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访 者：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整 理 者：王涛  谢涛  陈雷刚

采访时间：2007年10月10日、11月20日

采访地点：广州市越秀区卢瑞华同志家中

卢瑞华  广东潮州人，1938年11月出生。1963年后在中山大学物理系分子光谱专业攻读研究生，1966年9月参加工作，197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年毕业后，分配在佛山市开关厂当工人。1972年后，历任佛山市仪器厂技术股长、工程师、厂革委会副主任、副厂长、厂长。1982年任佛山市经委副主任兼分析仪器厂厂长。1983年任中共佛山市委常委，1985年任中共佛山市委副书记、市长。1991年后，历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1996年2月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广东省省长。中共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五届中央委员。2003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在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不断深入和完善广东改革开放，大力推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加强与港澳台及国际的经贸合作，着力解决广东的金融风险问题，促进了广东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一、改革开放初期的几个问题

采访者：改革开放初期，您正在佛山市肩负领导责任，见证了改革开放大潮的兴起，对于突破过去先走一步的艰辛，您一定有着深刻的感受吧？

卢瑞华：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讲起吧。当时我在佛山市工作，只是广东改革开放的一名参与者和实践者。到1991年7月份我接任常务副省长，7月28日中央通知我任省委常委，一个礼拜内到省委报到，7月30日省人大就通过了对我任副省长的任命，7月31日，我就到省政府上班。常务副省长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管家”。

在整个80年代，广东留给全国人民最深刻的记忆，是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的建立和珠三角一带的兴起。从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建立经济特区和允许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之后，广东的改革开放就先走一步了。深圳、珠海、汕头创建经济特区，给人一种特别新鲜的感觉。广州、佛山等地方也积极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到处都可以见到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很高。这样的景况，中国老百姓好久没有见到了。

广东农村的改革也开展得很早，值得一提的就是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搞包产到户，在广东的海康、紫金县等地方，农民群众早在70年代末就开始搞包产到户了。以往，一提到联产承包责任制，人们自然而然就会联想到安徽凤阳等地的包产到户，其实，粤西粤东不少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很早的也是很坚决的。

在改革开放初期，要突破过去保守僵化的老一套，敢想敢干先走一步，还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那时对广东搞改革开放的指责不少，对建设经济特区也有许多的非议，不少人的思想很教条很僵化，不尊重经济规律，不懂商品经济，总是拿大帽子压人，上纲上线。那时广东的干部群众都很担心政策变，影响到改革开放的进展。比如在一些地方，还有些人以数农民养了多少只鸭子来判断农民搞的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他们通常把社员私养“三只鸭子”以下算作社会主义，如果超过三只以上了，那就是搞资本主义了。1983年，我在佛山市任市委常委，开常委会时还经常讨论一些现在看来很可笑的反映上来的问题。比如，农民养一只鸭子卖给“二贩子”挣得1块钱，“二贩子”卖一只鸭子给城市里烧鸭子的个体户赚2块钱，烧鸭子的个体户卖一只烧鸭给顾客可以赚3块钱，对此，有人认为这不符合劳动价值规律，是不合理的，争论很大，要取缔。其实，任何一件产品，通过生产、加工、交换等步骤，其价格必然会增长，有时甚至形成倍增。这么简单的经济学道理还有必要争来争去吗？从这样的例子，可见当时不少人的思想是何等的僵化，“左”得很，根本就不懂商品经济。当时，我们说不清，市委决定不争论，也不管，放开让农民自己去搞种养，这样佛山的农副产品供应很快就得到满足。

还有个体工商户雇用工人的问题，也是一直有争论。比如，雇用8个或8个以内工人可以算作是社会主义，要是超过了这个数，就是资本主义了，个体户就是资本家了，搞资本剥削。雇用8个工人，这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写文章时举的一个例子，而我们却把它当成法律来用，现在看来，有点可笑。改革开放一路走下来，中国的个体户们都很小心，总是放不开。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讲话以后，个体户们的心才算放下一半。为什么说心才放下一半呢？主要是私有财产还没有立法保障啊。私有财产、个人收益若是得不到法律保护，有谁会真正放下心来呢？直到2007年3月《 物权法 》出来以后，大家的心才安定下来。

二、三次严重“通胀”的治理

采访者：改革是全新的事业，免不了要“摸着石头过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三次严重的通货膨胀，请您谈谈那时的情形？

卢瑞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当然，在发展过程中碰到过不少严峻的问题，付出大量艰辛的工作才得以解决，经过这些曲折和磨炼，我们更加成熟起来，执政能力进一步增强了，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水平也提高了。8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出现过三次严重的通货膨胀，对广东也带来很大的冲击。

第一次通胀发生在1985年，主要是副食品价格急剧上升，带动物价全面上涨。那时国家采取的措施叫“双规模控制”。什么是“双规模控制”呢？其一是贷款规模控制，即给贷款下指标；其二是建设规模控制，即控制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实际操作中，不仅基础设施，就连酒店、饭馆等建设也受到了控制。全国按照这种“双规模控制”的办法来压通胀，很有效果，短短几个月就把物价控制住了，把通胀给压了下来。广东也按照中央的政策做，压得快，使这一次通胀对广东的发展，没有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当时，我还在佛山市任职，佛山还运用拆借的手段来解决建设资金不足部分。你们知道拆借是怎么回事吗？

采访者：不是太明白，是不是与借贷、借钱相类似的一种融资手段？

卢瑞华：它与通常意义上讲的借钱还不是一个概念。拆借，通俗一点讲，就是银行与银行之间互相借钱，利用资金融通过程的时间差、空间差、行际差来调剂资金，来搞建设。那时，北方一些省市存款多，用得少，钱就躺在银行里发挥不了效益；南方一些地方，便通过银行以拆借的形式把多余的资金引过来，投入到各类建设中去。严格地说，用拆借来解决长期投资的做法是违规的。但是，当时的金融秩序不是很规范，根本就没有规范操作的意识，也没有法律来对它作出明确的规定，所以谁都不懂得这是违规，我们还把它当作一种筹集资金的好方法，因而留下了后患。可以说，这是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摸索中要付出的一种必然成本。

第二次通胀发生在1988年，主要是“抢购风”。从1986年开始，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扩大，社会需求也不断猛增，到1988年全国性的“抢购风”出现了。

采访者：“抢购风”发生时，传来小道消息说所有商品都会涨，人们便开始疯狂抢购，连坏风扇都要，不少商店连存货都卖光了。

卢瑞华：当时也不知是从哪里传来的小道消息，说所有商品都会大涨价，人们便开始疯狂抢购，火柴、肥皂、卫生纸都被抢购，连残次的风扇、冰箱都要，最后不少商店连库存旧货都卖光了。应对这次“抢购风”，中央采取的方法还是“双规模控制”，此次治理整顿也很快见效了。“双规模控制”虽然压住了两次严重通胀，但并不能说，采取“双规模控制”来治理通胀就是最科学的方法。因为，从本质上来讲，“双规模控制”只是一种行政办法，不是一种市场手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或者市场经济很不完善的时候，政府通常会采取行政办法来处理宏观经济问题，这本不是好的办法，但当时很见效。在应对第二次通胀时，广州、深圳等地也懂得运用拆借的办法了，大量资金从北方省市引入。大量外地资金的流入，使广东一些大的建设项目受到通胀的影响不大。

第三次通胀发生在1993年，这一次是全面性的通胀，在新中国历史上都算得上是很厉害的一次，当时朱镕基副总理采取了很严厉的调控措施。那时候，由于信贷失控，一时间人民币供应不上了。1993年元旦之后，广东的货币供应不上了，大量现钞从北方用飞机运过来。当时，一架737飞机运百元大钞可以装6个亿，50元的就是3个亿，如果换作火车的一个车皮，百元大钞则是22个亿。对于这次通胀，中央最初采取的措施依旧是“双规模控制”。为什么还是采取“双规模控制”呢？这里面也有一个道理，即建设规模过大时，大约有50%的资金变成了工资发了出来，这些现金大部分进入了消费领域，消费过旺，就会带来物价的上涨。1985年、1988年那两次通胀运用“双规模控制”很见效，但是1993年这次就不见效了。压不下来，只好采取严厉整治。于是，国务院出台宏观调控16条政策，严控货币发行和信贷规模，制止违章拆借和乱集资，治理金融秩序，调整汇价，才把这次通胀给压了下去。

那时乱集资的问题也很严重，广东很多地方集资成风，企业发行债券集资，城市信用社搞集资，农村信用社搞集资，农金会也搞集资，到处都是基金会，金融秩序混乱，控制不了。这些问题后来都通过行政强硬措施来治理，但是，却留下了一大堆债务，形成了日后金融风险的隐患。

1993年通胀之所以能够顺利实现“软着陆”，不是“双规模控制”的功劳，而是我们的管理者懂得用市场方法和法律手段来管理了。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自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视察之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局面，即大步地进行改革开放，发展势头很快，同时，市场经济必然会出现的通胀、经济秩序紊乱等现象开始显露。采取的方法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两手硬”，其一要坚持改革开放毫不动摇，其二要强化管理。那时候开始提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重点要放在规范市场秩序上。“两手硬”的措施实施以后，在90年代中期，全国经济上了一个大台阶，广东的发展也上了一个大台阶。1994年广东的进出口，总额上升为全国第一位；1995年广东的经济总量上升为全国第一位。

采访者：通过对三次通货膨胀的治理，广东具体总结出了哪些经验？

卢瑞华：回顾1993年治理通胀这段历史，可以得出几个结论：第一，在新的形势下“双规模控制”作用已不是太大，必须要用市场方法来解决问题；第二，邓小平南方视察之后，全国经济迅猛发展，同时，市场经济的一些新问题也必然会冒了出来，包括通胀、经济秩序紊乱现象等；第三，广东在80年代先走一步的基础上，又往市场经济跨了一大步，1995年一跃成为全国第一经济大省；第四，1993年通胀之后，我们开始懂得加大对市场运作的法制管理了。应该说，这些都是宝贵的经验，正是这些经验，为我们在1997年、1998年防范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妥善解决广东自身的金融问题，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观念基础。

三、物价放开的艰难过程

采访者：80年代初蔬菜塘鱼等价格放开、火柴提价一分钱，都曾引发大争论。后来，广东连粮价也在全国率先放开了。您能讲讲物价放开的过程吗？

卢瑞华：尊重价值规律，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活跃流通，丰富市场，以此为出发点，广东进行了物价改革并逐步放开了粮食价格，这是我们广东在改革开放中的一个亮点，值得一提。从80年代初期开始，广东在全国最先开始了物价改革，工业品、日用品、农副产品，一步一步都放开了，最后就只剩下粮油没有放开；到了90年代初期的时候，连粮油也放开了。物价放开，对于广东的发展是很有利的。比如，1985年和1988年两次通胀的时候，各省物价都受到很大冲击，我们广东的日用品价格却没有受太大的冲击。为什么呢？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日用品价格早就放开了，经历了市场锤炼之后，我们抗风险的能力当然就大大加强了。

1992年，我们把粮食价格放开了。之所以要放开粮食价格，当时主要考虑到两个原因：一是只有把粮食价格放开，通过市场来调节粮食价格，让农民种粮能获利，才能将农民积极性提高，多种粮食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这是当务之急。二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的粮食都是由政府来统购统销，管理又不好，亏损相当严重，全国如此，广东也不例外，我们放开粮食价格，就是为了今后不再亏损。

1992年广东放开粮价的时候，速度很快，一下子就放开了。放开以后，湖南、江西两省的粮食购销立即受到冲击，湘赣两省的粮食涌进广东来的不少。主要是由于广东粮价放开了，湖南、江西的农民很高兴，他们觉得把粮食卖到广东要比在当地卖更赚钱。这样，湘赣两省的政府就有点紧张了，湖南还搞了一个粮食“壁垒”，以防止粮食大量流入广东。政府搞壁垒，农民自然就不高兴。后来，为了顾全大局，全国性的粮食放开又缓了两年，两年以后，粮价才彻底放开。浙江在1993年1月放开粮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和上海等地在1993年4月放开粮价，北京到1993年5月才放开粮价。

自从粮价放开以后，粮食进入市场，按市场规则来运作，国家采取适当的宏观调控措施予以稳定，从而使我国的粮价这些年来一直都比较稳定，农民通过种粮也能赚钱了，农民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到1998年，困扰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吃饭问题，终于在共产党手里得到了解决，这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了不起的事情。

四、关闭“国投”及其影响

采访者：广东国投曾经有过辉煌岁月，但后来管理混乱再加上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这艘大船难逃沉没。省里选择关闭“国投”，是出于一种怎样的考虑？

卢瑞华：1991年我刚调上来当副省长的时候，在一次会议上，我就提出广东要注意“借、用、还”这个事情，即借钱、用钱、还钱。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出现大胆借钱，不少人“敢借、乱用、不还”，我说这种状况将来会出大问题的。借钱的时候就准备不还钱，问题大了。当时在体制上有一个大毛病就是由政府担保来借钱，企业来用钱，很危险。1992年银行在开会时，我去参加。我讲了一句话：金融不能提“搞活”的口号，金融一讲“搞活”就会混乱，就不好收拾。可见我对金融方面的问题还是有预感，比较担心的。

1996年我开始担任广东省省长，当时我想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广东的经济社会发展再推进一步。但很快，1997年就出现了亚洲金融风暴，我估计这个风暴会波及广东，到1998年我们广东也出现了金融风险，损失了几百亿元人民币。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对香港的冲击非常严重，股市楼市大跌，这种影响波及广东，对借债问题的影响可以说最大。大环境好的时候，各个银行轻轻松松把钱借给你，大环境不好的时候，银行就要逼你赶快还钱。

广东国投由于经营管理混乱，出现严重的外债支付危机。广东当时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把国投关掉。在此之前，省财政曾几亿、几十亿地填补它的资金缺口，但缺口越补越大。我们向国务院求助，国家也不可能拿出外汇来。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关闭清算广东国投，它的资产总额为214.71亿元人民币，负债为361.65亿元人民币，已严重到资不抵债，还债已无门，关闭它是一个明智之举。

采访者：您觉得，关闭“国投”的影响何在？

卢瑞华：1998年，我们关闭“国投”，当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震动。广东国投数百亿元的债务80%以上是借自日本、美国、德国、瑞士以及香港等地100多家银行的，关闭广东国投在全球金融市场掀起了巨大波澜。尽管许多银行反对，但美国和德国银行都认为广东的处理办法是合理的。实际上，那时全国都出了问题，全国100多家“国投”都积重难返，陷入困境。只不过，广东走在了前面，较妥善地处理这些问题，为其他地方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借鉴，提供了一条可选择的路径。事实上，广东国投破产，外国银行追债也就停止了，都同意合理的处理办法。所以，广东国投破产救了100多家国投。

广东对出问题的国有企业进行关闭、重组，并处理化解了1200亿元的地方金融问题。回过头来看，我们会发现，其实这并非是一件特别严重的事情，不是什么大失败，因为我们只要能把经济秩序稳定住，使经济能健康持续发展，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功。当时我们最大的收益是什么呢？那就是解决了金融风险，解决了道德风险，这个道德风险，就是指经济发展中的信用问题，借贷双方都有问题。以前，普遍存在一种错误的想法，即银行借给中国国有企业的钱，都是由中国政府担保的，企业向银行借的钱或是由政府担保借的钱，包括企业和银行双方都认为最后由政府来还，这就是道德风险的本质。在这一段时间里，广东基本解决了经济发展中的企业信用问题，从那以后，政府就不再随便给企业做担保了，也不再把市场风险往自己身上背了，市场规则越来越受到重视，银行借钱给企业要自己承担风险，企业的诚信意识也逐渐树立起来。

2001年，上海的汪道涵同志来到广东，我向他谈及这段历史，他听完即说，广东改革开放从大刀阔斧阶段开始进入精雕细琢阶段。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出现问题也先走一步，解决问题也先走一步，今后仍然会先走一步。汪老这样的说法是很确切的。

五、向中央借钱解决1998年的金融风险

采访者：为应对1998年的金融风险，省里向中央借350亿元来保持经济正常运行，当时不少人担心借这么多钱怎么还呢，结果只两年多时间就还清了。您手中有什么法宝？

卢瑞华：广东国投破产只是冰山一角，当时，信用社和农金会支付困难更大，而且都是面对广大人民群众。我们已处理了约800亿元的债务，而人民的存款是必须按期支付的，这笔数约400亿元，我们已经筋疲力尽了，只好决定向中央财政借钱。向中央财政借钱来应对金融风险这个对策，这是王岐山同志来了以后提的建议，我赞成了，省委常委讨论时也认为只有这样做了，幸好我们得到中央和朱镕基总理的支持。现在看来，向中央借钱，这一步无疑是走对了的，而且是唯一的好办法。

1999年12月到2000年1月，广东向中央借了350亿元，加上国家四大银行增加投放70亿元，一共420亿元的现钞进入广东，供储户来取款。这笔巨款两个来月就用完了，但群众情绪稳住了，经济运行正常了。当时有人担心借350亿元，这么多钱，怎么才能还清呢？对此，我胸有成竹。按照凯恩斯的投资乘数理论，在经济萧条时，政府要投入，这种投入起的作用是很大的，比如说投入1块钱，其作用就不只是1块钱的影响，投入的这1块钱所引起的整个社会经济运转，是用倍数来计算的。我们借的这350亿元，在2000年1月投下去，当年税收就比1999年增加200亿元，2001年又比2000年增加300亿元，两年加起来，一共增加了700亿元的税收。这700亿元，根据分税制，我们交给中央350亿元，剩下350亿元，刚好抵中央的欠款。这等于说，中央借给广东350个亿，两年之内，广东税收增加700亿元，这700亿元中央全拿走，广东经济则稳定发展。

结果，我们在两年时间就有能力将借的钱还给了中央，又给中央交了税，成绩斐然，出人意料。要知道，当时借钱的时候，中央给我们的条件很宽松，给了我们8年时间，但我们提前把钱还上了。对此，朱镕基总理很高兴，他对我说：“卢瑞华，要表扬你。”

按这样的思路，其他方面也是可以实施的。2001年，省财政拿出4亿元来解决农村贫困孩子的书杂费问题。当时有人就说，省财政拿4亿元，压力太大了，有困难。我跟他们说，其实1分钱也没有拿。为什么1分钱也没拿呢？这要用投资乘数理论来解释了。省财政拿出4亿元出来给农民，等于农民增加了4亿元的收入，如果他们拿八成出来买东西，就是3.2亿元，这3.2亿元又进入社会经济领域运转，带动社会上其他人的消费、投资。如此推演，若消费倾向是0.8，即是说，人们把收入的八成拿出来又买东西，那么，累计下去，整个社会就可以增加20亿元的运转，按20%的税费率，我们政府又可以通过税收把这4亿元收回来，你看多妙啊！政府1分钱没有出（省政府出钱，市县政府全额从税收收回），88万名孩子有书读，农民增加收入4亿元，社会经济交易量增加20亿元。这就是运作之妙所在。

解决1998年广东出现的这个金融风险，我觉得最大的收益还不只是把损失的几百亿能够拿回来，而在于整个体制有了一个大的进步。首先政府职能得到调整理顺，明确了政府该干什么该管什么，不该干的管的就别做。过去政府职能定位出了问题，去管一些不该管的事，去承诺一些不能承诺的事。风险你去承诺，造成的后果你去承担。1998年以后我们政府就不干这样的事了，对市场发展不是更好吗？有人说政府不管不行，我认为是因为你乱管才乱。

六、“两让两得”为引进外资“解套”

采访者：您是一位善于解决棘手问题的实干家，在困难面前总能迅速给出解破难题的好办法。广东引进外资问题的顺利解决，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您提出的“两让两得”的措施，它看似简单却很管用吧？

卢瑞华：引进外资，是关系到广东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发展的大事，我到省里任职后，这一直是我工作的重要内容。

1993年，全国治理通胀，6月底中央发出6号文件，强调继续实行“双规模控制”。这样的话，广东建设的资金来源就变得很困难。6月29日至7月1日，省委、省政府在深圳召开珠江三角洲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座谈会。这次主要是总结交流经验，研究如何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带动全省经济上新台阶。谢非书记要求经济特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各级领导，明确责任，掌握机遇，在实践中认真学习，大胆探索，把高新技术产业既快又好地发展起来。30日晚谢非书记跟我说：“昨天晚上中央6号文件下来了，你先看，我们广东建设的资金怎么办？你明天能不能就这个事情在会上谈一下。”当时，省委常委会还来不及讨论，谢非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先拿到了文件，省委、省政府还没拿到。

7月1日，我在会上发了言，讲了一个观点。什么观点呢？我认为在全国经济大步前进的同时，出现了通胀、经济秩序紊乱等现象，中央进行宏观调控，控制建设规模，控制贷款规模，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不能以资金短缺为由而放慢广东发展的步伐，因为广东还有一条特殊的资金出路，那就是外资。可问题是，如果我们还是按照以前的老办法来引进外资，规定合资的比例，规定产品的出口比例，规定外汇的平衡，这样做肯定是行不通的。于是，我提出一个“两让两得”的建议。“两让”，就是向外资让市场、让股权，“两得”，就是我们自己得资金、得技术。应该说，这种提法在当时是有一定风险的，因为那时候控制很紧。谢非书记听了我的建议后很高兴，连声说：“好，好，好，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广东就有钱了。”会上，惠州和中山的市委书记朱友植和汤炳权都立即表态支持，认为：“这个办法能解决问题，只要能解决问题就行，不要怕。”

事实证明，这个“两让两得”的政策很管用，那几年，进入广东的外资大幅度增加。1991年，广东省实际利用外资为25.82亿美元，1992年为48.60亿美元，到了1993年，一下子达到了94亿美元，差不多当年翻了一番。为了加强管理，我们还在1993年12月31日成立了招商局。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广东引进外资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与我们超前的市场意识是分不开的。后来，我还提出要给外资企业以“国民待遇”，引起很多人关注。当时就有日本商人来函，问我这个“国民待遇”是什么意思，我向他解释，“国民待遇”不是说你们外商是中国国民，而是说你们的企业，在广东享有与中国公民投资的企业一样的权益和法律地位。

七、分税制在广东的确定和实施

采访者：结束“财政大包干”政策，实行分税制，广东的政策优势基本没有了。为了使分税制更加符合地方的实际情况，在一次会议上您向朱镕基同志提了三条意见，请您讲讲当时是怎么回事？

卢瑞华：1994年，国家财税体制由80年代初以来的“财政大包干”过渡到“分税制”，广东的政策优势不明显了，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分税制的事，我在全国出了名。那一次，朱镕基同志上午“训”了我一顿，下午又同意了我的意见，晚上还表扬我说真话。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早在1990年的时候，中央就有过改革财税体制的考虑，只不过当时反对意见太大，没有搞成。到了1993年的时候，改革开放大步前进，全国财政出现了不平衡，中央财政钱不够了，改革财税体制迫在眉睫。那时，朱镕基同志是常务副总理，由他带队乘专机南下，先到海南，9月12日到广州，重点是要解决广东怎么办的问题。那次中央来的人员阵容十分强大，除了政治局常委、常务副总理朱镕基以外，还包括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以及计委主任、财政部部长、央行及各专业银行行长和财政部的一大批官员。到了以后，朱镕基同志就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向广东省委、省政府传达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财税、金融、外贸、投资体制和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等改革方案的基本内容，征求广东省对落实这些改革方案的意见。同时，听取广东关于当前经济工作情况的汇报，帮助广东解决资金紧张的问题。谢非书记、朱森林省长、省人大主任林若等广东的党政领导参加了这个座谈会，我作为常务副省长也参加了这个会。

会议开始以后，先由省长汇报工作，听完汇报，我感觉朱镕基同志对广东的汇报不是很满意。随后，财政部就拿了一个方案出来，要我们支持。财政部的这个方案，没有考虑到下面的一些实际情况，实施起来的话，地方会有很多困难。

第二天晚上，谢非同志把我们几个人叫到他那里去商量，他说：“你们要反映情况，要讲啊。”我说：“好，那我来讲。”我回去又对了一遍账，一直忙到凌晨1点多。

第三天继续开会，朱镕基同志先说了几句话，接着便让财政部和国家计委的同志说，就等着拍板了。等财政部部长刘仲藜一说完，我就插了一句：“朱副总理，我可不可以提点意见？”他说：“可以啊，你说吧。”我说：“税制改革，我们很赞成，但是，有些具体问题，也是需要考虑的。第一条，财政部的这个方案是以1992年为基数的，这样的话，1994年财政收入不如1992年，那广东的日子就难过了。”听到这里，朱镕基同志有点不高兴了：“中央是保证你们的利益的。”我说：“是的，这个我知道，中央肯定是考虑我们的利益，但是现在财政部的这个方案，也确实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啊。”我接着说：“第二条，广东改革开放以来，缺乏建设资金，很多基础设施都是通过贷款搞起来的，而这些贷款都要通过税收来返还。这个方案一旦实施，我们还贷就没有出路了。”他问：“每年要多少钱？”我说：“一年30来个亿。”他说：“还有什么呢？”我说：“第三条，还有一个外贸的补贴问题，外汇都收上去了，广东每年要拿出11个亿的人民币来补贴，这些钱我们没有出路。”

听我讲完这三条，朱镕基同志没有马上表态。当时，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又向他提了一条建议：“您看这样行不行？增加广东的上缴，税制也照样实行，但在同一个税制之下，是否可以把上缴增加的另外来算。”听完我这个建议，他严肃地说：“你不要搞错了，我是要建立一个全盘机制的，你不要以为拿点钱出来就了事了！”这时，傅锐和张高丽帮我说话，他们希望朱副总理考虑一下广东的实际困难。听完两人的陈述，他平静了一点，决定暂时不拍板。我觉得朱镕基同志坚持要建立新财政体制是很正确的，同时他又能听取下级的意见。我当时心里很安心。

中午的时候，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国务院副秘书长何椿霖，还有李剑阁和几个银行的行长，跟他说：“卢瑞华讲的这三条，我们还不太清楚，看来不考虑不行。” 朱镕基同志决定接受建议，要财政部修改了方案，把我提的三条意见全部考虑进去。晚上吃过饭出来的时候，我们又遇上了，他笑着对我说：“卢瑞华，今天上午不会受不了吧？”我说：“没有，我只是如实向您反映情况。”他说：“不错，你说了真话。”

分税制就这样在广东定下来了，不但把我提的三条全部考虑进去了，并且以1993年为基数。1993年的后三个月，全国税收收了900多亿元，全部进入地方基数，中央等于少了400多亿元，但全国各地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这一点不得了啊。返还基数以1992年还是1993年，对于广东来说，有100多亿元的差距；以1993年为基数，相当于为广东争取了120多亿元的利益。同时，广东也顾全了大局，广东的意见被接受了，其他省市也就没有意见了，分税制的新机制在全国很快就建立起来了。

后来，有一次在东莞开会，朱镕基总理还赞扬广东在推行分税制时顾全了大局。我开玩笑地对他说：“总理，您还训了我一顿呢。”他哈哈大笑着说：“你不要怀恨在心就好了。”可见，朱总理确实是一个性情中人，他实事求是，不仅自己敢于说真话，而且也欣赏敢于说真话的人。

分税制实施以后，广东在改革开放以来所拥有的“特殊政策”基本上就没有了。广东和全国其他省份完全一样了，大家平等了。表面上看来，这似乎对广东不利，但实际上，没有了“特殊政策”，广东的发展反而更快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了“特殊政策”，广东的市场意识、竞争意识表现得更强烈；再加上我们通过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所积累起来的“先发优势”，此时逐渐体现出来，过去沉淀的深厚“功底”逐渐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全国各地的政策一致，广东一下子就更加冒了出来。

（未完待续）

来源：《广东改革开放口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