，上项目，一定要与市场信息密切结合。要调查市场行情，搞市场预测。四是山区办工业不在于多，而是在于是否有扬己之长的支柱企业，是否有自己的拳头产品。我大会小会反复讲，然而各地在办工业的过程中，却并不都是这样做，结果吃了不少苦头。
“七五”期间，我们曾以广宁、阳山、始兴等县为重点，投进了十几个亿，辛辛苦苦办起了几个“造血型”的企业，但成功率不到百分之二十，大部分效益不好，回报率低，有的项目甚至成了“半拉子工程”、“死火工程”，不但起不到“造血”作用，反而成为“败血病灶”。有些山区县胃口很大，分散使用力量，搞“四面出击”，工业项目遍地开花，表面看起来似乎很热闹，但却没有一个当家的“造血型”项目，产品也缺乏竞争力。有些项目缺乏调查研究，匆忙上马，很难生存下去；有的贪大求全，倾全县财力来搞一个大项目，但后续资金没有来源，设备不配套，技术不过关，管理又跟不上，结果大项目没有带来大效益，反而弄得债台高筑。
从山区办工业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看来，今后办工厂，上项目，不要轻易由政府来办。谁有钱，谁有本事，就让谁干，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人。办工业，上项目，一定要从山区的实际出发，选准项目。如果不顾山区的条件，关起门来搞“可批性”报告，只求上级批准，而不进行科学的可行性研究，难免要吃大亏。还有一点必须指出，山区县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当地若有一个企业火了，效益好了，拥有实权的县级、局级干部就想方设法，将其子女或亲戚朋友安排进去，也不问这些人素质如何，企业需要不需要，反正是进去可沾到一份好处。这样，造成企业人浮于事，不堪重负，最后致使企业垮台。
其次，是关于山区盲目搞“经济开发区”的问题。这也是不太正常的现象，是“过热”的一种表现。所谓“过热”，是指不顾当地的客观条件，盲目攀比，争着铺摊子，上项目，缺乏严格的可行性论证，不讲需要与可能，凭着不切合实际的主观愿望，把摊子铺得大大的，到头来却因缺资金、缺技术、缺配套、缺合作对象而不能产生效益，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广东山区许多地方曾一度出现过这种情况，大家一哄而起，大搞开发区，把大批资金投放进去，填了不少耕地，却没有客商来投资项目，大片平整好了的土地闲置在那里。结果，工业没有搞上去，农业生产也受到严重影响。
三、身体力行造林绿化
采访者：您担任省委“一把手”后不久，就做出了“五年消灭荒山，十年绿化广东大地”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出台时您是怎么考虑的？
林若：这要从广东的林业发展状况谈起。历史上，岭南一带森林茂盛。但经过1958、1968、1978年三次大砍伐，到1985年，全省1.5亿亩山地中仅剩6900万亩森林，而荒山荒坡却有5000多万亩，超过了全省山地总面积的1/3，森林资源面临枯竭的危险。水土流失，环境恶化，河道淤塞，农田被毁，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解放后，广东的水土流失面积以每年14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到1985年，全省水土流失面积已达1.2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全省总面积的7%。1940年前后，我在兴宁、梅县读书，从宁城可以坐船到梅县，而现在不行了，宁江已经断航，梅江也只能在梅县下游通航。
1985年秋，我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先后到10个山区县作调查研究。到和平县时，发现周围的山头都是光秃秃的，只有一些稀疏的残次林。以前我在那里打过游击，当时队伍都在山上，由于树木隐蔽，敌人很难发现我们。要是现在这种情况，目标都暴露无遗了。这次调查应验了中国两句成语，一句叫“穷山恶水”，一句叫“青山绿水”。真的，凡是山上披绿的地方，山下河溪的水是清的，农业也高产，多种经营共同发展；相反，凡是荒山秃岭的地方，河水浑黄不堪，旱涝灾害频繁发生，农民都穷得发慌，生存都成了问题，更别说致富了。难怪有农谚说，“家有千棵松，吃穿不用愁”，“家有千棵桐，子孙不会穷”。山区只有通过造林绿化，消灭荒山，培育资源，开发资源，走治山致富的路子，才能最终发展经济，振兴山区。再说，森林是在我们这一代被破坏的，也应由我们这一代恢复起来，偿还历史的欠账，造福子孙后代。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和想法，1985年，广东省委新班子成立后，大家经过反复研究，做出了“五年消灭荒山，十年绿化广东大地”的重大决策。
采访者：为了实现这个决策目标，省里采取了哪些硬措施？
林若：这项任务的难度很大，完成它真不容易呀。我们可是啃了不少硬骨头，采取了很多硬措施的。
一是做好各级干部群众的思想发动工作。当时，“五年消灭荒山，十年绿化广东大地”的决定通过后，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有些人对此信心不足，认为是“高指标”，是在吹牛；有些人认为林业生产周期长，靠造林绿化使山区脱贫致富，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有些人认为造林绿化成效慢，不容易看到成绩，消极对待。
为了扫除思想障碍，每年召开全省山区工作会议都把造林绿化作为重要议题之一，并多次召开关于造林绿化的电话会、汇报会、现场会，对干部进行反复动员，大张旗鼓地宣传造林绿化的好处，宣传林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增强对造林绿化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同时，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也下乡，宣传造林绿化的典型事例，使基层干部群众意识到发展林业，不仅有巨大的环境效益，而且有巨大的经济效益。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算细账，使干部群众充分认识到造林绿化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二是实行领导办点责任制，通过点的突破，推动广泛的群众造林运动。决策做出后，我以为会很快掀起造林高潮。谁知，1986年春我下乡检查，从广州一路向东走，眼前所见，许多地方没有什么动静，冷冷清清，造林的势头并没有预料的那么好。只有到了惠来县，才发现该县认真响应省委、省政府的号召，对造林绿化工作很重视，书记带领几千人的队伍上山造林，声势大，效果好。我意识到十年绿化广东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需要各级领导真抓实干，需要千百万群众积极参与；如果对造林绿化只停留在一般的号召上，只是做做表面文章，造林绿化很难获得成功，过去几十年的教训就在这里。每年三月的植树节造林行动，看似热闹，但成效甚少，各地造林只是奉命行事。有些地方种了树，但不管死活，成活率不高，甚至有些地方栽少报多，做应付文章。如果这样，即使再过几十年，绿化广东也无希望。所以，绿化广东大地，必须拿出过人的决心、毅力和强有力的措施不可；必须把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把思想发动与办点实践相结合，领导带头办点，通过点的突破，推动群众性的造林活动。
于是，一回到省里，我们迅速召开全省电话会议，部署领导办绿化点的工作。并提出要求：各县县委书记、农委主任和林业局长要每人选择一个荒山多的行政村作为自己的点，扎扎实实开展造林绿化，当年点上要完成造林任务，通过办点的实践取得经验，指导当地的造林绿化工作。这就是当时群众称的“三长”办点（从1988年开始，各县县长也参与，“三长”办点变成“四长”办点）。
会后，全省上下迅速行动，我和分管农村工作的副书记郭荣昌、副省长凌伯棠带头分别在从化、三水、增城搞了三个示范点。领导带头办点，虽然面积有限，但效果好，质量高，对群众造林起到了比较好的示范作用，增强了群众造林的信心。同时还便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指导工作。比如，化州县委书记，到平定镇山口坡村办点，发现当地原来划分自留山、责任山时，将远山、近山、肥山、瘦山平均搭配，把一个个山头切成“西瓜片”、“豆腐块”，不适宜耕种，于是他在办点中同群众商量，摸索出“面积不变位置变，适当集中连片”的办法，并将其推广，使全县43万亩自留山、50万亩责任山得到调整，大大加快了造林种果的速度。该经验后来在全省推广。再如，云浮县委书记在领导办点的过程中，总结出了“四包”经验，即由专业队“包育苗、包打穴、包移栽、包成活”，然后给当地群众管护，收益按比例分成。该经验在全县推广，云浮县由“老大难”变成造林绿化的先进县。
三是制定奖惩机制，发挥“黄牌”效应。在现实生活中，有些方针政策贯彻不到底，原因虽然很多，但缺乏制度保证，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缺乏奖惩机制，无疑也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原因。基于这种认识，广东省委、省政府制定了奖惩机制。由省统一制定奖惩办法，每年组织一次实地检查评比活动。对造林绿化有功者，表扬嘉奖，晋升工资；对造林绿化不力者，出示“黄牌”警告，提醒注意。检查结果公开登报。
从1986年到1990年，广东共组织了五次造林绿化大检查，年年兑现奖罚，共通报表扬了93个造林绿化成绩优异的市县，给17位表现特别突出的县委书记晋升一级工资奖励，对18个问题较多的市、县（区）“提醒注意”批评，对一个县级市给予“黄牌”警告。与此同时，各县也组织对乡镇的检查评比，表扬奖励了一大批基层干部，也撤换和处罚了一批不称职或失职的干部。这种在报纸上公开奖励先进、鞭策后进的方法，对各级领导干部震动很大。造林好的受到鼓舞，再接再厉；造林差的受到鞭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1987年受到“提醒注意”通报的紫金县，在县委书记的努力下，1988年就一跃成为造林绿化先进单位。
四是开源与节流相结合，实行“造、封、管、节”四管齐下。增加森林蓄积量，既要开源，即造林种树，封山育林，培育和发展森林资源，又要节流，即加强管护，限额采伐，改燃节柴。如果只开源不节流，过度砍伐，森林蓄积量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会减少，这也是过去年年造林不见林的一个重要原因。1985年开始的大规模造林，强调开源与节流相结合，实行“造、封、管、节”四管齐下。
五是把造林和种果结合起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农民是讲实惠的，在生产经营上希望“吹糠见米”，“早种竹、晚遮阴”。单纯的造林绿化尽管有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但生产周期长，资金回收慢，在经济上不合算，难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为此，我们引导农民摆脱传统林业观念的束缚，把造林同种果结合起来，同因地制宜发展其他种养业结合起来，实行长短结合，以短养长，走多种经营、综合经营的路子。按照这条路子，我们在造林的同时，积极开发山地坡地种果树，形成了一批有地方特色的水果生产基地，如梅州的沙田柚基地，高州的香蕉基地，阳山的板栗基地，廉江的红橙基地，潮州的潮州柑和名茶基地等。同时，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小果园、小竹园、小茶园、小药园也迅速发展起来。山区的经济出现了“山顶种林种树，山腰种果种竹，山脚养禽放牧”的新格局。种养业生产周期短，资金回收快，效益高，大大调动了广大农民造林绿化的积极性。
在造林绿化上，广东省委的决策，思想动员，领导办点，“黄牌”效应等，不仅在广东家喻户晓，反应热烈，而且引起了许多省区的关注和兴趣。吉林、安徽、四川、湖南、广西等省区，或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或直接向广东省委发来函电，要求广东省向他们提供有关的文件和材料，以便学习和借鉴。广东造林绿化取得了重大成就，199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广东“全国荒山造林绿化第一省”的称号，树立了一面造林绿化的旗帜。1993年，全省比预定时间提前两年实现绿化目标，取得了巨大的生态、社会、经济效益。
采访者：对于造林绿化，您下了很大的决心，曾说“不把广东绿化起来，我死不瞑目”；但外界有人对此横加指责，说您党政不分，越俎代庖，您觉得委屈吗？
林若：广东刚开始制定“五年消灭荒山，十年绿化广东大地”的目标时，社会上是有很大怀疑的。但省委是有决心的，我作为省委书记也是有决心的，不把广东绿化起来，我死不瞑目。当时，各级党政领导都亲自抓林业。
不过，对于这种做法，外界也是有不同看法的。有人认为这样做只抓了“牛尾巴”，没有抓住“牛鼻子”。北京一家大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指责“书记耕了县长的责任田”，是“越俎代庖”，似乎省委抓造林绿化工作是越过了界，党政不分，不点名地批评了广东的做法。
在1988年1月接受来自北京几家报社的记者采访时，我说：造林绿化难度很大，需要很大的决心，很大的魄力，甚至要冒一定的风险，才能进行。在现行体制下，光靠林业部门一家，孤掌难鸣，需要各级党政领导重视才行。我甘冒党政不分这个风险，人家爱批就让他批吧，抓出成果来再说。没有这种精神，就很难办成事。
（未完待续）
来源：《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