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访 者：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整 理 者：卢荻  陈宪宇  王莹

采访时间：2004年6月10—11日

采访地点：从化市温泉宾馆湖滨楼

朱森林 上海川沙人，1930年出生。1948年参加工作，同年11月在北京清华大学参加中华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1952年任北京市外三区第二街政府民政委员、北京市公安局外三分局派出所所长；1952—1975年先后任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干事，干部科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市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广州市军管会、革委会组织办公室综合组长，花县革委会副主任，县委常委、从化县革委会副主任，县委常委、广州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1975—1981年任中共广州市越秀区委书记、革委会主任、人民武装部第一政委；1981—1983年先后任中共广州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市委常委兼市委研究室主任；1983年5月后任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兼任市委党校校长、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1985年8月至1991年4月先后任广州市代市长、市长、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1991年5月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1996年2月至2001年2月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中共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四届中央委员。在主政省政府期间，大力推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国企改革，加快广东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实施科教兴粤战略，为广东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

一、广州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

采访者：“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广州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方面，做了哪些主要工作？

朱森林：因为我没有具体去管这个方面的事情，掌握的情况不是太多。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年3月军管会成立时，我在广州市军管会的革命委员会办公室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军管会革委会重新核定人员，我就离开了办公室。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又调回来，在革委会组织办公室当秘书组长，谭启明是办公室主任。到1970年秋天，我被下放到从化县。1972年回到市革命委员会，到革委会宣传办公室当副主任。接着恢复市委，革委会承担政府方面的职能，宣传办公室改为市委宣传部，部长是黄庄平同志，我是办公室主任。两年后，1975年，我到越秀区担任区委书记，一直到1981年初，调回市委，任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

1981年9月10日至16日，中共广州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17日至18日，四届一次全体会议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共广州市第四届常务委员会，梁灵光当选为市委第一书记，许士杰、薛焰、林西、欧初、范华为书记，杨毅为副书记，许士杰为市委常务书记。我和陈军、汤国良、宋恕忠、左铭、黄庄平为常委。选举时，上届市委有一个书记与一个常委、组织部长，被选为候补委员。选为候补委员，就不能担任书记，后来由肖明担任秘书长，我虽是常委，还是副秘书长，把研究室从办公厅分出来，由我兼研究室主任。当时市里新选了几个人为常委候选人，除了我之外，还有公安局长宋恕忠、轻工局党委书记张金铎（后担任市纪委书记）和番禺县委书记苗栓柱。

1983年5月，广州市领导班子调整，梁灵光同志调到省里工作。当时有一个很难办的事情，即梁灵光不在，谁主持工作。薛焰、许士杰都是省委常委，但薛焰排名排在常务书记许士杰前面。不久，中央组织部派人下来考察，调整市委领导班子，确定许士杰担任市委书记，叶选平担任市委副书记、市长。梁灵光与薛焰一起到省里。

许士杰、叶选平与我（市委副书记）等一起组成市委领导班子。新进了一些年轻人，如李善培（从市公路局副局长、局长，到任市委常委）、王宗春（从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到任市委副书记）、吴晓峰（从市委组织部处长、副部长、部长，到任市委常委）。

我由越秀区委书记到市委常委再到市委副书记，在这段历史过程中，我没有分管广州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事情，但对区里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对一些老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被审查也有一些了解。

1969年，林彪死党黄永胜等一伙在粤北韶关九里亭成立了101、102、103三个专案队，101队专管中共中央中南局被审查的干部，102队专管广东省被审查的干部，103队专管广州市被审查的干部。广州市革委会将原广州市局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共86人，有的是因历史问题，有的是因“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于这年10月、12月分三批押送到103队劳动、审查，实际上是监禁迫害。林彪集团被粉碎之后，这些干部才陆续被“审查完毕”，安排了工作。杨应彬同志的夫人郑黎亚、公安局副局长陈超等得到安排。“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后来得到安排的有罗培元同志，他是广州市最早表示支持造反派冲击市委的，后来审查造反派头头，罗做过检讨，后当副市长。此外，还有薄怀奇等同志得到安排。

广州在落实政策方面还是不错的，没有什么案子纠缠不清。抗日战争时期，郑黎亚、杨应彬同志等在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为张发奎）建立中共地下特别支部案，市委整风时，郑黎亚已经“解放”出来。

林彪、江青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其中一个大案就是所谓“61人叛徒集团”案，市委第一书记王德是被审查人员之一，这是“中央文革小组”处理的，不是广州处理的。“四清”运动时，市委第一书记王德抓南洋电器厂，兼任队长，我当副队长与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没多久，王德就被打成大叛徒、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我也受到批判。后来中央发了保卫“四清”成果的文件，我才得以解脱。

我认为广州落实政策比较好，花了不少工夫，如右派摘帽问题、老干部政策落实问题、侨房问题等都解决得不错。

采访者：“六六·九”事件是怎么回事？

朱森林：可能是1966年秋天红卫兵把老干部和所谓的牛鬼蛇神赶出广州市区，赶到农村去的事情。

1969年10月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10月8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正式下达这个“紧急指示”，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震动。广州也搞战备疏散，疏散了一批干部。我亦受到一些牵连。我太太郭焕之的父亲新中国成立在华北局社会部天津情报站工作，被认为是军统特务，就把郭焕之关进牛棚。我从市军管会革委会办公室副主任位置调出来，多少是受到了这件事的牵连。

二、1978年广州整风

采访者：1978年夏秋之间，广东全省开展整风。广州有些人在整风中对焦林义、梁湘同志意见比较多，您对此有何看法？

朱森林：1978年广州整风，我作为区委书记，也参加了一些会议。依我看，有些人上纲过高，尤其是对焦、梁两人，说他们在广州担任领导职务的时间长了，形成了宗派。因此，对焦、梁重用的人，都要打问号。对焦、梁问题，历史自有评说，但一些经过“文化大革命”后期才“解放”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中工作的干部意见较多，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对广州整风的看法是，广东省委派省委书记吴南生同志主持广州整风工作，下结论比较客观，没有过火、过头的说法。但在整风过程中，有些人有一种情绪、一种气氛，即敢于对焦、梁提意见的人，好像比较正确，不太敢提意见或者意见提得比较平和的人，好像对焦、梁撕不开情面，没有说包庇，但对他们也有看法。1979年12月焦林义同志从广州调到湖南担任省委书记，一些人去送行，我也去了。这是正常调动，后来听说有人还查问有什么人去送行，为什么送行？好像去送行的人与焦林义关系特殊，感情很深。究竟是谁派人去查送行有关人员呢？我想不会是省委和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同志的指示，可能是下面帮倒忙的人，他们不了解历史问题。1978年秋，广州市以价格为突破口，放开部分蔬菜价格，菜价上涨，有些市民有意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黄静波刚调到广东工作不久，对情况还不是十分了解，他对广州市委提出批评，说习仲勋同志刚来，市里就想给领导抹黑。所以就出现部分蔬菜价格刚放开不久，又马上收回的情况。

我认为，在整风过程中，开展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好的，但广州整风使人感觉是压力大，上纲高，有些过火。对焦林义同志的处理，我听了吴南生同志的总结讲话，对焦、梁评价较好，没有出现特别过火现象。一些人戴着有色眼镜，把焦、梁主持广州工作的问题看得过重。当然，焦、梁在工作中也难免会存在一些问题。

三、广州的经济体制改革

采访者：广州市经济体制改革以放开市场和物价为突破口，取得明显的效果。当时决策过程是怎样形成的？在实施过程中曾遇到哪些阻力？

朱森林：广州价格改革有个过程，有一些是前任搞的，从梁灵光到许士杰、叶选平，后来才是我。梁灵光一到广州，就知道广州供应匮乏，“四季如春没菜吃，鱼米之乡没鱼吃”，怎么得了？所以很自然就想从供应问题上做文章。当时有一件事对习仲勋同志刺激很大，市民把兑不了的鱼票（五毛钱）寄到他那里，仲勋同志很有体会，就从副食品、蔬菜开始放开价格，蔬菜价格放开牵连到其他价格。所谓价格放开就是要利用价格杠杆调节农副产品价格，解决物资供应不足的问题，当时广州虽没有把它放在很高的价值规律的认识上，但实际的操作是按价值规律来办的。当时蔬菜是统购统销，每亩种多少，多少上市，完不成任务受处罚。农民为了完成任务，当时拼命增产，讲数量不讲质量。如空心菜只有三分之一能吃，“可食率”成为当时的专有名词。

价格放开，与群众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从化县任革委会副主任时，对此深有体会。广州当时过年要求供应每户一只鸡。各级供销社要保证负责把鸡收上来，上交到市里，然后供应市民。为完成任务，我与供销社人员一起拿着秤、鸡笼，跑到农户家去收购。因为收购价低，农民不愿卖，卖也是卖瘦鸡。两者关系紧张，闹得“鸡飞狗走”。

价格改革是逐步推进的，当时还没有上升到理论上，广东经济学家卓炯当时特别提倡价值规律。我们在操作时注重实际，慢慢形成一套办法，这办法在广东是最早的。广东改革不是先从农村改革开始而是先从城市价格放开开始的，1978年芳村最先放开河鲜、蔬菜、塘鱼价格，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召开，这是广东最早的改革。1981—1983年，全市蔬菜、塘鱼、水果等价格陆续放开。到放开猪肉价格时，政府采用补贴方式，把市民因价格上涨造成的损失补回一些。

为什么说广东是价格放开最早的省份呢？国务院领导在广州流花宾馆主持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李鹏副总理和全国各地的代表。广州市在会上介绍价格改革情况，当谈到放开蔬菜价格时，李鹏说这个方法在广州看来是成功的，但要在全国推广很难。我在会上有个汇报材料，提出不是所有品种都放开，先是塘鱼价格放开，接着放开部分蔬菜价格。1984年11月，广州蔬菜价格全面放开，价格上浮，加上冷空气南下，菜价上涨较大。市民情绪波动，反映强烈。有人说怪话：“形势大好，白菜三毛。”（原来5分钱一斤）有些人甚至写信告到中央，震动中南海。我听许士杰讲，胡耀邦和国务院主要负责人曾亲自打电话来广东询问情况。但长痛不如短痛，广东和广州不顾“阵痛”，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成功实现了价格“闯关”。经过一段时间放开价格之后，价值规律发挥了杠杆作用，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副产品普遍增多，价格逐步回落，并日趋稳定。不仅农民增加了收入，市民也得到实惠。广州价格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全国反响很大。

采访者：这一阶段以市场为取向，进行价格改革，您主要抓了哪些工作？

朱森林：1983年后，我分工管经济工作部、统战、宣传、工青妇，兼了一段市委党校校长。1984年下半年，兼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经济工作部也是从思想工作、干部管理方面进行管理。具体经济工作由叶选平负责，我主要管开发区。

刚才讲的关于蔬菜价格改革，农民有自主权等方面，我带市委研究室一些人到芳村作了调查，认为应该给农民种植自主权，否则农民就不能发挥生产积极性。调查后，我向许士杰同志汇报过。后来，市委在这方面特别是生产自主权方面让农民放开经营。主要是三放开：放开任务，放开价格，放开流通渠道。

采访者：在决策过程中曾经遇到什么阻力与分歧？

朱森林：刚搞价格改革时，由于物价上涨，部分市民难免会有反应，中央也关注此事。我们领导班子里面没什么问题，思想也比较一致，就是要改善群众生活，一心一意搞好经济。

四、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创办

采访者：您是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创办者，请您谈谈当年的创办过程，曾遇到哪些主要困难？如何解决？

朱森林：1984年5月，广州市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同年4月，我开始接手筹办开发区，直至1985年5月任代市长为止。但在我担任市长、市委书记时，一直都关心和支持开发区的建设。

1984年，国务院作出兴办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决策。我向市委书记许士杰同志表示想管经济。许士杰说：“既然你喜欢搞，那你就去筹备开发区吧！”这样，许士杰就派我组织一班人马去筹备。1984年4月26日，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筹备小组成立，由我兼任组长，副市长石安海兼任副组长，缪恩禄任副组长，对开发区的选址、总体规划、近期计划、引进项目选择以及机构组建等，制定了工作方案。6月19日，市委、市政府批准成立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陆续抽调干部，实施兴建开发区各项计划。

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同志很关注开发区的创办。关于选址，是仲夷、士杰同志和我等人到现场考察后确定的。梁灵光同志由于忙于其他事情没有去。我们决定开发区选在黄埔区横滘河南边的一块三角地，界限明确，像特区那样便于管理，面积又不突破10平方公里，十分理想。

经省、市领导和经济、金融管理、规划、建筑、工程技术等方面的专家反复比较和论证，确定开发区选在黄埔区东缘、珠江和东江干流交汇处。6月8日，国务委员谷牧在任仲夷和我的陪同下，视察了广州开发区的选址黄埔区东缘，听取了制订《广州开发区规划大纲》（草案）的情况汇报。6月9日，谷牧在广州珠岛宾馆听取广州、湛江两市负责人汇报时发表了讲话。他强调指出，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不能再搞一般的引进加工业，而要搞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工业，“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地点，选得还可以，不过不要急于求成，全面铺开，要一小块一小块地搞”。

7月23日，广东省政府组织有关部门的负责人60多人到黄埔东缘现场勘察，审议了规划大纲。8月，经省委、省政府批准，《广州开发区规划大纲》作为广州市总体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上报国务院审批。12月5日，国务院批复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广州市对外开放工作的报告》，同意广州市在抓好老企业技术改造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位置定于黄埔区东缘、珠江和东江干流交汇处，总面积为9.6平方公里，首期开发夏港两侧，面积2.6平方公里。

开发区地理位置优越，离广州市中心32公里，南与番禺莲花山隔江相望，西与五山、石牌高教科技区相邻，东南毗邻港澳，水路直达香港为88海里，东面距深圳114公里，与珠海相距150公里。这里地势平坦、开阔，有大片土地可供开发利用。这里水陆交通便利，拥有铁路、公路、海运、空运等多种交通条件。黄埔发电厂就在附近，东邻有东江新塘水厂，可提供充足的生活、生产用水，南端的黄埔港和新港是我国重要的出口港之一。开发区有着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市场条件。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兴办宗旨和建设目标是：从广州市经济结构的特点和优势出发，引进国外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引进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和引进专业技术人才，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为全市乃至全省和内地企业的技术进步服务。开发区的建设项目强调技术的先进性和现代化水平，其目标是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花园式的科技、生产、经营相结合的新技术工业城区，成为广州引进、消化、推广和开发新技术的基地。

开发区按照不同的功能，划分为南围综合区、港前工业区、东基工业区、西基工业区、北围工业区和云埔（东）区等六个小区。

为加快开发区的建设速度，国家和省、市有关部门陆续在开发区内设置派出机构，为国内外的投资者提供业务上的方便。银行、海关、边防检查、商品检验以及工商登记、税务等在区内设立办事机构，开展业务。根据国家有关扩大自主权的规定，开发区给予前来投资、合作和进行贸易活动的国内外人士、企业提供一系列的优惠待遇。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根据市政府的授权，参照经济特区的规定，审批外资引进项目，为投资者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并按照有关条例、法规保证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开发区在立法、法规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在省、市有关部门的支持帮助下，先后拟订出开发区暂行条例以及技术引进、土地管理、工商税收、企业劳动工资管理、企业登记管理等七个规章草案，上报市人大或市政府审批后颁布施行。

1984年1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到广东等地视察。他肯定了广东的建设成就，肯定了试办特区的路子是对的。邓小平回到北京以后，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一些领导人座谈，讨论进一步办好特区和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的问题。他指出：“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并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邓小平的倡议，得到在座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致赞同，认为这是中国继续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一个重要战略措施。

根据邓小平的倡议，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于3月26日至4月6日在北京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确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在扩大地方权限和给予外商投资者若干优惠方面，实行一系列放宽的政策和措施，改革现行的管理制度，以增强对外经济活动的活力。并允许有些城市可以划定一个有明确地域界限的区域，兴办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集中举办中外合资、合作、外商独资企业和科研机构，使之成为发展中国对外技术合作的“窗口”和基地。这是加快对外开放步伐的又一战略决策。

广州被列为沿海开放城市，不仅可促进广州自身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且可将起到全省中心城市和带动整个华南地区经济腾飞的作用。市委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因此给予高度的重视，进一步扶持开发区的发展。

1984年12月28日，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了隆重的奠基典礼。广东省、广州市、广州部队的负责人以及中外来宾3000多人出席了奠基典礼，正式揭开了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序幕。

采访者：我们曾看到一些材料，说您拎着几个公章，带着几个人，就到黄埔开发区白手兴家。

朱森林：这是文学家的写法。去开发区时，确实有这么一个形象说法。当时没有办公地，我要求市总工会把坐落在此的海员俱乐部让给我们使用。办开发区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任务与权力，赋予什么政策，启动资金的来源，具体的规范、实施。开发区基本上是参照经济特区的模式，有较大的自主权，即相当于市一级的管理权。正局级干部市里批，副局级干部开发区管委会批，政策相当于特区的政策。梁灵光省长很重视，省政府专门拨款3000万元，作开发资金，不能作其他用途。后来凡是搞开发区的人到广州开会，都很羡慕，说省政府是按特区政策。接着是规划用地，那里是一片蕉林，与农民协商，以每亩2万元征收，从市里调了一批干部，解决了许多方面的问题。

由于土地是冲积地，软土层很厚，只好用抽沙填土方式解决。开发区的做法是：在起点、布局上以高新技术为主。有的不是高新技术项目，但只要能积累资金的项目也上。从这点来看，实事求是。

搞“依托工程”，所需人才、技术，通过市里解决，强调市里各个局、公司引进项目时，把重点放在开发区，要求每个工业局都在开发区布一两个项目。开发区搞得最好的项目是宝洁公司等，曾经一年交税10亿元。后来搞易拉罐、可口可乐、钢隔板、厨具等，当时技术含量高的是制造人工心脏瓣膜的工程。现在开发区还创办了一个“留学生创业园”。

创办开发区，一是从实际出发，二是依托“母城”。至于规划道路等基础设施方面做得都很好。当时开发区9.6平方公里，大连、天津开发区60平方公里，苏州更大。现在广州开发区也扩大到黄埔罗岗、增城永和，有100多平方公里。

总的来说，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是顺利的。14个沿海开放城市开发区交流经验时，认为“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津）”开发区做得较好。2003年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GDP 400多亿元，财政收入80亿元。2004年增长幅度更大。

五、调整产业结构，进行技术改造

采访者：20世纪80年代广州市在调整产业结构，进行技术改造，促进“广货”更新换代方面，有哪些突破性的进展？

朱森林：我直接抓的是广州国有企业改革，企业承包责任制，激活企业活力。几个大厂逐个开会落实，如广州钢铁厂、广州重型机器厂、广州纸厂等，我亲自带队组织工业管理部门、财税部门去落实经营承包责任制，特别是广钢，引进粤海资金，享受中外合资企业的待遇，使企业活起来。这几个厂后来发展很快。关于结构调整，如何把广州轻工业企业优势发挥出来是关键。具体来讲有“三大件”：手表厂引进瑞士技术，自行车是“五羊”，缝纫机是“华南”，作为当时的“三大件”有一定的优势。

纺织方面，除了第一棉纺织厂是老厂，第二棉纺织厂是新厂，江泽民总书记到广州参观时专门到二棉参观。广州纺织业，特别是针织业在全国领先。我们特别关注珠江钢琴厂的发展，鼓励他们把这个“独生子”发展好，现在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钢琴企业。一度成为广州旗帜的是广州味精厂，该厂落实岗位责任制，加强企业内部管理，降低企业成本，是当时广为宣传的一个突出典型。广州白云山制药厂也很好，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和许士杰同志都到厂参观过，白云山制药厂一度成为农工商企业旗帜。

新的珠江啤酒厂搞得很好。我在任期内开始建厂，投产时我参加，现在产量规模很大，达60万吨。投产时15万吨。北有青（岛）啤，南有珠（江）啤。珠啤在全国影响很大。

结构上：轻工业做大做强，发挥原有的优势；重工业也摆到一定的位置，老的进一步改造，新的打基础。政府当时重视广州钢铁厂改造，给予一定的政策，提高普通钢材（罗纹钢）的质量，后来建了无缝钢管，对建筑材料业做了一定的贡献。在开发区筹建钢薄板厂（现在已经建成）。

另一个是广州石油化工总厂的扩大规模和上乙烯工程。广州最早提出上乙烯，茂名也提出上。当时我们提出依托原来的广石化上乙烯，国务院也表示同意。上了以后，以广石化为依托，广州与中石化联合投资。后来常务副市长雷宇到北京，提出石化由广州办，广州乙烯变成自己投资，因为融资困难，建设周期长，加上市场不太景气，这样乙烯一投产就出现亏损。

汽车工业。广州引进法国标致汽车。标致存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情况。先天：中央兴办三大、三小汽车。广州是三小之一，原是搞农用车，带拖斗，国产化拖延，发动机过时。在经营思想上，标致公司要求省政府下命令，全省所有出租车都用标致车，这办不到。因为市场经济，要讲竞争，它没办法就退出。到后来，黄华华、林树森找到日本本田汽车公司，这是因为开始搞本田摩托车，后来省里准备把摩托车放在佛山。我当时在市里主持工作，认为自行车不行，摩托车一定要上，一定要争口气把它办成功，由于有了五羊摩托车的成功，在黄华华、林树森同志的进一步促进下，广州与本田公司合作生产汽车成功。本田提供最新技术、设备，在广州投资建厂。目前本田在海外最好的是广州本田。

话又说回来，广东曾有人宣称取消把汽车工业作支柱产业，我劝广州的同志不要动摇，汽车工业不能放弃。标致作为一个失败的典型，但也是广州的一个起点，这为后来的成功积累了经验教训。

广州从叶选平同志决策到我继续，把花都的珠江水泥厂作为建筑业的一大项目（120万吨水泥厂）搞了起来。原来广东高标号的水泥厂除了西村水泥厂外产量都不大，不适应发展需要，省里在云浮建60万吨水泥厂，广州下决心搞大型水泥厂，这个路子是对的。

发展轻工业没有重工业做基础不行，轻工业生产里速食面生产线在全国领先，开始是引进生产线，后来广州仿制了生产线，做得也可以。

六、如何评价80年代广州经济发展速度

采访者：20世纪80年代广州经济发展速度曾一度低于珠江三角洲其他地区，原因何在？广州市采取了哪些对策？

朱森林：这是较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六五”、“七五”期间，从统计数字来看，广州落后于珠三角。“六五”期间，广东GDP年平均增长15％以上，广州增长13.68％；“七五”期间，广东GDP年平均增长12.3％，广州增长10.83％。对这个问题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从横向来看，广州与全国其他大城市相比。二是从纵向来看，广州和省相比。

从横向看，广州与全国十大城市相比，大城市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1980年，广州经济实力综合指数在全国十大城市中排第6，居中下水平。1992年，广州综合实力跃居第3位，仅次于北京、上海，超过了天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第一。

我从1987年下半年到1988年，提出了一个口号，内部做工作，对外不宣传：“超天津”。当时市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时，发了有关天津的一些材料，提出超天津，超过直辖市。经过几年努力，1992年超过天津。

横向之间有许多可比处，这样比较有说服力，因为体制、机制和财政负担等方面有许多相同之处。

从纵向方面来看，广州与珠三角相比，广州发展的数据落后于珠三角。珠三角人缘地缘具有很大优势。广州在发展速度上落后于珠三角，落后于全省，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是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改革难度比较大。

广州国有企业数量多、比重大，改革难度也比较大。因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各大城市都有相同之处。

其二是财政负担重。在投入上资金紧张，这是老问题，大城市的通病。广州财政收入2/3上交，1/3留下。财力用于扩大投资规模等方面受到限制。以1980年为例，全市财政收入15.53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收入最多的，上交10亿元，留下才5亿多元。到1990年，上交60％。从90年代起，市财政可支配收入减少6亿多元，连续出现财政赤字，老城市负担比较重，而且还要上交省，支持其他地方。当年全国搞计划单列市时，广州提出财政上搞单列，但省里没有同意。全国单列市财政都单列，唯独广州不是单列。

其三是城市建设中基础设施欠账多，影响城市发展。电、气、学校、医院、居民生活等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城市气化率不到7％，电力供应开三停四，开四停三，电力严重不足。

其四是在信贷资金管理上不灵活，管得较死。

省内连续几年都是贷款大于存款，特别是珠三角，而广州正相反。一方面管得死，另一方面思想不解放。对广州的评价是“守法”。报纸专门登载15个城市交流信贷经验，广州是个“守法户”。珠三角地区的领导则采取“既不当守法户，也不当违法户”，打“擦边球”。“六五”“七五”期间，广州在利用外资上落后于珠江三角洲。珠三角利用外资，搞“负债经营”，加快了经济的发展，但是也留下了后遗症，不良信贷资金多。信贷资金要形成“借用还机制”，不良资产多，是一个大问题。

另外，1989年政治风波多少影响了广州，虽然影响不太严重，但还是有，广州作为省会城市，受冲击比珠三角城市大。相比之下，珠三角发展有以下优势：计划经济影响小，思想解放程度高，对外开放程度高，经济结构灵活性、机动性比广州强，珠三角用“三来一补”形式引进外资，负债经营规模大。1990年贷款1265.7亿元，多于存款600多亿元。

地缘方面，珠三角周边土地广阔，使用率高，成本低，地区优势明显。广州因为包袱重，离退休人员多，而乡镇不存在这些问题。

对于广州发展速度落后于珠三角，广州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强调“敢”字当头，水路不通走陆路，陆路不通走山路。二是对广州再认识，通过全市干部大讨论，认识广州的特点、优势，制订经济、文化、科技发展战略，这是对广州再认识的产物，对广州发展起了导向作用。三是学习珠三角，如利用外资的八个方法，合厂合资，厂房租赁，易地改造，一步到位。

七、发挥广东优势，加强粤港澳合作

采访者：您在主政穗府、粤府期间，在发挥广东优势，加强粤港澳合作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朱森林：早期对与港澳合作，广州市梁湘等曾提出“倚靠港澳，发展广东”。后来，省里在以下几个方面合作：

重点项目的合作，包括基础设施、服务业、第三产业、金融业。1994年组织“建立广东发展新优势”研讨会时，提出“建立广东发展新优势”。更深背景的是，小平南方视察以后，提出浦东开发，广东就有一种担心中央把重点北移，冷落自己的失落感，认识到广东的地位在减弱。随着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由局部实验转向总体推进，随着开放重心的转移、开放格局的转变和政策优势、体制优势的弱化，广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广东如何增创辉煌，如何在第二次创业中“更上一层楼”？成为省委和省政府面对的一个严峻课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广东不能停留在原有的基础上，要创造新优势，要有新发展。

我在1994年10月向江泽民同志汇报过以上情况。之后，江泽民同志在深圳考察时提出“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江泽民同志虽然是在深圳讲的，但也是针对广东全省的，于是我们就举起了这面旗帜。

早在1994年3月，在北京，我和谢非同志谈过这个提法。后在省府全体会议上，我提出建立发展新优势。9月，专门开过一次“建立广东发展新优势”的研讨会，发言的内容印了专集。增创新优势特别强调除发挥体制优势外，还要发挥区域优势，澳港合作是广东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资金的融通来源主要是香港。广州外资80％来源于香港，商品出口大多到香港，经香港转口到欧美。总之，广东经济发展，从资金、技术、销售渠道等方面需要与香港合作。

广东利用外资发展很快，1991年实际利用外资20亿美元，1992年达到48亿美元，1993年达96亿美元，1994年超过100亿美元。

利用外资，主要用于建设重点项目以及发展加工贸易，兴办合资、合作、独资企业。这几个措施使我们吸引外资的工作进入了飞速发展时期。重点项目如电力：大亚湾核电站1号机组、2号机组的投入运行，沙角B厂在我上任时刚开始建设，在我任期内建成投产，沙角C厂投产运行，与核电配套的从化吕田抽水蓄能电站一期工程建成投产，二期工程动工兴建，珠江电厂二期工程建设进展顺利，深圳妈湾电厂建成投入使用，深圳盐田港的建设与李嘉诚合作，广深高速公路融资在“六四”风波发生后，一度受到影响，后来融资10亿美元，加快建设，这对密切粤港联系起了重要作用，也是建成后效益最好的一条高速公路。虎门大桥的建成通车，沟通了珠江两岸。各个市、县也兴建了许多基础设施。

加工贸易出口比例占70%-80％，比合资企业还大。

这一时期有一个目标，主要围绕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作规划：2010年人均2万元，GDP达16000亿元。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多少投入？需要多少资金？利用外资的工作量很大。当时强调利用两个市场、两个资金，利用国际商业贷款如亚洲银行、世界银行的贷款，利用外资直接投资。

为什么能吸引那么多外资？除了前些年的基础以及一些外资企业在广东成功运作外，我们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策略，举办招商会，把我们的项目介绍给外商，吸引他们来投资。最成功的是1993年在德国汉堡，西门子总裁说：“我们无论如何要在你们广州地铁中占一席之地。”虽然西门子的报价比法国高很多，这时正赶上法国卖飞机给台湾地区，广州与法国的合作中断，给德国制造了一个机会。

与港澳联系合作方面除加工贸易、基础设施外，还有金融方面。我们把外资银行吸引进来，凡是到广州开分行的，开业时我都参加，表示对外资银行到广州发展的欢迎。

旅游业方面，除原有的香港游外，还大力开辟其他线路。我们还组织了许多到香港、澳门的旅客到广东，后来进行了签证改革，向国家建议实行从香港到广东72小时不用签证，划定游客活动的范围，当时划定的范围比较窄，现在比较自由，这也是与香港合作的一个方面。

（未完待续）

来源：《广东改革开放口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年版