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访 者：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整 理 者： 王 涛、周 珺

采访时间： 2006 年6月12—14日

采访地点： 从化市吕田镇广州蓄能发电厂

匡吉 原名周智明，广西东兰人，1929年出生。香港达德学院肄业。1947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粤桂湘边纵队中队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粤中区行署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高要专署公安处副处长、中共肇庆地委工交部副部长、中共肇庆市委副书记。1977年担任云浮硫铁矿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兼党委书记。1983年担任广东省副省长。1992年担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在主持全省工业、交通、能源、电信等工作期间，本着开放、创新的原则，大力推进广东工业、交通、能源、电信的发展，通过实施韶钢广钢改革、沙角B厂、南方电网、广州抽水蓄能电站、广深高速公路、广珠高速公路、衡广铁路复线、广梅汕铁路、虎门大桥、惠州壳牌等项目建设，解决了许多长期制约广东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

一、“硫铁矿工人月工资有人拿到 500 块钱”

采访者：创建云浮硫铁矿，可以说这是您一个重要的起点。据说您到硫铁矿任职前，自己还跑到省里，找省长提要求兼任硫铁矿的党委书记，有这样的事吗？

匡吉：确实，我希望有一个平台可以实践自己的想法，但去硫铁矿当头，还是很偶然的。我是1977年7月底来到硫铁矿的，之前在肇庆地区经委担任副主任。本来省委决定我到省工交政治部当副主任兼经委副主任，已电话通知了肇庆地委和我本人。

1977年云浮硫铁矿作为国家重点项目，中央直接投资，化工部主管。当时，中央要求广东按照副厅级企业来配干部。省委便要肇庆地委从地委副书记中报两个人，派到硫铁矿去担任总指挥和党委书记。肇庆地委上报地委副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黄国、地委副书记王荫轩分别担任总指挥、党委书记。黄国曾是省委书记刘田夫的部下，他找到田夫同志说：“我是个老粗，怎么会派我去搞工业呢？我连工业技术的名词都听不懂，怎么能搞好？”田夫同志反问了一句，“那你觉得谁去比较合适？”这样，黄国就推荐了我。田夫和主管工业的省委常委李建安商量后，接受了黄国的建议，改派我担任总指挥。

我参加过各种政治运动，在农村干过，在工厂干过，对计划经济、政治挂帅这一套看透了，觉得已经走到绝境了。我希望有一个平台可以实践自己的想法，去云浮硫铁矿任职，符合我的心意。这样一个平台，上不到天，下不着地，化工部和省委都不会天天来监督我。但是，肇庆地委副书记王荫轩兼任党委书记，很明显，他不会天天在现场，是遥控的。经过十年动乱之后，许多企业的人事情况都很复杂，有的人去投靠书记，有的人去投靠厂长。我思前想后，感到将来在云浮硫铁矿这么大一个矿里，会有两种声音对抗，一种声音向书记反映，一种声音向我反映，我在现场，书记遥控。我认为这种干部安排有些不合理，要想干好硫铁矿的工作，我必须双肩挑。

在接到通知后我没有马上到职，而是去广州“跑”官了。我找到刘田夫和李建安，问他们是不是真的信任我。他们说：“怎么不信任呢？不是都下通知了吗？”我说：“既然信任我，为什么派一个书记来遥控监督我？如果是这样，我就不去。”之后，我把理由告诉他们，说这样实际工作不好操作，如信任我，或者把硫铁矿当试点，或是照顾我的情绪，就让我总指挥和书记一身兼。田夫对建安说：“那就让他一个人干吧。”于是，省委把王荫轩任硫铁矿党委书记的通知作废了，改由我担任总指挥兼党委书记。

采访者：在主持云浮硫铁矿的建设中，您实施了不少管理体制改革的新招，企业效益大幅提升。硫铁矿改革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呢？

匡吉：当时，我感到企业最大的问题，是搞政治挂帅，企业也实行党委领导一切，从厂里到车间（硫铁矿叫作业队）都由书记来挂帅，这样来搞经济工作，显然是无法搞好的。我到硫铁矿以后，就按我的思路来开展工作了。第一条我就宣布：硫铁矿的各级书记，只管好自己支部的党建和组织工作，做好人的思想政治教育，支持行政领导的工作。当时矿里的书记们，思想上都不通，我就开办学习班做工作。他们都向我要“圣旨”，问中央有没有文件，有没有上级通知。我总指挥兼党委书记，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对付我。于是，我成为全国第一个自行在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的人。

云浮硫铁矿是一个富矿，储量有2.3亿多吨，居世界第二位。储存矿的山，当地老百姓叫大金山，有金、水晶、铁、硫。过去老百姓就到这个山上淘金。在列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之前，地方上开办了一个小矿，打一个小洞，钻到山中间去，靠背篓背出来。

矿体在半山，上面堆着的土石有79万立方，70多米高，开矿前要进行一次大爆破。爆破用了740吨TNT，国防部的专家来进行钻孔和设计，一炮把这79万立方的山顶搬到了1公里以外。这次爆破应该说很成功，70多万立方的山头，爆破后不是就地散开，而是按照设计搬到1公里以外的一个山坑，算是中国第一大爆破了。

之后的主要工作是矿山剥离，我去施工现场看到，干活的工人大都在磨洋工。一天一个人挖不了一方土，一天一台车运不到3趟，一天能放20炮的放不到1炮，我心里十分痛心，问操作的人怎么效率这么低，他们也只是敷衍一下。当时工厂里、生产队里这种磨洋工的情况很普遍，要改变这种状况，提高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唯一的方法就是改为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计件工资。结果，以前平均每天运两车半，搞了计件工资以后每天运42车；一个钻孔机原来每天钻不到7、8米，现在钻200多米，效率大大不同。这样一弄工人们的工资都提高了，甚至超过了我当时每月200元的工资，有人拿到500多块钱，这在全国都是罕有的。国家给我们的定额，5.2元一个立方，这个工程剥离的土方为2700万方。按这个数量一算，每立方成本不到2.5元，减少了投资，效率就出来了。

搞计件工资后还惹出一些麻烦。国家计委知道我实行这个改革后，叫我马上到国家计委去汇报情况。我到了北京后，计划司、财政司的司长都找我谈话，责问“听说你们云浮硫铁矿，工人的工资发了500多块钱，是怎么一回事？”我说：“我们搞了计件工资。”他们说：“中国有哪个矿山搞计件工资的？你没有上报中央，没有得到国家计委的批准，你敢这样搞？”我据理力争，“你们为什么不算一下成本？在投资概算里，我包干的任务成本是5块多，现在实行计件工资，虽然工人的工资拿得比以前多了，可是完工后算算成本只要2块多。工人的工资多了，但是他们付出的劳动也多了，效率也高了，你们为什么不计算这些呢？”。双方坚持各自的看法，吵了起来，我说：“我不干了，你们找别人去干吧。”然后就从计委三楼的办公室走了下来，刚走到门口，就被计委派来劝说的人拉回办公室。最后，也没有什么结论，但是没有明确不允许我搞。我回来以后，不但没有取消计件工资，反而把计件工资从矿山剥离处推广到矿上的其他部门。

建这个矿山需要建汽修厂、机修厂、选矿厂、铁路、货运站、仓库、炸药厂等等总共25个工程，都涉及到农民搬迁的问题，要搬迁3个公社的18个生产队，涉及到几万农民，如果处理不好同农民的关系会变得寸步难行。我原来在肇庆地委，每年都到农村去支农，同农民在一起的时间很多，深知农民的安置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后患无穷。为了搞好同当地干部、农民的关系，我把党的统战政策用到了矿山工地上。县里叫我帮忙办什么事我都帮他们办，比如修建云浮电影院，免费供应云浮科级以上的干部使用液化气，公安局缺什么能帮忙的我们都帮助解决，生产队的队长我都亲自去家访做工作，帮农民建水泥地的晒谷场，安置当地农村年轻的劳动力。这样一来，当地干部、农民都很支持我们，我说要征哪个生产队的地，他们都会帮我做工作。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农民去找矿山的麻烦。

二、“要抓紧用够用足政策，政策一变想用也迟了”

采访者：“喝珠江水，吃广东粮”，八十年代中期之后，广货流行大江南北，很大程度上缘于广东企业技术改造，当时您为之付出了不少心血。请您谈谈企业技术改造的情况。

匡吉：我刚上任副省长时，正是广东国有工业企业举步艰难之际，经过一番调查后，我认识到只有搞技术改造才能振兴这些企业。80年代初期，广东资金有限，建一个像样的工厂需要千百万资金，不可能建得很多。但时间不能等，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中央虽然发了 50号文，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但谁知道能管多久。比如80年代一些开发区充分抓住时机，经过5年10年就大变样； 而一些动作慢的开发区就不是这样，到了90年代还是很荒凉。这就说明，虽然中央有政策，但随着形势的变化，这些政策是会不断改变的。你今天不抓紧，不用够用足，到明天政策一变，收回去，你想用也迟了。

广东的工业企业当时有2630家，整体形象是老、小、散。老，是指年代久，技术落后；小，是指规模小，稍大一点的厂只有江门甘化厂、广钢、韶钢、湛江化工；散，是指分散，除广州和韶关比较集中外，其它都很散。当时兴办新厂很难，资金不足，只能改造现有的企业。要搞技术改造，靠这些企业自己想办法也不容易，多数企业都很困难。如果靠银行贷款的话，一开始就要负担大量利息，企业承受不了。我到肇庆去考察，那些厂长们普遍认为企业搞技术改造一定要国家扶持才行。

广东的技术改造怎么办？我和施之华的看法比较一致，我们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当时，国家给广东的技改资金1982年是1亿元（到1985年是3亿元），加上不到1亿的折旧费，有近2亿的资金。我们就打算用这笔钱，作为企业技术改造贷款的贴息，然后把全省2600多家企业分行业排队，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安排向银行贷款，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这样，从1983年开始到1986年这四年时间里，共引进了1700套80年代的先进设备。

当时首先从卷烟行业开始，因为这个行业赚钱容易，利润来得快。引进现代化的卷烟机，当年投入，当年引进，当年收益，十分见效。第二个是食品行业，引进了生产糖果、饼干的先进设备如烘干机、压饼机等，一下子全省冒出了100多家饼干生产厂家，如江门饼干厂、肇庆饼干厂，都很有影响。第三个是饮料行业，比如扶持三水的健力宝，让它做大做强，形成规模。就这样，我们用了四年时间，引进80年代的先进设备对这些企业进行了改造，“广货”市场很快就打开了，在全国市场上都很吃香。当时流行的“喝珠江水，吃广东粮”，所指的就是健力宝和广东饼干，这是我们搞技术改造打响的两个名牌。广东的轻工业很快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了，为广东经济的起飞奠定了资金积累的基础。

采访者：您参与主持搞的韶钢、广钢承包，使这两个国有大企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您可以讲一讲韶钢广钢大包干改革的一些具体情况吗？

匡吉：广东的工业经过技术改造，在轻工业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广东的经济结构也发展成以轻工业为主，出现向轻工业倾斜的经济格局。但是，我们感到这种经济结构存在很大的缺陷，广东要想发展成一个经济强省大省，必须有一个雄厚的后劲，才能应付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这股雄厚的后劲，只靠轻工业是不够的，一定要有足够的重型工业，比如说钢铁行业。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很想把广东的钢铁企业搞上去。

费了很大气力建起来的韶关钢铁厂，计划年产30万吨钢材，但是所需要的物资设备如氧气、焦炭、运输等方面都达不到配套的要求，实际年产只有12万吨，到1983年为14万吨。广钢也只有年产13、14万吨的水平。韶钢建成投产18年，年年都亏损，1983年累计亏损1.8亿，是长期亏损大户。

怎样扶持发展这两个大型企业呢？我们有两个目标，一是扭亏，二是想办法让它发展。1982年曾经在韶钢实行过“亏损包干，扭亏奖励”的办法，但是要增强整个企业的活力，这还不够。1983年7-8月，我和李建安、财政厅厅长邸长云来到韶关，研究韶钢“起死回生”之计。我们研究得出的办法：第一条是省计委把每年计划从韶钢调拨的钢材定在1983年的产量14.2万吨。当时钢材的市场价格比计划调拨价格要贵一倍多，我们每年调拨的定死了，超额生产的钢材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得到的这部分利润用作韶钢的技术改造。第二条是企业盈利后税收保证每年上交875万，剩余的留给企业。这个方案定到1990年。当时产品税由韶关和省分成，虽然他们并不富裕，但是也以大局为重，做了贡献。韶钢从14万吨开始，第二年25万吨，第三年35万吨，2005年达到了400万吨。国家没有花一分钱，省里也没有花一分钱，就是靠这几条政策，就这么一直滚动下去。

当时，韶钢的书记经常来向我汇报，每年创造了多少效益，这些钱怎么用。大的数据要告诉我们，细的可以放手让企业去做，还有就是职工的福利相应的要搞好，不能太苦，也不能把钱都用来发奖金。要多为国家做贡献。韶钢不靠国家拨款，搞技术改造，挖生产潜力，通过1983年以来20多年的努力，从一个小厂做到年产400万吨的大型企业，花的钱不到100个亿，这是了不起的。如果要新建一个年产400万吨的大型钢铁企业，至少要投资400个亿。

在治理整顿期间，资金非常困难，购买设备的资金国内封死了，只能选择走中外合资的道路，才能避开治理整顿的锋芒。当时在香港的广东粤海集团有外汇，我们就跟粤海协调，让他们投资广钢和韶钢，每个企业投了500万美元，把广钢和韶钢由全民所有制企业改为中外合资企业，利用这500万美元来进行扩张。当时，广东的经济是困难的，银行都贷不了款，我到下边地市调研，他们都问我怎么办，我都建议他们赶紧把企业“嫁出去”。各地都有很多华侨在外经商，吸引他们前来投资，变成中外合资的企业，才能保证企业继续运转。所以，那个时候一下子涌现出一大批中外合资企业，这对广东摆脱困境继续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广东经济在治理整顿时期能够继续发展，归结起来就是善于变通。

三、“能源解决不好， 广东可能成为一只‘瘸脚鸭’”

采访者：广东电力的滞后，在相当长时间里都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您曾经四处奔走，想方设法建了一批电厂，暂时解决了电荒，对此您有什么体会？

匡吉：能源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基础中的基础，许多发达国家都把能源放在国家重大战略的地位，由国家层面来决策。像法国的EDF是一个公司，却享受内阁的待遇，由总统亲自任命。美国政府设立的部很少，设有能源部，是一个庞大的机构，下面还有很多研究所，在研究几十年上百年后的能源替代品。

但是在广东，我们对能源在政府行为中的重要性，20世纪80年代时还没有普遍的认识。广东在80年代起步的时候，情况是怎样呢？1983年我到省政府的时候，人们对于能源的认识还只在电力这一块，认为能源就是电力。

当时广东的电力又是怎么一个情况呢？只有245万水电、107万火电，总共352万的电力基础。那时，广东最大的水电站是新丰江水电站，只有28万千瓦。第二大的是枫树坝，只有15万千瓦。都是小电站，没有雨下的时候，靠它的库容来继续发电的调节能力很差，基本都是一些小水库，就靠一条小河，在中间筑坝，能装多少水算多少水，其他的等天下雨。火电方面，当时就靠黄埔几台12万机组、韶关曲江的十几万千瓦，加起来只有100万千瓦出头。靠这样的电力基础来支撑广东经济发展是非常困难的，电力问题的压力很大，到夏天用来开风扇的电都紧张。

广东的一次能源资源非常短缺。把别的能源转化为电，电还是能源，是二次能源。一次能源是指一次能把它转化为电能的能源，比如煤。这样的一次能源很少。1983年广东可开采的煤储量总共8亿吨，埋藏得很深，煤层很薄，开采条件恶劣。水虽然很多，但“有水无能”，因为河流比较平缓，落差很小，建一个水电站修一个坝要淹没大片土地，搬迁很多居民，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投资很大，收益很小。石油资源呢，国家对南海50万平方公里海域进行勘探，除了东部发现两个一亿吨的油田，西部没有发现大的油田，只有几个几千万吨的油气田，最大就是莺歌海的一个一千亿多立方米的气田。

广东要发展大工业、高新工业，能源是一个大难题，解决不好，广东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先天不足的“瘸脚鸭”。

按照省政府的分工，我管能源、基础设施、交通、通讯等，职责所在，当然要动脑筋想办法，我在省政府十多年，耗时耗精力最多的就是能源问题，我和省长叶选平多次探讨过如何解决广东的电力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先是到各个省去请教，出国去调查学习，来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我跑了很多国家，参观了很多蓄能电站。比如1986年去了法国的大屋蓄能电站、EDF，参观了法国的四个核电厂，了解了发电厂的建设条件、建设周期、投资、管理。接着，又到了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巴斯康蒂226万千瓦蓄能电站，还去了卢森堡的一个60万千瓦蓄能电站和英国苏格兰的一个30万千瓦蓄能电站。

我根据广东的情况和电力工业的特点，形成了思路，并向选平做了汇报，他也完全肯定。第一个思路就是，在广东，电力事业的发展必须作为一个战略来考虑，它不是一个短期行为，必须有一个长期的规划。电力的发展必须有一个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的规划，今年开工一个厂，明年另一个厂也必须开工，每年有开工的，也有投产的，而且投产的比率也要越来越大，要保持持续发展，必须建成这么一个梯级的规模发展，才能够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

第二个思路就是，因为广东没有足够丰富的一次能源，所以必须水电、核电、火电、气电、风电、油电并举。但是介于每一种电力产业的建设情况不同，可以分几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是以火电为主，核电起步，同时积极开发远距离的电，当时主要指云南、贵州、广西的水电和坑口煤电。发展到一定阶段，火电要停建，核电和水电并举。为什么这样呢？一是因为建火电厂必须要注重环保，搞环保就要投入相当大的投资。二是因为广东煤资源储备少，外省的煤要经过国家计委分配给广东，量也不多。到澳大利亚开煤矿把煤运回来，也难办成。广东的火电只能发展一段时间，还是以核为主和发展水电。

电力的规划、筹备过程很长，但是眼前的用电需求就很迫切。于是鼓励各个地市都自己出钱想办法搞小型的火电厂。我们筹划好以后，就由计委副主任刘仪林来批项目，到处点火。20世纪80年代，我们上的柴油机发电厂超过1000万千瓦，大部分使用法国舒尔寿发电机厂的发电机，有1.5万、2万、3万的柴油发电机。在80年代柴油发电机厂，对广东电力的贡献是很大的。第一个是惠州的柴油发电机厂，后来很多市都跟着建立起来。当时有很多地市的柴油发电机厂的建立都是向法国兴业银行贷款，由广东国投来担保，再用外汇留成来偿还，贷款时间不长，大部分都还清了。

这种做法一直受到来自北京的批评和非议，中央要求广东把这些柴油发电厂关闭掉。当然，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来说，关闭是对的，因为柴油消耗大。这些柴油如果用来裂解加工价值会更高，会生产更多产品，用来发电成本太大。时任国务院主要负责人，曾经组建“煤代油办公室”，鼓励各个地方上煤发电，关掉柴油发电厂。其实，广东也利用过这个政策。以前黄埔电厂有四台机组是烧油的，后来我们就建了两台50万火力发电机组；最后发展到广东建立起来的小煤电厂有1500万千瓦。对于中央的批评，我们不是不改，只是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没有办法。

采访者：为了改变广东电力的被动局面，您曾翻山越岭深入西南各大流域调查水电资源，提出和实施“西电东送”，当时是如何操作的？

匡吉：我们有一个长远的考虑，就是要充分利用西南各省的水电资源。1985年我去四川考察，第二年又先后去了云南、贵州，对澜沧江的资源做了一次沿江的考察。这次考察很辛苦，跑了800多公里，从澜沧江源头的云南与西藏边界一带，一直到景洪，有些地方没有路，有些地方没有住处，走得很艰苦，翻山越岭，沿途走了十几天。随行的省计委主任王国英很胖，走得最辛苦，她对我说：“这次和你出来真是遭罪，你怎么选这种鬼地方”。我说：“早知道这么危险，我就动员你不要来了。”

当时的云南省委书记是普朝柱，省长是和志强。我们双方商谈以后，很快就形成一个合作协议，合作开发澜沧江七个梯级电站，从龙头（也叫小湾）站开始，有520万千瓦；第二级站是漫湾站，有150万千瓦；第三级站是糯扎渡站，有500万千瓦；第四级站是大朝山站，有240万千瓦；第五级站是景洪站。沿江这几个大型梯级电站加起来总共2000多万千瓦，广东投资60％，国家电力部投资30％，云南投资10％。

不久我又去考察金沙江，金沙江在经过玉龙雪山背后时，形成了上虎跳、中虎跳和下虎跳，这几个地方的水电资源非常丰富，上虎跳的装机容量可以达到2400万千瓦。这个地方水流很急，如果一个浪打来把人冲下去，连尸首都找不到。当时我要下去看看，大家都拉着我不让下去，觉得太危险了。金沙江这几个梯级水电站建起来，有4000万千瓦。但是这些地方开发起来困难很大，修筑公路、运输材料，这些投资都很大。

接着我又到了云南、贵州边界的大渡河考察，还去了曲靖的坑口电站，那里煤很丰富。贵州安顺的黄桐，煤储量也很丰富，可以建成260万千瓦的坑口电站。为什么要设计建几个坑口电站呢？因为一年总有几个月水电会无法发电，这个时候就可以用煤发电，然后通过高压电线从那边送电过来。到广西也看了几个地方，龙滩、岩滩，还有宾阳和梧州。

经过实地考察并与各方面洽谈后，大家就在南宁开会，签订各方合作开发协议。其他省是由省长来签字，广东省委书记林若代表广东到会，省长叶选平委托我来代替他签字。“四省一部联合开发西南水电”，项目很大，共计4000万千瓦，可以解决广东10年甚至30年的能源问题。后来，相关各方又在桂林开会，商讨一些具体协议。协议提出：一是调度中心要设在广东（现在南方电网总部也在广州）；二是广东必须是大股东，由电力部当董事长，平衡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人事方面规定董事长由电力部委派，其余副董事长各省派一个。

签订协议回来，我向选平省长建议开一个省政府的常务会议，把这个“西电东送”工程以省府决议的形式确定下来。常务会议召开了，也通过了决议。接着是提请省人大通过决议，不久省人大也通过了。这样我就放心了，觉得作为一届党委和政府决定的事情应该不会变了。后来报到国务院李鹏总理那里，他也表示支持，并要国家计委列入国家计划，定为“西电东送”计划。看来这个“西电东送”名词，还是我发明的呢。定下来后，我们开始了小湾水电站520万千瓦工程的建设。广东每年向那里拨款800万元，作为修路和设计等前期工作的费用。龙滩、天生桥等项目也相继开工。投资非常大，要投资400个亿，这么大的投资资金怎么准备呢？我们就考虑采取一些新办法。

采访者：听说正当您想大干一场时，一次突变却改变了这一切，这是您最大的遗憾吧？

匡吉：是的，广东和四省一部长期合作开发西南水电火电，后来却被广东方面突然放弃了。

事情大概是这样，到1992年之后，广东方面决定放弃这个项目。在这件事上我是有意见的。当时省计委一位副主任向省委领导作了片面汇报，这位副主任不了解整个事情的过程，也不了解具体情况，就去向领导汇报，认为广东要花300、400个亿去开发西南的能源，风险太大。他举了两个例子，说广东曾经拿3个亿去和山西的一个县签订协议开发煤矿，结果一吨煤也没有拿到，后来山西把3个亿还给了广东；东莞市政府曾经和云南一个县签订协议，拿了600万去云南开发一个咖啡基地，结果咖啡园扩大了，市场好效益高了，云南却把这些咖啡出口到国外而不是给东莞。讲了这两个例子后，那位省委领导被说服了，就让计委停止执行这个合作协议。

小湾、龙湾、天生桥水电站以及曲靖火电站等项目，建到一半就停止投资，这个事情就大了。省计委打电话给我，让我与那位领导同志商量一下。我立即打电话和他约谈，我到他的办公室，谈了一个下午。我认为要保持广东良好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要素就是能源环境，这是广东以后是否更具有竞争力的一个要素，不重视能源开发，以后必然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可是，不论我怎么说，都比不上上面那两个例子有说服力。那位领导认为以前已经有过教训，风险太大，我无法改变这一切，真是太遗憾了。

广东退出后，西电东送项目由其它方面继续实施。2005年小湾水电站进行截流成功的仪式，因为我们以前投入了1800万进行前期工作，因此他们邀请广东方面参加仪式。云南省一位副省长打电话来叫我去，我说：“省长同志，我到昆明但不想去现场，因为看到现场的情况我会掉眼泪”。在我的《足迹》这本影集里，有一段关于这个项目的文字，里面有这样一句话，“遗憾的是这个合作开发西电项目，在1993年以后由于广东方面的原因没能实现”。我去昆明后，澜沧江流域开发公司的一位副总经理跟我讲，广东前期投资的1800万还挂在账上，是保留你们的股份还是把钱拿回去？我因为已退下来了，也不管这个事情了，但是对方还是认账的。

你想想，如果这几千万千瓦的水电项目由广东来主导开发的话，今天甚至未来的10年、20年广东的电力会是一个什么局面？广东的能源环境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可以自己调控电价。设想一下这4000万千瓦的水电资源，自己主导经营，并且股本金是向人民征收来的，银行的贷款很快也可以还清，之后基本是无本生产的收入；再用这几千万千瓦的水电来调节火电，就有办法把全省的电价都降低，甚至降到全国最低，这样就可以吸引大量的外商前来投资。

为了挽救危局，我还专门组织成立了一个能源研究会，有80多个高级专家，都是来自广东大型企业、高校的能源研究专家、工程师。针对这个“西电”的问题，我们做过4次专题研究，写了专题报告，结果还是没能改变。

现在的“西电东送”已经由华能国际集团来主导了，华能旗下有一个“澜沧江流域开发公司”，以前广东和云南签订的那几个大型项目都取代了，连云南的30％都没有再投资，完全由他的公司来投资。金沙江的开发也归他们了。

采访者：进行大规模的电力建设需要巨大的投资资金，而广东当年还是“吃饭财政”，拿不出钱来，您是如何筹集到这么大一批建设资金的？

匡吉：广东的电力开发，主要的问题还是筹措资金的问题。因为当时广东是财政包干，等于中央切断对广东的供给，意味着广东的能源投资靠国家支持是没有指望了。靠广东自己的财政积累也是没有指望的，那时只是一个“吃饭财政”，上缴给国家后就只剩下发工资的钱。我一到省政府任职，就找了财厅和经委的人来听取汇报，大家都认为这个形势非常严峻；但大家觉得广东有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相比其他省还是有很大的活动空间和希望。

我觉得广东这条路要想办法走下去，只能学习美国建高速公路的办法。我曾去德国、美国参观高速公路建设，得到不少启发。二战后盟军占领德国，发现德国的高速公路非常发达。艾森豪威尔当上美国总统后，他就学习德国的办法，建设美国的高速公路网。他用什么办法筹集资金呢？就是用征收汽油附加税的办法。向使用汽油者征收汽油附加税，专收专管专用，国家和各州都成立一个机构征管，每个州收取的汽油附加税都不列入各州的财政，统一上交到联邦政府，由国家集中使用这笔钱建设20条横贯全国的高速公路。美国用了10年时间建成高速公路网。从中我受到很大启发，我觉得美国可以用这个方法建设高速公路，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人民出钱来建设人民自己的电网呢？于是，我就提出征收电力建设基金，家家户户都要用电，把电力建设基金这一部分钱加在电费上。选平省长很赞成我的提议，我们商量决定每度电征收0.045元的电力基金。

在省政府还未讨论之前，我找到李鹏总理，向他汇报了广东打算征收电力建设基金的事。他首先问我有没有找过电力部长（之前我已找过电力部长王义诚，他很支持，还建议每度电征收0.05元），我就说电力部长已经同意了。听我这么一说，李鹏就讲：“我赞成，但是你要去见几个人。我来约他们，如果他们都同意的话，我再批。去见他们的时候，你不要说已经得到了我的同意”。我向李鹏总理要过批示，他没有同意，他讲征收电力基金其实就是提高电价，企业是用电大户，中央在广东的企业也要承担这笔费用，这样势必影响中央的财政收入。何椿霖送我出门口时，一再强调要我不能忘记总理交待过的事情。

之后，我先去了物价总局，局长说：“广东是财政包干，只要不影响上缴的财政，我们同意”。接着找财政部，部长王丙乾不管具体事务，找到副部长田一农，这个人是很难打交道的。田一农因为是总理交待的事情，便把那些司、局长都叫到一起开会，听我汇报。当我讲到为了兴办广东电力要征收四分半钱的电力基金时，他就冒火了，不同意。我表示向总理汇报过，他就问我总理是什么态度，我又不好说，他叫我拿总理的“手谕”来。我当时也很激动，就站起来对他说：“田部长，国家让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是要发展广东的经济，领先一步，快一步；国家又没有投资，只能发动全省的人民来投资搞建设，征收电力建设基金，只能捆绑在电价上来征收。你们同意或者不同意，我们都要这么干，上缴中央的钱我们一分也不会少”。结果这次会议弄得很僵，大家不欢而散。

回广州后，我先找了林若书记，说闯祸了。林若问我怎么了，我说我在财政部同他们干了一仗，你保不保我？接着，我和选平决定顶住压力，征收电力建设基金。在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时，常务副省长杨德元同志担心这么大一笔资金，如果监控不力不能用在发展电力上怎么办。选平在这个时候建议成立一个电力建设基金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来对电力建设基金进行监督。我非常赞成这个主意，各个副省长也表示赞成。接着就讨论这个委员会的主任谁来当，杨德元同志表示：“老匡来当，我不当”。我心里也希望自己来管理这个事，于是就答应担任主任，再抽调几位同志成立一个小组，管理这件事情。

总的来说，为了筹集电力建设资金，我们边实践边总结，并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方法，采用多种方式筹措资金。一是征收电力建设基金，这是学习美国修建高速公路筹资的办法。二是采用BOT模式。三是“卖青苗”集资办电。四是向用电单位征收电力建设费用。五是动员市县自建烧柴油的电厂。

我们建设沙角B、C厂，都是采用BOT模式。当时这个模式在西方已经被普遍采用，但是中国还鲜为人知。这个模式就是外商到一个国家建电厂、经营、管理、销售，同该国签订条约，规定电价是多少、该国买投资者多少电、允许经营多长的时间；过了年限后，就把电厂交给所在国。投资者把这3个因素确定好，认为在规定的经营期间能够有钱赚，他就投资。我们的沙角B厂是一个完整的BOT模式，投资5亿美元，2台35万千瓦的机组，使用三菱的机组。当时规定电价0.8元港币，合作期限20年，每年我们包销5000小时发的电量；如果广东市场需要，可以多发，但是要加价。根据这个协议，港商胡应湘来出资、建设、管理、运作，20年后交给广东。沙角C厂基本上采用这种模式，投资19亿美元，也是由胡应湘投资建设，只是协议稍作调整。组建一个合作公司，发电分红能分到40％，合作期限比较长，有30年。

最开始胡应湘是同深圳市政府的周溪舞签约，打算在深圳建电厂。后来，在建了沙角A厂以后，我觉得电厂可以不像别的厂矿要建在用户旁边，而可以通过电线远距离送电，把电厂建大，很多资源可以共用，可以节约很多投资。于是，我就动员周溪舞把这个电厂迁来沙角A厂的旁边，就叫沙角B厂，他也同意了，但按协议电厂的所有权还是属于深圳。前几年，合约期满了沙角B厂就交给深圳了，由深能源接管。

所谓“卖青苗”集资办电，就是在筹建沙角A厂时，装机容量120万千瓦，中央抽走了投资，省里没有钱，怎么办？于是我们把深圳、珠海、中山、惠州、东莞管工业的书记都找来，同他们说沙角A厂正在筹建，缺少资金，由他们先来买负荷，认购120万千瓦，要多少就自己报，到时侯按照出资多少来分电。由于各市急于用电，一下子就认购完了。

向用电单位征收电力建设费用是怎么回事呢？大型酒店、工厂企业建成之后都要向电力部门申请用电。为了筹措建电资金，我们把这种程序反过来，即酒店、工厂在申报建设项目的时候，就要同时申报需要用多少电；这些单位用电是自己安装变压器，按千伏安来计算。省政府就制定了一个政策，这些企业申报项目的同时，就申报要安装一个多大的变压器，在投入运营之前先交这笔费用。

（未完待续）

来源：《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