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访 者：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整 理 者：王涛 谢涛 陈雷刚
采访时间：2007年10月10日、11月20日
采访地点：广州市越秀区卢瑞华同志家中
八、集全社会之力办社保
采访者：社会保障是关系到每个人切身利益的大事，80年代中期您在佛山当市长时，实行集全社会之力办社保的新模式；后来，您又在全省推行了这种社保新政吗？
卢瑞华：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佛山当市长，对于压力日益增大的社会保障问题，我们比较关注，并下决心要全社会统一来搞社会保障，开始探索集全社会之力来办社保的社会保障新模式。
1986年，叶选平省长给全省各地级市市长写了一封内容同样的信，要求各个市长给他一个报告。什么样的报告呢？就是要我们这些市长谈一谈，在改革开放中如何加强对社会问题的管理，促进发展。收到选平省长的信后，市长们都很认真，起草报告，谈了自己的想法。我在给省长的报告中，着重讲了要运用法制手段来管理社会，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叶选平省长看到我的报告，很赞同我的提法，后来，他在一次会议上很高兴地说：“卢瑞华提了一条，用法制管理社会问题。”第二年，我们在佛山市开始搞以养老为中心的社保改革，探索集全社会之力来办社保的社会保障新模式。叶选平省长在一次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差不多用了一页纸的篇幅来讲佛山市的社保改革，他认为这样的改革非常有意义。
1991年，我调到省里当常务副省长，也想在全省推行这种由全社会来办社保的做法。那时，阻力很大，反对意见很多。当时社保还分为几块，城市的、国有企业的、集体的、农村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认识的问题，还有很多地方有实际困难，只好推迟，走慢一点。但是，我们坚持这个方向，后来还是搞了社保改革。之后，省里定了一个规则：由地税局来征收社保基金，由财政厅来管理社保基金，由社保局来使用社保基金，三家互相制约，互相监督。同时还规定，社保基金一旦有结余只能购买国库券，不能做其他任何用途，不能搞投资。当时，我在会上说：“你们谁动用了社保基金，谁就去坐牢。”
用这种制度来管理社保基金，效果很好。全国第一个社保基金出现结余的省市，就是广东。黄华华同志告诉我，2006年全国社保基金的滚存结余是8000多个亿，而广东省就占了差不多1/5，达到1500多亿元。前段时间，中央严肃处理上海社保基金案，严惩了一批高级干部，这说明，公共财政是不能乱动的，社保基金是人民的保命钱，更是不能乱动的。在这一方面，广东把握得较好，没有出什么大问题。
九、参与处理股票市场的风波
采访者：广东建立深圳股票市场，当年冒了很大风险，并且股市本身也发生过几次大风波。您曾参与股票问题的处理，对于1992年的深圳“股票风波”，一定印象深刻吧？
卢瑞华：深圳股市的启动比上海的要早。搞资本市场是改革开放的必然要求和方向，风险虽然大，但一定要去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对股票市场不熟悉，没什么经验，股市本身风险也大，出过一些大事件，1992年深圳的“股票风波”就在全国产生了轰动影响。
那时候，深圳股市已经很热了，全国各地的股民都涌向深圳炒股。1992年8月，深圳发行新股，有关方面出公告规定限量发售抽签认购表，作为认购1993年13家公开上市企业股票的凭证。由于当时上市公司少，股价上升快，购买原始股收益丰厚。因此，公告发布后，全国各地“购表大军”纷纷涌入深圳，8月9、10日，深圳排队领取抽签认购表的人越来越多，人山人海昼夜排队购买认购表，但限量发售的抽签表供不应求，加上有相关人员涉嫌舞弊，致使许多人希望落空又蒙受损失。一些人情绪失控，深圳市委、市政府紧急采取补救措施才得以控制。
当时，省委书记谢非、省长朱森林正在珠海开会，闻讯后要我和省委常委方苞、省军区司令温玉成连夜赶到深圳，会同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来处理这场风波。会上，有人认为，这是坏人在搞破坏，要求出动军队来维持秩序。我去了解情况后表了一个态：这不是什么坏人在搞破坏，而是一些人私分了认购表，引起排队领认购表而又拿不到的人的公愤，才导致风波的产生。大家同意了我的意见。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采取一个措施，增加500万张认购表，满足人们的需求，再由市长郑良玉发表电视讲话，安定人心。500万张表投下去，市长一讲话，效果顿时立竿见影，风波很快得以平息。我们把这个事情报告中央，中央肯定了广东的处理办法。想想看，如果我们处理不当，后果就无法想象了。在这场深圳股票风波中，我们很冷静地用市场办法解决了一个市场问题。
采访者：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央有关部门几次要求各省市处理干部持有股票的问题，对此，广东是如何执行的呢？
卢瑞华：股票刚出来的时候，大家不太了解股票这个新东西，都觉得风险很大，一般老百姓都不愿意购买。当时，为了推动资本市场和股市的建立，很多单位都动员干部带头买股票，所以有不少干部自己拿钱买了一些股票。后来，股票炒起来了，不少股票升值了，很多人想买股票又买不到，便对干部持有股票议论纷纷。中央有关部门几次要求各省市处理干部持有股票的问题，但股市的涨跌总是反反复复的，有涨有跌，有盈有亏，干部买股票也要承担很大的风险。
1997年，上面又要求处级以上干部按原价退回购买的内部股。当时，我对省纪委书记王宗春说：“这个事不太好。干部们买回来的股票，现在都跌了，低于原价了，怎么还能按原价退回来呢？不符合经济规律啊。本来老百姓还没说什么，如果现在这样搞，反而可能引起老百姓的不满。”王宗春同志说：“有道理。”所以，这一次我们广东向中央报告了实际情况，没有退。我们要查的是贪污腐败这些破坏经济秩序的问题，干部们按照市场规律买回来的股票，是他们用自己的钱买的，如果我们去查并要他们退了，岂不是破坏市场规律了。如今看来，这样做是对的。你们看，现在不是谁都可以了吗？这才正常嘛。任何市场行为，它的完善都是有一个过程的，要让法律慢慢来完善，切不要通过行政手段来强行改变。所以说，这应该算是广东的市场意识比其他地方浓厚的一个表现。
今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到，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获得和拥有财产性收入，这也包括股票投资的合法收入。干部和群众都可以通过正当的手段来获得投资收益。首倡“财产性收入”，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再加上《 物权法 》的实施，这标志着党和国家越来越注重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了，可以预测，中国很快就会迎来一个国强和民富同时到来的时代。
十、设法筹集教育资金
采访者：广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很注重办好教育；发展广东的教育需要大量的资金，在筹集教育资金方面，您一定费了不少心思吧？
卢瑞华：对于广东的教育发展，历届省委书记和省长都很重视，但是没有钱投到教育上去。在1992年以前，广东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一直落后于全国。80年代王屏山同志担任主管教育的副省长，他很苦恼。苦恼什么呢？没钱搞教育。发展教育，首先要有钱，没有钱，你就不能建学校，没有学校，又如何来发展教育呢？到了1991年谢非同志任省委书记时，对发展教育这件事也很着急。他跟我谈过几次，说很想把广东的教育推上去。有一次他对我说：“怎么办呢？现在财政这么困难，没有钱办教育。教育可是一件关系子孙后代长远发展的大事啊，不能拖的。”作为主管财政的常务副省长，我很能体会他的心情。当时，全省的财政收入是180多亿元，省本级33亿元，还要包干上缴12亿元，剩下的就只有21个亿的“吃饭钱”了。
1992年12月，谢非同志在省委主持召开教育工作会议，专门来研究广东高教发展问题，参加会议的人主要有省长朱森林、常委方苞、管教育的副省长卢钟鹤和我，高教厅的负责人以及各个大学的校长、书记也参加了会议。会上，高教厅的同志提出，广东的高教要想改变落后的局面，必须有10年的时间才行，省财政每年要给高教增加4.5亿元的专款。这个方案一提出来，大家都觉得不好办。
当时，我私下跟卢钟鹤说：“每年拿出4.5亿元，确实很有难度，但是办法还是有的。”卢钟鹤问：“什么办法？”我说：“办法很简单，就是把零散的钱集中起来。”于是，在会上我就讲了我的思路：“按照我们现有的财政体系，不要说拿4.5亿元出来，就是拿5000万元出来，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把经济较好的市的零散钱集中一点，这笔钱就可以挤出来了。我算了一下，珠江三角洲和粤东粤西那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市，把它们第二、三产业的GNP抽出1%来，就能筹到8亿元左右的资金。这8亿元，除了用来解决高教的经费问题以外，还可以用来解决治安、科技和普教的经费问题。”谢非同志听了，高兴地说：“只拿1%，不多啊。”我说：“谢书记，别看只有1%，可只要你一说拿钱，下面肯定会哇哇叫。”要知道，下面的钱是不容易拿上来的。80年代，林若同志曾到珠江三角洲去借钱，打算借8000万元来支援贫困山区。起先还借不到钱，后来省里开会硬压下去，也只借到了3000万元。会上，我表了个态：“如果省委赞同的话，就授权我来运作，不要再讨论了，再讨论下去就没有结果了。”谢非和朱森林两位马上同意交给我来运作，于是，这个事情就定了下来。
采访者：要各地市挤出那些钱来，可能不会很痛快，您是如何顺利办成这件事的？
卢瑞华：办成这件事，我还想了一点办法。不久，我就组织召开了全省各市市长会议，专门来解决这个事情。会前，我分析了一下情况，山区各地市，没有动他们一分钱，他们应该是拥护的；而珠江三角洲和东西两翼各市，要他们出钱，他们心里自然不乐意，但是教育不办不行，又不好直接出来反对。我估计，他们可能会等广州市市长黎子流先出来说话，然后再群起而附和。在他们看来，广州是大头，钱出得比别人多，黎子流肯定会最先站出来反对我的方案。
于是，没等开会，我就提前找到了黎子流同志，把我的方案跟他和盘托出。果不出我所料，一等我说完，他便开始诉苦了：“办教育我赞成，但广州拿得太多了，我们受不了啊。”我跟他说：“不要紧，你按照1%把钱拿出来，钱拿出来以后，全部放在广州市属的高校，你们广州自己投进教育中。问题一样解决，你看，怎么样？”他一听，顿时来了兴致：“好，好，这样做我就赞成。”我趁热打铁，进一步说：“他们可能寄托你来反对，既然你赞成了，那等下开会就由你第一个来发言，怎么样？”他马上答应：“好，我来发言。”结果，下午开会，黎子流第一个出来发言，他表示：“坚决赞成，这个是必须做的。”这样一来，其他地市就都同意了。
按照我提的方案执行之后，效果明显，我们一年筹到9亿元，一下解决了高教经费问题。而对各市来说，只多上缴给省1%的第二、三产业部分GNP的钱，不影响他们的财政。1993年省里开始对广东教育大投入，大家都很高兴。那些高校的校长们老师们特别高兴，要知道，过去可是从来没有一年就增加9亿元投入的。分管教育的卢钟鹤副省长去细微运作，效果相当好。有了钱，我们广东的高等教育，很快就赶了上来，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从这个事情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一是政府要实行公共财政，在1992年我就提出广东要实行公共财政，而财政部到2000年才在报告中提出要搞公共财政，这一意识广东要比全国早了差不多八九年；二是政府财政要调整收支结构，把钱相对集中起来，才能解决大问题。
另外还有两件大事。一件是2001年广东给家庭年均收入1500元以下的贫困孩子，免了所有的学杂费，这一做法比全国要早5年。另外一件就是这几年我们加大投入搞广州大学城的建设，省财政给广州市20亿元补助，由广州市把大学城建起来了。
完成这三件大事，基本上改变了广东教育落后的整体面貌。
十一、粤港澳合作及CEPA的实施
采访者：广东先走一步，与港澳的合作密不可分，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称得上是粤港澳互相合作、互相促进的黄金时期，请您讲讲这方面的情况？
卢瑞华：粤港澳合作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已升华成为一个相当成熟的区域合作体系。实践证明，粤港澳合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就广东而言，珠三角及其外围区域是港澳产业转移的最主要承接者，港澳与广东形成了“前店后厂”的互动关系。至2002年底，香港、澳门在广东投资的企业达77485家，实际直接投资累计887.9亿美元，占同期广东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71.1%。2002 年粤港澳三地之间的进出口贸易额达484.9亿美元，占广东进出口贸易总额的21.9％。港澳地区是广东重要的对外投资地区之一。此外，港澳还为广东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支援、管理经验和市场信息，港澳同胞也为广东的科教、社会、文化、卫生等事务捐助了大量钱物。就港澳而言，通过三地合作使他们也得到迅速发展，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由3560亿港元增加到13610亿港元，其作为世界重要的金融、信息、物流中心的地位越来越巩固；澳门也发展成为全球性的博彩、旅游中心和区域性的商贸服务平台。
改革初期，广东靠的是“三来一补”起步，香港澳门的作用举足轻重；到了90年代，广东从“三来一补”升级到了自己制造的阶段；90年代中期以后，局面又发生了变化，广东由过去纯粹的“厂”发展成为既是“厂”又是“店”，粤港澳关系则由过去“前店后厂”的互补关系发展成为互相合作的关系。因此，广东需要香港，香港同样也需要广东。可以说，广东的这种提升是必然的，也是准确的。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目前广东制造业的水平已经超过香港，香港对广东的依赖度也已经超过了广东对香港的依赖度。
我感觉到粤港澳合作还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港澳面临拓展发展空间和腹地、经济转型升级的压力。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全方位开放格局进一步形成的背景下，广东如何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如何推进港澳在广东的制造业企业走向世界先进行列？如何进一步推进粤港澳服务业的全面合作？二是广东的服务贸易发展还处较低水平，传统的运输、建筑、旅游等虽然发展较快，但咨询、金融、保险、会计、法律等新型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影响着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水平。
CEPA是怎么回事呢？2003年6月29日，中央与香港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10月29日，中央同澳门签署《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之后，内地与港澳根据具体情况又陆续签署了三个补充协议。通常意义上的CEPA即指对以上述两个文件为制度安排的内地与港澳新型合作体系的一种简称。CEPA的形成与胡锦涛、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密不可分，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帮助香港从亚洲金融危机和“非典”之后的经济低谷中走出来，而且在于最终促成内地与香港、澳门之间的新型自由贸易关系。
2004年1月1日，CEPA正式实施，对从港澳进口内地的273个税目货物实行零关税，同时降低18个服务业进入内地的门槛。实施CEPA对促进内地和港澳的经贸发展起到了突出作用，粤港澳合作更是其典范，粤港、粤澳间的双边贸易发展很快，近几年粤港进出口总额每年以净增400多亿美元的幅度增长，澳门回归7年以来，澳门与广东的贸易额达86.5亿美元。截至2006年6月底，在广东投资的港资企业累计已经达到8.97万家，实际直接投资累计已经达到1088.3亿美元。粤港澳服务业合作成绩斐然，广东抓住实施CEPA的机遇，大力推进粤港澳在服务业的合作，重点推进粤港澳在物流业、会展业和批发零售业的合作。CEPA实施后，香港对广东物流项目的投资上升到占对粤服务业投资的41%。粤港澳科技合作更上一层楼，2001年，广东省关于外经贸的“十五”规划中，对粤港澳的科技合作提出专门的要求，即以高新产业为主导，通过物资、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的双向流动，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强化技术创新、产品开发及加工制造，形成一批支柱产业和一批国际名牌产品。
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港澳经济历经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2000年科网股泡沫爆破、2003年SARS肆虐等诸多灾难的冲击，终于苦尽甘来，再次进入繁荣期。迎来这样的转机，CEPA功不可没。实施CEPA以来，香港经济在2003年触底反弹，连续高速增长，增长率达6%-9%，人均名义GDP也已超过1997年的水平。自由行、税款优惠等政策的作用进一步发挥，使得香港内需逐步激活，经济运行进入良性循环轨道。澳门回归前，经济曾遭遇了连续四年的负增长。从2000年起，澳门经济恢复性地增长。自2004年实施CEPA以来，澳门经济实现了一个飞跃，GDP连续七个季度取得双位数增长。
十二、广东完全可以赶超亚洲“四小龙”
采访者：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视察广东时，希望广东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为实现这一目标，广东是如何部署并具体实施的？
卢瑞华：1992年，小平同志来南方视察的时候，对广东寄予了厚望，他提出广东要用20年的时间来赶上亚洲“四小龙”。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现在看来，实现这个目标应该为时不远了。最近有报道称，以年增长12%的速度来算，广东GDP总量有可能在明年超过台湾。
小平同志对广东提出这一期望以后，省委很快就着手来规划这个事，决定由我来分管，具体运作则由时任省计委主任的钟启权负责。我们通过调研得出一个共识，就是超亚洲“四小龙”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但要下很大的功夫才行。我回顾了一下“四小龙”的发展过程，从1965年开始算，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亚洲“四小龙”，它们的发展水平并不比广东强多少，后来它们经济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这个过程也就20年左右时间。那么，我们用20年来赶上它们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当然，现在人家已经发展起来了，我们在后面追它们，要在20年赶上它们，我们的增长速度非得比它们高一倍才行。
当时，我心中老在琢磨一个问题：亚洲“四小龙”能在短短20年实现经济腾飞，究竟靠的是什么呢？到了2000年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这个问题。明白了其中奥妙之后，我认为广东赶上甚至超过亚洲“四小龙”根本就不需要20年。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当我们的原始积累基本完成之后，国家和人民都开始有资金积累了，资金积累就必然带来财富效应，财富效应必然带来效应财富。财富效应的增长是一种膨胀，带来效应财富是一种真正的财富，这种财富，是没有算在GDP之内的。这就是说，人们积累的财产性的收入，它进入消费领域之后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这一块，我们一直都没有计算。还有，人民币升值的这一块我们也是没有算的。我们在把GDP从人民币换算成美元的时候，必须看两个数据，一个是GDP本身的增长率，另一个则是汇率提升的部分。所以，我们统计GDP，如果是以人民币为单位，那就只考虑GDP本身的增长就可以了，可如果是以美元为单位的话，那就还要考虑汇率提升的那一部分。现在看来，如果把广东GDP每年的增长由人民币换算成美元，那广东GDP翻一番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同样，赶上亚洲“四小龙”的速度也会大大加快。
此外，我们的GDP统计与英美等西方国家不同，英美是以税收为标准来算的，而我们则是以行政报表来算的。客观来讲，按税收来算更准确、更科学。如果用税收来算GDP的话，我估计广东的GDP 肯定还会冒一块出来。多年来，我们广东的税收只有少收，没有多收，特别是对第三产业少收了不少。对第三产业少收税，这是好事，不是坏事，我们千万不要去“涸泽而渔”。要知道，第三产业的发展，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促进个人财富增长的关键。有时候，人们快速致富是需要通过找一些“机会”，钻一些“空子”才能达到的，只要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何必去过于挤压呢？人们富起来了，才能产生财富效应，才能进一步产生效应财富。
十三、积极面对“入世”挑战
采访者：当年中国在谈判加入世贸组织时，一片“狼来了”的呼声，许多行业和厂商很紧张，政府官员也感到压力大，而您作为一个经济大省的省长却胸有成竹。您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心态呢？
卢瑞华：中国加入WTO，当时全国都很紧张，广东的各行各业也颇感压力，想方设法去应对冲击。2000年，中国加入WTO进入关键时期，这时舆论一边倒地高呼：“狼来了！”人们纷纷预测，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工业产品比如钢材、汽车势必受到冲击，农产品可能要受到比工业品更大的冲击，尤其是大豆，像我们东北的大豆，很有可能受到美国转基因大豆的强烈冲击。人家的大豆成本低，出油多，价格又不比我们的贵，我们的大豆拿什么去和它竞争呢？
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工业受到冲击，是一件好事，多受冲击，多经历市场的风雨，才能增强我们企业的能力，促使它们更快地成长。我以广东的家电业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在80年代，广东的家电业起步不久，技术含量不高，因此经常受到海外产品的冲击，但是经过十多年的冲击，广东的家电业不仅没有被击倒，反而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欣欣向荣。现在，我们可以独立设计生产彩电、冰箱等产品了，并且大量出口了。可以说，情况已经完全倒过来了，不是海外的家电产品冲击我们，而是我们的家电产品开始冲击它们了。当时，我对省里的干部做过一次报告，我讲：“广东不怕，绝对不怕。如果再受冲击的话，我们的汽车工业可能就上去了。”
农产品也是如此。加入WTO后，广东水果紧跟国际市场的需求，结果什么水果都能种植了。广东农产品为什么不害怕竞争呢？我认为关键在两点。第一，广东处在北回归线的中心点，是全世界处于北回归线中心点的最佳地区，什么都能种。第二，广东人的饮食结构不会因为加入WTO而发生改变。千百年来，广东人都习惯于饮茶、喝汤和吃米饭，不会因为加入WTO而把主食变成牛奶和面包。
有一次我去北京开会，在会上我向朱总理表态：“请中央放心，我们广东不会去进口美国农产品的。”总理很奇怪，问为什么呀。我笑着说：“广东人不会去吃美国大豆油的，因为我们广东人喜欢吃的是花生油。”总理听后也笑了。实际上，美国的大豆要冲击我们，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进口他们的大豆来做豆饼，然后用豆饼来做饲料。但是，大豆要制成豆饼，就必须先把油做出来，如果这油卖不出去，企业肯定是会亏的，这样它就不会去进口美国大豆。因此，这一点我们也不用太担心。
事实证明，加入WTO后，广东并没有因为受到世界市场的冲击而出现什么大问题，相反，我们的产品出口还越来越强劲，开始全面地冲击世界市场了。
十四、创办“洋顾问团”
采访者：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是李长春同志和您倡导设立的，当初，你们为什么提出要办这么一个“洋顾问团”呢？
卢瑞华：1999年，我们聘了一些外国经济专家组成“洋顾问团”，利用他们来为广东发展出谋划策。我们请“洋顾问”来，是受了上海的启发。1998年，李长春同志带队，组织我们去上海参观学习，我们注意到上海的一个经验，上海曾以“国际企业家联谊会”的名义来听取、收集外国经济专家的意见。当时，李长春同志对这个经验很感兴趣，他对我说我们广东是不是也办一个，我说，好主意。回来以后，我们就着手办了这么一个“洋顾问团”。
采访者：与上海的“国际企业家联谊会”相比，广东的“洋顾问团”有什么特色？
卢瑞华：我们的“洋顾问团”，与上海的做法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上海以通过举办“国际企业家联谊会”的形式来听取外国专家的意见，而我们则以举办论坛的形式，聘请世界500强企业中的经济专家和老总组成“顾问咨询团”，来探讨广东的发展问题，为广东出谋划策。
广东的“洋顾问团”，具体名字叫“广东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建立之初，它的主要功能是向省政府提供有助于提高经济活动水平和加速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信息和建议，以增强国际企业对其在广东参与经济活动机会的认识。我们请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省长经济顾问。请的洋顾问都是高规格的，比如世界500强企业的董事长、总裁或世界著名的专家学者；顾问人数第一年为20人，到第三年增加到25人，在地区分布上以美欧为主。会议的活动大体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省委书记省长会见、闭门会议、记者招待会等；第二层次是专题会议，每年开4个专题会，围绕主题展开讨论，每个专题会由一位副省长主持；第三层次是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如顾问参加电视论坛、到大学演讲，顾问所在公司与我方业务对口单位座谈等。
在主题的选择上，我们既立足广东经济实际，又紧扣世界经济的热点。前三届会议的主题分别为：世界科技进步与广东产业结构调整，广东实现现代化途径的探索，经济全球化与广东。第一年4个专题会的议题是金融投资、科技教育、产业升级、电子信息；第二年的4个议题是怎样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广东信息产业的区位分析和对策、启动企业投资的对策、加入WTO后广东物流业面临的机遇和对策；第三年的4个议题是创造高水平的投资环境、提高产业竞争力、发展广东的石化与天然气经济、发展广东的现代物流业。通过召开这样的专题会议，我们的注意力逐步跟上了世界潮流，对世界经济新的发展认识逐步清晰。
每次会议顾问们都向省政府提交一份介绍世界经济、技术最新发展动态和如何加快广东经济发展的咨询报告。通过顾问们的介绍，我们及时了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思维、新理念。如对电子信息业的认识，省有关部门和大企业已经对电子商务有较深入的了解，并把这些认识转为有关立法工作，转为对传统企业的改造。我省各有关部门、行业、大学和科研单位借助这一平台，与顾问及其所在公司进行交流和研讨，对思维的更新、思路的调整起到积极的作用。
我们还吸收了一系列有益的建议。顾问们在信息产业、产业升级、科技教育、金融投资、现代物流、投资环境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和意见，比如发展电子商务电子社会，建立国有企业重组基金，建设广东“光谷”，建立技术评级机制，组建省长专家团和省长学者团，发展现代物流业，建立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建立环珠江三角洲轨道交通系统等。对于顾问们所提出的建议，我们都会逐一进行评估、研究和组织实施。
采访者：从您看来“洋顾问团”办得很成功吗？成功的主要原因在哪里？
卢瑞华：“洋顾问团”打出了品牌，社会知名度逐年提高，成为广东经济与国际交流层次最高、影响最广的活动。新闻媒体对它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成为各传媒的热点话题，吸引了国外大企业的注意力，法国、澳大利亚、意大利政府甚至通过外交渠道推荐本国企业参加这个咨询会。每年的咨询会以其世界性的热点话题、重量级的与会人物、高水平的组织策划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向世界充分展示了广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吸引了上百名中外记者前来采访报道，其中包括世界著名新闻机构如美国美联社、美国CNN、英国路透社、法国法新社、日本朝日新闻、香港无线电视、香港亚洲电视等的记者。
咨询会还促进了跨国公司在广东进行投资与合作。咨询会增加了广东与跨国公司的交流机会，增进了双方的了解和信任，加快了合作项目的进度。如壳牌集团参与的中海石化项目此前已谈了十年多，在1999年第一次咨询会上，壳牌集团的总裁表态后，第二年派来代表进入实质性谈判，当年就达成了协议。
从历届咨询会的情况来看，场面确实很红火，来的人好多，都是一些有影响力的董事长、总裁、专家、学者，其中好几个都是得了诺贝尔奖的。事实证明，这个“洋顾问团”，我们办得很成功。
为什么办得很成功呢？我看关键有三个原因。第一，广东经济高速发展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缩影，广东改革开放的成就引起了世界的瞩目。第二，广东经济进入市场经济体系之后，出现了很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作的经验。第三，通过“洋顾问团”能满足双方的需要，即广东需要世界来认识，而我们请来的这些外国专家、学者、总裁，也需要中国来认识他们。可以说，大家是在联合做广告，是双赢、互利，互相需要嘛。因此，这个事情就办得很顺利，花费不多，效果很好，影响很大。
来源：《广东改革开放口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