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访 者：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整 理 者：袁晓江 王涛 田亮 张秀玉 周珺
采访时间：2007年2月10日、9月5—6日
采访地点：中共深圳市委办公大楼会议室
李灏 广东电白人，1926年12月22日出生。1946年考入中山大学，1947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组织派遣到粤桂边游击区工作，任粤桂边纵队营教导员。新中国成立后，在电白县政府担任科长，参加土改。1953年调到北京工作，历任国家计委经委组长、处长，国务院工交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建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家进出口委专职委员、对外经济贸易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家经委秘书长。1983年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副书记。1985年8月后，任广东省副省长、深圳市市长，1986年5月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兼深圳市市长。1993年任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主持深圳工作期间，大力推进综合改革和制度创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大规模构建立体运输。
一、到深圳工作的前前后后
采访者：您长期在国务院部委办工作。中央基于什么考虑派您来主政深圳？是因为您曾经参与了我国改革开放和设立经济特区的前期调研、筹备工作，还是别的因素？
李灏：这是一次意料之外而又于情理之中的安排。1985年，中央决定我到深圳工作，许多人没有想到，我自己也感到有点突然。1985年6月5日，谷牧同志约见我，说5月31日他去国务院总理那里时，总理提出让我去深圳工作。过几天，田纪云同志也找我说了这件事。
对此，我确实没有思想准备，同时也觉得我不合适去深圳工作。之所以这样想，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责任太大，怕担当不起。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区，我怕自己能力水平不胜任，耽误了国家的大事。二是缺乏基层工作经验。我虽然是从县的基层来的，但1953年从广东调北京后，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绝大部分时间做的是“幕僚”工作，是“二排议员”，脱离基层第一线太久。三是与谷牧同志的关系。1960年至1965年我在国家经委工作时，担任谷牧同志秘书。后来虽然不当秘书，到国家建委、进出口委工作，但很长时间都在谷牧同志领导下工作，直到1982年才离开谷牧同志管辖的部门。经济特区一直是谷牧同志分管，如果我去深圳工作，又回到谷牧同志管辖的范围。考虑到特区这种独特的环境，我去那里工作可能有诸多不便。我曾向谷牧同志开玩笑说：您对身边工作人员管得很严，工作做好了您不敢表扬，出些差错您不敢保护。四是我是广东人，在广东的关系较多，怕不好处理这些关系。
这些理由我除了向总理提出外，也对田纪云、谷牧同志申述过。田纪云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是我的顶头上司。他说：好几个部门要你，我们都没有放，这次是总理定的，事前没有征求我的意见。谷牧同志说得很干脆：总理做的决定，你能改变吗？一副无奈的表情。
当时深圳经济特区刚刚起步，对这个新事物，境外有些传媒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内地对深圳的非议也不少。有些同志好心地劝我不要去那个地方，还有人很直接地说去那里是送死，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凉感觉。我跟家人讲，这次我是上前线，你们都不要去。
后来我了解到，中央之所以要派人到深圳，对深圳班子做一些调整，是中央高层下的决心。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后，建设日新月异，取得很大成就。但由于摊子铺得太大、经济秩序不够好等原因，各方面的批评也比较多。香港一家报纸发表评论员文章，指责深圳是建立在“假、大、空”的基础上。内地则对深圳利用特殊政策倒买倒卖赚内地的钱，也有不满。1984年，邓小平同志到深圳视察，他说这次来只看不说。他给深圳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是离开深圳五天后在广州补题的。回到北京，小平同志还曾说到，深圳是一个试验，成功当然是好事，不成功也是一个经验。这说明小平同志对深圳充满期望，同时也不无忧虑。
当时深圳领导班子的团结也有一些问题，特别是主要成员之间不那么协调。中组部领导找我谈话时，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有两项工作没有把握，一项是特区货币是否发行，另一项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该怎么建设。中组部领导说，深圳的问题恐怕不只是这些吧，反复讲主要是班子问题。开始，总理也觉得临阵换将不太好，是反复权衡利弊之后才下的决心。
如果说要对深圳班子做调整，人们觉得是意料之中的话，那么让我去深圳使许多人感到意外。让我去，看似偶然，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踪迹可寻。
首先，我较早参与过我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兴办经济特区等工作。1978年，谷牧同志率团出访西欧五国，我是随员之一，并参加起草西欧五国考察报告。这个报告是当年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的主要文件之一。1979年我在国家进出口委工作时，直接参与了经济特区的一些建设工作。当时涉及经济特区的几个重要文件，如1979年的中央50号文件、1980年41号文件、1982年27号文件，我都参与了起草工作。1983年、1984年我先后陪同胡耀邦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到广东做调查研究。
我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党组副书记，身处重要岗位，调到深圳这样一个小地方，有人感到不理解，并引起种种猜测。许家屯就是其中一个。他在回忆录中写到，1984年他经港澳办和姬鹏飞同志同意，提议我去港澳工委接替他的工作，只是总理不表态未调成。仅隔半年，却将我派到深圳。他感到不理解，在书中作了一些毫无根据的猜测。
其次，我与特区工作有不解之缘。1985年我到深圳工作之前，就有几次类似的经历。第一次是1981年，广东省委决定调吴南生同志回省委工作，由梁湘同志接替，在考虑市长人选时，我是候选人。由于国家进出口委没同意放人而作罢。第二次是1982年，中组部部长宋任穷来广东时，曾酝酿调梁湘回省政府任职，提出由我接替梁湘的工作。第三次是1984年成立国务院特区办，谷牧同志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要物色人选，总理曾提过我。谷牧开玩笑地说，李灏已不姓“谷”了，他现在姓“田”、姓“张”，意思是我归田纪云和张劲夫同志直接领导。
也许正是我与特区的这些渊源，当要派人去深圳时，我就在总理身边工作，说调就调，没得商量。
采访者：赴任前，十几位中央领导找您谈话，有过什么重要指示，给了您“尚方宝剑”吗？
李灏：我从中央机关到深圳工作，外界确有各种猜测，认为我是“京官”，肯定有尚方宝剑。香港的一家报纸说是“京官南下，力保特区”。
我上任前，总理和万里、李先念、薄一波、胡乔木、姚依林、李鹏、谷牧、张劲夫、田纪云等多位中央领导同志，以及中组部部长尉健行、副部长王照华先后找我谈话，有的领导还不止一次谈话。像我这样级别干部的调动，这么多中央领导同志找谈话，非常少见。并不是我有什么特殊之处，而是经济特区太重要，中央高度关注。
总理与我谈话涉及的问题比较全面，特别是关于深圳功能任务和改革权的问题非常重要和关键。总理找我谈话时，我向他提了这样几个问题：一是“深圳是否仍是改革开放的试验场”，他明确回答，“这是深圳特区的重要功能任务”。二是如果深圳是改革开放试验场，深圳是否在改革开放中有一定权力，允许突破一些不合时宜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总理也明确回答当然可以。三是对一些重大的紧急的问题和政策措施，深圳特区可否在报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同时，直接向中央、国务院及总理请示报告。总理回答说当然可以，特区与一般行政区有区别，这样做是允许的。对于以上几点指示，我问是否可向国家体改委和省里传达，我还特别提出到那时为止，国家体改委还没有把深圳的改革列入议程。我说希望得到这些部门的及时指导。总理表示同意，要我直接找安子文同志（时任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总理这段谈话非常重要，它关系到深圳还是不是开放窗口和改革试验区，深圳能否大胆突破和制度创新。如果说有尚方宝剑，也许就是这一项吧。
在谈话中，总理提到深圳的产业发展。他说，深圳有一个目标是搞工业，但商业、旅游业也很重要，不能忽视。要以商养工，以短养长。现在要重视商业、旅游业如何创汇。贸工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要与内地联合，采取互利方式。深圳与内地互相离不开，只有紧靠腹地，才能打进国际市场。总之，不准搞邪门歪道，要搞明的，要经得起检查。
总理与我的谈话中还涉及深圳的工资方案。我说据深圳的同志反映，最近广东省通知深圳停止执行工资改革方案，而工资改革是与其他多项改革配套进行的，是否可以要求省委允许深圳继续实行这项改革。总理表示可以，要在调整中完善，深圳的工资水平可以按低于香港、略高于内地设计。我到深圳后，有人传言我是来砍工资的。
深圳经济特区在起步阶段非常艰难，建立合理的经济体制非常重要。谷牧同志分管特区工作，在这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他对我说：你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摸摸年初特区工作会议提出三年爬个坡、三分之二产品出口、转外向型等做得如何。成败关键是外向型经济的建立，争取三年实现这个目标。不仅如此，深圳要做到万商云集，许多东西直接通过深圳到内地，不一定通过香港中转。深圳要工商业并举，对内地做买卖，不能禁止，但不能骗汇套汇。全国各地发生的违法乱纪事件，几乎都与深圳有关。谷牧同志还谈到班子团结问题，他说：你去后要做工作，搞好团结，面对困难，尤其要拧成一股绳。
深圳在抓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需要下大力气抓廉政和精神文明。中央领导与我的谈话中，这方面的内容也比较多。薄一波同志的谈话主要是廉政问题。他说到，市政府前有一个孺子牛雕塑，市领导却住小洋房，外界说是“前有孺子牛，后有常委楼”。他说：你去深圳后要“三不沾”。一是生活上不要特殊化，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越是在特区越要这样，出污泥而不染。二是要按政策原则办事，不走后门，不送人情，不搞宗派，不要染上私字。三是真正把深圳搞起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薄一波同志还提到，深圳要办好工业，多创汇，起窗口作用，不能被人当成“软骨美人”。深圳是全国的特区，是全国的一部分，看法做法要考虑到全国。胡乔木同志的谈话主要是精神文明。他说：深圳要比内地更严，才能成为全国的窗口。不仅要学习技术，还要学习精神文明，要有这个抱负。在教育手段上，可用一些新办法。深圳是特区，不受国内办事的约束，可以出一些特殊办法。搞精神文明，要与群众切身利益结合起来。从职工教育抓起比较容易，把职工队伍的思想搞端正，就很了不起。把深圳形象搞好了，对全国会有很好影响。
采访者：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您初到深圳烧了哪几把火？
李灏：我这个人历来比较低调。到了深圳，我按照中央领导同志要求，头一件事，就是组织力量开展一次全面的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我们做事、决策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次调查研究，市里主要领导和部门都参加了，效果也是好的。
搞好班子的团结是中央领导交给我的一个重要任务。到深圳后，我与市委书记梁湘同志交换了意见，提出当前工作的“八字”要求，即稳定、控制、调研、团结。为了解决班子内部的矛盾，我分别找了梁湘、周鼎等同志谈心，希望大家坐在一起面对面交心，解决矛盾。我还要求在开常委会时不能拍桌子、吵架，要心平气和，有解决问题的诚意。
当时深圳与内地，特别是周边地区的关系比较紧张，与蛇口的关系也比较紧张，处理好这些关系也是当务之急。我提出深圳是全国的深圳，要牢牢树立这个观念。深圳要为全国服务，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探索道路。如果只把眼光放在深圳这个小小的地方，不会有大的作为。深圳与内地是相互支持、互惠互利的关系，如果不在练内功上下工夫，而是利用特区的政策赚便宜，有悖建立特区的初衷。深圳与东莞原来都属惠阳地区，本是一家人；深圳建立经济特区后，与惠州、东莞的关系不够好。惠阳地区某领导曾在会议上公开提出，只要是深圳某领导人的车，在经过东莞时一律扣下，可见关系紧张到何等程度。为了协调深圳与蛇口工业区的关系，我到深圳的第三天，就去蛇口搞调研，并专门拜访了袁庚同志，向他传达了中央领导对深圳的指示。袁庚同志说：你来得还不是时候，现在问题很多，但还没有爆发，一些人对严峻形势缺乏正确认识，认为形势还不错。我们一致认为，深圳与蛇口工业区的团结很重要，我们要支持梁湘同志的工作。
为即将开展的经济调整和更好的发展作准备，我在上任后的第一次市长办公会议上提出建立四个机构。一是外汇调剂中心，为建立外向型经济创造条件；二是监察局，抓好干部的工作作风；三是投资管理公司，建立市属国有资产管理的责任体系，落实政企分开；四是深圳规划委员会，搞好城市整体和长远规划。如果有所谓“三把火”，这可能算是吧。
深圳的主要问题是工业基础薄弱。我到深圳工作的前后，对工业发展做了一些思考和工作。1985年8月，在我来深圳之前，与电子工业部部长李铁映有过一次长谈，商量如何发展深圳的电子工业。这次谈话收获很大，我们商定增加深圳（后扩大到广东）作为全国电子工业三大基地之一（另外两个是上海和北京）。具体措施三条：一是电子工业部在深圳设立办事处，协助深圳市进行宏观管理；二是电子工业部与深圳市政府合办电子总公司，即后来的赛格集团；三是成立电子行业协会。以上三个机构均由电子工业部派得力干部马福元负责。
9月12日，根据我的建议，周建南同志在京约请10个工业部的负责同志讨论研究深圳工业发展问题。11月5日，有国务院20多个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工业座谈会在深圳召开，周建南、何椿霖同志主持会议。这次会议对深圳工业提出“轻小精新”的发展方针。
二、成立四个机构，推动四项改革
采访者：1985年8月您到深圳后，先做了20天的调查研究，决定建立市长办公会议制度。在9月份召开的第一次市长办公会议上，您提出建立四个机构，即外汇调剂中心、投资管理公司、监察局和规划委员会。为什么要首先成立这四个机构？为什么要先从这些方面开始改革？
李灏：成立四个机构，本身就是四项重要改革，深圳的发展要有制度作保障。我经过调研发现，这四个方面问题比较突出，也相对容易解决。此外，下一步就要进行经济大调整，如果这四个方面改革不先搞，今后就没机会了。
外向型经济需要相适应的外汇体制。我国当时的外汇体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对于要建立外向型经济的深圳并不适合。80年代中期，深圳汇价有：一是官方牌价，二是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格，另外还有不合法的黑市价格。当时贸易外汇内部结算牌价是1美元兑2.80元人民币，官方牌价是1美元兑1.5元人民币左右，黑市价格1美元兑5-6元人民币。这是鼓励进口、压制出口的外汇政策。
所以，大家都搞进口，没有外汇怎么办？到处想办法搞外汇，除了用权力搞外汇，就是炒卖外汇，由此出现外汇黑市。我没来深圳之前，中央纪委某室一个姓马的主任，带了几十个人，加上省里的近100人，来到深圳专门打击外汇黑市买卖，先抓了我们一个贸易公司的老总。后来，有一个礼拜天，市检察院的同志来到我家，要我批准对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当时深圳最大的一家公司）总经理孙凯风、副总经理张西甫立案审查。因为他们出口赚了外汇不到银行去结汇，而是私下与其他公司交易。我说不能抓人，倒卖外汇确实违反制度，但他们也是逼得没办法才这样做，这叫合理不合法。我们很快就推出一项改革，建立外汇调节中心，让外汇调剂既合理也合法。
中纪委的马主任思想很解放，经我们反复说明，在亲自了解情况后，他认为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并与省、中央纪委沟通，得到支持，很快撤走工作队伍。几年后我市的同志去看望他，他风趣地说：是我与深圳的领导挽救了深圳。
成立外汇调剂中心是外汇管理制度的极大突破。我们规定，所有深圳市企业出口创汇，可以不到中国银行结汇，而到外汇调剂中心调剂，需要外汇的到这来买。调剂价随行就市，一般都在1美元兑4-5元人民币以上，双方自愿成交。同时严格规定，卖方与买方都必须是深圳的单位，这样对全国外汇管理不会造成冲击。
设立投资管理公司是基于什么动机呢？我到深圳后做了一个调查，发现政府机关几乎没有不办企业的。不要任何投资，拿张工商执照，挂个国有企业的牌子，就开张经营做生意了。国有企业是政府包办的，由政府兜着。当时，财政收入多少，欠多少债，还有个账。但政府有多少企业，企业有多少资产，谁也搞不清。资产负债的概念也没有，只看当年赚多少钱，欠多少债都不管，这多危险！
设立投资管理公司是我们先做试验，后来全国很多地方也这样做。所有的市属国有企业统统归投资管理公司管理，作为独立的法人。1987年投资管理公司成立后，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弄清深圳究竟有多少经营性的国有资产，负债是多少，净资产是多少。如果没有这个机构，国有资产将是一笔糊涂账。
建立监察局是一项行政体制改革。为什么要成立监察局？我认为干部的作风建设很重要，干部良好作风是特区健康发展的保障。特区在艰苦创业，需要一支特别过硬的队伍。而建设一支过硬的队伍，保证干部的良好作风，需要一个机构。因此，监察局应运而生。
1985年11月，我第一次在深圳接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他问深圳有没有贪污问题。我说深圳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不可避免会有，但不是很严重。他接着问我们如何对付。我说准备成立监察局，参考新加坡反贪局、香港廉政公署的做法，不过我们不照搬。监察局有三项职能，第一是监督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第二是监督政风、政纪；第三是监督干部的操守。
那时候全国还没有监察局，搞“严打”时，动不动就用纪委、政法委的名义，都是以党的名义冲在前面，这明明是政府的职能嘛！党的纪委应当站在更高的位置上制定政策、使用干部。要超脱一点，不要事事冲到前面！我对监察局的干部要求很严，为了让权责利对等，决定给他们加一级工资。啊呀！反对得不得了。最后只好妥协，只加了半级工资。
成立监察局，我们市委是积极支持的，我要纪委书记兼监察局局长，紧锣密鼓地筹备。开始还有一些工作动态的报告，但后来突然安静下来，变得无声无息了，怎么回事了？在一次常委会议上，我问这件事时，大家都不吭声。梁湘同志只好说，听说人家不赞同搞这个东西。我问谁不赞成？大家又不说话。最后有人告诉我，说成立监察局是胡闹！我说：说我是胡闹，应给我说出一个道理来！没有任何人讲。我是认真做改革实验，你说我胡闹，我还要给你扣一个帽子，说你反对改革哩！后来才知道是最高检察院某领导有不同意见。这样，停顿了一段时间，监察局到了1987年才成立。
第四项改革是成立规划委员会。市长不抓规划，对整个发展的布局没有安排，光抓几个项目，那不乱套了吗？过去有个规划局，没有国土局。有个计委，是管项目的，对这一片土地资源怎么利用发展没有总体规划，更谈不上国土运用了。
我们的规划委员会委员包括了市主要部门的负责人，还聘请了国内外一些专家，如日本、新加坡、英国等国家一些知名专家。市长是当然的规划委员会主任。1990年我担任市委书记，不再兼任市长，规划委员会主任由郑良玉市长担任。
三、80年代中期深圳经济大调整
采访者：您来深圳后，为什么要进行经济大调整？为什么把这次调整比喻为“壮士断臂”？
李灏：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意见和特区工作精神，1985年至1986年，深圳进行了一次较大的经济调整。主要是压缩过大的基建规模，调整产业结构，整顿经济秩序，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这次调整被称之为“壮士断臂”，有痛苦，但更有痛苦之后的喜悦。之所以要调整，主要是因为深圳快速发展之中存在不少问题。
1980年深圳建立经济特区，在中央、广东省及全国各地的支持下，深圳的建设一片兴旺，经济快速发展。到1985年，经过了连续5年的高速发展，1985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9亿元，工业总产值达到24.7亿元，1981年至1985年5年中，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50.3%和91.3%。特区人口也从几万人发展到40多万人。
但是，在持续的高速增长的背后也隐藏着危机，主要是基建规模过大、投资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欠佳、非生产性项目过多，分散了财力和物力，造成总供给与总需求脱节，比例关系不协调。建设主要靠银行贷款，1985年全国也开始收紧银根，银行贷款减少。这些问题最终发展为外汇收支和财政收支不能平衡。这是后来下决心调整的主要原因。
从深圳特区建立到1985年底，累计完成基建投资64.3亿元，其中银行贷款达19.3亿元，占30%。按合同规定，大部分将于1986年、1987年两年还清本息。政府的负担很重，当时政府的借款相当一年半的财政收入。如不调整结构和压缩基建规模，则无法按期还清贷款。
从深圳市的固定资产投资看，1981年是3亿元，1982年7.4亿元，1983年10.8亿元，1984年猛增到19.5亿元，1985年再增加到33.3亿元。1981年至198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长达到91.7%，其中1985年比1984年增加1.1倍。
投资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房地产项目过多，而房地产项目主要是建酒店、宾馆，据1984年初步统计，酒店的床位超过2万个，正在建的酒店还有2万个床位，这个数目已超过香港当年酒店的总床位数。1985年8月20日市财贸办负责同志汇报工作时反映，深圳现有旅馆有4.5万个床位，按要求有3万至3.5万个即够用。据对在建和已批准兴建的旅馆统计，到1990年将建成旅馆297家，共有15万个床位。
除基建规模过大外，企业中的问题也比较多。许多企业经营方针不端正，素质不高，经营不善，经济效益较差，总是想利用外汇的差价赚内地的钱，反而导致商品大量积压，负债累累。
由于深圳发展存在诸多问题，这个时期对深圳的非议也比较多。有人认为深圳靠国家“输血”过日子，针头一拔掉，深圳马上就会不行了；有人认为深圳靠赚内地的钱生存，深圳建成特区，内地成了“灾区”。由于对深圳的误解和信心不足，内地对深圳的投资急剧收缩。深圳初创时期之所以发展快，大量贷款和借外汇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内地在深圳投资的减少，对深圳的发展确实有较大影响。
不仅内地对深圳有非议，境外一些报刊也把矛头指向深圳。1985年7月12日至26日，香港《 信报 》连续发表针对深圳的“十二评”，作者署名邓凡。对深圳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深圳是建筑在“假大空”的基础上，深圳已百病缠身，要揭开深圳特区的庐山真面目。这些文章出笼后，深圳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准备进行反驳，许家屯也派了秘书长杨奇到深圳，帮助组织文章。但最终到我来深圳时都没有写出一篇反驳文章。对这件事，我与袁庚同志也交换了意见，他认为“十二评”是过分了，但也有一些事实，要反驳并不十分容易。我们不如干脆置之不理，把自己的事做好，用事实来进行回答。我赞同袁庚同志的意见。后来证明这个思路是对的。
采访者：中央对深圳的调整提出了什么要求？
李灏：中央对深圳的调整有明确要求。1985年、1986年中央分别召开两次特区工作会议，对深圳经济调整起了关键作用。
1985年2月19日，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主持召开了深圳经济特区工作座谈会，谷牧同志指出，深圳经济特区要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再努一把力，爬一个相当困难的坡，更上一层楼，真正成为以工业为主、以出口创汇为主的外向型的综合性经济特区。
1985年12月25日至1986年1月5日，国务院又在深圳召开全国特区工作会议，国务院29个部委的负责人及广东、福建两省和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特区的负责人参加，谷牧同志主持会议。会议提出，特区的工业投资以吸引外资为主，引进应以先进技术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根据国际市场的要求开拓一批竞争力强、稳定适销的“拳头”产品，工业制成品60%以上外销，外汇收支做到平衡并有节余。会议还提出，特区领导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重点要放在建立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上，要从前几年铺摊子、打基础转到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上来。
两次特区工作会议标志着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深圳经济大调整的指导思想，整个大调整过程及以后的发展，都是按照两次特区工作会议的要求进行的。
这个时期，理论界及中央有关部门也开始对深圳进行调研，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
1985年初，应深圳市委、市政府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带队来深圳调查研究，撰写了《深圳经济特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报告》。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国光的《深圳特区的发展战略目标》，提出深圳特区发展的战略目标。中央和省的一些研究机构也到深圳调查研究，提出深圳的发展目标。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把深圳建成为外向型的、以先进工业为主的综合性经济特区。
1985年11月，国务院特区办在深圳召开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外向型工业座谈会。会议由周建南和何椿霖主持。会议一致认为，深圳要发挥地理和政策优势，不断完善投资环境，外引内联，扬长避短，依靠国内技术和资源优势，重点发展轻、小、精、新工业，不办重型、技术陈旧的工业，建立合理的企业结构，开发在国际上有竞争能力的产品，形成一个有应变能力的外向型工业体系。
采访者：深圳是如何调整的，调整过程艰难吗？
李灏：为了做好这次经济调整工作，我们在1985年10月前后对全市经济做了一次大规模的全面系统调查，掌握了大量原始资料，为大调整作了基础性工作。
1986年1月至2月，市委、市政府先后召开局以上干部会议、三级干部会议、处以上干部会议。传达特区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经济调整工作。提出1986年全市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开放，深入改革，理顺关系，加强管理，发展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控制基建规模，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为特区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1986年3月，市政府印发了《关于坚决压缩基建规模的会议纪要》。
这次调整的首要任务是压基建规模，这是特区工作争取主动的关键。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以来，中央从来没有给深圳基建规模计划，但1986年给深圳下达基建规模计划。深圳的基建主要靠银行贷款，1986年银行也压缩贷款。这些情况说明，深圳不得不调整。1985年深圳的基建规模是28亿元，1986年中央核定给深圳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是14亿元，比1985年减少了一半。到年底调整到20亿元，实际完成19亿元，仍比1985年减少近1/3。市政府对全市在建和已批准的1532个基建项目作了重新审查，根据轻重缓急以及投资流向和资金落实情况进行筛选，共停建、缓建804个，占全部项目的52%，压缩投资金额25.7亿元，占上报投资额的61%。施工房屋面积1985年是1031万平方米，1986年压缩到786万平方米，减幅为24%。1986年停建了54栋18层以上的楼房。
这次大调整由于涉及的面广、力度大，困难可想而知，我们承受的压力也很大，我在深圳工作的八年中，压力最大的就是这个时期，我把它比喻为一场艰难的“攻坚战”。做加法易，做减法难。当时报刊尽量回避“调整”两字，总认为调整不是什么好事，害怕调整出现问题。
最难的是基建规模的压缩，它不仅仅是少投资几个项目，而且关系到职工的生活。由于基建规模大幅度压缩，基建队伍的工程量大大减少，基建工人的生活面临困难。当时全市基建队伍人数一下减少了10万人，一些基建公司无活可干，工人无工资可拿。有一家国有基建公司到过年时还无法给工人发工资，情绪激动的工人们冲到队长家讨工资，正见这位队长家在煮鸡，工人说我们连过年的钱都没有着落，你还有心思煮鸡吃，大家一哄而上，连锅带鸡一起拿走了。
一些干部职工，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对调整也不够理解。有些同志对长期高速发展，特别是基建规模过大、投资结构不合理、建筑标准过高所带来的问题认识不足，看不到这种转变的客观必然性。有些同志把当前经济上出现的困难，看成是政策造成的，是国家加强宏观控制的结果，怀念所谓“黄金时代”，有怨气，有怪话，只讲外因，不讲内因。有些同志信心不足，担心压缩空气，调整结构会影响改革开放，影响特区的繁荣，对特区能否依靠自身力量克服困难，取得发展，抱怀疑态度。上述这些思想认识问题，从本质上讲，反映了一种盲目性，反映了我们对这种战略转变、对调整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缺乏理解。
来自境外的压力也较大。当时香港有人风言冷语，认为深圳抓工业是做表面文章，是为了对付上级，弄几个企业做做点缀。如果深圳这次大调整不能把结构调整合理，工业不能上一个台阶，这种流言飞语就会更有市场。
1986年是深圳最冷清的一年，街上行人稀少，这一年没有一位中央领导在深圳过年。
尽管调整的任务艰巨，阻力较大，但由于有中央和省委的支持，我们的决心很大，措施得力，调整结束后，基本达到了目的。调整把过热的经济压下来了，调整使深圳把重点放在外向型经济上，调整使深圳把主要精力放在练内功上。
（未完待续）
来源：《广东改革开放口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